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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胡適的忘年小友，梁實秋的暢談夥伴。
一個烽火中的流亡學生，他力爭上游，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英國劍橋和普林斯頓，除了科技領域的一片天，他始終在心裏為文學保留著一席之地。
他說：「我屢次荒唐的，可笑又可憫的，像唐吉軻德德不甘心的提起他的矛，我不甘心的提起我的筆來。我想用自己的血肉痛苦地與寂寞的砂石相摩，蚌的夢想是一團圓潤的回映八荒的珠光。」
圓潤晶瑩的篇章，現在看來仍經得起時間檢驗，歷久彌新。
「清沏如水，在人類迷惑的叢林的一角，閃著一片幽光。」陳之藩對羅素曾下過如此的評語，這句話用在他身上，也是當之無愧的。
說起陳之藩，相信許多人都讀過他寫的〈謝天〉〈失根的蘭花〉，他的散文《旅美小簡》、《在春風裏》、《劍河倒影》更為許多書迷所津津樂道。
陳之藩先生學的雖然是科技，在心裏卻始終為文學保留著一席之地。寫作風格高雅純淨的他，在撰文紀念胡適先生時曾說：「並不是我偏愛他，沒有人不愛春風的，沒有人在春風中不陶醉的。」讀他的散文，也很難不沉醉在他文字的「春風」裏。
從二十多歲滿腔熱血的知識青年，到今日成為走過二十世紀最光燦的科學歲月的智慧長者，陳之藩一直用獨特的、兼具理性感性的筆，記述他對當代、對科學、對文學的見解，文中處處流露知識份子憂國憂民的情懷，卻不盲目的人云亦云。即使早期文章相隔已有半個世紀，現在看來仍經得起時間檢驗，歷久彌新。
《陳之藩文集》總共三冊，完整收錄了作者已結集的八本書〈請參考作者簡介所列〉，以及近兩年所寫、尚未結集的新書《看雲聽雨》，是一代「科學文學達人」到目前為止最完整的作品呈現。
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
代序 世紀的苦悶與自我的徬徨
──青年眼中的世界與自己信一
信二
信三
信四
信五
信六
信七
信八
信九
信十
信十一
信十二
信十三
後記
蔚藍的天
序──何以譯起詩來
生命的頌歌
──朗費羅的詩
燕 子
──丁尼生的詩
一朵花裏的世界
──布萊克
一棵毒樹
──布萊克的詩
蔚藍的湖‧蔚藍的天
──華茲華斯
兩個四月的早晨
──華茲華斯的詩
孩子‧舟子
──柯勒律治
迷失了的靈魂
──雪萊
印度小夜曲
──雪萊的詩
春天的雪花
──濟慈
無情的美婦
──濟慈的詩
一所荒園與一架書
──普希金的奧涅金
哀一位哲人
──五十年代談馮友蘭
記一位史家
──五十年代記雷海宗
哲學與困惑
──六十年代憶及金岳霖
談希望
選擇就是創造
興趣與成就
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尋夢草》讀後
青 春
──伍立曼的詩
旅美小簡
前 記
月是故鄉明
哲人的微笑
出國與出家
童子操刀
並不是悲觀
智慧的火花
到什麼地方去
成功的哲學
失根的蘭花
科學家的苦悶
哲學家皇帝
鐘聲的召喚
祖宗的遺產
釣勝於魚
山水與人物
覓回自己泥土的芬芳
印刷小工誕辰
智者的旅棧
惆悵的夕陽
哈德遜劇院
河邊的故事
悠揚的山歌
大學時代給胡適先生的信 四
適之先生：
讀完了您的第二封信，我沉潛於安靜的思維裏，溫溫的聲音，循循的誘導使我涎到先生堅忍的笑容與清明的心地，年輕的孩子洋溢域跳躍的歡喜。
本來，我想在先生由京歸來時再寫信給您，但我想說的話不願受太長時間的錮禁。所以既想不到您工作的匆忙，也想不到您旅居的煩躁，而寫給您這封信。
我把您的信讀了十幾遍，裏面縱然沒有悽愴的聲調，但總不如先生留學時期為樂觀氣氛所瀰漫了。這是走在生命中流的人回顧而又前瞻時必有的情緒；也是一個深沉的哲者，曾爬過了無數的高山，最後獲得的是「我惟一知道的是什麼全不知道。」
一個謙虛的靈魂，烘托域一個聖潔的軀體，將人生無限的抱負與無窮的渺小繪出一個大概來。我眼睛看著信，思想逐漸迷離了，耳旁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聲音在縈繞。
