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夢想，為了後世子孫　戴森
——當下這個年代，
還有哪些人對兒孫輩以後的事懷有夢想？

第一章　飛行與能源的故事
——成功的科技一向由顧客需求牽引出來，
而不是由賣方的意識形態推著走。

第二章　明日科學
——我很保守地描繪了二十一世紀的科學界，
等於是用今日的科學為基礎，做直線性外推。

第三章　技術的邪惡與美好
——它可以是一股向惡的力量，
也可以是一股向善的力量。

第四章　人類歷程
——我要用莎士比亞提供的架構，
介紹我個人對於人類演化的觀點。

第五章　道德平衡力
——合理的謹慎以及社會規範都是必要的，
因為新科技可以解放也可以危及人類。

附錄　圖片來源

飛行與能源的故事

成功的科技通常始於嗜好。考斯提（Jacques Cousteau）發明水肺潛水法，就是因為他酷愛洞窟探險。萊特兄弟發明飛機，也是為了在單調乏味的銷售、修理腳踏車本業之外，輕鬆一下。同樣地，腳踏車和汽車也是在剛剛變成娛樂性的交通工具，成為有閒階級郊遊踏青工具後不久，能增進騎車和開車效率的平坦大路，才跟著出現。以上這些科技發明的先鋒，他們之所以投下金錢和時間，為的只不過是趣味而已。水肺潛水很有趣、飛行很有趣、騎腳踏車和駕駛汽車也很有趣，尤其是在早期沒人這麼做的時候。即使到了今天，情況變成，每四項娛樂之中，就會有一項發展為龐大工業，而且，還有法律規條介入以儘可能降低風險，但是運動和娛樂卻依然為科技進步提供了不少動力。

■飛行的故事

飛行史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可以查看科技與人類事物互動的詳細內涵，因為那恰好是兩項完全不同的科技在競爭求存——剛開始，這兩種科技被稱為「重於空氣」（heavier-than-air）以及「輕於空氣」（lighter-than-air）。飛機和飛船不只在物理構造上有差別，兩者在社會學上也不相同。飛機是衍生自個人冒險的夢想。飛船則起自於帝國的夢想。在飛機製造者心目中，原始的形象是一隻鳥。但是，在飛船製造者心目中，所供奉的形象卻是一艘大洋輪。

咱們很幸運，能夠擁有這兩項技術在創始階段的鮮活場景，把它們紀錄下來的，是一位曾親身深入參與這兩項技術，而且又頗富寫作天分的作家諾威（Nevil Shute Norway）。在他成為著名小說家舒特（Nevil Shate）——也就是《穿雜色衣服的吹笛人》（Pied Piper）、《愛麗絲城》（A Town Like Alice）以及《在海灘上》（On the Beach）的作者——之前，原本是一名航空工程師，以設計飛機和飛船為業。後來他寫了一本自傳，名為《計算尺》（Slide Rule），來描繪他的工程師生涯，諾威並沒有打從一開始就偏愛飛機、討厭飛船。他對這兩項技術都同樣盡心盡力，而且他對於自己能參與飛船Ｒ一○○號的設計工作，特別感到驕傲。他為這艘飛船費了六年的心力，從一九二四年開始構思，到一九三○年製造完工，而且也參與了她那成功的處女航，由倫敦往返蒙特婁。從技術觀點來看，當時飛船其實擁有好幾項優於飛機的長處，而且Ｒ一○○號在技術方面又相當成功。但是，諾威卻看得很清楚：飛船和飛機未來的命運，並不是單單由技術因素來決定的。即使在成為專業作家之前，他對於人性的興趣，就已經超過對機械技術的興趣。他親眼目睹並記錄下，到底是哪些人為因素使得造飛機變得很有趣，但是造飛船卻成為噩夢一場。

在完成Ｒ一○○號之後，諾威自己開了一家公司「航速有限公司」（Airspeed Limited）。那是在一九二○至三○年代，數百家從事研發、製造並販賣飛機的小公司之一。據諾威估計，在那段期間，共有十萬種不同的飛機在天上飛來飛去。世界各地都有狂熱的飛機研發者，忙著把飛機兜售給大無畏的飛行員以及菜鳥航空公司。許多飛行員最後都撞了機，許多航空公司最後也都破了產。在這十萬種形形色色的飛機中，大約只有一百種存活下來，形成今日航空的基礎。飛機的演化過程活脫脫就是達爾文的演化流程，在這個過程中，幾乎所有種類的飛機都失敗了，正如同幾乎所有動物種都會滅絕般。由於經過嚴厲的天擇，少數存活下來的飛機，全都是極為穩定、經濟又安全的。

