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導讀／透過全球化，「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高希均

自序

第1章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第2章　經濟發展的承諾

第3章　更公平的貿易

第4章　專利與人命的拔河

第5章　荷蘭病

第6章　拯救地球

第7章　跨國企業功與過

第8章　沉重的國債

第9章　新全球準備金

第10章　更民主的全球化

謝辭

本書注釋

整個智慧財產權制度對開發中國家的不公，從它對待以植物萃取傳統藥物的事件上看得最明顯了。我第一次知道生物剽竊（bio-piracy）的問題，是在厄瓜多高聳的安第斯山上，那兒一個偏遠村落的村長描述TRIPs（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與貿易相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是如何打擊了他們的生活。對美國或歐洲人而言，TRIPs也許是個艱深難懂的話題，只有公司法務部人員和國際貿易專家才會跟它有關係，可是在開發中國家，這件事卻真實多了。開發中國家眼見外國公司取走他們的傳統知識和土生植物，卻沒有提出任何補償，認為完全是一種剽竊行為──因此才會出現「生物剽竊」這個名詞。

傳統醫藥長久以來一直盛行於世界各地，並且治療著人們各式各樣的疾病。雖然現代科學剛開始時，對各種民俗療法總投以異樣眼光，可是近年來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這些傳統醫藥之所以能流傳下來，是因為它們真的有效──儘管使用這些藥物的人、甚至配藥的民俗大夫，並不了解這些配方為什麼有效。現代醫療研究中已有一個領域，專門把這些傳統藥物中具有療效的成分萃取出來，然後行銷出去，因為他們已認清世界各地的植物的確極具潛在療效，尤其是熱帶國家的植物。藥廠既已看到潛在利潤，也跟進「再發現」那些傳統文化中早已發現的藥物──有時除了給藥物新商標之外，其實什麼事都沒多做。開發中國家看到製藥公司因他們國家豐富的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而獲利，覺得應該獲得補償。比方說，能夠獲得用以維護他們森林的補助。

一個最惡名昭彰的生物剽竊案例，就是想把醫藥用途的鬱金香根登記為專利。鬱金香根是南亞使用的一種辛香料，它的療效在那些國家早已眾所周知。然而，美國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卻對藥用鬱金香根提出專利申請。這項專利最後雖然被撤回，打官司的錢卻所費不貲。

不只是藥物。印度人吃印度香米（Basmati rice）已經有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歷史了。可是有一家美國公司RiceTec，卻在一九九七年取得了它的專利。印度人當然因此怒不可遏，而且它也有本錢跟美國對抗──最後終於贏了。可是既小又窮的國家通常並沒有反擊的本錢。

為批准專利而辯護的人說，問題是出在開發中國家從來就不發表他們的發現；要是他們這麼做，法院就會尊重之前已有的知識。可是，批准專利常引用的「必須是新知識」的這個標準，並不是以某種植物的醫療特性是否已為「安第斯山上辛勤的百姓所知」為依據，而是以「美國人是否已眾所周知」為標準。所以，即使那些辛勤的百姓已經用他們的語言發表過這些知識（還得假設真的有人肯不厭其煩地把人人都知道的事情發表出來），專利還是可能被批准。不管怎麼說，為什麼開發中世界就該被迫遵照先進工業國家的做法行事？在這方面，美國採取的立場比歐盟更加極端。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印度自由樹（neem tree, 亦稱苦楝樹）的專利：其實大家早就知道從這種植物萃取出來的油有美容、醫療，以及除蟲等特性。可是在一九九○年代，自由樹油在歐洲和美國都取得了專利。二○○○年，僅在歐洲就批准了大約九十件相關專利，但到了二○○○年五月，有些專利終於被撤銷，不是因為專利機構認清自由樹油屬於傳統知識，而是因為一位印度企業家能證明他生產從自由樹萃取的防蟲劑，已有二十五年之久。但直到二○○三年，還是有大約二十種自由樹相關專利仍然有效。而且雖然歐洲撤銷了一些專利，美國卻不肯這麼做，他們的理由是那些想法過去從來沒人申請過專利或發表過。

國際貿易協定和許多基本價值觀之間的衝突，從智慧財產權法中看得最清楚不過了。例如，歐洲人對基因改良食品有很強烈的反感：如果歐洲無法把基因改良食品擋在門外，反對者希望至少能得到這些食品基因改良內容的充分說明，並呈現在食品的標籤上，這樣消費者就能選擇要買什麼了。可是一向很信仰自由貿易和消費者選擇權的美國，卻認為「充分說明基因改良內容」是一種貿易障礙。由於美國的外銷農產品大都含有基因改良的成分；所以美國的憂慮是對的，以歐洲人對基因食品在意的程度來看，歐洲消費者很可能因此就不買很多美國製的食品了。換言之，美國把自身的出口權利置於歐洲消費者知道自己在吃什麼的權利之上。