以先生半生的奮鬥與呼號，以先生半生的瘁勞與績業，總應該有一個接力者接過跑棒，而自己可以休息一些了。可惜，領導潮流的人往往是孤獨的奮鬥，他的敵人不但是四周的狂慢與愚蠢；而且是自己的固執與定型，時時針對著培根所講的那些個偶像衝出去，踏過它們而探求真知。
達爾文在晚年時，皈依了上帝，他嘲笑自己一生的工作是孩子們在海灘上玩著貝殼，而先生自己卻說了「理未易察，善未易明。」
這八個字聽來，如慷慨蒼涼的節拍奏在生命秋天的柔曲上，人生是這樣渺小異常與哀惋可惻嗎？
一個年輕的人去理解一個通博哲者的心，豈不是如一個孩子看著湖面的影子去理解湖水一樣。不過我總願意懇求先生，即使理未易察，善未易明，也要將這種精神傳播開來，來治理一下這末世的頑固與瘋狂。因為現在已到了那麼一個時代：堤防潰決了，病人易簀了，城下兵臨了。先生啊！縱無起死回生的靈丹，也要灌下這善未易明的聖藥，不然有人味的歷史要從此斷下去的，不可怕嗎？
誰暫時的休息都無關緊要的，但先生卻不能；誰做其他的工作也可以的；但先生也不能這樣做。屠格涅夫垂死時還給托爾斯泰寫去一封信：「我親愛的大師啊，不要再砍柴罷，人類的靈魂需要創造啊。」我們的國家也快成了垂死的病人，她向您做著如此悲烈的呼號，這種聲音在砲火中顫抖著，都有些嘶啞了。
適之先生，您看一看我們的國家讓多少病菌襲擊著：第一，青年人的固執病要得治；第二，執政者的派系病要得治；第三，國人的懶惰病與姑息病要得治；第四，世人的盲從病要得治；第五，思想上的虛弱病要得治。這些個病，先生可以由歷史的檔案中找到藥方；可以在亡國之殷鑑中找到論據；可以由外國的借鏡中找到出路。
告訴人們：宗教狂將歷史的進展延緩了多少年；告訴人們：清流濁流誤了多少事；告訴人們：富強的國家是怎麼一點一滴的勤勞建國；告訴人們：納粹的人民是怎樣亦步亦趨的盲從獨裁而遭遇滅亡。我們還不應該有所覺悟嗎？我這些迫切的問題，您也許以為太焦躁的。
按現在說，除了先生沒有人能匹敵這無盡無止的狂流；非先生不足以將風涼教授們的話稍加修正。艾德禮以戰慄的聲音說：「隨著世界共產主義模型的影響，一國跟著一國沉淪了。」歷史已翻到最後一頁，後面可能是一片黑，繼續寫下去，惟先生有這種筆力；有這種氣魄；有這種識量。
也許有一個小孩子喘喘地從迢遙的千里之外跑來，在您戰鬥疲勞之餘來為您負戟或為您執鞭。
如果我這種狂言，不是夢囈，我願說出自己以往的行徑與未來荒唐的幻想，以獻予我親愛的大師。
我家是在平津三角地帶的中心，我祖父叫陳瀛，他是陳石遺（？）的學生。後來在山東當縣長，幹了兩年與道台合不來不做了，在京師大學堂教哲學，那時或許是劉哲長校的一個很短的時代。我不知我祖父教些什麼課，大概也就是程朱陸王罷。他著有《周禮註疏》與《經德堂文鈔》，前一本我沒有看過，後一本我幾乎全背過，裏面多是修身立命的文章，現在看來許多處只講文以氣為主，而對於論理有些地方不清楚。
我家裏從前很有錢，事變後則窮到底。我父親是北大的學生，沒有畢業，因為吐血不念了。我伯父現在綏遠，跟傅作義做了二十年父母官，窮的現在只想做買賣，不想做事。
我小學是在本縣，霸縣中學附屬小學上的。我父親在那個學校當校長，對我很注意，但也很自由。那時我非常淘氣，功課還好。二十六年到北平入了私立中學，高中時入了市立五中，這段中學生活是在抗戰期間，父親看了點藥書給人治病，我每天放學回來，走進自己的寢室念書。
家中的貧困，可以由母親的沉默看出來；生活的艱辛也可由父親的面紋上認識清楚。我那時每天的生活是很規律又很沉寂的，家中經常的聲音只有壁上的掛鐘。
有時候，夜已很深，我還讀小說；天還未曉，我就讀英文，想以自己的一點努力，以為父母精神上的慰安。但在夜已很深時，父親常常叫我的名字「夜深了，孩子，還不睡嗎？」我答應就睡，但書我是不忍釋手的。戰事逐漸遠去了，家計日益困難，十幾歲的孩子心中常常被一團迷霧包圍。我每天寫我相當悽涼的日記，有時候我寫「人生即使是一杯苦酒，也應當痛快的喝的」。其實，那時候哪知道什麼叫人生。