達爾文式演化十分無情，因為它所憑藉的是「失敗」。它很適用於飛機的演化，因為飛機的體型很小，製造飛機的公司規模也很小，而且飛機失敗所造成的金錢、人命損失也還算是可以容忍。儘管飛機撞毀、飛行員罹難、投資者破產，但是損失的規模還不致於慘重到阻礙整體演化的進行。這裡才剛撞毀一架飛機，那裡又總是會冒出新的飛行員、新的投資者，帶著新的夢想上陣。於是，天擇繼續下去，除掉不適合的，直到飛機和航空公司都雙雙成長到「官方不希望看到更進一步的淘汰流程」為止。諾威的公司正是少數通過淘汰流程存活下來的公司，而且在商業上也賺有利潤。最後，這家公司被購併了，變成海維蘭德（De Havilland）公司的一家分公司，連帶也失去了做決策和冒風險的自由。其實早在海維蘭德公司接收之前，諾威就已經打定主意：做生意不好玩。不再造飛機，他展開了全新的小說家生涯。

飛船的演化則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主控者是政客而非研發人員。一九二○年代，英國政界人士都很清楚，奠基於海權的英國全球盟主世紀，已經到了尾聲。大英帝國的版圖當時仍為世界之最，但是她再也沒辦法靠英國皇家海軍來維繫了。當時，大部分英國政壇領袖，不分保守黨或工黨，依然懷抱著帝國大夢。軍事、政治顧問紛紛進言：在現代世界，空權已替代了海權，成為國力偉大的象徵。因此，他們轉向空權，把它當成維持英國稱霸全球的未來趨勢。也因為這層顧慮，他們很自然地選擇飛船（而不是飛機）做為大英帝國政府的交通工具。

飛船的外表很像遠洋客輪，體型龐大，在視覺上很具震撼力。此外，飛船還可以一口氣飛越整片大英帝國版圖，中間不必停留。位高權重的政治家可以搭乘飛船，由遙遠的領地趕到倫敦開會，同時又不必離棄領地子民長達月餘。反觀飛機，體型又小、聲音又吵，而且長相醜陋，怎麼看都不配擔當這樣的重責大任。而且當時的飛機，一般而言是不能越洋的。它們沒法在空中支撐太久，因此必須在各地廣設飛機基地。飛機在區域性戰爭上，或許很好用，但是並不適合拿來統理一個領地遍及全球的大帝國。

在眾多迷戀飛船的政界人士中，工黨上院議員湯普森（Lord Thompson）也是其中之一，他在工黨執政的一九二四至二九年間，擔任航空部長。湯普森是飛船Ｒ一○一號建造計畫的幕後推動力。這艘飛船是由卡丁頓地區（Cardington）的公營皇家飛船製造廠負責建造。身兼社會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湯普森堅持要讓公家工廠來承包這項任務。但是為了安撫反對黨保守黨，同時他也安排讓私營的維克士有限公司（Vickers Limited），承造另一艘姊妹飛船Ｒ一○○號。Ｒ一○一和Ｒ一○○號都將成為大英帝國邁向新紀元的旗艦。Ｒ一○一號由於體型較大，預計將能一口氣由倫敦直航印度，以後甚至還要直航澳洲。Ｒ一○○號小巧得多，未來將固定飛越大西洋，往返英國與加拿大。諾威當時正任職於Ｒ一○○號工程設計小組，對於兩艘飛船未來的命運，都看得非常清楚。

打從一開始，Ｒ一○一號計畫就是靠著意識型態（而非常識）來推動的。Ｒ一○一號必須不計一切代價，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飛船，而且也必須不計一切代價，趕在一九三○年十月的某個日子飛航印度，因為湯普森大人將在那天搭乘Ｒ一○一號，進行由倫敦往返喀拉蚩（Karachi）的處女航，並在航程結束後，及時趕回倫敦參加帝國會議。屆時，他將搭乘飛船、充滿戲劇性地抵達會場，帶著由印度空運來的鮮花，向豔羨不已的世人，展現大英帝國的宏偉氣勢，同時也順便展現社會主義工業以及湯普森本人的卓越能力。結果，龐大的體積和固定的啟航日期，成為致命的組合。事實上，他們始終沒能解決防止超大氣囊漏氣的這項技術問題。此外，Ｒ一○一號在首航印度之前，也沒有時間好好地做一次正規試航。處女航那天，它終於在惡劣的天候中起飛了，全身濕透，搭載著湯普森大人以及他那數千磅重的隨身行李。這艘飛船僅能勉強上升到比它的繫塔稍高一點兒。勉強飛行八小時後，Ｒ一○一號終於在法國北方一處曠野中墜毀燃燒。飛船上共載有五十四人，但只有六人生還。湯普森大人不在其中。

