貧富不均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經濟議題。我們都知道它的急迫性及所造成的嚴重影響,但對於如何解決、如何改善,卻毫無概念。本書作者為所得與財富分配研究之父,也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的恩師。在書中,他援引各種歷史數據及理論基礎,用淺顯文字及易懂的圖表告訴讀者,縮短貧富差距雖然不容易,但絕非不可能。
阿特金森直陳目前世界各國政府面對貧富不均時的盲點與缺失,並提出十五項扎扎實實的方案,從就業問題、稅賦改革、教育投資到福利救濟,機會與分配雙管齊下,希冀引發實質的轉變,減緩貧富不均的嚴重程度。
1944年生,英國經濟學家,所得分配及租稅公平經濟研究的開創者與巨擘,經濟學知名的「阿特金森指數」即是以他為名。現任英國國家學院研究員、牛津大學納菲爾得學院研究員、倫敦政經學院講座教授。
阿特金森教授一生獲獎受勳無數,他的研究與貢獻以兩個領域為主:一是不均與貧窮問題,特別是所得的分配和財富的跨世代移轉;二是現代公共經濟學,尤其是最適租稅制度。
影響力及於當今青壯世代經濟學家,包括《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提。皮凱提的研究師承阿特金森,深受其啟發,尊稱他為「所得與財富歷史研究教父」。
台大經濟系、英國倫敦大學經濟所畢業,專職從事筆譯中文十餘年,以財經商管、社會心理為主,用養孩子的心情對待每一本譯作。近期譯作有《膽大無畏》、《儉樸創新》(以上均為天下文化出版)、《阿德勒心理學講義》及《齊克果日記》等。
推薦序
導讀
緒論
第一部 診斷──初探貧富不均
貧富不均的重要性
以史為鑑
探討不均的經濟學
第二部 行動──縮小貧富不均的具體建議
技術變遷與制衡力量
未來的就業與薪資
財富與重分配
強化累進稅制
全民福利國
第三部 評估──因應各方批評的答辯
經濟大餅會變小嗎?
全球化是阻礙嗎?
我們負擔得起嗎?
未來展望
在本章中,我要探討幾個為何我們應該擔心貧富不均的理由,以及貧富不均和核心社會價值觀有何關係。現代社會到底有多麼不均等?貧富不均為何加劇?一旦我們從更大格局中看出模式,之後就一定要更深入探索:統計數據裡包括什麼,又漏失哪些?分配線的每一點上是哪些人?
本書要討論有哪些方法可以縮小貧富不均。而在一開始,我們必須先說清楚這個目標的內涵是什麼與不是什麼。請讓我從剔除一個很可能出現的誤解做為起點:我並不想消弭所有經濟性的差異;我的目標不是齊頭式的平等。確實,某些經濟性的報酬獎勵有差異,既合情也合理。反之,我的目標是要把貧富不均降低到目前的水準以下,因為我相信,現在的差距太嚴重了。我特意以變動的方向來提出這個命題,而不談最後的目標水準是多少。至於什麼樣才是可接受的貧富不均差異,讀者或許各有定見,但大家都應該同意目前情況讓人難以忍受,也非長久之計。
在本章中,我要探討幾個為何我們應該擔心貧富不均的理由,以及貧富不均和核心社會價值觀有何關係。之後,我會先檢視實證證據。現代社會到底有多麼不均等?貧富不均為何加劇?一旦我們從更大格局中看出模式,之後就一定要更深入探索:統計數據裡包括什麼,又漏失哪些?分配線的每一點上是哪些人?