家中邁著艱辛中的步子；老家在拉鋸中戰慄，糧源逐漸的斷了。我要想做一些小事，以免再看家裏無止的愁容，所以我不能不鍛鍊短打的工具。我每天回家練字，讀《藝舟雙輯》，又把書架上的古書搬下來念，以學作文章。我讀了《荀子》、《孟子》、《資治通鑑》、《史記》、《韓非》、《漢書》、《蘇東坡文集》、《陸宣公文集》、《袁子才文集》、《古文辭類纂》，及許多桐城派的文章。
我又忙於學校的數理習題，又要忙於古書的潛讀，春去了，秋來了，天氣陰了，晴了；許多同樣的日子我伏在書桌上傻讀。
我高中畢業的前一年，狂喜起高爾基、陀斯退耶夫斯基、茅盾與魯迅來，那時的足跡是往來北平圖書館與家庭、學校之間。
高中畢業了，我的前途是茫然的，心中鼓盪起一股為國獻身的狂潮，想到後方去，但是沒有路費所用的三百元錢。
不得已我到觀象台做了一年事，積下了足夠的路費，給父親留了一封信，我就走了。我走後，聽我弟弟說，父親哭了三天，說：「我並不是不明白人，為什麼不告訴我，出門總得拿點被褥啊……」我母親幾乎死去。給我送行的只有暗淡的陽光與清晨含淚的草。我在商邱下車，路經安徽，橫穿中原。
在河南半月的行程，使我認識了中國的本來面目，並不是如故都宮闕的豪華，而是大人孩子們穿著襤褸不成形的衣裳，住著窯洞。
最使我驚心的是那時正鬧豫災，蝗蟲到處皆是。我買雞蛋吃剝下的皮，一群難童搶著石灰質的蛋皮放入嘴裏，但沒有一個人向我要，也沒有一個人向我搶，只用乞憐的無光的眼睛看著我。這一群是十歲八歲，五歲六歲的難童。
道旁的餓莩讓狗拉得血肉狼藉，但中原依然是那樣的平靜，店裏也非常安全。這時我才懂得中國人民有多善良，有多窮困。思想煽起憤怒的火燄，眼淚讓心火燒乾了。
我從潼關赴鳳翔受軍訓，未兩月即患瘡病，整個胸部已完全硬了，但求一死。還好，接到伯父從綏遠寄給我的三千元，我有路費到西安去治病，又幸運的碰到了一個協和的大夫，沒有要我錢。這樣病好了，但我身體卻壞下來了。
當年暑假考入國立西北工學院，二年的公費在我無異極樂的天堂。我這時讀書的效率是非常高的，那裏圖書館的書也很少，我愛讀的全讀了。
就這樣，勝利以後，回北洋來，心情上的激烈是由河南慘景引起的，以後的變化是像我從前向您說過的。
我這十幾年中可以說沒有碰到什麼不得了的老師，只有父親的慈愛做我的溫床。家國的多難做我的動力，國土上出人意外的慘景使我不許墜惰，向勤勉打著召喚。
先生給我這兩封信，在我生命中劃了一道閃光，使我自勵自強，自奮自發，將永不陷於惰性，或為環境屈服。
您說我有勇猛志願，但這個志願也許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更何況這個志願有一種性質：即令可致亦不可求呢。我還差三個月即可畢業，但我念書的興趣根本無窮。我想：中國思潮上這樣一塊大空白總不能這樣長期空下去。印度亡國百年，在思想的境界裏有泰戈爾、甘地永久熾烈的火燄，難道我們中國能夠任叫時代風雨摧殘嗎？
以我看，戰前安定的那幾年，中國進步相當快的原因，還是有先生思想的餘波，加上杜威、羅素他們到中國來講學，使國人認識了自己。
戰起時，曾經經過一個慷慨悲歌的時期，之後轉入近乎犬儒主義。幸虧馮友蘭先生做了一些補偏救蔽的工作，但這大勢到快勝利時愈形彰明。及其極致的有陸懋德先生高唱中國前途有三條路：蒙古、朝鮮、菲律賓，任擇其一；王芸生高唱中國最宜南北朝、五胡十六國。聞一多先生說，獨山失守了，不要抗日，應回過頭來打蔣朝；您的同學張奚若先生說：東北劫走機器是中央社造謠；抗議蘇聯是義和團運動……。適之先生，這些時候，您一直在國外，到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
我突然想起晉朝那些綦服不慶絲竹的名士；與臨敵而賭圍棋的大紳。可以說：一個宗教狂飆吹來時，總得要經過一個莫名其妙的時期的。佛老是那時的香火，共產是現在的寺鐘。
從歷史上看起來，也許不值一齒的。可是，自己的使命能就這樣平白的卸卻嗎？
適之先生，仗越打越緊；越打越急，明天的事今大都不可知，何況談起思潮的迂闊之圖呢！
不過，王文成之心見於龍場，曾文正之績見於大江南北之役，昌黎之表，文山之歌，往往最難容於平日的最強韌於戰時。精誠所至，金石也許可以開，狂瀾也許可以挽的。何況，「父母之病雖已至不醫，亦無不用藥之理。」我實在不能不以此心殷望先生，也以此心不自量的勉勵著自己。