然而，諾威也有參與的Ｒ一○○號建造過程，卻是合理得多。它的氣囊沒有漏，而且只要載重符合它預計的承載量，它就能保有適當的飛行高度。在Ｒ一○一號啟航前七週，Ｒ一○○號完成了往返蒙特婁的處女航，沒有發生意外。但是，諾威卻認為整個航程還是太不穩定了。他報告道，Ｒ一○○號在飛越加拿大時，曾在當地風暴中打轉，船身沒被撕裂算是走運。他認為，就例行載客服務而言，Ｒ一○○號還不夠安全。在Ｒ一○一號墜毀後，關於Ｒ一○○號是否夠安全，便成了懸案。因為在這樣一樁慘案後，再沒有乘客志願進行另一趟飛船飛行。Ｒ一○○號就這樣靜悄悄地被拆毀，最後當成廢鐵賣掉。大英帝國的飛船紀元也正式畫上句點。

Ｒ一○○號原先公布的功能，是要定期每週往返一趟英格蘭與加拿大，載運乘客。在飛船失敗後，康納德船運公司的老闆康納德（Lord Cunard），詢問手下的工程師，要怎樣做才能在只用兩艘輪船的情況下，提供每週往返一次大西洋的客運服務。當時，船艦橫越大西洋約需七到八天，因此，如果想在兩岸都能每週開航一班船，起碼需要三艘客輪。如果只有兩條船可用，那麼航程必須縮短為五天，預留兩天給壞天氣以及上貨、卸貨。康納德手下的工程師成功設計出五天就能橫越大西洋的「瑪麗皇后號」及「伊莉莎白女王號」。由於波阻與船身速度、大小有關，如果想符合經濟效益，這兩艘船必須大過所有其他的遠洋郵輪。康納德很有信心，認為航海客運業起碼還有好幾十年的利潤好賺，因此便下令打造這兩艘船。

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斷期結束後，他們的大西洋客運業務的確賺了不少錢，而且還順便破了航速紀錄。英國大眾對於這兩艘船感到非常驕傲，因為她們不斷地贏得藍帶獎，這個獎專門頒給橫越大西洋最快速的船隻。社會大眾甚至以為這兩艘船就是為了要贏得藍帶獎而設計的，但是康納德指出，大家完全誤會了這些船隻的建造目的。他說，他個人的目的始終在於：打造出能夠執行每週例行航程的最小、最慢的輪船。只是很不幸的，要達成這個目的，不得不破航速紀錄。兩艘船繼續她們的每週例行航程，繼續賺取利潤，直到許多年後，波音七○七搶了她們的生意為止。

■隕落的彗星

當客輪還在享受她們的黃金歲月時，也就是波音七○七高奏凱歌之前，又發生了一椿以意識型態來推動科技事務的慘難。這次是「慧星」噴射客機悲劇事件。二次大戰期間，海維蘭德公司曾製造過轟炸機和噴射戰鬥機，因此很想再製造一些更大型的東西。戰爭結束後，他們開始設計名為「慧星」的商用噴射客機，這種飛機的速度將為當時的螺旋槳動力飛機的兩倍。值此同時，英國政府也成立了英國國際航空公司（British Overseas Airways Corporation，以下簡稱ＢＯＡＣ），這是一家專門負責長程航空路線的國營壟斷企業。雖然當時大英帝國正在迅速崩解之中，但是還能激勵ＢＯＡＣ主腦們，懷抱一個新生的光榮之夢。他們夢想著要在ＢＯＡＣ所控制的大英帝國航線上，部署一支慧星噴射機大隊，由倫敦往南到非洲，往東到印度及澳洲。

這個美夢實在太迷人了，因為它意謂著，英國將會比慢吞吞的美國佬早五年邁入噴射機時代。當波音公司還在那兒磨磨蹭蹭時，慧星客機卻將展翅高飛。屆時，慧星客機將向世人展現英國科技的高超水準，順帶也昭告世人，大英帝國（當時已改名為大英國協）依然存在。等到ＢＯＡＣ的慧星客機滿天飛之後，全球其他航空公司的訂單都將湧向海維蘭德公司。激勵著慧星噴射機的美夢，和二十年前激勵Ｒ一○一號的美夢，如出一轍。湯普森的後繼者並未從他的慘案中學到教訓。