機會不均與結果不均
一聽到「不均」一詞,很多人都會用追求「機會均等」來思考問題。這詞經常出現在政治演說、政黨政綱、競選活動的辭令當中。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口號,而且很有歷史淵源。在其經典論文〈平等〉(Equality)中,十九世紀英國經濟史學家理查‧陶尼(Richard Tawney)主張,所有人都應該「能平等的將他們擁有的力量發揮到極致。」近期的經濟學文獻延續美國經濟學家約翰‧羅莫爾(John Roemer)的研究,將決定經濟成果的因素分成非個人力量所能控制的「環境條件」(例如家庭背景),以及個人應該負責的「努力條件」。當前一類的變數(即環境條件)不會影響最後結果時,便達成機會均等。如果有人努力讀書、通過種種考試,之後進入醫學院,那麼他們身為醫師因而得到的較高薪資,至少有一部分(但不一定是全部)都可歸功於努力。反之,如果他們之所以能進入醫學院是出於父母的影響力(比方說,校方偏好讓校友的子女入學),那這便是機會不均。
機會均等這個概念很誘人,但難道這表示只要機會均等,就算結果不均也沒關係嗎?就我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即便是最初在意「公平競爭環境」的人,結果不均對他們來說也很重要。要了解其中道理,我們要先檢視「機會不均」與「結果不均」這兩個概念的差異。機會不均基本上是一個「事前」概念(每一個人應該從相同的起跑點出發),但重分配活動的重點在於「事後」的結果。覺得結果不均不重要的人,認為擔心事後的結果毫無道理,他們相信,當人生競技場的遊戲規則達到一定程度的公平之後,我們就不應該問結果是什麼。我認為這番論點是錯的,理由有三。
其一,多數人都無法接受完全視而不見人生起點之後發生的事。很有可能一個人很努力但運氣不好。假設有人落入貧窮線,在任何人道社會裡,這樣的人都應該要能獲得協助。此外很多人也認為,當社會伸出援手時,根本不需要問為何這個人會落到這步田地。經濟學家拉維‧坎伯爾(Ravi Kanbur)和亞當‧瓦格斯戴夫(Adam Wagstaff)提到:「評估一個人究竟是因為環境條件還是努力條件……才落入需要接濟的地步,然後根據評估結果決定要不要出手幫忙。」這在道德上很讓人反感。因此,結果之所以重要,第一個理由是我們無法忽略承受人生難熬困境的人,就算(事前性質的)機會確實均等亦然。
但結果的意義不止於此,而這也導引出結果不均很重要的第二個理由:我們需要從機會當中區分出競爭特性與非競爭特性。後者確保所有人都有相同機會可實現各自的人生計畫。若以運動來打比方,就像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拿到游泳課程結訓的證書。反之,機會的競爭性質,指的是我們只有相同的機會參與競賽(游泳比賽),但可以從比賽中得到的獎勵並不相同。在這方面,通常的情況是(事後性質的)獎勵不均等,因此才產生結果不均的問題。獎勵分配差異極大,所以我們才要投注大量心力,務必確保賽局的公平性。獎勵大致上是根據社會架構制定而成。社經制度決定勝出的人能贏得的是代表榮譽的花環,還是白花花的300萬美元(等同於2014年美國網球公開賽冠軍獎金)。決定獎勵架構的因素,是本書主要的考量點。
最後,必須考量結果不均的第三個理由是,這會直接影響機會的性質—下一代的機會。今天的事後結果,會形塑明日的事前局面:今天由於結果不均而受惠的人,會將不公平的優勢傳給明日的下一代。現代人對於機會不均的擔憂、對於社會流動受限的擔憂,已經隨著收入及財富的分配愈來愈不均等而日漸升高。這是因為家庭背景會對結果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取決於背景和結果之間的相關性有多高,以及家庭背景有多不平等。這個世代取得的不均結果,是下一代人可承襲的不公平優勢源頭。如果我們擔心未來的機會是否均等,現在就要開始擔心結果不均的問題。
憂心不均的實用性與本質性理由
