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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媒體人張作錦先生，長期服務於新聞界，
每天關心的，都是發生在遠近週遭，對每個人都有切身利害的活生生的事。
本書是他最新的「時論散文」，他將自己對時局的觀察與市井小民的心聲發而為文，
不僅篇篇切中時弊，發人深省，且文辭溫厚，洞燭機先，充滿救世自任的情懷，讀來令人低迴不已。
本書集結了資深媒體人張作錦先生近年來在聯合報、遠見雜誌所發表的「時論散文」。全書共分五部，57篇論述，有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知識分子為官與否的省思，及對政黨輪替前後的台灣政治、民主及經濟環境改變的深刻觀察。
張先生是新聞界前輩，學養深厚的諍諍之士，他引用民國詩人吳芳吉的話，「三天若沒有書寫民生疾苦，不管寫了多少文章，都覺得對不起天下蒼生」，因此他將自己對時局的觀察與市井小民的心聲發而為文，不僅篇篇切中時弊，發人深省，且文辭溫厚，洞燭機先，充滿救世自任的情懷，讀來令人低迴不已。
自序 文章辜負蒼生多
第一部 歷史溫情與敬意
*吳哥窟前的閒愁
*那夜，在安德海故宅，思前想後
*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
*千年故壘英雄盡
*無名英雄的名字
*本朝之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
*海瑞升官
*李登輝一人之病，重於二千萬中國人之死
*感懷胡適和葉公超為官的清廉
*誰憐愛國千行淚
*今天來看胡林翼的那口血
*宋子文和張俊雄面對的歷史責任
*登斯樓以四望兮
第二部 知識分子入廟堂
*知識分子，要不要做官，怎麼做？
*從洪亮吉到璩美鳳
*龍應台，當不當官，不重要
*丈夫無苟求，君子有素守──願陶百川先生之靈化為救火的鸚鵡庇佑台灣
*仍然要「多研究些問題」
*袖手乾坤看日斜？
*我們的「國民素質」有人「憂思」否？
*痛心陳維昭校長的痛心之言無人理會
*震耳欲聾的台灣！
*在喧囂的台灣社會尋找思想家
*說「智慧」
第三部 船堅砲利回頭路
*尋找「中國廿一世紀開幕第一人」
*台灣要走中國「船堅砲利」的回頭路？
*軍購全球第一，國家安全未卜
*與章念馳隔海唱和
*尚思為國戍輪台？
*彈丸小國的生存之道
*直航：政府不可以折磨人民為樂
*台灣的「國際觀」就是「美國觀」？
* 因為害怕才說實話
第四部 台式民主論成敗
*台式民主：用刀叉吃人肉的文明？
*民主並不能保障國家不走向衰亡
*台灣，成於民主，敗於民主？
*台灣能有「好人政治」嗎？
*盧梭仍在找尋一個好政府
*台灣人民最自由
*選民不愛誠實的候選人
*上教堂和不上教堂時，信仰應該一致
*國如失財，終將失國
*沒人下廚，哪來午餐？
*當國者要為國家省大錢
*為政不可有「雷納多觀點」
第五部 需要源頭活水來
*沒有道德的自由社會從未存在過
*當謀略成為台灣社會的顯學
*恆稱台灣之惡者可謂愛台矣！
*享社會名器榮耀者應盡社會典範責任
*李國鼎的「第六倫運動」將人亡政息？
*紅綠燈下的交通警察
*殺人，不得已而為之
*清潔公廁比處理核四難
*台灣的源頭已缺活水
*台灣的新「品牌」是什麼？
*真有「夜郎自大」這回事？
*從雞蛋和冥紙的夾縫中觀察台灣
★龍應台，當不當官，不重要
●重要的是，台灣的政治環境，還能不能容許知識分子從政？
蔡惠萍寫的《龍應台當官》，乍看之下，書名好像太直接了一些，與文學講求的婉約和隱喻不相合。但仔細一想，這書名的涵意倒也相當豐富，包括龍應台為什麼當官，怎麼樣當官，以及還要不要繼續當官。
中國知識分子讀聖賢書，認定應該把智能貢獻給國家同胞，自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既要服務大多數人，只有借重國家機器才辦得到。所以在傳統上，中國知識分子是要當官的。