這樁慧星客機壯舉犯下和Ｒ一○一號飛船同樣的錯誤，把一項艱難、費神的科技，按照政治上的時間表來推著跑。急急地趕在一九五二年，把慧星客機推上天空這項決策，所根據的是一道政治命令「以便領先美國五年」。這時，有一位仁兄預見到慘難將臨。這位仁兄正是小說家舒特（也是就是前飛船工程師諾威），如今他已不再是航空工程師，而是一位旁觀的名人。舒特在一九四八年發表了小說《沒有捷徑》（No Highway），描繪政治壓力如何迫使一架不安全的飛機參與航運。這篇小說所描繪的慘難，幾乎和四年後發生的慧星客機慘難一模一樣。

慧星客機的致命缺陷在於，壓力集中在窗戶的角落上。這股壓力使得飛機的金屬蒙皮脆裂崩開。脆裂只有在飛行高度很高，飛機完全加壓的狀況下，才會發生。造成的結果是，飛機在空中解體，殘骸散落四方，讓人找不著明顯的失事原因證據。共有兩架飛機以這種方式失事，一架在印度上空，一架在非洲上空，兩架飛機都沒有生還者。在第二次墜機後，慧星客機終於停飛了。接下來五年內，都沒有噴射客機敢飛，直到美國佬準備好，交出性能可靠、測試完全的波音七○七為止。這一回共耗去一百條人命，才阻止慧星客機飛行，恰是阻止飛船的兩倍死亡人數。假使當時的航空部長也在第一架慧星客機上，那麼應該就不會再有第二度墜機了。

為何Ｒ一○一號和慧星客機竟然可以在還沒經過適當飛行測試的情況下，就直接進行載客飛行，舒特自有一番解釋。他認為，這樣的後果是因為政治文化與工程文化相衝突所造成的。政治人物對於他們不了解的科技事務，下達關鍵性的決策。資深政治人物的工作就是「下決策」。政治方面的決策通常都不具備知識基礎，而且通常也不會造成什麼損害。在政治文化裡，如果領導者說：「不要推卸責任」，他會贏得尊敬。因此，冒險做出一個或許是錯誤的決策，也好過不做決策。工程文化則不同。工程師如果說：「事前小心，勝過事後追悔」，才會贏得敬重。工程師所受的訓練就是要在設計圖裡找出弱點，以警告政治人物。一旦由政治人物掌控科技冒險時，上述兩種文化便會發生衝突，一旦這趟冒險所牽涉的機器是要在空中飛行的，這場衝突肯定會以墜毀收場。

航空是科技學門當中最最不容許錯誤的一支。但是若從比較廣的觀點來看，不容忍錯誤或許正是一項美德。就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Ｒ一○一號以及慧星客機上的罹難者，並沒有白死。他們的悲劇所留下的遺產是，如今天天橫越各大洲、各大洋的超級安全、可靠的飛機。要不是曾發生如此無情的死亡慘難，現代噴射客機絕對不會出現。

■馬路或飛機

我的朋友赫許曼（Albert Hirschman）發現還有一些其他場合，不容許錯誤也可以是美德。他是位經濟學家，大半輩子都在研究拉丁美洲社會，以及提供意見給這些政府。同時，他也提供建議給非洲新興獨立國家。這些窮國家經常問他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把有限的資源投在馬路上，或是投到空運上？」聽到這樣的問題，經濟學家自然的反應是回答：「馬路」，因為把錢投在開馬路上，可以為當地人民造就工作機會，而且社會上所有階級都可以享受到修路的好處。相反地，成立國家航空公司，需要的是外國的技術，而且航空公司也只對少數搭得起飛機的人有好處。話雖如此，長期的非洲及拉丁美洲實務經驗卻告訴赫許曼，「馬路」通常是錯誤的答案。在現實世界裡，馬路擁有很多項缺點。首先，撥給修路的經費很容易就會落入腐敗的地方官僚口袋中。而且，築馬路也比維修馬路來得容易。因此常見的狀況是，新路在幾年後開始毀壞，但由於崩毀速度是漸進的，所以並不會造成醜聞。於是，修築馬路的最後結果是：生活又回復原來的面貌。當初回答「築路」的經濟學者並沒有為這個國家造就什麼，只除了讓地方官僚的口袋更肥厚些。

