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

【導讀】民主的理想與實際──引介戴蒙教授新書　朱雲漢
【中文版作者序】民主的挑戰與機會
【引言】民主時代的開端

part　1　部分轉變的世界

第一章　普世價值
第二章　民主浪潮
第三章　民主衰退
第四章　民主的動力是什麼──談內在因素
第五章　民主的動力是什麼──談外來因素
第六章　支撐民主的力量──印度的故事

part　2　全球民主展望

第七章　拉丁美洲動盪不安的民主進展
第八章　後共產主義的分裂──東歐及俄羅斯
第九章　亞洲例外？
第十章　中東可能民主化嗎？

part　3　民主更新的道路

第十一章　使民主可行的方式

附錄

亞洲例外？

偽民主主義

如果民主要在亞洲與全世界成功的話，它就必須在威權體制最成功的地區取得勝利。當新加坡的經濟傲視所有非民主國家時，中國也已經進入長期的實驗，實驗中結合了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威權政體、經濟發展與穩定的成長──這些都是使新加坡領導人得以維持長期霸權的助力。

1986年，在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命令下，趙紫陽成立任務小組，著手研究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此項任務背後的動機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菁英普遍認為，「要推動經濟改革，就得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希望能解決共產黨過度集權所造成的效率不彰問題。鄧小平自己也憂心忡忡，把改革視為嚴謹的有效條件。1987年，他強迫解除黨總書記胡耀邦的職務，因為他過於傾向自由改革，對學生示威遊行過度包容。但是，接任胡耀邦祕書長一職的趙紫陽，他所信任的左右手鮑彤也贊同改革者的理想。他們召集一群「自由派知識份子與官員」，討論如何黨政分離、引進制衡做法、在共產黨內部建立民主機制（包括政治競爭與言論自由），並逐步建立「草根民主」（在更普遍保護大眾公民自由的情況下）。趙紫陽的想法相當大膽，他甚至建議各省人民大會（相當於美國州議會）舉行選舉競爭，只是大部分中國省分的人口，都比其他世界各國多很多。他的目標並非「自由式民主」，而是「自由化的共產黨體制」（liberalized Communist system），在這個體制下，共產黨可以用比較負責與透明的方式治國。

一年後，任務小組上呈一份討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與急迫性」的報告。即使報告中的建議相當籠統，但鄧小平依然提出警告：「我們不能放棄獨裁政體，更不得順應民主化的觀點。」1987年10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批准改革大綱；到了1988年，辯論的氣氛稍微緩和。但是，1989年4月，此計畫在內部爆發。中國的大學生與其他人在北京聚集，弔唁胡耀邦的過世，並抗議政府未對其過世作適度的表彰。學生利用和緩下來的政治氣氛，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藉以譴責貪腐，並提倡中國憲法所保障的自由。最後，「中國當時總計434個城市，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城市」的學生、知識份子與工人，加入這場大規模示威。光是在北京，就有超過10萬名示威者呼籲民主，這使得共產黨相當恐慌。5月20日，政府宣布戒嚴，後來在6月4日，中國當局以血腥的軍事攻擊淨空天安門廣場，並鎮壓民運活動。趙紫陽與其他自由派改革者遭到整肅、下台的命運，而鮑彤則判刑7年。中國共產黨歷經一場「瀕死經驗」，再加上東歐與蘇聯共產主義的瓦解，中國領導菁英禁止在可預見的未來從事任何民主改革。

今天中國的開放與多元，是1980年代與天安門事件後所難以比擬的。過去激進的意識型態──事實上幾乎都是共產黨本身的意識型態──已成往事。共產黨已張開雙手迎接富裕的資本家加入，並在省政府裡策略性安插終身共產黨員，而國營事業的經理人也已成為富裕的資本家。毛澤東時代的恐怖氛圍、對運動與監督的嚴格管控，已由「微調後的『選擇性打壓』策略所取代，從此只針對公開挑戰……當局，不為大眾著想的人。中國是少數容許同性戀與跨性別裝扮的威權國家，但仍禁止政治異議人士」。

共產黨政權依然相當殘暴，每年官方處決5千到1萬2千人，高於其他世界各國的處決人數總和。記者、律師、公民社會運動人士、知識份子與其他挑戰制度的人，容易遭受逮捕和囚禁（或軟禁）。但是，中國的獨裁體制逐漸變得成熟，滲透組織、收編企業人士、教授、知識份子與學生，派遣3萬名受過訓練的「網路警察」過濾網站、網頁與電子郵件。後者有一個極具企圖心的目標，希望盡力肅清網站的「有害資訊」──可能被用來「在國家陷入危機時顛覆政權」──據估計有1億4千萬中國使用者（包括3千4百萬中國部落客）會看到這些資訊。如今，中國的網路工具已經可以擋掉「顛覆」等字串，以及「民主」、「人權」、「法輪功」（反共產黨宗教運動）與「6月4日」（1989年政府鎮壓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的日期）等關鍵字。夾帶著本身龐大的市場力量，中國當局警告谷歌、雅虎與微軟等國外企業必須自我審查。思科在1998年幫助中國建構網際網路時，已經遭「指控幫助政府當局設計程式，使他們得以滲透並監督網路。」2004年以後，中國以更激進的滲透方式加強網際網路的審查，同時，海外的民運人士則發動「網路鬥爭」（cyberstruggle）以規避中國的審查。

從許多原因來看，可以相信威權統治的形式──如果不是實質上，或許名義上仍是共產黨──將在中國維持很久。對於經濟改革的世代來說，開放世界最大的市場，已經創造了無止盡的榮景。經濟成長率仍然維持8％到10％（甚至根據官方數字，顯示2006年為10％）。鄧小平於1978年執政，之後25年，中國人均收入已經增加7倍，約有2億5千萬人民脫離貧窮。報紙發行量增加3倍，出版書籍的數量增加11倍。今天每2個家庭，就有至少1台彩色電視機；而1978年，每1,000個家庭中，只有3個家庭有電視機。1975年到2004之間，中國的整體「人類發展指數」改善了50％。如果大部分人民不再執著於共產黨意識型態的話，至少看起來他們對體制改善生活水準的作為感到滿意。但是，日子最好過的人，也就最有可能惹麻煩──在企業界剛崛起的都市新貴、專業人士與大學生。

從許多政治因素可預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同時也是專門研究中國的頂尖學者與民主的提倡者）所稱的「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在許多方面，中國現在的體系，已經大到不再適合由一人主導（如毛澤東、甚至鄧小平時代的政權），此外，也比較制度化。領導人的接班，由程序法規與準則明確定義；並限制任期，以確保權力交替。軍方與退休的政黨大老，影響力大幅降低。領導階層的教育水準較高，接受的訓練也較完善，在徵募人才時更注重能力，比較不會有派系之分。人民有更多方式可以參與決策過程、抱怨決策，從競爭的村落選舉（首次在1987年舉行）、人民大會的許多層面，到人民可提出行政訴訟控告政府單位。

自1990年代早期開始，就已落實其他治理相關改革，以精簡政府組織，減少國營事業的國家占股，建立財政法規單位，在政府採購上引進競標，改善課稅，以及──最近期開始的──整頓過度擴張的銀行產業，包括其背負的不良債權（non-performing loan），並囚禁最貪腐的罪犯。芝加哥大學的華裔政治學家楊大利，認為這些改革「有助於改善效率、透明度、國家行政的公平性」與「企業環境」。從黎安友、楊大利與其他人的角度來看，中國當代領導人相當聰明、有能力、務實、不民主，這種情況未來勢必將持續好長一段時間。

威權體制轉型

但是，多長才算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要如何步下威權體制的階梯？關於這點，有4種可能的劇情發展。

威權統治可持續幾十年，逐漸從目前的獨裁制度，轉變成「協商式法治」（consultative rule of law）制度，落實司法獨立、公民多元主義與民眾的集思廣益，而非選舉或更具威脅性的交出共產黨霸權角色。換句話說，中國的體制將會像鄰國新加坡一樣，逐漸變成非共產制度，也較少出現打壓的情況。但是，除了兩國在國土大小上的巨大差異之外，中國貪腐情況嚴重普及，因此還看不出來要如何遏止，除非人民有權力以民主的方式，要求他們的領袖負責。如果中國真的走向「協商式法治」制度，擁有真正的司法獨立，而且獨立媒體、公民團體與異議人士也有更多空間的話，那麼，毫無疑問的，正如中國上個世紀的歷史重現，將會出現要求全面民主的大規模運動──其規模之大，是新加坡領導人難以想像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害怕蘇聯戈巴契夫所追求的那種政治改革。而中國自己的民主人士意見也一致。就在不久前，一位頂尖的知識份子告訴我：「中國的改革過程一直在累積風險。中國就像一輛不停加速、卻沒有煞車的火車，一直前進，然後超越新加坡模式。」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漸民主化，正如台灣與南韓（比較不是漸進的發展）一樣。根據「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ion）經濟學家暨前「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羅文（Henry S. Rowen）預估，中國的人均所得將會持續快速增加，就算現在有點緩慢，每年只有7％。在2015年之前，經濟成長將會使中國的人均所得，從現在的6千美元（以「購買力平價指數」折算），達到1萬美元（以2006的幣值計算）──約莫相當於墨西哥與馬來西亞今天的的金額，而比南韓1987年進行民主化時稍高。羅文估計在2015年前，中國將會成為至少「部分自由」的國家（根據自由之家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評等）。假定接下來10年，每年的經濟成長率會以5％的速度緩慢成長，羅文預估在2025年前，人均所得將會攀升到1萬4千美元（根據2006年的幣值計算），相當於今天阿根廷與波蘭的人均所得。屆時，羅文預期，中國將會因本書第四章提到的內在力量驅使，而轉型為民主體制。這些力量包括：教育水準上升與資訊普及，社會逐漸複雜與多元，種種一切都將迫使政府釋出更多政治自由與政治競爭，以維持其合法性。