適之先生，孩子說這些話，心情是陰暗而又痛楚的。我還沒有給任何人寫過這樣的信，但給您寫起來筆就收不住了。
我凝視著南方的春季；凝視著一抹柔和的陽光；凝視著不絕如縷的一點希望與一線前途。
親愛的大師，我還有許多話要說，恐怕您太忙，以後再談罷。
為先生祝 福
學生 陳之藩敬上
三月十七日於北洋大學
哲學家皇帝
到此做工已半月，不像是做工，像是恢復了以前當兵的生活。如果我們中國還可以找出這樣緊張的工作，那只有在軍隊裏了。同事的有從韓國剛當過兵回來的，有遠從加州大學來的學生。我問他們，美國做工全這樣緊張嗎？他們異口同聲說：「這裏可能是最輕閒的。」
如不置身其中，可能怎樣說也不容易說明白。在日光下整整推上八小時的草；或在小雨中漆上八小時的牆，下工以後，只覺得這個人已癱下來，比行軍八小時還要累得多。
今天下工後，已近黃昏。我坐在湖邊對著遠天遐想。這個環境美得像幅畫。當初造物的大匠畫這個「靜湖」時，用的全是藍色。第一筆用淡藍畫出湖水；第二筆加了一些顏色用深藍畫出山峰；第三筆又減去一些顏色，用淺藍畫出天空來。三筆的靜靜畫幅中，斜躺著一個下工後疲倦不堪的動物。我想整個美國的山水人物畫，可以此為代表。
雖然眼前景色這樣靜、這樣美，我腦海中依然是日間同事們的緊張面孔與急促步伐的影子。我的脈搏好像還在加速的跳動。我昏沉沉的頭腦中得到一個結論：「這樣拚命的工作，這個國家當然要強。」
中學生送牛奶、送報；大學生做苦力、做僕役，已經是太習慣了的事。這些工作已經變成了教育的一部分。這種教育，讓每一個學生自然的知道了什麼是生活，什麼是人生。所以一個個美國孩子們，永遠獨立、勇敢、自尊，像個哲學家帝王。
希臘哲人，想出一套訓練帝王的辦法，這種辦法是讓他「從生硬的現實上挫斷足脛再站起來，從高傲的眉毛下滴下汗珠來賺取自己的衣食。」這是做一個帝王必經的訓練，可惜歐洲從未實行過這種理想。沒有想到，新大陸上卻無形中在實踐這句話，每一個青年，全在無形中接受這種帝王的訓練。
做卑微的工作，樹高傲之自尊，變成了風氣以後，崢嶸的現象，有時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耶魯大學有個學生，父親遺產三十萬美金，他拒絕接受。他說：「我有兩隻手，一個頭，已夠了。」報紙上說，「父親是個成功的創業者，兒子真正繼承了父親的精神。」
青年們一切都以自己為出發，承受人生所應有的負擔，享受人生所應有的快樂。青年們的偶像不是叱咤風雲的流血家，而是勤苦自立的創業者。《富蘭克林自傳》，是每個人奉為圭臬的經典。
我們試聽他們的歌聲，都是鋼鐵般的聲響的：
人生是一奮鬥的戰場
到處充滿了血滴與火光不要作一甘受宰割的牛羊
在戰鬥中，要精神煥發，要步伐昂揚
—朗費羅
我很欽佩在綠色的大地上，金色的陽光中，一個個忙碌得面頰呈現紅色的青年。
然而，我在湖邊凝想了半天，還是覺得，這個美國青年畫幅裏面仍缺少一些東西。什麼東西，我不太能指出，大概是人文的素養吧。我在此三、四個月的觀感，可以說：美國學生很少看報的。送報而不看報，這是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哲學家帝王」，不僅要受苦，還要有一種訓練，使他具有雄偉的抱負與遠大的眼光，可惜這一點，美國教育是忽略了。忽略的程度令人可哀。
愛因斯坦說：「專家還不是訓練有素的狗？」這話並不是偶然而發的，多少專家都是人事不知的狗，這種現象是會窒死一個文化的。
民主，並不是「一群會投票的驢」；民主確實需要全國國民都有「哲學家帝王」的訓練。在哲學家帝王的訓練中，勤苦自立，堅忍不拔那一部分，美國的教育與社會所賦予青年的，足夠了。而在人文的訓練上卻差得很多。
晚風襲來，湖水清澈如鏡，青山恬淡如詩，我的思想也逐漸澄明而寧靜。
天暗下來，星星，一個一個的亮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日於紐約州靜湖
釣勝於魚
每天早晨我在湖邊整頓小艇，常有位銀髮的老教授蹣跚的走來。
「早安。」他老遠的打招呼。
「今天還出去划船嗎？」我問。
「當然，天氣真好啊，我太喜歡釣魚，可惜這湖中的魚不大。」