綜上所言,降低結果的不均程度相當重要,就連認為機會均等便是終極目標的人也不可否認。這是達成目的的手段。同樣的,幾本深富影響力的著作,如喬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的《不公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凱特‧皮克特(Kate Pickett)與李察‧威金森(Richard Wilkinson)合撰的《精神層面》(The Spirit Level)也提出其他實用性理由,說明為何我們應該擔心結果不均。他們主張,我們應該降低結果不均的程度,因為這會對目前社會造成不良後果;他們將愈來愈嚴重的不均,歸究於社會缺乏凝聚力、犯罪不斷增加、健康狀況不良、青少女懷孕、肥胖,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政治學家發現,貧富不均和金錢二者與民主選舉結果之間,存在雙向關係,其特色便是「意識形態和財富不均之雙人舞」(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經濟學家們將不斷惡化的經濟表現歸咎於貧富不均愈形嚴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2012年的年會上發表演說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嘉德(參見簡介)提到她的「第三個里程碑:因應貧富不均和形塑未來世界成長的性質」。她繼續說:「近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告訴我們,更穩定的總體經濟狀況與更可長可久的成長,和縮小貧富不均息息相關。」拉近貧富差距會帶來多大的間接益處仍有待討論,我會在第九章時再回過頭來談不均等和經濟表現之間的關聯。
摘自《扭轉貧富不均》第1章
什麼是「貧窮」(poverty)呢?世界銀行曾提出每人每日生活費用低於1.25元為標準,全球約有12億人口生活於「貧窮」範圍內;這種「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概念雖簡便,卻不適用於許多國家(包括我國)。事實上,大多數國家的「貧窮門檻」是取決於經濟分布的一個適當位置,低於該門檻者才會被認定為貧窮(官方貧窮的認定通常還會加上其他條件);因此,若要了解貧窮,需更廣泛一點來問,一個社會的「不均」(inequality)該怎麼來看?
阿特金森這本《扭轉貧富不均》便提供一個多元、具國際觀且務實的看法,不僅可提供人們對於不均現象的認識,給決策者帶來一些政策擬定的啟發,也可以是一本很好的大學教科書,特別是針對唸社會科學的人,因「不均」乃是社會科學的起始點。
全書分為三部分,首先診斷不均現象,其次,阿特金森提出建議,最後則討論建議的可行性。簡言之,這本書先教我們先認識「不均」現象,才能找出原因,接著提出改善方案,才不至於亂槍打鳥,病急亂投醫!最後,他不像一般經濟學者只是指點江山,他很務實地從行動者、國家與國際社會的角度來討論,所提的意見究竟可不可行?
讓我們先回頭看看前述國內的狀況,解釋問題在哪裡?然後,看阿特金森在書中如何來分析與解答這些相關問題。
財富重分配才是不均的關鍵
有人會問,「不均」難道只看「所得」嗎?其他非列入所得的「財富」(如不動產與資本利得)更可能是不均的來源。沒錯,阿特金森也特別提醒這點,認為現有不均的測量並未充分反映出實際的不均,例如自雇所得與房地產收入在許多的調查中涵蓋率很低,而這類收入多半落在所得分配較高的人或戶。這種情況,台灣也不例外。
《經濟學人》2014年曾報導,美國最有錢1%人口的所得從1970年代占全國9%增加到22%。彼得‧聖吉在2012年《必要的革命》一書中,也指出全球前兩百大富豪財富等於最窮25億人口年收入總和。根據《遠見》雜誌2015年3月的報導,國內前四十大富豪2012年資產總計達844.5億美元,占我國國富毛額的13.5%。因此如阿特金森所說,不均才是二十一世紀的關鍵議題,於是他在第一章就對家戶總所得做了仔細的分析與討論,這是理解不均的重要一環(見該書第一部)。
確實,即使根據家庭收支調查也可以提供不同的不均指數,例如家戶總消費或儲蓄的差異、工作所得者薪資的差異等;採用報稅資料也可以呈現所得前1%的歷年繳稅趨勢,看繳稅金額與占總稅收比例是愈繳愈多,還是愈繳愈少?另外,移轉前與移轉後不均程度的改變,也可用來觀察「重分配」(主要包括稅賦與社會福利)的效果。這些都可以讓我們更廣泛地認識不均。
阿特金森進一步從歷史資料觀察,並認為勞動所得在不同職業與階級上呈現不同趨勢。職位高者所得增加相對較快,是不均的重要來源,於是他認為需要在產業內設定所得倍數範圍,一方面將低薪者往上頂給予最低薪資保障,另一方面對高薪者從稅制中建立再分配機制(建議邊際稅率可達65%)。他也同意,皮凱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提到,資本報酬率在近年來快速增長,並超過經濟成長率,因此導致貧富不均的擴大。