民意調查結果也支持羅文的分析。1993年到2002年間，在中國，支持民主價值的人明顯增加，雖然人數仍然比香港與台灣少。舉例來說，在中國同意「政府領導人就像大家長，我們全體都應該遵從他們的決定」的比例，從73％掉到53％；願意讓「正直誠實的領導人……決定一切」的比例，從70％滑落至47％；認為「法官在裁決重要案子時，應接受行政機關指示」的比例，從64％降到45％──也不過在短短10年間，就發生了上述這些變化。到了2002年，拒絕威權主義價值的比例，跟台灣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民主化前的比例差不多。此外，所有個人特質中，以「教育程度」最能影響個人是否支持民主價值。中國人教育程度愈高，就會愈支持民主價值。

中國民主化的最後兩個可能性是，假設現在的體制無法持續，或無法因本身的成功而自行逐漸轉型。那麼，它可能會展開新形式的威權政體，或新形式的民主制度。在各家不同的觀點中，一致認為中國經濟奇蹟的基礎已腐蝕；而根據政治學家裴敏欣的說法，此問題將無法解決也無法改革，因為共產黨與國家本身就是問題的核心。裴敏欣是美國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的駐會學者，就像楊大利一樣在中國出生長大，如今是美國研究中國的頂尖專家之一。她堅稱中國的獨裁制度將無法「繼續發展」，相反的，中國將成為「去中心的掠奪型國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而在這樣的國家中，「政府官員的私利」──在經濟持續繁榮時大撈一筆，用盡各種手段快速致富──將緩慢瓦解政治穩定。結果是經濟無法持續成長，「造成社會不平等擴大，在人力資源上的投資不足，環境遭到破壞，官員普遍貪腐。」許多縣市已可見犯罪集團與政府當局掛勾，獲得政府保護，進而掌控企業，他們因此成為「當地的地下政府」。這些當地的黑社會頭子，不僅掠奪貧困農民，更徵收違法稅金與費用，接著廉價出售土地以獲得更有利的發展。2006年，政府報告中，「宣稱超過60％做為建築用途的土地收購，都是違法。」2006年9月，「中國審計長警告掠奪與濫用政府用地，將會摧毀許多資產價值，嚴重威脅國家。」胡錦濤主席也積極展開取締──但都是選擇性針對中立的政敵──結果並未能解決這次廣大的危機。裴敏欣與其他評論家預測，中國體制頂多能解決表面問題，遲早中國會屈服於「幾乎所有獨裁政權中，都會發現的自我摧毀力量」，包括政治可靠度低、不回應人民需求、政商掛勾與貪腐。

這樣看來，中國正困在轉型過程的半途中，欠缺機制化的工具與意願來完成轉型。在很久以前，這些症狀就已經抑制經濟成長，強化人民的不滿，並進一步磨損國家的合法性與治理能力。裴敏欣並不認為共產黨短期內會瓦解，反之會繼續「陷入長期經濟與政治停滯」，而如果不先採取基本改革的行動，最終會在「相當於銀行擠兌的政治情勢」中瓦解。如今，中國已看到政權對自己失去信心的明顯訊號。2006年，中國一位出身名門的知識份子告訴我，愈來愈多中國共產黨官員把個人資產匯往海外。「我們（對中國政權的未來）感到悲觀，」他說，「而他們自己更悲觀。」

裴敏欣相信，一個政權瓦解，可能將帶來新形式的威權主義（或帶來國家失敗），例如民主。然而，另一派更有希望的觀點，認為充斥「貪腐、治理不佳、不公義、動盪不安、打壓」的地方，將會邁向民主。花了近10年時間研究中國的加拿大政治學家吉雷（Bruce Gilley），在其著作《中國的民主未來》（China’s Democratic Future）中，描繪出我認為中國未來最有可能出現的轉型發展。

不論成功或失敗，所有威權政權都會被咒罵。如果羅文對中國未來經濟成長的推測正確的話，在2025年之前（或某個即將出現的日期），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勢必躋身中產階級之列。一旦擁有更多改善生活的物質基礎，他們將會要求更多：正義、尊嚴、責任、義務與發言權。就算未來逐漸推動改革與落實優良治理，新中產階級還是無可避免的會抱怨地方貪腐、徇私與壓迫；而中央政府在缺乏民主機制的情況下，將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因為民主機制讓選民可以撤換表現不佳的各級政府首長。這是樂觀的版本。比較悲觀的情況是，如果中國達到羅文預期的收入水準，而不平等與貧窮的程度不減的話，「激進的貧窮族群」將瀕臨爆發邊緣，而政治轉型則會以另一種更暴力的方式出現。

吉雷認為無論中國情勢朝哪一種可能性發展，中國領導人必須應付的對象，將是比1989年發生天安門事件時，更大、資源更豐富且連結更強的公民社會。這是經歷過去10年市場改革與擴張的燦爛時代之後，難以避免的後果。隨著報紙、書籍、電視與電腦的蓬勃發展，「中國現在充斥著1990年代早期所認定的煽動性資訊。」如今在政府登記有案的非政府組織數目，從1988年的4,500個，飆升到2006年的30萬個，有些人估計實際的數字還要多10倍。

面對愈來愈有自信、資訊更豐富、連結更強，更要求民主的社會，為了達到人民的期待，中國領導人未來至少必須賦予人民組織、言論與集會的自由，並以選舉競爭撤換表現不佳的各級地方政府首長。中國的執政菁英心知肚明，改革的大道將通往民主，而共產黨可能因此失勢，因此相當抗拒。然而，理由不明確的抗拒，可能引發民眾示威動亂，如同1989年天安門事件一樣，但這次的動亂將來自更廣大且更投入的公民社會，很可能瞬間顛覆政府──至關重要的是，速度之快，可能共產黨領導人連安置好自己人馬與財產都來不及。因此，這樣的時刻可能會來臨（就如南韓與台灣一樣）──執政菁英判斷寧可冒失去政權的風險，也不願失去一切。因為如果情況繼續惡化，可能會有人提醒他們近代中國歷史的教訓：「等待過久的政權，最後會目睹領導人被拖出辦公室、一槍斃命。」

雖然，目前還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願意接受漸進的民主改革。正如裴敏欣所言，1980年代末期展開的溫和改革，最後停頓下來。村落委員會的選舉競爭，逐漸落入地方政黨領袖與黑社會的操控。全國人民大會無法嚴謹的制定法律與監督；人民代表提議的法案，沒有一件變成法律，但是每年仍舉辦年會，正如《紐約時報》最近的社論所言，「這不過是在已經作好的決定上蓋合法的印章罷了。」行政訴訟的案子大幅減少，因為原告發現他們勝訴的機率只有五分之一。律師一個接一個遭到當局羈押與拷打。法院依然人手不足，並且高度政治化。保守派對於政治改革的保留態度很難逆轉，因為正如吉雷所解釋的，共產黨「領導階層現在作繭自縛。他們可以拒絕改革，然後面對民眾示威抗議；或者落實改革，然後丟掉飯碗」。