「反正你是為釣，並非為魚。」
「對極了，對極了。我是為釣，不是為魚。」他一邊說著，一邊登上小船，帶著他的釣具與幾本書，馬達照例不開，雙槳輕輕划破水面，悠然遠去。
我抬頭目送他遠去，眼前的景色，令人欲醉。好像只有華茲華斯的歌聲足以形容：
這一幅風光，如夢
山，如是清秀
水，如此清澄
山與水之間相接了
這山啊
有多高聳入雲端
就有多深映入水中
日光直射的水面，是一條銀河，其餘的湖面是一片澄碧。小舟的影子越來越遠，槳聲的起落越來越輕，這一葉扁舟終於消失在一片黎明的眩光中，我的思潮好像也沖入一靜謐的山谷裏。
這位老教授在哥倫比亞教書，他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的。因為我也在賓大上學，所以他每天總好奇的與我談幾句，好像在與我談話中，還可以尋覓到他的青春。他在哥大已教書三十年了，這幾年的暑假常到這湖邊來。每天扁舟垂釣，竟日方歸，最多能釣上一兩條三四吋長的小魚，而他的享受卻是在釣。
能夠欣賞釣，而不計較魚，是會使一個人快樂，使一個團體健康，使一個社會成功的。美國有許多學者，在一個學校工作，一工作就是一生，真是數十年如一日。以賓大而論，今年就要養域一百零八個退休的老教授；這些教授服務於賓大，最少的已有四分之一世紀，長些的有服務四十年的了。並不是美國人的耐性特別長，實是他們在工作本身發現出無限的趣味，感覺自己沉醉於鳥語花香，和山清水媚。至於魚竿之下是否有魚，他們反而忘了。
普渡大學校長郝德說：「知識的無限疆界，展開在人類面前。」每個知識的先驅者所面對的，由外人看來，好像是山窮水盡的泥穴，其實在他自己看來，卻是花繁葉滿的桃源，因而流連忘返，因而樂此不疲，都是理有固然的。
因為工作本身的興趣，有時使一個人至於瘋狂。賓大有位教授魏剛，是自動機械專家，因讀書入了迷，工作時間的拚命努力自不待言，即是吃飯睡覺也常常失去正軌，腦筋依然在想，不得休息。最後他實在太疲倦，想出一個特別的辦法以休養腦筋；即鋸木頭。他家裏堆一大堆木材，每天他要把大塊鋸成小塊，把小塊鋸成更小，以資休息。偶然看來，很像瘋人院撕紙的瘋子，知識的追求的本身，竟有如是魔力。
當然在這種境界中的人，是無法再生名利觀念的。愛因斯坦剛到普林斯頓時，主事人問他一年要多少薪俸，他說五千差不多了。一年五千元是物理系剛畢業的學生的水準，主事人說：「給你年俸五千，給別人就不好給了，請為我們著想一下，還是勉強訂年俸一萬五千元罷。」
其實，愛因斯坦常忘了兌取支票，正如釣魚者釣上魚來，又拋入水中一樣。他們從來就未考慮到這些瑣事。
科學家不僅忘了薪俸的多寡，有時即使厚祿巨利的機會到來，在他們眼中，也淡如雲煙。發明那個原子衝擊器的勞倫斯，剛一發明時，有人說，他要請求專利，要比瓦特發的財大，但他只笑了笑，好像是說有那個申請專利的工夫，還多衝擊幾種原子呢。
正因為有釣勝於魚的觀念作基礎，所以不會產生向上爬的習慣，也不會產生學而優則仕的風氣。每一個學者一旦發現了自己的興趣所在，一直將此興趣帶到墳墓裏。發明小兒麻痺症預防針的沙克，最近對人說：「我所確知的是：科學家不是政治家。我不是明星，讓我回到實驗室去。」
然而，不是為魚的釣者，卻常常釣上大的魚來，因為他終年在水濱，常有機遇到來，非如緣木而求魚的「智者」，徒勞心力而已。
日已正午，老者的扁舟又悠悠划回來了，照例的提著他的兩條小魚，登上岸來向我笑了笑，並且說：「我是為釣，不是為魚。」老者的背影消失在山坡的綠叢裏，惟日光照去，他的髮色與魚的鱗色偶閃銀光。我在想：其實，人生不過是在並不幽靜的水邊空釣一場的玩笑，又哪裏來的魚！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於靜湖
蔚藍的天 序
——─何以譯起詩來
出國多少年，回台不止十次了。近些年來，常常要每年回台兩次。我還沒有一次在動身前告訴過朋友。一下飛機，總是一個人靜悄悄的到住所。看看台北市街頭的熱鬧，吃些想了好久的東西，然後再找朋友們談天。
民國六十年暑假那次，剛下飛機，到了旅館，竟有電話；說是《中國時報》的邱秀文小姐。她要與她一位同業來訪問我：
「你怎麼知道我來了？」
「我不是說過我是新聞記者嗎？」