接下來，再看看建立國家航空公司在現實世界裡所產生的功效。錢投下去之後，該地便擁有了一批昂貴的飛機、昂貴的機場以及昂貴的儀器設施。當國外技師離開後，當地人勢必得接受訓練，接手操作整個系統。和馬路不同的是，飛機可不會很優雅地損毀。墜機是非常醒目的大事，同時也能令執政者聲望掃地。遇難者又多半是有錢有勢的人，他們的死訊通常不會被忽視。統治者別無選擇。他們一旦擁有一家航空公司，就不得不好好經營它。他們不得不訓練一批鬥志高昂的機械維修幹部，願意準時上工，並以自家的技術為榮。結果，航空公司為這個落後國家所帶來的間接利益，超過它的直接經濟利益。它創造出一批「熟悉嚴格工業規章，而且擁有現代工作道德觀」的國民。而這批國民遲早又會在維修飛機之外，找到其他能發揮個人技巧的工作。於是，「不容許錯誤」的航空業，便成為指導傳統國家邁向現代化的最佳學校，雖然用的是這般矛盾的方式。
但是，關於「不容許錯誤的科技」轉變了世界，並強迫傳統社會改變，這並不是第一回。航空在今日的角色，頗類似航海在工業化之前的角色。英王享利八世——這位史上最殘忍也最聰明的英國君王、修道院破壞者兼大學創建者、殺妻者兼情歌作者、同時也是劍橋三一學院歷代名人的恩人——就深深明白，推進英格蘭現代化最有效率的工具，莫過於成立一支皇家海軍。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之所以會始於英格蘭，始於這個日常生活與經濟雙雙受制於航海文化達三百年的小島，可不是偶然的。當年輕的俄國君主彼得大帝（一位個性酷似享利八世的君王），決定俄國現代化的時機已經屆臨，便為自己安排了一份工作，進入造船廠當學徒。

■輸不起的核能巨獸

Ｒ一○一號飛船和慧星噴射客機的悲劇，可以說是意識型態惡果的鮮活範例，在這幾個案例中，主人翁所抱持的意識型態即為過時的大英帝國主義。如今，大英帝國已成為歷史名詞，它的意識型態也早已死滅。但是，由意識型態所推動的科技依然很可能碰上麻煩，即使該意識型態不算太過時。另外一樁遇到麻煩的強大意識型態為核能。二次世界大戰後，核能意識型態泛濫全球，出發點是由於極度渴望從廣島和長崎的廢墟中，創造出一些和平、有用的東西。科學家、政客以及工業領袖全都被這個想法迷住了，這股在戰火中造成無數死傷的偉大、新興自然力，如今也能使沙漠在和平中興起。核能是如此陌生、如此有力，簡直就像是變魔術。人們很容易便相信，這種魔術將能替全球的窮人帶來財富與繁榮。也因此，所有大國和許多小國，不分民主或獨裁，不論是共產主義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都紛紛成立原子能委員會，以便督導核能達成大夥企盼的奇蹟。大把的資金被投入核能實驗室，因為主事者深信，這些都是理想的未來投資。

在核能熱的初期，我曾參觀過英國最主要的核子研究機構哈威爾（Harwell）。哈威爾的首任負責人為柯克夸夫特爵士（Sir John Cockcroft），他既是頂尖科學家，也是正直的公僕。柯克夸夫特陪同我到處參觀，而且我們還抬頭看到許多電力管線由工廠延伸出去，越過我們的頭頂，消失在遠方。柯克夸夫特開口了：「一般人總以為電流是從這兒流向全國各地。一聽到我說其實是反方向的輸電，他們硬是不相信。」

他們利用核能來發電，並沒有什麼不對，而且即使現在這麼做，也沒有什麼不對。但是，遊戲規則一定得公平，這樣做才可以讓核能與其他能源競爭，而且如果核能表現不佳，也應該輸得起。一旦輸得起，核能就不會造成重大傷害了。然而，由意識型態所推動的科技的典型特徵，就是在於「輸不起」。而這也正是核能多災多難的原因。意識型態認為：核能一定得贏。核能推動者幾乎像信仰上帝般堅信：核能一定很安全、清潔而且便宜，是人類的福音。當相反證據浮現時，這群推動者自有法寶忽略那些證據。因為他們可以撰寫「能令核能立於不敗之地」的規則。他們撰寫成本會計規則，使得核電成本可以把研發技術以及製造核燃料的龐大公共投資剔除掉。他們撰寫反應爐安全規則，於是，原本被美國海軍用來推進潛水艇的輕水式反應爐（light-water reactor），變成百分之百安全。他們也撰寫環境清潔規則，好讓廢燃料和報廢機的最終棄置問題，不用列入考量。把眾多規則寫成這樣後，核能終於可以符合核能推動者的信念了。根據這些規則，核能的確是又便宜、又乾淨而且很安全。