民眾憤怒與示威的導火線，不只源自因經濟發展而產生對民主化的急迫感（如1980年代的南韓），還包括威權體制的崩潰。就像中國以前的朝代，當不良治理達到最大的臨界點時，共產黨可能會失去「天命」。如吉雷與裴敏欣所強調的，犯罪、貪腐、裙帶主義、銀行弊端、地方霸權、中央政府對民眾需求反應慢半拍與其他不利因素，均威脅到政權的存續。愈來愈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其程度如今「已可媲美與中國國勢最不對等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國家」，而對中國來說，也可能已變成芒刺在背。所得的高低與城鄉的發展，差距愈來愈大。在鄉間發展愈落後，失業率飆高的同時，年輕人紛紛搬到城市，形成一大群無根的移動勞工，隨時都可動員起來示威遊行。「不論何時，都可看到1 億2千萬名來自鄉下的移動勞工，在城市街頭遊蕩、尋找工作。」投注在衛生與教育的資金依然不足，使得中國對傳染病（如愛滋病、禽流感或2003年爆發的SARS危機）毫無抵抗能力，剝奪貧窮人民在共產黨（真正）統治下應享有的基本衛生照護。慢性病也爆發疫情，據估計2006年愛滋病帶原者增加30％，總人口的10％則飽受肝炎所苦。中國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均遭到嚴重侵蝕，四分之三的湖泊與一半的河流遭到汙染。中國總計3萬3千座水壩中，有三分之一（涵蓋100座大型水壩）「被認為『未臻完善』」。結果導致沙漠蔓延（到達北京邊界），環境汙染嚴重，水災氾濫。另外，還有道路狀況與工作場所安全的問題：2002年，有10萬起道路意外身亡事件，一年內有10萬人因為鼠疫入侵人類環境而致病，礦災罹難的數量高於印度13倍。上述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姑且不論這些問題之間還有複雜的關聯──都可能在未來10年演變成危機；或者，當功能失常的情況繼續蔓延，進而影響其他功能、甚至整個國家的運作時，就會演變成吉雷所說的「轉移性的危機」（metastatic crisis）。

中國的領導菁英──逐漸變成能幹的經理人──可能還可以應付現況一段時間。但問題是，他們是否可以解決侵蝕穩定基礎的基本症狀。如果他們無法解決的話，那麼政經表現不佳或任何危機（如股市崩盤、環境災害或管控不佳的傳染病），都可能使政權垮台。基於務實理由，企業主（即使是那些效忠於政權的企業主）或沒有特定支持民主運動的人，都可能是最先變節的人。同樣的，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看到政府揮霍他們辛苦賺錢繳納的稅金，也可能最先變節。某些地區的企業人士，正悄悄的把錢匯給民運人士和知識份子。

影響共產黨穩定的另一大隱憂，莫過於公民社會的宗教基礎逐漸發展。其中包括有來自反共產黨組織「法輪功」的挑戰，這場近年萌芽的運動，秉持的教義基礎是佛教與其他中國傳統學說與實踐。根據中國政府的估計，1999年政府對法輪功展開殘暴的鎮壓時，全國有7千萬名法輪功學員。雖然中國明文禁止，但法輪功仍轉為地下活動，祕密廣發刊物，包括對共產黨統治的「9項批評」。此外，基督教也蓬勃發展。據估計，全國有3千5百萬名信徒在政府許可的教會聚會，但有更多信徒在未登記的「家庭」教會做禮拜，基督徒的人數可能超過1億，共產黨的正式黨員也不過才7千萬人。最令中國當局憂心的是，共產黨員已失去他們的信心，而基督徒與其他宗教組織剛好填補這個道德空缺。事實上，經過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許多領導人與知識份子都成為虔誠的基督徒，其他人則加入法輪功──這絕非巧合。鮮少信仰體系像宗教這樣，能動員團結人民，為共同目標努力。

民主本身也有信仰體系，相容於宗教或深受宗教啟發。「可以這麼說，中國在開明的知識份子領袖帶領下，比蘇聯轉型時期的狀況更好。」開明民主的思想與經典在中國流傳，不只大學裡，官方學校與政府機關，甚至是共產黨內，都可見其蹤跡。此外，相當多主張自由意志論的人，譴責過度傲慢的國家（包括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許多民主著作也已經悄悄的翻譯成中文。但是，中國民主思想家也回到他們文化本身的儒家與道家經典作品，並以現代民主的觀點，重新加以詮釋。這些學者夥同藝術家與作家，一起試圖將民主的「知識轉變成文化」──正如其中一位學者向我解釋的。中國的地下民運人士也相當有創意，不僅廣發禁書與改革派雜誌，更找到辦法在網路規避獨裁者的監管──通常是把敏感字眼轉成「火星文」，來逃過網路警察法眼。電子郵件、部落格、手機與簡訊等營造出來的虛擬世界，使他們得以跨越距離互相連結，並在各種活動中得以保持聯繫。基於這些理由，對大規模民主運動來說不可或缺的全國公民網絡，目前正緩慢成形中，而在下個危機出現時，可能會具備驚人的能力，得以動搖整個體制。

在上述吉雷與其他觀察中國的學者所預見的可能劇情中，這類大規模公民運動的出現，將會使領導高層陷入分裂。共產黨內的改革派與務實派，可能會和民主反對勢力中的溫和派協商。正如在西班牙、拉丁美洲、波蘭與其他地方，這樣的協商結果，是使保守份子與軍方得以「保住面子與利益」的讓步──軍方很可能會在危機一開始，就和共產黨脫離關係，拒絕重蹈1989年的覆轍。

現在的問題是，是否有任何社會團體，能提供其他政治體制的選項。目前沒有──但1990年的俄羅斯也沒有。我猜想，發生在俄羅斯的情況，也會在中國出現：反對勢力的龐大聯盟，為了推翻共產黨政權，將會短暫的結合，之後再分道揚鑣。在2025年之前，中國是否能順利實施可行且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還很難說，但是屆時共產黨（如果還執政的話）治理中國的時間將長達76年──超越俄羅斯共產黨與墨西哥「革命體制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70年的執政。因此，我有信心大膽預言：2025年，印度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會維持不變，但中國將會有所不同。

  摘自《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part 2

民主的挑戰與機會

《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中文版出版之際，正值全世界民主面臨新挑戰與新困難的時刻。2008年9月在美國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自經濟大蕭條以來，橫掃全世界最嚴重、影響最劇的經濟衰退。事實上，由於此危機起源於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而這個主要的民主經濟市場，卻未對國內金融機構不計後果的經濟活動作任何規範與限制，也因此嚴重傷害民主的威信。過去30年來，自由式民主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模式遭受前所未有的質疑，評論家現在懷疑此次金融危機將會使中國大陸（目前握有超過一兆美元的公債）繼續在全球崛起。雖然在危機爆發之前，有些發展中國家開始懷疑中國大陸的模式──國營、威權資本主義──是否真的能夠持續促進發展。

全球民主發展趨勢

全球民主與自由的發展趨勢，並未帶來激勵人心的消息。冷戰結束後，2006年到2008年連續3年，全世界自由度下滑的國家數目，首次超過那些自由度改善中的國家數目。自由之家每年出版的《全球國家自由度調查報告》發現，2007年，有38個國家自由度下滑，只有10個國家上揚；2008年，此數據為34比14。同時，民主國家的數目，在1990年代中期大致達到平衡後，就一直停滯不前。符合民主資格的國家，比例在1995年為61%（177個國家），在1999年為63%（120個國家），在2008年為62%（119個國家）。歐洲與美洲大部分仍為民主國家。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對民主模式來說，情勢較不穩定、充滿挑戰或渾沌不明。亞洲、非洲與前蘇聯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即處於這種情勢；同時，中東地區仍然大幅落後，尚未有任何民主國家出現。

在亞洲，台灣、韓國與日本的自由式民主體制，仍然相當強健、充滿活力。至於台灣，由於「藍營」與「綠營」造成的政治兩極化，仍處於動盪不安中──藍綠之所以對峙，部分是因為國家認同的問題，部分則是因為前總統陳水扁及其家人、昔日部屬遭到起訴，罪名是大規模貪瀆。但是，台灣的政治與司法機關仍然相當有影響力與公信力。即使處於這樣痛苦的插曲中，國內並未出現任何聲浪，要求採納另一種政府體制。此外，台灣、韓國與日本的民意調查顯示，一般民眾基本上還是認同自由價值，但有很多民眾反對威權體制。從這些角度來看，這些國家的民主可說是相當穩固。

但是，當我們檢視其他國家，亞洲的狀況就比較渾沌不明，甚至令人有點洩氣。過去2年來，因為菲律賓上次總統大選的舉辦過程疑雲重重，加上總統艾若育愈來愈獨裁的統治風格，自由之家已經把菲律賓降級為非民主國家。雖然泰國已撤軍並回歸選舉政治，也不像亞洲其他國家面臨因種族與語言不同而導致國家分裂的問題，但是泰國仍然因為支持與反對前總理塔克辛的兩派勢力之間政治分歧，導致政府空轉，整個社會陷入撕裂。當選執政的親塔克辛政府，已淪落街頭示威；現在由民主黨（Democrat Party）帶領的聯合政府，也因為同樣出於偏執的反民主街頭壓力而大受打擊，不過，這一次是由塔克辛支持者發動的。病重的泰王似乎再也無法消弭國內的歧見，控制情勢以免一發不可收拾。