秀文當時哪裏像新聞記者，還倒像個中學的孩子。
我最喜歡與中學的小朋友們談天，喜歡他們的天真無邪，喜歡他們的大驚小怪。於是與她們兩位談了一個上午。臨別時我告訴秀文：
「可是，不要寫我。你如果寫我，當然我也沒有辦法，我也就再也不與你談天了。」
秀文心有不甘，面有難色。新聞記者是她的職業，如果不寫我罷，對不起自己的職業；如果寫罷，就不能再與我談天了。她想了想：
「好，我不寫。可是也不能讓別人寫。」
我很欽佩秀文的信守。六、七年來，我每次回台都與她談天說地，她從來未在報紙上提到過我。我常說：「你對不起職業，卻對得起朋友。」
這次回國，忽然接到多少年的朋友孟瑤的一道命令，要我去中興大學演講。天氣太熱，講堂的人太多，我又因剛下飛機太睏，講是講了，我自然不滿意自己所講的。所以回到台北，又寫了一篇〈知識與智慧〉交給《聯合報》的副刊朋友發表了。
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急就章。把一個想了好久的問題，也沒有寫好，給糟蹋了。
不要說公開演講了，就是平常教書，我一向是很仔細的預備。因為就是一堂普普通通的課，如果因為心情不好，或準備不足，雖然並未講錯，也不能說講壞，只要是沒有把聽眾的興趣提起來，我會因此而難過好多日子。
〈知識與智慧〉發表以後，《聯合報》副刊轉給我很多信，寓中接到好多電話。但我一直覺得，既未講好，也未寫好。心裏有些難過。
難過的時候，是需要人同情，需要人聽我說說我的難過。正是這時候，《聯合報》的桂文亞小姐來訪。
文亞不僅是熟讀了我那三本散文，而且想好了好多問題以後來的。她不僅非常會聽，更非常會問。在你閃爍其詞的地方，她釘緊了問。
「其實，我還未去美時，翻譯過不少詩，也寫過些散文，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是用筆名？」
「不提也好！主要我也不很滿意那時期的作品，所謂悔其少作。」
我雖然想竭力轉移話題，可是卻又不能忘情於當年的作品。文亞看出來了，釘緊了問。我於是就背起當年所譯的詩來。
幾乎是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的事了：
我在國立編譯館作事，負責科學方面的翻譯；卻有一群學文、學史、學哲學的朋友。大家要辦一個雜誌，叫做《學生》，專為給中學裏的少年朋友們看的。
在編輯們開會時，總是因為新詩我們之間有爭執，而且爭執得很激烈。我是反對登一些「你看不懂，我看不懂，不知作者懂不懂」的新詩的。
有一次，我大聲疾呼的說：「我覺得新詩，像現在這種作法，是註定沒有前途的了，因為與中國的傳統可以說完全無關了。我不信在與傳統完全無干的土壤裡，會長得出藝術來！
「大家要知道：要有好久好久的歷史，才能產生一點兒傳統；要有好長好長的傳統，才能產生一點兒品味；要有好多好多的品味，才能產生一點兒藝術！
「除非你不把詩當成藝術來處理；如果你還認為詩是藝術的話，你就不能離開傳統，你就不能離開歷史；我說的是中國的傳統與歷史。」
幾位編輯朋友看我這樣激烈，就說：
「好啊！你作給我們看看罷！」
這一句話如當頭棒喝，我眼也直了，響音也啞了，沸騰的血也冷了，我哪裏會作詩呀！
我回家以後，就整理我的思路。想一想：為什麼我說這麼一堆話，而且自覺說得很有道理。於是，我在新詩中找出兩種詩來，是我喜歡的。我要想一下，我為什麼喜歡。
最先想出的是徐志摩的詩：
我輕輕的去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這雖是白話的詩，是寫康橋的詩；但它承繼了中國的傳統。因為讀起來，在音韻上、在形式上太像律詩了。
我又想起，我喜歡何其芳的詩：
上帝既然創造了夜，令人安息。
就不該再創造令人無眠的月光。
這與律詩毫不相干了。可是我又忽然想起：
燕子樓頭霜月夜
秋來只為一人長
為什麼意境這樣相近！
於是我自己對自己說了：不是在意境上與傳統相近，就是在形式上與傳統相連。這種新詩我們才愛讀，至少是我才愛讀。
然而，我對我的朋友們作了理直氣壯的大轟炸以後，立刻需要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開上步兵！我必須把我的看法作出來給他們看。