撰寫這些規則的人，並不是有意欺騙社會大眾。他們是在欺騙自己，因而染上了一個習慣：壓抑與他們信念不符合的證據。最後，核能意識之所以會崩解，正是因為這項輸不起的科技很明顯地輸掉了。雖然有政府的補助，核電還是沒辦法比燃燒煤或天然氣的火力發電便宜多少。雖然輕水式反應爐的安全性被一再宣揚，意外卻不時發生。雖然核電廠在環保上有它的優點，但是廢燃料的棄置到現在依然是無法解決的難題。末了，社會大眾開始厲聲討伐核電廠，因為眾多明白的事實都和推動者的說辭相抵觸。

如果某項科技在和其他科技競爭時輸得起，而失敗其實也是一般達爾文演化過程中的一部分，而且能夠導向改進，甚至導向日後的成功。然而，某項科技如果輸不起，而實際上卻又一敗塗地，那麼它的失敗可就慘重多了。假使核能剛開始就輸得起，現在，它可能已經發展成為一項備受大眾信賴與支持的較高明的科技。在大自然法則中，其實並沒有任何規條阻止我們建造出更理想的核電廠。真正阻止我們這麼做的，其實是來自社會大眾深切、合理的不信任。社會大眾不信任專家，因為他們聲稱核能不會出錯。但是社會大眾知道，人類就是會犯錯。只有被意識型態蒙蔽的人，才會落入「相信自己不會犯錯」的陷阱。

如今，核分裂能源悲劇差不多已接近尾聲，至少在美國是如此。再也沒有人想要興建新的核分裂電廠。但是，另一個悲劇卻依然在上演，那就是核融合悲劇。提倡核融合的人，又在重複三十年前核分裂提倡者所犯下的錯誤。提倡者不再遍試各種核融合計畫，以便可能從中演化出能橫掃市場的產品。他們早早就商量好了，要把大家的主力都擺在一種名叫「托卡馬克」（Tokamak）的裝置上，這是意識型態命令中所宣稱的二十一世紀能源裝置。托卡馬克的發源地為俄國，而它的發明者之所以為它取名托卡馬克，為的是這個唸音在翻譯成其他語言時，聽起來很悅耳。所有認真研究核融合計畫的國家，都建造了托卡馬克。其中最大、最貴的一座，位於普林斯頓大學。在我看來，它簡直就是水管工人的大噩夢，只見密密麻麻的管道、線圈，簡直沒有任何空間能容得工人鑽進去修理。但是建造它的人，卻是真心相信它能解決人類的需求。各國國家級核融合計畫預備聚集成一個巨無霸型跨國托卡馬克，斥資數十億美元，預計將會成為未來核融合發電裝置的原型。同樣的聲明又出現了，所謂核融合電力將會又安全、又清潔，雖然這回提倡者不再說什麼價格低廉的話。然而，現行的核融合計畫其實已經阻斷這項新科技的演化之路，而這項演化的產物原本有可能真正符合提倡者的期待。世人所需要的，其實是小巧、扎實又具有彈性的核融合技術，那種能依需求隨時、隨地待命發電的裝置。反觀現行的核融合計畫卻導向製造一個龐大的中央電力來源，而且價格也是貴得只有政府才負擔得起。看來，現行的核融合計畫遲早會像核分裂計畫一樣垮台，而我們也只有期待，這回在餘燼中能重生出較為有用的核融合技術。

■冰池的寓意

我要講的最後一則關於意識型態推動科技的實例為冰池（icepond）的故事。邰勒（Ted Taylor）是最大力推動冰池的人。在我的友人當中，他是最最擅長把科技發明與高道德守則相結合的人。年輕時，他曾是羅沙拉摩斯（Los Alamos）的核子武器設計人之一。後來他去華盛頓，為國防部工作，負責監管庫存的核子武器。經過這趟親身經歷，見識到核子工業政治的世俗面之後，他變成了反核運動人士，辭去公務員工作，四處公開演講，敦促更積極地防止盜賣鈽元素以及其他核原料。同時他還決定，下半輩子要獻身於研發能替代核能的技術。他開始搜尋既耐久、又對環境無害的能源，結果他找到了冰池。