巴基斯坦的情況更為嚴重，許多觀察家擔憂該國可能正邁向失敗的不歸路。孟加拉也一樣，雖然贏得選舉的政府已經重新執政，但是這兩個政府體制都無法展現遏制貪腐、有效治理的能力，以解決政府渴望發展的需求。這些國家同樣由於對立的政治敵營彼此鬩牆，分歧加深且高漲，因而無法攜手合作謀求國家利益。以亞洲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政治歷史來看，如今觀察家視印尼為此區域民主發展最大的希望泉源，顯得相當諷刺。在過去10年，印尼自行找到出路，邁向開放、具有競爭力與延續的民主體制，雖然過程仍一直面對治理的嚴峻挑戰，包括長期存在的貪汙問題。印度的表現也令人刮目相看，近年來不僅總體經濟成長的成績相當亮眼；而且，儘管國內許多地區處於動盪不安與不時傳出暴力，該國的民主仍然保持活躍。正當此刻大家對中國大陸的威權模式神魂顛倒之際，回想並思考印度成功的民主故事，是相當重要的。

民主的挑戰與機會

對於「中國大陸目前的威權穩定，一定會無限期的延續到未來」這種想法，我們也應該謹慎以對。正如我在本書中提到，中國大陸的模式有很多重要的壓力與矛盾，他們遲早要面對。很難想像一群教育程度漸高、資訊流通、具備國際觀的人民，會永遠接受政治管制、壓迫與排他的現況。正如我在本書所提到的，公民社會的意識與能力，會漸漸在中國大陸抬頭；隨著經濟加速發展，公民社會將要求更多政治聲音。在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投入2008年四川大地震救災的速度，甚至比政府來得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更顯著的例子是，在2008年12月，超過2000名知識份子與公眾人物（包括部分政府官員）聯合簽署「08憲章」，呼籲實施民主體制。藉著在憲章中宣布「自由、平等與人權是人類普世價值，而民主與憲政體制是保護這些價值的基本架構」，08憲章的簽署者已邁出歷史性的一步，特別是，憲章最後還指出除非成為民主國家，否則中國大陸不可能成為現代化且真正穩定的政治體制。這些原則的陳述如此具有威脅性，加上該憲章如此公開譴責中國共產黨的道德敗壞、貪汙盛行，因此中國大陸當局不得不站出來，斥責民主為西方制度，不適用於中國大陸。雖然在世界各地，有些國家的民主正經歷陣痛與動盪，我相信歷史依然會站在08憲章運動這一邊。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與社會現代化，要求民主改革的聲浪將日漸高漲。而且，如果當局拒絕漸進式的改革，未來危機一旦來襲，它就得冒突然完全崩潰的風險。

在世上其他地方，我們不須為一些新興民主國家所面臨的短期困境太傷腦筋。的確，在亞洲、拉丁美洲、非洲，有許多國家，民主運作得並不順利，以致無法達到經濟發展、社會公義、良好治理與法治的境界──必須進行重大改革才能做到。但是，民主至少能夠促進政黨輪替，使得領導者必須對人民負責。就在過去短短的一年左右，韓國、台灣、孟加拉、巴基斯坦、迦納、巴拉圭與薩爾瓦多等國，因為成功落實選舉輪替的目標──導致執政權得以在不同政黨或政治聯盟之間輪替──證明了民主的價值，進而重振民主雄風。毫無疑問的，隨著人民因為全球經濟衰退而日益高漲的不滿，更多政治改變即將上路。在2009年1月，伊拉克的各省選舉中，許多省分的選民用選票把貪腐的政府官員趕下台，換上一批新的政治領導人與聯盟，他們對選民承諾會提供更有效率且更能反應民意的治理。如果伊拉克在2009年底或2010年初的全國選舉，經證實與2009年1月的各省選舉一樣自由公平的話，我們可能會看到某種局勢正在興起，而甚至就在短短幾年前，我們都難以想像會有這樣的可能性──伊拉克的選舉式民主。

讓他們的人民失望，並面臨執政困境的，不只是民主政體。如果石油價格仍然維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下，許多威權體制的石油出產國──特別是人口眾多的國家，如俄羅斯、伊朗、奈及利亞與委內瑞拉──將會很難達到民眾的期待。上述這些及其他石油出產國，將會面臨愈來愈大的壓力，必須在執政時更透明且更負責，並且允許更多民主的選舉與政治過程。在中東地區，較富裕的石油出產國位居波斯灣，由於人民擁有大筆財富，因而較能倖免於這些壓力。但是，隨著這些社會的教育水準迅速提高，和世界的接觸也愈來愈頻繁時，人民對政治參與與政治責任的要求將日益高漲。人口較多的阿拉伯國家（如摩洛哥與埃及）面對的壓力可能更大；而隨著長期執政的穆巴拉克總統退居幕後，埃及將會面臨重大的轉型挑戰。假如伊拉克能穩定政局，緩解解決種族與派系的深度分歧，以民主的方式穩定運作，這對其他阿拉伯國家來說，將是相當重要的示範效應──還會動搖威權統治的地位。

美國扮演的角色

美國新上任的歐巴馬政府將如何回應這些挑戰與機會，目前不得而知。一般認為，小布希總統破壞了「促進民主」的名聲，他以相當尖銳、高人一等與高壓強制的姿態來促進民主，特別是入侵伊拉克事件。在總統任期一開始，歐巴馬刻意降低「促進民主」的重要性，改採更務實的優先順序──穩定全球金融體系、阿富汗與伊拉克局勢，控制伊朗與北韓的核武擴散，改善俄羅斯與美國的安全合作，重新開始全球發展的進程。但是，追求自由、人權、法治與責任的政府，仍是美國外交政策不變的原則。而且，這些事件總有一天會發生。在不久的將來，美國將會繼續提供政治與經濟的支持給全世界的新興民主國家，並與之締結夥伴關係。事實上，歐巴馬政府已聲明一旦取得資源，就會更加致力於對各國發展的援助（包括民主協助）。當威權國家面臨新的危機（導致民主轉變的運動），美國將很有可能再度扮演相當重要的支持角色。

摘自《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中文版作者序

民主的理想與實際──引介戴蒙教授新書

朱雲漢（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民主理念是塑造20世紀人類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價值觀念，也是推動當代人類社會政治結構變遷最重要的思想泉源。尤其在最近30年，隨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進，代議民主體制在極短時間內擴散到全球各地，民主體制所覆蓋的國家數量，或是所覆蓋的人口與土地面積，都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的空前高峰。

在第三波民主浪潮達到鼎盛之際，福山在他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文版由時報出版）一書中曾大膽的斷言：「自由主義的民主，構成了人類意識型態演化的終點，也是人類政府的終極型式。」當時像福山這樣志得意滿的西方知識份子都堅信：民主可以帶來和平，民主可以帶來良治，民主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與共同富裕；他們也堅信，沒有其他的政治模式可以超越自由民主體制，所有尚未民主化的國家，遲早都會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全球進入「民主蕭條期」

接下來的發展與當時的樂觀預期卻大不相同。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民主政治的實際運作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民主體制之實際運作與許多民眾的期待之間有嚴重落差。不少新興民主國家陷入嚴重的治理危機、社會對立趨於兩極化、政治亂象重生，甚至搞到民不聊生。從東歐到拉美，許多民選政治人物為騙取選票，挑動選民的情緒；為了掩飾執政的缺失，刻意操弄認同、宗教與族群議題，製造仇恨、兩極對立與社會裂解，甚至引發種族暴動。   

在不少新興民主國家，爭奪執政地位與維護黨派利益壓倒一切，憲法的權威遭到踐踏，選舉過程遭到扭曲，司法不能解決紛爭，反淪為政治鬥爭工具，政權變成職位分贓體系，貪汙腐化橫行。部分新興民主國家甚至出現民主倒退現象，憲法遭到凍結，國會選舉停辦，各種非民主的統治型態，包括一黨專政、強人政治與軍事獨裁，又借屍還魂。

在我們的周遭，就充斥著民主的退潮現象。泰國自從軍隊發動政變推翻民主程序產生的塔克辛（Thaksin Shinawatra）政府後，擁護塔克辛與反對塔克辛的兩股政治勢力就展開了一場無止境的政治惡鬥。2007年年底恢復選舉之後，塔克辛集團仍獲得國會多數，反塔克辛的泰國曼谷中產階級，他們沒有辦法接受選舉結果，乃用社會運動方式組織「黃衫軍」，用街頭對抗來癱瘓執政黨，同時還動用他們可以操控的最高法院，用強制解職方式逼使內閣改組。等到塔克辛支持的政府倒台之後，塔克辛集團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鼓動支持群眾組織「紅衫軍」包圍總理府，甚至逼使泰國政府臨時取消東亞高峰會。這樣的街頭鬥爭惡性循環已經輪迴好幾次，到今天爲止也還沒有找到出路。