但是，世間哪有這樣容易的事。我從來沒有作過詩，一夜之間，就想作詩，還要給人家看，還要打架？
我想，在意境上與中國傳統相連，那非是詩人不可，我是辦不到了。於是，不看何其芳。看看徐志摩的集子，也許可以把英詩翻譯成徐志摩式的白話詩。
我在一本文學史裏找到了兩首詩：一首是代表雄壯的，〈生命的頌歌〉，是朗費羅的詩；一首是代表纖秀的，〈燕子〉，是丁尼生的詩。很快的我就譯出來了。第一首譯詩，自己念一念，還有雄壯的味道；第二首，自己看一看，也還不失其纖秀的氣質。
作慣了數學的練習題的人，總是把好多事看成了數學的練習題。那些數學題目卻是古人作過的。不是歐幾里德作過的，就是高斯作過的。但是當你作練習題時，卻有作練習題的快樂。就好像那些題目與解法是由你首先發明的一樣。
我翻譯了〈生命的頌歌〉與〈燕子〉以後，也許有朗費羅與丁尼生作詩時的快樂。當然我不會誤會成〈生命的頌歌〉與〈燕子〉是我作的。正如那些幾何、代數題並非我創的一樣。
而練習題有練習題的命運。不論是詩的練習題，還是數學的練習題，作完了以後，都應該丟到字紙簍裏去。
我倒是沒有把這兩首譯詩丟進字紙簍裏，而是放在抽屜裏，沒有敢發表。可是，我的膽子卻大起來。覺得：
車轔轔，
馬蕭蕭，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孃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咸陽橋！
胸中好像有十萬步兵，開拔了，開上前線去！
我忽然想起有一位朋友說過：日本好多文學家，都是學英國文學的。多是受了那位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為希臘人，而後來成了美國人，又入了日本籍的小泉八雲的影響。小泉八雲原名Lafcadio Hearn，他的文學講話講得最淺，凡用典故的地方，他就多用幾句話把那個典故解釋一下。連他講義的名字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也可以譯成《文學解釋》，那裏面主要的是英詩，用英文講給日本學生聽的。
在台灣大學，找小泉八雲的東西最容易，很快的就找到了他的文學講話，回到家就念起來了。
我給《學生》雜誌的第一篇介紹了神秘詩人布萊克，附譯了一首他的詩。第二篇介紹了湖邊詩人華茲華斯，也附譯了他的詩：〈兩個四月的早晨〉。
然後，又輪到柯勒律治，要譯他的〈古舟子之歌〉。譯了半天也譯不出來，因為有些典故看不太清楚。
隨後一期跟著一期的，是介紹雪萊，與譯他的〈印度小夜曲〉；再介紹濟慈，與譯他的〈無情的美婦〉。
然後把〈生命的頌歌〉與〈燕子〉，又從抽屜裏找出來，也發表了。
這些詩人的介紹多是節譯小泉八雲，詩也是小泉八雲挑選的。
這些介紹及所譯的詩，一期一期的在《學生》雜誌登出時，並沒有受到什麼責備，反而認識了好多朋友。比如：余光中先生就是因為這些譯詩由吳炳鍾先生陪著到我住所來，並沒有責備我一句話。只是問我：「寫不寫詩？」梁實秋先生也每期都看《學生》雜誌，也沒有責備我。也因為這些譯詩認識了聶華苓女士。
雖然這些英文學者，或英詩大家不忍責備我，但我的確知道我譯的好多地方「走了板兒」，非常的對不起原作者。就因為「走了板兒」的地方太多，我一直不願再提這些譯事。
如此，四分之一世紀和和平平的過去了。
桂文亞女士訪問我時，她一直釘問，竟把譯詩時那份作練習題的高興，又喚回來。順口就背了雪萊的〈印度小夜曲〉及華茲華斯的〈兩個四月的早晨〉給她聽。
文亞把她的訪問稿寫好了以後，還未發表時，秀文就聽說了。秀文是有理由生我的氣的。因為她確實守住了「不寫我」的諾言，而我卻沒有做到「也不讓別人寫」。
於是，在我上飛機的前夕，《中國時報》有四、五個人，當然也有秀文，到我寓所來大興問罪之師。他們下了班已經夜九時了，到了我這兒已快十點。
好像一群大學時代的學生，男生、女生，大嚷大叫著就進來了。