經濟利益也常凌駕於文化認同之上。大多數人都很重視自己國家的文化遺產、語言，以及文化認同感等。很多人認為電影很重要，因為它不僅對文化認同有貢獻，也傳達這種文化認同。可是製作電影有很大的「規模報酬」（returns to scale）；因為複製一份拷貝與製作一部電影相比，成本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美國片和印度片占了很大的優勢，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有很大的基本觀賞人口。全世界有很多政府都發現，補助像是歌劇和戲劇等藝術事業是有必要也很值得的；像法國和摩洛哥等國家則會補助電影製作公司。可是美國娛樂業卻把這種補助視為不公平競爭，並且試圖在烏拉圭回合（結果沒有成功）迫使他們撤銷補助。在我看來，這是把經濟利益置於其他價值之上的又一鐵證。充滿性和暴力的好萊塢電影也許有某種普世的吸引力，可是一個政府想促進自己國家的藝術傳統也很合理，支持電影業也是一種說得通的政策。這個例子讓我最驚訝的是其間有關社會代價及利益的分析。其實不論有沒有補助，法語片根本沒有機會對好萊塢的獲利造成嚴重威脅。至於補助電影業對法國政府來說是不是個花錢的好方法，則是法國人民該決定的事情。如果這筆錢他們花對了，不僅是法國人的福氣，全世界看電影的人都有福了。    

摘自《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第四章

一九九七到二○○○年間，我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擔任資深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在我離開世界銀行之後，寫了《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那本書裡記載了許多我在世銀和白宮任職期間的所見所聞。

自一九九三到九七年，我也是柯林頓總統麾下「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裡的一員，後來並接任了該委員會的主席。那是個經濟動盪的年代：一九九七到九八年的「東亞金融風暴」，使得幾個最成功的開發中國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經濟衰退和蕭條；而正從共產主義轉型為市場經濟的前蘇聯，本以為會因此有新的榮景，但結果卻導致該國人民所得和生活水準大幅滑落70％之多。整個世界明顯充斥著激烈的競爭、不確定和不穩定，這樣的環境讓人們生活艱辛，而開發中國家也未盡力促進自己的福祉。但是我愈來愈認為，先進工業國家不僅沒有竭盡所能透過諸如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及世界銀行這類國際組織，去協助那些開發中國家，有時反而讓他們的生活益形艱困。像IMF的計畫就明顯地使當時東亞金融風暴更惡化，而他們加諸於前蘇聯及其附庸國的「震撼治療」（shock therapy, ，編注：指以快速開放市場及全面自由化的方式改善經濟），正是那些國家經濟轉型失敗的主要因素。

我在《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中談論了許多這類議題。由於長期在白宮和世銀的內部親眼目睹各種政策的形成，並與開發中國家肩並肩地工作，協助他們發展各種策略，因此我覺得自己對於這類議題的爭論可以提供一些獨特的觀點。除此之外，同樣重要的是：身為一個經濟學理論專家，我花了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致力於了解市場經濟的優點與限制。我的研究結果不僅對於一般所聲稱的「市場效率」產生懷疑，也對於提倡全球化的一些基本信念（譬如認為「自由貿易是促進國家福祉的必要條件」）提出質疑。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裡，我還描述了國際金融制度及其機構的一些敗筆，並闡釋何以全球化政策並沒有如當初預期，讓許多人得到原本能夠得到、且應該得到的利益。我也勾勒出欲使全球化有效運作所需做到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我們應該為了貧窮及開發中國家所做的事。這本書並針對世界金融制度及負責管理的國際金融組織應如何重整的問題，提出了一些想法，惟限於篇幅，我那時未能詳述。

在白宮及世銀的那段期間，我站在一個極為難得的位置去了解全球化的種種問題，這也提供了我再寫這本「續集」的基礎。在華府的那些年，我曾遍遊世界，見到許多政府領袖及官員，當時我正在研究全球化的種種成就與挫敗。而離開華府回到學界之後，我仍一直參與全球化的論辯。二○○一年，我因之前在資訊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而得到諾貝爾獎。自此之後，我訪問了幾十個開發中國家，繼續與學者及商界人士、各國的總統、首相，及國會議員等切磋討論，同時參加了各種與全球社會各個環節的經濟開發及全球化議題有關的論壇及對話。

在我即將離開白宮前往世銀的前夕，柯林頓總統要求我繼續留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並擔任內閣閣員。我婉謝了他，因為我認為，設計一些政策及計畫幫助深為貧窮所苦的較落後世界，才是更重要的挑戰。在一個富足豐饒的世界裡，卻有那麼多人活在極度窮困之中，似乎太不公平了。儘管這些問題顯然很棘手，但我仍相信可以有所作為。我接受世銀提供的工作，不僅因為能有新機會研究這些問題，也因為這個工作給了我一個平台去支援開發中國家，為他們謀福祉。