任何地區只要每年冬季夜間氣溫有十天以上是低於零度，那麼冰池就有可能成為冷凍的能源。所謂冰池，是用來貯存大量冰雪長達半年，然後再把這些於冬季生成的冰，用在夏季的冷凍冷藏上。冬季利用冰箱所用的那種霧狀噴嘴來噴水，就可以製造出這堆冰雪。只要氣溫低於零度，散出的水沫落在地上就會形成雪或是雪泥，堆積在冰池中。然後，再用隔熱罩將雪堆蓋住。冰池和建築物間有許多水管相連，以便進行降溫程序。到了夏天，冷水由冰池底部抽出，熱水則送回冰池上層。假使這座冰池夠大、夠深，積雪將能持續整個夏季，使該棟建築保持涼爽。整個過程中，造雪以及循環抽水所需的能量，遠低於一般的電力冷凍冷藏的能量。

邰勒夢想著要利用天然四季循環所產生的能量，來取代會產生污染的電廠所產生的能量。在美麗遠景的驅策下，他在普林斯頓大學造了一座示範冰池，而且很成功地利用這座冰池為一棟小型建築降低溫度。接著，他說服保德信保險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興建一座更大的冰池，為一座更大的建築提供冷氣。然後，他又說服紐約州的庫特乳酪公司（Kutter cheese company）興建一座冰池，為乳酪工廠提供冷凍冷廠。他甚至還說服了長島上的綠港（Green port）村興建一座冰池，以便純化海水。綠港冰池是利用大西洋的鹽水來造雪。不出數週，鹽分就會沈積到雪堆的底部，使得上方大塊冰雪純淨得足以符合紐約州的飲水標準。

這些計畫的樣式各不相同，都是專為探討冰池技術而設計的。它們成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普林斯頓大學的冰池運作良好，但是兩年後就拆掉了，因為它除了展示冰池的可行性之外，並沒有其他實質用途。保德信保險公司的冰池始終沒有發揮功效，因為操作權不在邰勒手上，而是被交到不了解該系統的保險公司僱員身上。綠港冰池在技術上沒有問題，但是它後來牽扯入地方政治爭執中。它一直沒能連上綠港供水系統，最後終於被鎮政府以投票決定拆除。唯一存活下來的只有庫特公司的冰池，它們始終能提供很有效的服務。

邰勒原本希望，先藉由這些示範計畫向世人證明冰池的點子可行後，就可以進一步推廣商業製造。他希望能夠開闢一行有利潤的事業：製造冰池，並銷售給社會大眾。他想要吸引的買主包括食品加工工廠的老闆、商業大樓的主人以及建造城市連棟住宅的房地產商人。買主不僅可以節省下大量電費，順便還能賺得一個具體的環保美德象徵標誌。建築物旁邊有一座冰池，就好比屋頂上安裝了太陽能蒐集板，等於是無聲地宣稱屋主關心自然生態平衡。很不幸，邰勒一個買主也沒找著，而冰池也始終沒能成為以固定價格銷售給顧客的標準化商品。

冰池計畫為何一敗塗地？失敗的原因很多。邰勒低估了「寒冬時分到戶外操作笨重設備」的執行難度。結果證明，要為一大堆雪加蓋隔熱罩，真是出奇艱難。然而，假使隔熱罩沒安置妥當，雪堆就無法持續整個夏季。保德信保險公司的冰池主要就是敗在隔熱罩上。此外，冰池還需要不間斷的持續維護。庫特冰池之所以會成功，就是因為擁有該乳酪廠的庫特兄弟都是勤於動手的人，每當冰池出了點差錯，他們都很樂於花好幾個小時修修打打。但是對於那些比較缺乏冒險精神的人，可不會喜歡冒著惡劣天候跑到戶外去做苦工，因此，冰池的維修就成為沒完沒了的麻煩事。這些有關冰池實際操作上的困難，阻礙了它的商機。

但是，令邰勒美夢成空的，還有另一項更基礎的原因。市場上從來就沒有對冰池的需求；有的，只是一股意識型態的推動力。成功的科技一向是由顧客需求所牽引出來的，而不是由賣方的意識型態推著走的。邰勒沒有遵守經商成功的第一守則：了解市場。

冰池就和飛船以及核電廠般，都是由意識型態推動科技的失敗例證。但是，冰池的失敗並未引發悲劇，這點和飛船及核電廠不同。冰池的失敗來得很快，引起的社會損失極為有限。只是花了點兒小錢，但並沒有人員傷亡。就連邰勒本人也都沒有被這場潰敗擊垮，他還準備進行其他的冒險呢。他與冰池的這場熱戀，留下了一堆很有用的知識遺產。

