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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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部長、政大校長鄭瑞城 透過這本書，
將他熱愛的教育生涯，作階段性的整理、記憶和省思，
其中懷抱建構教育烏托邦的築夢歷程，是絕不能放棄追尋之路，
他期盼和同道者持續切磋和對話。
《追尋教育烏托邦──台灣教育的想像》是前教育部長、政大校長鄭瑞城集結近年來書寫的教育文論，以及媒體採訪稿，編著而成的教育類力作。
本書分成四部分：卷一高教掠影，以綜合論述台灣高等教育的現象、問題及可能解決之道等為主；卷二大學鴻爪，主要在記述服務政治大學期間的一些感思，並兼及一些一般大學的治校理念；卷三教育管窺，旨在闡釋各級教育──尤其是中小學教育的基本問題、理念、目標及政策等；最後卷四學思素描，則幾近全屬對個人背景、風格及教育理念的評述。卷一至三偏重於事之論述；卷四則側重在人的描繪。
鄭瑞城表示，透過這本書，將他熱愛的教育生涯，作階段性的整理、記憶和省思，其中懷抱建構教育烏托邦的築夢歷程，是絕不能放棄追尋之路，他期盼和同道者持續切磋和對話。關心台灣教育，閱讀本書必能獲得觀念上的啟發。
序 到不了 但要追尋
卷一 高教掠影
多化多元的密切辯證──台灣高等教育的一些觀察與省思
大學教育和大學傳播教育──觀念的再思考
大學治理的鬆綁與權責問題
大學知識創新的問題──一個組織面向的初探
大學社會責任之再思考
老政大人當政大校長 鄭瑞城終身用心
卷二 大學鴻爪
與政大人的對話
為母校八十大壽謀政大百年大計
學門獨立了嗎？
大學與時代的對話
專訪校長
校長的一封信
卷三 教育管窺
台灣教育的自由化與公民社會
教育政策之規劃與推動
升學考試二次變一次
沒有一個小孩可以讓他落後
教育應回歸問題本質
沒熱情沒智慧 是危險的事
卷四 學思素描
在兩種境界裡神遊
鄭瑞城的「祕密花園」
希望看到學生校園示威
悠遊主客體之間的哲學家校長
校長與部長之間
海邊來的部長有顆素樸的心
化理念為行動的學者風範
用心聆聽的改革者
大學社會責任之再思考
現今大學發源於西方中古時代，距今已有八、九百年歷史。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大學的角色與任務容有或大或小的轉折及差異，但除較早期外，大學一直被視為社會重要的一環，且為不可或缺的一環，則為無庸置疑的事實。社會學者Daniel Bell（1976）即曾指出，大學已變成社會上一個具有支配力量的重要機制。大學的重要性隨著世界和社會的演變，有愈來愈突顯之勢；誠如金耀基（2002：306）所言：「從大學發展的角度來看，大學從來沒有像今日那樣被國家和社會賦予如此多、如此大的任務」。大學成為社會的重要機制及其任務的加多、加大，表示大學須承擔更重要、更多和更大的社會責任。
其所以致此，大概可歸諸於四個主因：
一、社會民主化和自由化演變，隨之而來的強調透明化和責任績效概念，而大學既為漸趨重要的社會機制及其傳統的相對封閉性，自成各方關注和矚目焦點。
二、大學的普及化和專業化，使其對社會的滲透性及影響性都更為深廣，社會對其依賴與期許也更大更高。
三、「知識經濟」概念的廣倡及科技的主宰性，促使擁有及產出豐沛人力資源的大學成為發展經濟和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火車頭，而被課以重責大任。
四、全球化效應、世貿組織的擴張及教育市場的開放，致使國際之間競爭更突顯、更形激烈；而大學既稱「火車頭」，自是責任加頂，責無旁貸。陳維昭（2006）在論及各國推動建設世界級大學的背景因素時，即曾提出類似上述第三點和第四點的說法。
概念的類型化
探討大學的社會責任含涉「大學」與「社會責任」兩個重要概念。這兩個概念的類型化，有助於更透徹、深刻地了解問題的本質。
一 、「大學」概念的類型