在菲律賓民主已經成為一場假戲。總統選舉過程中鄉下地區作票、買票非常普遍；選務機關經常在投開票紀錄上造假。菲律賓的人權保障節節退步，軍情單位經常濫捕社會抗議運動領袖，然後給他們安上「恐怖份子」的罪名打入黑牢；很多記者在報導官員貪汙與軍警刑求的黑幕之後被職業殺手暗殺。菲律賓現任總統艾若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儘管各種對她的貪汙濫權指控證據確鑿，但仍賴在台上不走。她個人、家庭跟丈夫的貪腐，跟她過去在大選裡作票的問題，在任何一種正常民主國家裡都會導致總統辭職或者被彈劾。菲律賓的反對運動結合部分國會議員在國會裡面已經發動了四次彈劾。因爲憲法規定每年最多只能提一次，一次失敗以後要隔一年，2008年是第四次，但她每次都能很輕鬆的躲過這種彈劾。她如何躲過彈劾？很簡單，就是用現金買通絕大多數的國會議員，這種政治操弄已經讓民主的內涵完全被淘空。

本書的作者戴蒙（Larry Diamond）教授，在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2008年4月號發表文章，首度提出全球進入「民主蕭條期」（democratic recession）的警告。他認為很多國家的民主政治正處於不進則退的脆弱狀態，他擔心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雖然還勉強維持民主的門面，但民主的內涵很大程度上已經被腐蝕或淘空。在這些國家司法機構與軍隊經常違法濫權，很多寡頭精英透過民主程序完成權力的獨占，人民必須忍受各種型態的劣質治理，美國要正視這股逆流，並且聯合西方國家協助新興民主國家走出困境。他的沉重呼籲在美國知識界與外交界引起極大的關注，他對於美國應該如何重新設計國際民主支援政策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議，目前他的許多觀點正成為歐巴馬政府重新部署美國「巧實力」的重要參考依據。

研判當前全球政治發展趨勢的關鍵問題

在同年出版的《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這本書裡，他將自己的觀點做了更完整的闡述，並且提供了堅實的理論與經驗分析基礎。在這本書裡，他為第三波民主進行了一次全面而徹底的健康檢查，他客觀的評價各地區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發展進程，以及民主實施經驗的得失，他也引用了大量的經驗資料來呈現各國公民對於自己國家民主經驗的評價。他試圖回答幾個關鍵的問題：第一、當前新興民主體制共同面臨的難題與挑戰為何？第二、為何有些新興民主的運作逐漸上軌道，而有些卻陷入嚴重的治理危機，甚至出現民主崩解？第三、什麼樣的經濟、社會、文化、制度及國際環境因素，有助於民主體制的正常發展與逐步鞏固？哪些因素不利於民主的平穩運作與民主正當性基礎的強化，甚至不利於民主體制的生存？第四、第三波民主化的前景究竟如何？如何能突破當前的瓶頸與困境？第五，像中國大陸與新加坡這樣展現相當治理績效的非民主體制是否能持續，並且構成民主體制在意識型態領域的競爭對手？第六、先進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應該如何扮演好其扶持與協助新興民主的角色。這些都是研判當前全球政治發展趨勢最關鍵的問題。       

事實上，全世界有能力對於上述問題提出權威性答案的專家屈指可數，因為這樣的學者需要對於過去有關民主政治的經驗性理論與研究成果融會貫通，也需要對於分布在五大洲的七、八十個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發展脈絡與運作情形有基本的掌握；而且還需要對於如何推動政治改革或設計民主支援政策有近身觀察或實際操作的經驗。戴蒙教授就是同時具備這些條件的極少數學者中最傑出的一位學者，也是這個領域中影響力最大的一位公共知識份子。

兼具理想與影響力的頂尖學者

戴蒙教授目前擔任美國胡佛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胡佛研究中心是美國最重要的高等研究機構之一，他的同事中有多位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他擔任主編的《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是當前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讀者群不但遍布國際學術界，也涵蓋世界各地的社會菁英與意見領袖。他主持的「民主研究國際論壇」更是全球民主研究領域頂尖學者與專家最重要的對話平台。

戴蒙教授不但是全球公認的民主理論與民主化問題的研究權威，也是一位足跡遍布世界各地，致力於推廣民主與提供民主改革諮詢的實踐家。他對於南歐、東歐、前蘇聯地區、拉丁美洲、東亞、中亞、南亞、非洲國家的個別情況都瞭如指掌。他不但經常親自前赴各國進行實地考察，每到之處都有機會與當地最有影響力的學術菁英、政治領袖，以及公民社會組織負責人進行深入對話。

戴蒙教授對於台灣的民主發展有很高的期許，對於過去一段時間出現的民主亂象也頗為憂心，他不僅僅關切台灣2千3百萬人的民主生活品質，也重視台灣民主經驗對於中國大陸13億民眾的潛在影響作用。

戴蒙也是在我個人學術生涯中互動最頻繁的志業伙伴、相知最深的國際學術界同行、也是讓我受益最多的良師益友。與這樣一位不斷散發知識光芒、人格光明磊落、不時展現深厚人道關懷的至交在學術道路上同行，在全球公共論述場域相濡相沫，實乃人生一大快事。如今他最新學術力作的中本版即將問世，更是讓我為國內廣大讀者感到高興。

朱雲漢　伏案於南港上東

摘自《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導讀

引言  民主時代的開端

我是冷戰時期的小孩，本書就是在那個巨大變革的時代開始成形。

用這樣的方式做為探討全球民主前景書籍的破題，似乎有點奇怪。

冷戰並未使世界更團結，反而造成分裂與流血事件。事實上，1962年10月，冷戰差點就摧毀大部分的國家。這場歷經40年的全球競賽，美國打著「反共產主義」與「捍衛自由」的名號，經常背叛並損害自己的民主價值，推翻各國民選政府，包括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瓜地馬拉、1973年的智利（這還不包括暗中的干預手段），支持「親美」的右派軍事與君主獨裁者。

如果冷戰的「現實主義」可促進國家利益，無論我們要接受多麼令人憎惡的獨裁者，都可引用羅斯福總統形容尼加拉瓜獨裁統治者蘇慕薩（Anastasio Somoza）的話：「他或許是婊子生的，但他畢竟是我們家婊子所生的兒子。」

但是在冷戰時期，美國的立場是很有原則的。甘乃迪（John F.Kennedy，任期1961-1963）總統在1961年的就職演說當中，承諾願意「付出任何代價，背負任何重擔，面對任何困難，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敵人來確保自由的存在及成功」。如果這席話可用來解讀為「『現實主義』接受任何對抗共產主義的盟友」，甘乃迪的承諾似乎不僅止於此。他表示，美國支持後殖民時代的新興國家追求真正的自由，雖然不見得可以期待他們總會「支持我們的看法」。甘乃迪領導下的美國，將幫助全世界人民「打破巨大的悲慘桎梏」。在美洲，甘乃迪提倡「進步聯盟」（an alliance for progress）以消除貧窮，並提議「充滿希望的和平革命」。

甘乃迪認為，當務之急是對抗共產主義擴張，在這樣的主張下，他的現實主義幾乎被全面擊垮，使他（和美國）一步步深陷越戰的災難當中，搾乾本來可用來捍衛、擴張全球自由的軍事力量、經濟資源、外交活力與道德權威。

甘乃迪的遇刺身亡，中止了原本可能轉向的歷史進程，進而產生兩位最憤世嫉俗且作風最現實的總統（從國際眼光來看）──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任期1963-1969）和尼克森（Richard Nixon，任期1969-1974）。然而，美國精神中的民主與理想能量──我們在世上必須主張的某些價值觀，而它必須包含自由的核心精神──不能熄滅。卡特（Jimmy Carter，任期1977-1981）是最早倡議促進並捍衛人權的總統，後來雷根（Ronald Reagan，任期1981-1989）總統採取更有企圖心的政策促進民主，建立了許多機構、原則與創制，使繼任的總統都可延續。但歷經這幾位總統後，美國在世界上到底該扮演什麼角色，仍存有兩派截然不同的看法──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

至於我自己加入這股追求自由的全球化浪潮，則是始於甘乃迪發表就職演說，勇敢呼籲美國和全世界之際。當時我才十九歲，深深（結果現在仍持續著）受他呼籲的影響──他號召大家：「『肩負起在這漫長黃昏抗爭的重擔』，年復一年，『在指望中喜樂，在患難中忍耐』，對抗人類共同的敵人──暴政、貧窮、疾病及戰爭。」（”to bear the burden of a long twilight struggle， year in and year out， ‘rejoicing in hope， patient in tribulation’—a struggle against the common enemies of man: tyranny， poverty， disease， and war itself.”）當時，我並不十分理解他這番話的意義，但我相信：共產主義是邪惡的，不論何種形式的獨裁統治都是無法被容忍的，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應享有自由與尊嚴。甘乃迪總統的呼籲啟發我研究世界，我開始對當時所謂「第三世界」的新政治領袖，以及對亞洲、非洲等許多擺脫歐洲殖民統治、逐步邁向自由的國家，產生濃厚的興趣。我也對第三世界領袖，如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印度首位總理）、蘇卡諾（Sukarno，印尼建國領袖及首任總統）及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迦納共和國的建國總統，非洲獨立運動領袖）的故事深深著迷。