但知識分子重視性靈，愛惜人格，既不屑低三下四，更不肯同流合污，雖然願意當官，但不免有很多躊躇與疑慮。那些海濱垂釣、田野躬耕的隱士與賢者，未必是等待他人三顧四請，而是一時下不了從政的決心。待到出仕，一旦發覺自己與官僚體制不能相容，要彎著腰去拿五斗米，很多事委曲還未必能求全，他們就倉皇逃走了。
陶淵明當了八十多天的彭澤縣令即掛冠求去，後人多半只記得他在＜歸去來兮辭＞裡所眷戀的田園風光，實則他在序中說得更清楚：「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所以，平生之志不能伸展，大概才是陶淵明棄官退隱的真正原因。
綜合來說，知識分子當官大體考慮兩件事，一是尊嚴能不能維護，一是理想能不能達成。有時候，有大懷抱、大胸襟的人，只要理想能實現，個人的委屈可稍加容忍。換言之，寧願「辱身」，不可「喪志」。
「龍應台當官」之所以受人注目，被視為今天知識分子從政的「個案研究」，因為龍應台一向是挑戰體制的人，手執火把，御風疾行；如今進入體制內當文化局長，要守官場的規矩，要繞過棘荊，避過陷阱，還要在各種意識形態的壓抑下交出成績。苦不苦？當然苦，所以龍應台不要幹了。
「文化」是什麼？要說清楚，得寫好幾本書。但一言以蔽之，「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自台北市「文化洪荒元年」之後，市民的「生活」有點不一樣了。現在大家可去「市長官邸」和「台北之家」喝茶、談藝術、聽演講，「中山堂」重新開放使用，本土和通俗藝術表演有「紅樓」，老市府成了現代美術館，「錢穆故居」和「林語堂故居」美化了台北的人文風貌，「國際藝術村」招引了眾多外來的藝術家、作家和詩人，使台北人的精神生活更充實。而「亞太文化之都」的結盟與活動，讓台北市民甚至台灣人民的心靈能走出台灣。
台北市文化局是各縣市首創。有人形容龍應台，一邊製造機器一邊生產成品。十一月一日在中山堂舉辦「文化一千天」成果展示會，參與「評分」的人似乎都覺滿意。「資深文化人」漢寶德說：「龍應台回台就任之初，我不看好她，但現在則希望她留下來──當然，要馬英九當選連任才行。」
為什麼只有馬英九才能用龍應台？政治人物的格局都要大一點嘛！說穿了，政治窄化了人的視野。龍應台的求去，不僅是因為每天工作十多小時，與家人相隔萬里，跟議會磨合困難，各方配合不夠因而功倍事半……，真正讓龍應台氣餒的，恐怕還是她的文化透視不僅看到了台北市、台灣省，也看到了全中國、全球華人，甚至整體的世界版圖，而生活在台灣的某些人，目光只注視到腳前三公尺的地方。在這樣的環境裡，龍應台即使留在跑道上，又能走多遠？
龍應台個人還要不要當官，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這樣的知識分子今後還要不要從政？台灣的政治環境還能不能容得下這樣的知識分子？這才是我們應該思索的事。（原載於二○○二年十一月廿八日聯合報）
★丈夫無苟求，君子有素守
──願陶百川先生之靈化為救火的鸚鵡庇佑台灣
●陶先生以其完整的人格，堅毅的操守，為知識分子樹立了典範
陶百川先生昨天走了，享壽一○一歲。他這一生，正像《陶百川全集》各書的書名一樣，《為自由呼號》、《為民主呼號》、《為法治呼號》、《為端正政風呼號》、《為兩岸共存呼號》、《為三聯統一呼號》……。從關心小老百姓的人權，一直關心到中華民族的安危，他力竭聲嘶地呼號了一輩子。
有人問他何苦乃爾？他講了一個故事：「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這個故事，出自周亮工的《因樹屋書影》。周是明朝的大吏，後降清，仍居高位，因遭劾罷官，復職後又坐事論絞，因赦得救。周亮工「鸚鵡救火」的故事雖然說得好，但其人品曾受議論。
而陶百川說完了這個故事，是言行一致地體現了故事的精神，以其完整的人格，堅毅的操守，為愛山的鸚鵡樹立了典範。