Karl Jaspers（1960）在他的名著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中說，大學是由學者和學生所組成，從事追求真理任務的社群。簡言之，大學是「人」組成的「團集」。當然就事實而言，大學的「人」除學者和學生，行政人員也是不可或缺的「人」。這群人均直接或間接、程度或深或淺地以知識的學習、產出、傳輸和服務為其行動主軸。以較寬鬆的定義來看，這群人可以被界定為「知識分子」1.，而從社會學的觀點及一般習慣用詞來看，這群由「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團集」，應可稱之為「知識機制」（knowledge institution）。換言之，為更深入地探討大學的社會責任，「大學」這個概念可粗分為「知識分子」與「知識機制」兩個類型。這裡用「粗分」一詞絕非謙詞，因為這兩個類型內部和之間仍存在多元而複雜的關係。
二 、「社會責任」概念的類型
「責任」可界定為本分上所應做的事，而其行為結果在道德上及或法律上，可由他人論其是非或獎懲。2.綜合而觀，「責任」概念大致包含本分、義務及其對應之報酬和懲處等意義。「社會責任」強調較外顯的社會性，其界定可大致沿用「責任」概念。「責任」或「社會責任」依字詞解釋，均略帶 消極性和保守性。探討大學的社會責任，如僅採消極和保守性的意涵，可能 有失大學的理想和精神，也不符社會對大學的期許及大學人的自我期許（參沈清松，2004；金耀基，2001）。所以本文主張，在探討大學的社會責任時，應粗分為「消極性」與「積極性」兩類型的社會責任。消極性社會責任大致指涉消極地依循、恪守規範和倫理面向之責任；積極性社會責任則大致指涉積極地闡發、擴展大學理想和精神面向之責任。如同在討論「大學」概 念類型，此處仍用「粗分」一詞，亦表示這兩個社會責任類型內部和之間仍存在多元而複雜的關係。
兩大類型的社會責任
本文的基本主張是：將「大學」和「社會責任」兩個概念類型化，各粗分為「知識分子」和「知識機制」及「消極性社會責任」和「積極性社會責 任」，可能較能精緻地解析大學的社會責任。大學的社會責任蓋無法也沒必要窮盡論述，以下僅舉要例解說兩大類型的社會責任。
一、消極性社會責任
大學消極性社會責任大致指涉消極地依循、恪守規範和倫理面向之責任。就「知識機制」類型而言，《大學法》第一條「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此即大學基本的消極性社會責任。
就「知識分子」類型來說，《教師法》第十七條所規定的教師受聘後之義務，即是「知識分子」基本的消極性社會責任之典例。第十七條所列教師的義務包括：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以及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等洋洋灑灑之條文。除此之外，各級教育行政單位和各校自訂之高等教育相關法規或倫理守則，而與大學的整體機制和各別分子有關的消極性社會責任，更是不勝枚舉。
二 、積極性社會責任
大學積極性社會責任大致指涉積極地闡發、擴展大學理想與精神面向之責任。就「知識機制」類型而言，許多學者不斷強調：相對於其他社會機制，大學作為其中的一個社會機制，應該具有前衛性、先導性和獨立性格；Jaspers（1960）甚至以「國中之國」（a state within a state）來期許大學，此即知識機制的積極性社會責任的典例。就「知識分子」類型來說，許多學者認為，「知識分子」必須具有強烈使命感、勇於批判與發抒不滿，甚至「認為不滿即是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徵」（葉啟政，1984：144）。
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中，前臺大校長孫震在「臺灣競爭力論壇」成立大會上，批評學者只管閉門研究、寫學術論文，不顧民間疾苦；他並說，如果頂尖大學不能解決自己國家的問題，能算頂尖大學嗎？這樣的大學有甚麼用？（參採自《中國時報》九十六年八月十六日AI5版）這是認為知識分子應具積極性社會責任的典例。除此之外，本文也主張：大學應將批評、調整和修正大學消極性責任之相關規範與倫理，而有助於大學理想與精神之闡發者，視為其積極性社會責任之要項。