我念大學時，美國正在打越戰，全國校園有愈來愈多大規模反戰示威活動。我漸漸發現原來一心想阻擋共產主義擴張的崇高理想，後來居然受到民族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蒙蔽，最後還要付出慘痛代價來保存美國堅定不變的形象，偏執的結果導致道德、人性及地緣政治的災難。

當我看著美國支持某一獨裁統治者來制衡另外一位，並用摧毀村落的方式來拯救另一群人時，我開始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其他面向產生質疑，並不禁要批評美國為了遭扭曲的國家利益，居然接受世界許多所謂「親美」的獨裁統治者（甚至幫助他們獲得權力）。我相信，如果美國要挑戰共產主義，就必須得要求盟友實施民主及有效治理。

我念大四時，美國在介入拉丁美洲事務上，面臨最漫長又悲哀的歷史低點，智利的武裝部隊以暴力推翻民選的左派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沒多久即證明是尼克森政府的作為。甘乃迪總統的就職演說成為最冷酷的笑話，而我對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的作為更加感到疏離。

雖然我在道德及政治上參與世界大事，但其實我並未親眼看過這個世界。於是，1974年6月大學畢業時，我決定要到世界各地走走。

我計畫花6個月的時間旅行，拜訪那些引起我注意的國家。同年10月底先到葡萄牙，他們在6個月前才歷經軍事革命，推翻將近半世紀的法西斯獨裁統治者。葡萄牙當時面臨共產主義與其他激進左派份子的激烈鬥爭。一方面，有人想建立新形式的獨裁統治；另一方面，不同黨派的人則致力於推動民主。

接下來我到奈及利亞，他們正面臨第一波的石油價格高漲，理應要回到民主體制，但在我於1974年12月抵達不久前，軍事領導人戈翁（Yakubu Gowon）卻宣布延遲此項轉型。

緊接著我去了埃及和以色列，他們剛結束1973年戰爭。再來我往泰國前進，那裡，新興民主正在生根發芽（後來失敗）。之後我抵達台灣，那是東亞奇蹟中，最關鍵的威權國家之一。

我在葡萄牙的那個月，也就是1974年11月，是我研究民主精神要素及特質的真正開端。在那裡，我首次觀察到為爭取民主而進行活生生的政治鬥爭。當時我才剛獲選為學生會會長，美國大學與社會都動盪不安，校園裡的反戰運動也反對狹隘的馬克斯革命浪潮，我發現里斯本也有同樣的政治氛圍。

然而，美國在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所面臨的風險相當有限──盡快結束捲入誤判情勢的戰爭，終止徵兵，創造更公義的社會，賦予少數民族及女性應有的權力與責任。此外，「革命」再也不只是幻想，它有潛力擾亂學界，讓追求「和平的改變」失去可信度，使國家陷入兩極化，但它卻從未嚴重威脅我們的民主機制。

在里斯本，我發現熟悉的革命口號和熱血沸騰，以及同樣封閉與敞開心胸兩派人馬之間的爭鬥，我也看到兩種追求正義與社會進步的不同方式相互對抗──一種是透過強硬的意識型態，另一種則是透過有彈性且包容的政策，如對話、勸說與結盟。但是，在葡萄牙，整個政治未來卻岌岌可危，民主面臨存亡的緊要關頭。

我不知道最後結果會如何，但是當我在那裡觀察採訪一個月後，兩件事讓我印象最為深刻。

第一，共產主義與民主，不只在計畫和意識型態不同，在精神上也有相當大的對比。共產主義單調、教條式、毫不質疑的氣氛，隨著列寧（Lenin）及史達林（Stalin）冷酷無情的面貌遭到擊垮。另一方面，活力與多采多姿、自發與開放、理想主義與務實主義、對自由的信心與對知識的懷疑、源源不絕的創造力不斷注入主要民主政黨，如社會黨（Socialist Party）、大眾民主黨（Popular Democratic Party）及社會民主中心（Social Democratic Center）的辦公室、會議與集會現場。

第二件讓我印象深刻的則是，我在民主政黨中所認識的人，他們的投入、天分、勇氣與追求自由的熱情。

這些經驗教導我日後在作研究、閱讀、旅行及省思時該加強的部分：民主的命運，並非只受到抽象的歷史和結構所驅使，它更是經過鬥爭、策略、精心策畫、願景、勇氣、信念、妥協及政治人物選擇的後果，這就是我所指的「民主精神」。

最後，在這場葡萄牙的鬥爭中，民主人士獲得勝利，部分原因是像社會黨領袖索阿雷斯（Mário Soares）這些民主人士的不屈不撓、勇氣和技巧（索瑞斯後來還成為葡萄牙的總理和總統）；另一部分的原因是，西方民主國家大量投資支持各民主政黨。國際間團結一致促進自由的力量，預告著接下來需付出更多的努力，並呈現民主精神的另一個面向。

在葡萄牙的經驗，加上看到泰國及奈及利亞的民主在清楚且充滿希望的抗爭中努力扎根，讓我強烈相信民主的可行性，也因此，即使有些學派認為這幾國是所有國家中最不可能實施民主的，我並不以為然。

結果導致我在念研究所時，選擇研究社會學，這是個極容易受到大家嘲諷的決定。與其研究經濟發展、國家建設、革命或是限制獨立自主發展過程的「國際依存」力量（以及由此延伸的國際資本家「剝削」的說法），我更想直接研究民主本身。

我不接受「民主對人民不重要、虛有其表」，或「無須對貧窮國家實施民主抱持任何希望」這樣的說法。

如果印度的民主能夠持續數十年（只被短暫的打斷），奈及利亞為什麼不可行？他們都很貧窮，內部因為種族意識嚴重分裂，也都曾是英國殖民地。為什麼奈及利亞的民主在1960年代中期中斷，最後導致千瘡百孔的內戰？我在博士畢業論文當中，曾嘗試要回答這些問題，而且藉由這麼做，我試圖找出促進、支持民主發展的文化、經濟、政治和國際因素，即便是在最貧窮的國家亦然。

1970年代末期的社會學訓練中，我的努力，就算不是太荒謬，但似乎還是很奇怪也很天真。我的研究常招致揶揄，人們認為我應面對的挑戰不是去解釋為什麼民主會在像奈及利亞這樣的國家失敗，而是去解釋為什麼民主除了在高度發展與以猶太教和基督教（Judeo-Christian）文化為主的西方國家以外，也必須在其他地方開花結果？無論從知識或從道德角度來看，這些看法我都不接受，幸好後來的演變也是如此。因為接下來20年，世界所經歷的改變，並不是批評我的人──或坦白講，包含我自己──所可以想像的。

正如我在本書第一部分所寫的，民主可能在葡萄牙革命25年後開花結果。此波浪潮，正如杭廷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說的「第三波全球民主擴張」──以緩慢且不被察覺的速度，從葡萄牙、西班牙、希臘蔓延到拉丁美洲，甚至到更遠的世界角落。到了1980年代中期，5個國家當中大概就有兩個是民主國家；時序進入1990年代中期，柏林圍牆倒塌、蘇聯帝國瓦解之後，5個國家當中就有將近3個是民主國家。

1980年代及1990年代以第三種方式呈現民主精神。在這二十年當中，民主成了「zeitgeist」，從德文字面的意思翻譯，就是「時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time）。這個詞包含整個時代的文化及知識氣氛，從政治意涵上，它代表「各國都有共同的感覺，也都想要特定的政治體制」。「成功實施此政治制度」的強權國家所展現的活力，更加強此一看法。正如「法西斯主義」是兩次戰爭停歇這段期間的時代精神，「民主」則是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的時代精神。

正當1995年之後，大部分民主國家逐漸穩定下來之際，期間出現90多個民主國家，顯示在世界歷史中，國家統治的方式正經歷巨大的轉變。在1990年代中期，我很清楚（我很多投身研究民主行列的同事也有同感），如果五分之三的國家（有很多是貧窮的非西方國家）成為民主國家，那麼剩下的國家就沒有理由不會。但如果要完成此項轉變，我們就必須找出阻礙世界民主化的歷史和結構因素，以及促進民主化、支持民主化和使民主化運作的條件，而這正是本書的目的。

首先，我們有必要回溯1970年代中期時的世界狀況，並且探討在與目前如此接近的時代裡，民主的前景為何仍如此黯淡。

1974年的世界

1974年4月25日，當軍方推翻葡萄牙將近50年的國家獨裁統治時，沒有人有任何理由期待未來就是要實施民主。當時的世界，對自由來說仍是相當灰暗的時代。

就在稍早前的10月，智利軍隊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以血腥、殘酷的政變推翻阿葉德政府（Allende government），當時美國政府仍執迷於對抗冷戰時期共產主義的擴張。