本來在我這裡坐著的還有七、八位朋友，是由台南成功大學來的，是由台灣大學來的。還有遠景出版社的好幾位。我再三向《中國時報》諸位先生、女士，尤其是秀文道歉，但是必得受罰。受什麼罰呢？給每人寫一張字。我是很愛我譯的那幾首詩的，於是每人一張。詞句各不相同，但他們卻都沒有見過。
於是，有人在說，「為什麼不集在一起再印一次呢？」《中國時報》的幾位這樣說，是說者無心；在座的卻有遠景出版社的好幾位，是聽者有意。如此，鬧到夜裏兩點，大家算是散了。
我回到美國的第二個禮拜，沒有想到遠景竟這樣快，把《學生》雜誌找到，把我的譯詩找出，把二校的校樣，都寄來了。
當然，這本小集子的譯與作，當初是為中學的少年朋友們看的，現在仍然是給中學的少年朋友們看的。望望窗外，樹不是國內的樹，草不是國內的草；甚至於菊花也不像國內的菊花，惟有蔚藍的天是相同的。
呆視著蔚藍的天，想起：「涼風起天末」來。
一九七七年二月於休士頓
旅美小簡 序
有一個詩人，作了一首詩，他說這個時代就是塊荒地。到處是怒吼的雷聲，卻沒有一滴雨；人們為雷聲所震聾，卻被無水所乾斃。除非是不知不覺不聞不問的幸福人，在這個複雜得可怕而又空虛得可憐的時代，有這種同感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
一提起筆來寫旅美小簡，似乎就落在憂鬱的影子裏：即使是笑聲也是寂寞的，即使是笑容也是蒼白的。所以有個朋友批評我，一篇一篇讀你的小簡時，似乎天地越來越陰沉，就是偶爾有一線陽光，而瞬息過後，卻帶來更重的陰霾。
我自己看一遍這些小簡，也覺得它有病，但也找不出病在什麼地方。我是一個不大會說謊的人：心有所感即秉筆直書。我既感不出將悲觀情緒傳染給人是否道德，也不計較將憂鬱氣氛侵蝕自己是否合算，但求一吐為快而已。
到美國以後的生活是這樣的：上半天到明朗的課室去上課，下半天到喧囂的實驗室玩機器，晚上在寂靜的燈光下讀書。常到週末，心情上不自主的要鬆一口氣，遂靜靜的想半天，寫一篇小簡，寄回國去。
心情之亂，頗像我的書桌：上面由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到愛默生的散文；由馬克士威爾的電磁學到托馬斯伍爾夫的小說；由微分分析報告到雪萊的詩集與馮夢龍的山歌；這些可以烘托出一個青年精神掙扎的側影。如此，兩年過去了。
兩年過去了，春天又來了。春風會帶來百草，百草會浮起千花，而於一個異國飄零的人似乎卻帶不來什麼。我在年初的日記上寫道：這個世界往壞處轉，是歐威爾筆下一九八四年的提前到來：以奴役為天堂；往好處轉，是赫胥黎筆下《美麗新世界》的重現世上：具衣冠之禽獸。看不到輕靈可人的燕子，也看不見明媚悅目的春光。
這兩年來，我一面思考，一面攻讀，卻得到這樣一個悲哀的結語；而這二十幾篇小簡變成了一個寂寞旅人在荒村靜夜中的嘆息聲。
黛玉諷刺惜春畫事之慢，說：大觀園蓋才蓋了一年，惜春畫個大觀園，又蘸筆，又磨墨，畫兩年半不為多。我比惜春畫事還慢，兩年不過畫了二十幾小幅零落的畫。沒有畫大觀園的萬紫千紅，沒有畫大觀園的釵光鬢影；沒有畫大觀園的溫柔富貴，沒有畫大觀園的倜儻風流。而卻把歌舞場的未來，寫成了衰草枯楊；把滿床笏的底蘊，繪成了空堂漏室。這不是很對不起讀者嗎？
然而，這二十幾封苦悶愁人的短信，投出去後，得到的覆信可真多。多半是年輕的朋友們，有的在幫助我嘆息，有的在詢問我短長，最動人的還有一個小朋友，為了這些信，竟從那半個地球來看看我。
我感謝這些知音，尤其是在這個時代，「別後寄寺能慰我，似逃空谷聽人聲」。我不會作詩，但，如這些信到朋友的手中，也會帶給朋友們一些靜寥中的歡喜，那是我太大的欣快了。
謝謝《自由中國》讓我把這些短簡集成小書交給書局出版，謝謝編者朋友華苓的始終賞識，謝謝讀者們的鼓勵與讚揚。
最後，我願意把這本小書獻給相知最深，談心最多，前年卻被瘋狗咬死的星沐，我將請一位朋友替我焚化一本小簡，在他荒草沒脛的墓前。
著者於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 一九五七年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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