來台後作為「御史」的陶百川，確立了「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做人行事原則，當年他協同其他監察委員，彈劾行政院長俞鴻鈞。在那個所謂「威權體制」的時代，又身為資深國民黨員的陶百川，彈劾同黨的閣揆，這是石破天驚的大事，沒有大智大勇曷克臻此？
陶百川平生最服膺一句話：「辨冤白謗為第一天理」。他調查孫立人案，直指孫將軍忠於國家，沒有謀反的嫌疑。雖然礙於形勢，調查報告到解嚴後才能發表，但為歷史留下了紀錄。陶百川也曾為雷震的《自由中國》案以及《出版法》修正案，提案糾正行政院，為中華民國擴張了一些言論自由的空間。
沒有信仰民主政治而不尊重憲法之人。政府遷台後，中央民意代表遲不改選，陶先生認為這不合憲政精神，乃於民國六十六年主動辭去監委，以促成民代的全面改選。本於同一精神，陶先生百般呵護「黨外人士」，並毅然挑起溝通角色，不僅避免嚴重的政治衝突，且使「民主進步黨」提前成立，開啟了台灣的民主新時代。
陶先生晚年，最關心兩件事，一是台灣內部的安定，一是兩岸關係的發展。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他在一次演講中，展望「中華民國在未來十幾年的前景」。陶先生指出：「我國的前景，可能取決於幾個因素或問題。第一個是和平。這是說，和平將會決定我國走向天堂或走向地獄。」他解釋：「這所謂和平，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我國內部特別是黨派之間，朝野之間，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勞資之間，師生之間，能否增進和諧團結？二是我們和中共能否保持和平抑或再打內戰？」
民國七十六年以後的「十幾年」，不就是現在嗎？看看今天我們內部黨派、朝野、本省和外省、勞資之間的問題，以及兩岸之間的和戰，重讀陶先生的發言，我們能不不寒而慄？我們現在是走向天堂，還是走向地獄？時至今日，我們更需要這種有智慧、有遠見，而又有膽識說真話的人。
陶先生說真話是不選擇對象的。民國七十九年李登輝總統要兼國民黨主席，先生為文直言不可，因為那會造成各種弊端，事後證明都被陶先生言中了。陶先生辭世前三天，中華民國總統兼民進黨主席陳水扁去醫院探望他，陶先生如能言語，大概還會建議陳總統不要兼黨主席吧！
不論從哪一方面看，陶百川都是愛台灣、愛國家、愛同胞的知識分子。他為我們「呼號」了一輩子，以後日子要我們自己過，要我們為自己的福祉和前途「呼號」了。
願生活在台灣的每一個人，都受陶先生的感召，做故事裡的鸚鵡，努力濡羽救火，以慰陶先生的在天之靈。（原載於二○○二年八月十日聯合報）
摘自《那夜，在安德海故宅，思前想後》
張作錦 聯合晚報副董事長
文化界一位人士，曾經勸告朋輩，以後大家少寫「時論散文」，應該改寫小說。因為「時論散文」重點在寫事件，多半都有時間性，一旦事情改了，環境變了，場景不同了，文章就如謝季的花朵，留不下太多的東西。但小說不同，它基本上是寫人性，人性不會泯滅，所以作為文學主要形式的小說，永生長存。但是，就筆者個人而言，長期服務於新聞界，每天眼睛看的、心裡想的，都是發生在遠近週遭活生生的事，對每一個人都有切身利害的影響。社會大眾有意見，有煩惱，有痛苦，多數人卻無從表達。像我這類的人，何其有幸，有發言的途徑和機會，難道不應該多盡點責任？再說，若能給「時論散文」注入一些文學性，也是寫作者應該努力的方向。
民國詩人吳芳吉，雖只活了卅八歲，但關心國家同胞，有救世自任的情懷。他曾有詩云：
杈枒債主影如梭，避債難於蜀道過；
三日不書民疾苦，文章辜負蒼生多。
三天若沒有書寫民生疾苦，不管寫了多少文章，都覺得對不起天下蒼生。這種心懷，或可做為寫「時論散文」者的自許和自勉吧！能寫出這些小文章，又集成冊子，是很多朋友鼓勵、協助的結果。因為人數眾多，就一起致謝，不一一提出他們的大名了。（二○○三年元月下旬於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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