二十一世紀勞動市場:世代不公、社會福利與非典型工作
阿特金森有別於一般經濟學者,不只強調生產力,更對分配與不均有更多著墨,他並嘗試提出具體可行改善措施。在十五項具體建議當中,雖然是以英國為基礎,他卻試圖應用到歐盟各國。他觀察到近二十年來所得底層的停滯,加上落入貧窮者許多仍擁有工作,亦即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發現問題癥結在於缺乏穩定的工作與薪資的最低保障。雖然全球化導致市場力量更為強大,他認為仍有制衡的可能,並由此建立機制來降低不均(不論是機會不均或是結果不均)。他根據實證資料指出,二戰後到1980年代間,貧富差距維持在相對較低的範圍,可見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二者關係並非絕對。因此他認為政府不能只想創造最大就業量,而應想辦法把非自願性失業降到最低,並同時注意二十一世紀勞動市場的新特質。
不均的發生可以在世代內,也會在世代間產生。如果只是發生在世代內,也就是個人憑藉來自遺傳的天分,自己的打拼,以及難以解釋的機運,而有不同成就與收穫,這樣的不均還不至於被其他人所憎恨(阿特金森所說的競爭性不平等)。可是,當前社會許多的不均是發生在起跑點的不公(阿特金森所說的非競爭性不平等),這通常來自於環境(家庭背景、社會結構、國家資源等)與世代間的移轉;人們對不均現象感到無力感,通常是來自於世代間不公平的移轉!因為透過自身的努力競爭,未必能超越結構性的不公。
例如,有錢人家居住在好地段,子女從小衣食無缺,有機會進入明星學校且一路升學順暢,畢業後在就業市場中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又可能因上一代的關係在職場上而有較好的機會與選擇;接著,在婚姻配對上,因學歷與職場的相似度產生「新門當戶對」,這樣組成的家庭,不僅延續上一代的優勢,還可能加深貧富的差距。阿特金森對此主張,要針對遺產或贈與採收取累進資本終生稅。換言之,一個人一輩子能獲取遺產或贈與是透過累加,超過上限即課予重稅,減少跨世代財富的累積;另一方面,他也建議所有人到成年時,都應得到一筆資本稟賦(capital endowment),這是拉平起跑點的一個辦法。
至於如何透過社會福利,在下一代中減少不均(見第十章)?特別是兒童福利方面,他認為需要更積極投資,也支持普及式不排富的補貼措施,才能讓有錢人覺得自己沒有被排除,也會更樂意交更多的稅,透過阿特金森所主張加強累進效果的所得稅制,更可以發揮再分配效果。在「不拋下任何一個孩子(no child is left behind)原則下,他甚至建議應該在全歐實施統一的兒福補貼政策,讓所有孩子擁有基本人生起點。
阿特金森並指出(第五章),二十一世紀勞動市場出現大量非典型工作(約聘、臨時工作、零時契約)為其特色;因此一個人的工作型態可能是多個工作的組合,導致失業與就業(有全職工作)間的界線逐漸模糊,而影響到目前社會保障的設計,以及改善不均的方法(見第八章)。在他眼中,市場中有許多不同的行動者(勞工、消費者、企業、政府、國際組織),這些行動者間的權力平衡影響市場結果;因此要降低不均,需要各方行動者以較為平等的方式進行協商,這不僅是在單一經濟體中應當如此,在國際合作也應該如此。
雙重兼顧理論與實務
在立論的方式上,阿特金森亦顧及理論與實務的雙重面向。一般說來,對於經濟學的批評或反駁,通常會透過實證資料來證明經濟理論預期與實際情況不合,或是就經濟學模型的預設加以反駁。這些常見方法都被阿特金森運用以強化本身的立論(見第九章)。除此之外,他更就理論來談理論,先以理論預設的不切實際來反駁反對市場干預者的理論基礎(伯瑞圖效率,Pareto efficiency),接著透過薪資水準的模型來推論:市場可能造成的結果不只一個。由此,作者試圖說明政府的干預並非必然對市場產生負面影響、公平與效率也非必然衝突。至於阿特金森的主張是否過於昂貴而難以落實?在書中第十一章,作者便透過稅賦福利模型進行試算,以說明其主張的改革措施在政府財政面相上是可行的。
阿特金森的目標是要將當前逐步擴大的貧富不均程度,帶回到1980年「貧富不均轉折點」之前。同樣的,台灣也曾在那個年代同時有高度經濟成長率與較低的貧富不均,那樣的「均富」,有什麼道理,在現在或未來幾年做不到呢?。