最糟糕的是，美國當時正想從越戰脫身，因為它已造成5萬8千個美國人犧牲、數百萬越南人死亡。美國試圖扶植一個腐敗、高壓的越南政府，結果失敗──1975年4月西貢淪陷，從此落入共產主義的越共和北越軍隊手中，使美軍倉皇羞愧的從西貢撤軍，成為美國歷史上首次主要戰役的慘敗。

當共產主義的力量支持馬克斯主義及民族主義的信奉者，在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掀起動亂，蘇聯（和中國）的力量和自信，正在世界各地逐漸抬頭。在越南淪陷成為共產國家之後，緊接著的是寮國、柬埔寨。柬埔寨政權還成了二十世紀最血腥的紅色高棉政權（Khmer Rouge），據信該政權殺害至少一百萬名柬埔寨人民（原先人口不過七百萬左右）。

在蘇聯及東歐附庸國家，集權暴政似乎還可維持個數十年。不到60年前，杜布契克（Alexander Dubček）試著以較溫和的方式，改革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編按：1993年分裂成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兩個國家）的共產制度──他給予人民更多自由，創立更「人性化」的社會主義──結果所有努力遭到蘇聯的坦克車壓垮。

回到美國國內，美國的民主正深陷水門事件醜聞的泥沼中。尼克森總統阻礙司法，濫用憲法所賦予的權力，極力想緊握大權，最後終於在1974年8月辭職下台。

1974年4月，在世界大行其道的不是民主，而是獨裁統治。不到四分之一的獨立國家，透過競爭、自由和公平的選舉選擇他們的政府。這些國家大部分是西方社會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再加上一些前英屬殖民地的小島國家。

除了哥斯大黎加、委內瑞拉及哥倫比亞，拉丁美洲清一色若非受到高壓的軍事統治，就是在強大的軍事力量影響下被濫用的文人政權。

巴西受到軍事統治十年，在推動現代化的獨裁者帶領下，該國經濟發展被稱許為「奇蹟」，外資紛紛湧入。

前一年，阿根廷的民粹獨裁者佩隆（Juan Perón）歷經18年的放逐後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任命其妻伊莎貝爾（Isabel）擔任副總統，一起領導經民選誕生的左派政府。葡萄牙4月革命後不到兩個月時間，佩隆過世，遺孀伊莎貝接續他的職位。面對愈來愈嚴重的貪腐問題、左翼游擊隊的活動和右翼的恐怖主義，軍事政權終於在1976年再度執政。

同時，東亞（除了日本以外）各國的經濟，在獨裁、而非民主統治的影響下，進行轉型。

南韓、台灣及新加坡在獨裁統治之下，接連締造傲人的經濟成長。學者和觀察家發現，這樣的快速發展似乎有個固定模式：國家權力集中，因此促成高儲蓄率、投資重要產業、壓抑工會、壓低工資、確保政治「穩定」以吸引大量外資。

1960年代中期，印尼在蘇哈托將軍（General Suharto）的「新秩序政權」（”New Order” regime）也起而效尤。經過清算非共產黨員前所未有的血腥鎮壓，造成將近數十萬人喪生，堪稱是亞洲最大規模的獨裁統治。蘇哈托的獨裁政權很快就「在這個東南亞一直最顯著的『發展停滯』（arrested development）地區，捲起一波新秩序發展的浪潮」。泰國軍政府也想以同樣的「官僚威權」模式（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進行自我改造與重塑。

這種模式不僅對渴望發展的亞洲各國很有吸引力，對於希望能有更多亞洲親美國家抵抗共產主義威脅的美國政策制定者，也非常有說服力。因此，當菲律賓總統馬克仕（Ferdinand Marcos，他未能修憲使自己在連任總統後繼續留任）於1972年9月宣布戒嚴，推翻1935年憲法，實施獨裁政治，並逮捕三萬名反對黨人士，這些做法更拉近他與美國盟友之間的距離。不過，美國令人譏諷的縱容默許，不是使菲律賓民主消逝的唯一原因。「1972年的馬可仕顯示出，當時幾乎整個泛東南亞地區都對民主政治所產生的結果反感。」

印度總理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也以同樣方式捍衛公民秩序，促進經濟發展。她在1975年6月推翻世界最大的民主政權，終止民主選舉和公民自由，並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好讓最高法院宣告她選舉無效、使她無法擔任總理的判決無效。不到2年，甘地夫人在過於自信而舉行的選舉中慘敗。但是印度民主機制似乎已遭擱置一旁，對1970年代中期的民主前景又是嚴重的一擊。

在非洲，歐洲殖民統治者的退出不到20年，前景似乎仍然十分晦暗。次撒哈拉非洲的38個國家當中（當年），只有3個是民主國家──波扎那（Botswana）、甘比亞（Gambia）和模里西斯（Mauritius）──擁有100萬或更少的人口。

在1960年代，非洲最大也是最有前景的民主國家奈及利亞（Nigeria），因為種族問題導致內戰，造成100萬人喪生，國家陷入分裂。南非當時在種族主義者的隔離政策下所掌握，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在薩伊（Zaire，也就是之前的剛果）建立了全世界最殘暴的貪凟政權之一。西方民主國家卻因渴望利用薩伊境內的豐富礦產，慨然支持蒙博托。大部分對抗非洲獨裁的反對力量──無論是在政治人物或是知識份子──多少偏好社會主義，並對實施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極度厭惡。在坦尚尼亞（Tanzania），尼文瑞（Julius Nyerere）建立了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西方知識份子為之著迷不已，完全忽略了他的農業社會經濟原則，正使該國經濟每況愈下。

解放戰爭正把歐洲最後的殖民國葡萄亞趕出去，但在諸如莫三比克（Mozambique）及安哥拉（Angola）的國家，在抗爭中取得勝利的是馬克斯和獨裁統治者，而非民主人士。當1975年，新的葡萄牙軍事政府從安哥拉和莫三比克撤退時，他們在信仰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下宣布獨立。這些政黨都曾經參加過內戰，並且與美國支持的族群或意識型態挑戰者對峙。1974年9月，在一場損失慘重的乾旱及饑荒之後，一群深受馬克思意識型態影響的激進年輕軍官，很快的就和蘇聯結盟，推翻了長期親西方的衣索比亞皇帝塞拉希（Haile Selassie），結束他長達40多年的統治。

塞拉希被推翻之後，幾乎整個次撒哈拉非洲都成為軍政府或一黨專政的天下，阿拉伯世界也一樣。黎巴嫩是唯一實施民主的阿拉伯國家，但是不之後也陷入內戰。在範圍更廣的中東地區，還有以色列和土耳其兩個民主國家，但以色列因其文化和發展水準，而被視為西方國家。土耳其則可視為回教國家現代化和世俗化的範例，但其民主仍很明顯的受到軍事力量的影響。土耳其的民主發展模式，在1970年代後期，因為陷入對立、暴力及恐怖主義而受到動搖。據估計，截至1980年9月軍事政變前，超過5千人喪生。

超越知性的悲觀

在1970年代中期，如果你相信世界大半國家會在未來25年內實施民主制度，那你要不是怪咖，就是太過浪漫。在學術界，研究比較民主的人逐漸減少，1970年代後期，有關民主最重要的著作，主題都是民主制度的瓦解。幾年前，頗受尊崇的耶魯政治學家及民主理論學者達爾（Robert Dahl），在他的經典著作《多元政治》（Polyarchy，1971年出版），對於任何超出「緩慢朝多元政治進展」的過多期待，下了悲觀的結論，他口中的「多元政治」，其實就是指一個合理發展的民主政治制度。達爾強調，對民主發展來說，某些政治鬥爭的歷史，以及「包容政治反對力量的傳統」，是很重要的。他觀察到：

想在未來一到兩個世代，看到多元政治國家的數量急遽增加，是很不切實際的。正如對許多其他事物的做法一樣，對一個國家政權在一世代裡的可能變化，最保險的賭注是，這個國家的政權將會有所不同；但和今天的制度相比，不會有太劇烈的改變。

1984年，當新一波尚未命名的民主化浪潮正蓄勢待發時，杭廷頓做出類似的評斷。在他著名的文章〈會有更多的民主國家出現嗎？〉（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中，他回答，在本質上不會很多。在一一檢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條件傾向民主化的國家之後，他預測只有少數拉丁美洲開發程度較高的國家，以及或許東亞國家才會出現民主化：

反民主國家擁有強大力量（尤其是蘇聯），幾個主要傳統文化無法接受民主，世界大部分地區仍無法消弭貧窮，社會普遍存在分裂對立與暴力，這些現象都在在顯現，除了少數幾個國家之外，世界各國的民主發展或許已經到達極限。

僅僅7年後，杭廷頓出版著作《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為這股席捲全球的民主轉型命名，並詳述其發展過程。

當時之所以悲觀，部分是因為受到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的影響，它發現民主與經濟發展程度之間有密切關係。