在世銀那幾年，我終於了解為什麼全球化會招致那麼多不滿。因為，全球化雖然可能帶來經濟發展，卻不必然如此。我看到許多國家的貧窮狀況不僅沒有減輕，反而日益嚴重，而我也觀察到這種現象的更深一層涵義──這不僅僅是統計數字，而是關乎人們真正的生計。這些問題當然沒有什麼神奇的解決之道，但仍有極多可努力改進的空間──，包括在政策、經濟組織、遊戲規則，以及心態可讓全球化運作得更好。有些改變是必然會發生的；例如，中國大陸登上全球舞台，成為極重要的製造業經濟體（manufacturing economy），而印度則在產業委外（outsourcing）領域表現傑出；這些現象已迫使大家改變既有的策略與思考。

而過去十年間，全球金融市場最明顯的特徵就是不穩定：從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到拉丁美洲在新世紀初那幾年的金融危機，及至2003年開始的美元貶勢，都迫使我們重新檢視全球金融體系。遲早，這個世界必須進行我在本書接下來章節中所建議的一些變革，而且問題已不在於這類變革是否會發生，而是何時會發生──；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在下一波全球災難發生後再進行變革，還是在災難來臨之前就有所作為？不過，察覺危機就馬上做出未經深思的變革，恐怕也不是改進全球經濟體制的最好辦法。

冷戰的結束不僅開啟了新的機會，也卸除了舊的束縛。如今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已獲得認同，共產主義的衰敗則意味著各國政府當前已能擺脫意識形態之爭，專心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如果美國能善用這樣的機會，以一些基本價值觀及原則為基礎，協助建立起國際經濟及政治體制，例如設計一種貿易協定以助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那麼這個世界早就能享受到冷戰結束的好處了。但正好相反的是，由於先進工業國家盲目爭取第三世界的「民心與民智」（hearts and minds），結果他們所創造的全球貿易制度其實只是在幫助了他們自己的特權企業及金融利益者，卻傷害了全世界最貧窮的那些國家。

經濟發展是非常複雜的事情。的確，眾多批評IMF和其他國際經濟組織的論調中，有一個主要觀點是：他們那套單一標準的解決之道，根本不能（也的確沒有）掌握各國經濟發展的複雜性。但是，綜觀形形色色的全球經濟發展經驗，確實存在一些通則。許多成功的開發中國家都採用了一些共同的策略，並依照各國情況加以調整。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釋這些共通之處。

我也應該說明一下我之前各項研究成果的相互關聯性，尤其是與諾貝爾獎有關的作品，以及影響我在華府的政策立場，和我一系列著作的研究。

我過去的學術論述探討了不完全與有限的資訊，以及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會導致什麼結果，這些研究讓我覺察到市場的侷局限性。多年來，我和其他人士業已把這項論述運用在總體經濟學上。而我在公部門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則強調政府和市場間需要維持平衡──。這個觀點與柯林頓行政團隊的看法很接近，我在經濟顧問委員會服務的那幾年，也曾協助起草在年度的〈總統經濟報告〉，提出此觀點。

然而到了世銀之後，我卻對自己看到的深感不安：世銀，甚至IMF，都在推動保守經濟政策（例如讓社會安全事業民營化），這與我在白宮一直努力奮鬥的剛好相反。更糟的是，他們所引用的經濟模式正是我過去學術研究中所極度質疑的。（當然，當我得知柯林頓政府的財政部後來也在推動這些政策時，我就更感不安了。）

我的經濟研究已經揭示了IMF的經濟學觀點及「市場基本教義派的基本缺陷（也就是他們相信放任市場運作自會產生經濟效率）。但是智識上的一貫立場與我之前的學術結論一致），驅使我說出自己的憂慮，因為IMF所推動的政策（譬如針對東亞金融風暴的做法），可能只會使事態變得更嚴重。我若不提出呼籲，反倒是怠忽職守了。

我們在柯林頓政府裡一直奮戰的就是這些議題，這不僅與美國人民有關，也與全世界人民有關。從柯林頓政府轉赴世銀之後，我持續推動公部門及私部門之間維持適當平衡的做法，並促成那些有助於社會公平及充分就業的政策。我在世銀任內提出的一些議題，當時曾獲世銀內部很多經濟學家的熱情支持，那些想法也與我在《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中所寫的相近。

專文導讀：高希均

好評推薦：陳　冲（中信證券公司董事長）、陳添枝（台大經濟系教授）、劉憶如（立法委員）

這位熱心於公共事務的經濟學者在書中提出了眾多改革的建議，要使全球化的好處增多，缺點減少。

高希均（威斯康辛大學榮譽教授）

史迪格里茲再度展現他悲天憫人、深具創意的智慧。

陳冲（中信證券公司董事長）

本書呈現一個傑出經濟學家對全球化問題的透視，值得一讀。

陳添枝（台大經濟系教授）

史迪格里茲同時為貧窮國家與那些美、日等貿易巨人創造了一個新的計畫，這個計畫可以讓全球化真正發揮效用。

《芝加哥論壇報》

不只是批判，史迪格里茲在本書更具體的描繪了全球化的問題，並提供解決之道。

《今日美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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