由上所述，大學的消極性社會責任——尤其是《大學法》所述大學之宗旨，似亦含涉積極性社會責任的意涵。這固應證兩類型社會責任「內部及之間存在多元而複雜關係」的說法，但畢竟《大學法》所述大學之宗旨是較屬消極的宣示意味，仍欠缺積極的實踐性。
結語——理想的精神
本文旨在提出類型化途徑以求更精緻地解析大學社會責任這個議題，並提供重要實例以陳述大學的社會責任。由前述及其延伸意涵，本文在此提出三點尚待繼續驗證的假設：
一、全球化、民主化、知識經濟化及大學的普及和專業化，彰顯了大學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及影響性；同時亦強化大學的社會責任。
二、「大學」概念可分為「知識機制」和「知識分子」兩類型。前者指全體性的組合；後者指其組成分子。「社會責任」可分為「消極性」和「積極性」社會責任兩類型。前者大致指涉消極地依循、恪守規範與倫理面向之責任；後者大致指涉積極地闡發、擴展大學理想和精神面向之責任。
三、大學的消極性社會責任較具強制性及可普性；大學的積極性社會責任則較屬非強制性及選擇性。正因如此，如大學的社會責任須具備消極性和積極性兩類型，始稱齊備完整，則今後大學的社會責任應強化積極性責任，同時也應積極地調整和修正相關之規範與倫理，使其更能符應和闡發大學的理想與精神。
（台灣大學主辦，《我國高等教育論壇──任務與願景》二○○八年四月）
註釋
1.「知識分子」一詞的概念更嚴謹、精闢的界定與解說，可參閱葉啟政（1984）《社會、文化和知識分子》。
2.參考修正自薛頌留編（2000：1428）《新編中國辭典》。
參考書目
．金耀基（2001）。大學的理念。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金耀基（2002）。金耀基自選集。上海：上海世紀。
．沈清松（2004）。大學理念與外推精神。臺北市：五南。
．陳維昭（2006，12月）。世界一流大學的定義與內涵。論文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之「臺灣大學高等教育論壇」，臺北市。
．葉啟政（1984）。社會、文化和知識分子。臺北市：東大。
．薛頌留（2000）。新編中國辭典。臺北：弘揚。
．Bell, D. (1976) .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N ew York: Harper.
．Jaspers, K. (1960); ed. by Karl Deutsch.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London: Peter Owen.
摘自《追尋教育烏托邦：台灣教育的想像》
到不了 但要追尋
二○○九年九月卸下教育行政工作後，日子難得的清風明月，利用時間翻閱、整理身邊教育相關的手稿和當年祕書們辛苦所剪留的媒體採訪稿，集成了這本書。在整理時，雖覺文體散亂，手稿內容尤有不少可再斟酌之處，但內中不少議題和理念似乎仍有繼續討論、辯證的意義，值得提出來和同道者切磋和對話；同時也藉這本書，對所熱愛的教育生涯，作一個階段性的整理、記憶和省思。
柏拉圖在將近二千四百年前所著《理想國》中說，國家統治者所做的大事僅一，那就是教育。柏拉圖心中的理想國，於今觀之，可能已不是那麼理想，他對教育所做的定位卻歷久不衰。教育的高度和重要性，遠昔如是，於今如是；古希臘如是，今台灣如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儼若湯瑪士的烏托邦，烏托邦通常有兩種意涵：一是完美無瑕之地，但也是烏有存在之地；所以想要建構一個教育烏托邦，大概也是遙不可及，甚至是癡人說夢之事。但教育本來就有點像在說夢、做夢，夢想著要達到那「止於至善」的境界──另一種烏托邦的描繪。
台灣的教育工作者不少是這樣的說夢人和做夢者，所以台灣的教育雖然一路喧囂之聲不絕，大致還是朝向烏托邦的境界移進。用一句有點亦悲兼壯的話來說：烏托邦或許是到不了，但絕不能放棄追尋。這本書卷章中所記載和蘊含的，大概也是這種心情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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