摘自《扭轉貧富不均》導讀
《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經濟學人》、《衛報》一致推崇
師祖出馬,就是不同!……我喜歡阿特金森的寬廣視野、旁徵博引、上述古典經濟論著、下接晚近諸多文獻。這是我近年少見有通識水準的社會科學論述,值得閱讀,也值得仔細咀嚼。
──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院士 朱敬一
本書可視為《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續篇,其所提的貧富懸殊之衡量指標及數字更嚴謹、細緻、多元,且更具可信度,而作者提供的諸多改革政策很可能會被政府採用。所以不論贊同或不認同本書觀點的讀者,都有必要去了解,並由此得知公共政策的利弊得失且能有效監督亦制訂相關政策。
──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吳惠林
在台灣近來的公民運動中,掠奪公家資源、黑心而無良的大財團也成為民意所憎恨的對象。除了政治與社會面的觀察,我們更需要經濟學家的解答。本書作者為專業上受肯定的經濟學家,他重新聚焦於主流經濟學所漠視的不平等問題,並且以深入簡出的方式,解答一些門外漢常見的疑惑。對於未來的台灣執政者而言,如何採取本書建議,以未來為取向,並兼顧公平正義與經濟發展,將會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何明修
薪資停滯伴隨著所得及財富分配惡化,近年來已成了許多國家的共同焦慮,並造成中產階級萎縮、貧窮人口增加等現象,這對個人發展、社會穩定或經濟成長,都會造成不利影響。阿特金森Atkinson教授主張,「教育與訓練」之外,國家必須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否則財富、機會與能力的不平等,很有可能就會一直世襲下去。本書許多觀點都值得深思。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林全
本書與《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相輝映,提出不少縮小貧富差距的新觀點,包括:提高遺產及贈與稅,用於每個國民成年時公平分配到一份創業資本,提高所得稅與房產稅稅率並擴大稅基,放寬主權基金投資以平衡債務提高政府淨值,獎勵擴大就業與勞工技術升級的科技創新,維持公共服務,給勞工更多協商權力、提高基本工資以避免工作貧窮、提高兒童福利而非老年福利、實施基本所得制度等,值得讀者深入思考。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宗弘
這不是百分之一的社會,這是百分之百的社會,當貧富差距已來到史上最高,當政府仍執意向財團傾斜,革命的火焰一定會捲土重來,最終還是會傷害到民主體制本身,就像史迪格里茲講的:「整個歷史上,頂層百分之一最後都會學到這點,但往往學得太晚。」
──熱血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黃益中
很少人願意貧窮,但也很少有人能提出解決貧窮之道。《扭轉貧富不均》一書透過扎實調查與研究,企圖找出不平等的問題所在,並提出解決的行動方案。沒人知道這些方案是否真正可行,但作者卻很有誠意地提供我們論辯的知識與解決的可能。
──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管中祥
本書提供一個多元、具國際觀且務實的看法,並提供人們對於不均現象的認識,給決策者帶來一些政策擬定的啟發。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薛承泰
天下文化不會主動以電話等方式,告知您因訂單錯誤或分期付款等原因,需要您親自到ATM操作修正, 或請您提供往來銀行電話、信用卡資料;亦不會以 「問卷」或「中獎」形式通知您提供個人資料或要求匯款, 若您接獲此類可疑電話,請與我們連繫確認或撥打165警政專線求證,以確保權益。請勿聽從任何指示到提款機(ATM)做任何操作。
退換貨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