1970年代早期，大部分的民主國家都是先進的西方工業國家。根據此一理論，這些國家能夠維繫民主於不墜，是因為國民擁有高度教育水準和高所得，且中產階層的人數眾多。這些發展特點，相對的使大眾具備政治知識及參與的能力，可容忍不同意見和反對聲浪，傾向溫和且自制的政治態度，渴望自由和責任，偏好籌組並加入獨立組織，正因為有這些組織，民主得以實現。這樣廣大的民主政治文化，正是民主精神的要素之一。

著名的政治社會學家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稱這些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為「民主的社會必要條件」（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雖然他沒有把這些因素嚴格定義為「先決條件」，但是很多1960和1970年代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如此看待這些因素。要實施民主，國家必須先發展經濟。因此，這個邏輯就是先支持並投資從事現代化的威權統治者──例如台灣的蔣介石、南韓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尼的蘇哈托、菲律賓的馬可仕、巴西和智利的將軍、伊朗的國王──最終，國家發展後，民主自然而然就可落實。

如果以政治詞彙來描述此邏輯，簡單的說，就是這些威權統治者都是美國和西方社會在冷戰時期的盟友。美國的民主價值，可以合理化美國支持這些威權統治者的立場──因為這些都是過渡政權而非永久政權，是部分獨裁而非共產主義那樣全然的獨裁，此外這些政權都受到共產主義的威脅，也都誓言要匯聚力量以消滅共產主義。因此，為了捍衛和促進自由，我們違背了民主精神。

同一期間，還有另一種植基於文化的理論，更悲觀。根據這種論述，民主大部分出現在擁有猶太教、基督教和啟蒙時代傳統的西方社會，並不意外。在這段期間，還有一些非西方的民主國家，也深受西方文化的自由思潮所影響，如英國前殖民地的印度、斯里蘭卡、牙買加或日本，這些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都曾被美國征服占領過。

在其他地方，民主的前景更是黯淡。

以研究拉丁美洲著名的美國學者，在1960年代中期指出：「目前由拉丁美洲領袖掌權下的社會和文化網絡顯示，除了少數的例外，有效的代議民主制度不太可行。」其他地區，如信奉天主教國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特別是拉丁美洲，「可能更不適合」西方式的民主。因為它們要不是受到天主教會階級和威權傳統的影響，不然就是認為民主構想是盧梭式的傳統（Rousseauan tradition）──害怕過度的多元化，並且認為「公民參與」應該「以有系統的、統合的及群體的方式」，而不是以在西方社會當道的個人主義參與。

此外，有人認為亞洲文化或伊斯蘭文化不可能和民主相容，因為民主強調秩序，而非自由；強調共識，而非競爭；強調團體，而非個人。

為什麼在1975年，世界各國邁向威權統治似乎是自然且不可避免的趨勢，而到了1995年，民主卻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怎麼會有這麼多社會科學和外交政策專家都錯估情勢？這些都是本書前幾章所敘述的故事。然而，遺憾的是，它們不是故事的全貌，也不能反映出目前的情況。

我在寫這本書時，民主浪潮已經被經濟大蕭條取代。我認為，這個情勢可追溯到1999年巴基斯坦的軍事政變，它象徵著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無法順利的促進發展、社會和平與良善治理。此後，在一些極具影響力的國家，如俄羅斯、委內瑞拉、奈及利亞及泰國，民主一直遭遇挫敗。而在其他重要大國，如菲律賓和孟加拉，民主也嚴重變質。

中國的快速崛起，點出了威權統治的趨勢，對世界許多獨裁政權來說，中國也成了一個新策略的倡議者和辯解者，同時覬覦著這些獨裁國家的天然資源和市場。布希（George W. Bush，任期2001～2009）總統大膽倡導要藉由推翻海珊政權、使伊拉克從獨裁轉變成民主國家，來改變中東地區，最後事與願違，下場悽慘，徒留伊拉克陷入混亂中。隨著回教徒在此區域不斷取得政治和選舉的勝利，就算布希政府已經從自己原先想推動的民主議程中撤回，阿拉伯世界的民主人士勢必還是會感覺遭到背叛。在俄羅斯、中國及各區域的石油大國如伊朗、委內瑞拉帶領之下，世界各地匯聚了一股強烈的力量，反對國際社會提倡民主的努力。

許多觀察家發現，在這樣的下坡中，民主的可能性自然有限。看著美國的帝國作風在伊拉克所留下的廢墟，一股新的現實主義思潮正逐漸興起──告誡美國管好自己家務事就好，學著接受世界各國原本的樣貌，而不是美國想要塑造的樣子。在美國干預伊拉克、接下來可能也要介入阿富汗的做法飽受攻擊之際，新現實主義將很有可能再度抬頭。

的確，有很多充足的理由讓人對民主的未來感到關切、審慎、謙虛和重新評價，但絕不需沮喪。正如我在本書所說的，現在世界上，仍蘊藏著相當豐富的民主發展動力和潛力。民主價值和渴望逐漸成為普世價值，就算在不太友善的中東及廣大的伊斯蘭世界也一樣。這些全球的民主標準，前所未有的反映在區域和國際機制和協定裡。看看全世界的民主擴張，無論在國內、外，我們都會發現促進民主蓬勃發展的因素仍然存在。主要的挑戰在於，新興民主國家是否能實現人民所期待的發展及正當法治的治理，以及既有的富裕民主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意願和智慧重新塑造並繼續努力促進民主。

本書第二部分探討民主扎根不深的地區，如拉丁美洲、後共產主義的歐洲、亞洲、非洲及中東，在發展與鞏固民主體制時所面臨的挑戰。這些章節不僅詳述各種民主進步的歷程和前景，也描述打擊貪腐、強化國家能力來提供法治社會與促進經濟成長環境的急迫性。不過，即使在那些民主受到威脅的地區，也還是有機會。就算伊朗和中國現在似乎對全球民主潮流免疫，但未來二、三十年他們很有可能實現民主。而如果連中國都能民主化了，其他國家為什麼不行？

最後，我仍然認為是既存民主國家的政策和集體意願，創造出關鍵性的改變。過去30年，對於民主發展，已經釋出前所未有的希望與期待，就算在貧窮國家也一樣。現在，民主已成為世上唯一普遍合法的政權形式。民主的敵人──如伊斯蘭的聖戰運動──不可能獲得勝利，除非民主因驕傲自大、不妥協、愚蠢和貪婪而打敗自己。雖然這些在過去民主垮台扮演關鍵角色的人性特點，在歷史上不愁找不到例子，但是，人類會進步就是因為具備從失敗學習並超越的能力。

長期來說，全球經濟與政治發展所蘊藏的活力，以及世界文化和制度的大潮流，對民主仍然相當有利。已經建立的的民主國家，在美國的領導下（與其說是領導，更像是學院式的風潮），向全世界顯露出高超、有願景的政策。這些政策可能重新點燃並維持全球民主發展的推進力，而經過時間夠長的推動之後，或許數十年後會更靠近民主的核心，屆時全世界將會掌握到民主精神。

摘自《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引言

賴瑞．戴蒙教授客觀的評價各地區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發展進程，以及民主實施經驗的得失，他也引用了大量的經驗資料來呈現各國公民對於自己國家民主經驗的評價。他試圖回答幾個關鍵的問題：
第一、當前新興民主體制共同面臨的難題與挑戰為何？
第二、為何有些新興民主的運作逐漸上軌道，而有些卻陷入嚴重的治理危機，甚至出現民主崩解？
第三、什麼樣的經濟、社會、文化、制度及國際環境因素，有助於民主體制的正常發展與逐步鞏固？哪些因素不利於民主的平穩運作與民主正當性基礎的強化，甚至不利於民主體制的生存？
第四、第三波民主化的前景究竟如何？如何能突破當前的瓶頸與困境？
第五，像中國大陸與新加坡這樣展現相當治理績效的非民主體制是否能持續，並且構成民主體制在意識型態領域的競爭對手？
第六、先進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應該如何扮演好其扶持與協助新興民主的角色。
這些都是研判當前全球政治發展趨勢最關鍵的問題。

——朱雲漢，
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對於美國在後伊拉克時代對未來全世界民主理想所產生的悲觀看法，提出不同的珍貴見解。

——法蘭西斯．福山（Frnacis Fukuyama），
著有《美國處在十字路口︰民主、權力與新保守主義的遺產》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沒有人像賴瑞．戴蒙一樣針對民主的過去與未來作如此深入與廣泛的探討。《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以熱情、樂觀、有趣的方式描述，對任何關心如何在國家價值與國家利益取得平衡這項艱困挑戰的人，這是必讀的一本書。

——潔西卡．土卡曼．馬修茲（Jessica Tuchman Mathews），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會長

民主發展面臨問題，不只是因為敵人狡猾，也因為自己朋友的輕忽與自欺欺人。幸運的是，賴瑞．戴蒙提供前進的道路，充滿智慧、堅定立場與熱情。有像他這樣的朋友，民主精神將會再度抬頭。

——彼得．貝納特（Peter Beinart），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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