冰池技術在未來依舊可能成功。也許有一天，一位更精明的邰勒會找出法子，把冰池改良成方便又容易操作的系統，達成邰勒最初的願望。

冰池事件的寓意在於：由意識型態所推動的科技，未必會招致慘難。唯有在保護過度、隔絕競爭的情況下，才會釀成慘案。任何科技只要讓它自然接受達爾文的天擇過程，不論它源起的動機是圖利或是理想，都無所謂。意識型態動力也有可能成為正面的力量，只要它能導引出經得起市場考驗、有利環境的科技。我本人就一點兒都不後悔，曾經和邰勒以及他的學生一塊兒建造普林斯頓冰池。比起飛船及核電廠的興建者，我們算是幸運多了，因為我們輸得起。

摘自《想像的未來》

前言　夢想，為了後世子孫

戴森

我太太的叔父布魯諾是鄉村醫師，住在德國某鄉鎮的一座大宅中。他由父親那兒繼承了這棟大宅子以及懸壺濟世的行業，一輩子都沒有變過。在他所處的時代裡，德國曾歷經多種強權統治：帝國、共和黨、納粹黨以及共產黨。就像牆頭草般，布魯諾叔叔儘量和當權黨派和平共處，並繼續他的醫師生涯。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曾去他家探望他，當時他的身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的公民。他對於身處的共產社會並沒多大好感，但是，他很感謝共產黨沒有來干擾他的生活。

這座寬敞的宅子和花園，是他晚年最心愛而且最驕傲的事物。然而，當我讚揚屋前那棵大橡樹時，布魯諾叔叔卻以一種實事求是的口吻說道：「那棵樹得砍了；它的黃金歲月已經過去了。」就我當時的眼光來看，那棵樹還健朗得很，一點兒也沒有即將傾倒的徵兆。我不禁問道，他怎麼可以這樣亂砍樹木。他答道：「這是為了孫子們著想。那棵樹不會比我先死，但是它活不過孫子女輩。我要另外種一棵小樹，好讓他們在跟我一樣老的時候，也能享有大樹相伴的樂趣。」他期望孫子女不但能繼承他的衣缽，也能在他的屋子裡安居終身。這種想法才是他所認知的。不同的政權來了又去，唯有家庭始終長存。你是為了你的子女、孫子女而活。這種想法是很長遠的，因此很自然地，他們就會把眼光放在未來的一百年，也就是橡樹生長所需的時間長度。

當我還在英國劍橋大學讀書時，我的學校也曾做過類似決策。有一條沿著河畔通往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的車道，原本會穿越非常壯觀的榆樹林蔭道，這些榆樹是在十八世紀種起來的。當時，那些榆樹丰姿依舊，只是黃金年華已逝。校方做出和布魯諾叔叔一樣的決定：為了未來著想，犧牲眼前。於是，林蔭大道被砍倒了，替代的是兩排骨瘦如柴的小樹苗。如今，事過境遷五十年後，那兩排小樹苗已茁壯成熟。林蔭道又再度美麗起來，而且這些樹木會在邁入二十一世紀後，成長到它們的最高高度。三一學院打從十六世紀創校以來，一直是個偉大的學習殿堂，而且它也希望在二十一世紀，繼續做為偉大的學習殿堂。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到斯洛維亞（Slovenia）參加由我女兒所籌辦的「東、西方高科技論壇」會議。這項會議的目的在於促使東、西方的電腦及軟體工業界領袖們共聚一堂，以交換意見。許多與會者來自俄羅斯和東歐，另外也有相當人數來自美國和西歐。他們在工作上全都表現傑出，但是仍舊希望更上一層樓。他們是一群走捷徑的人。東歐與會者代表的是，自前共產社會灰燼中掘起的新潮商業經理人；西歐與會者則代表了，進駐新開放東歐市場的前瞻業務。兩邊人馬都具有下列基本共識：他們相信自己正騎乘在歷史的浪頭上；他們相信，自由市場經濟的勝利是必然的，而且他們正在推波助瀾；而他們的眼界，都是短淺的。

在他們所來自的資訊世界裡，五年就算是長期的了；財富往往在一兩年內便有起落。擬訂超過五年的計畫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資訊科技的成長無法預估，此外，自由市場的運轉更是難以逆料。這批年輕的新貴資本家所成長的背景，正是長程社會主義計畫慘敗的年代，也因此，他們大大看輕任何形式的長程計畫。在我所聽到的討論中，幾乎難得有人提到二十一世紀。
看來，最近幾年，世界潮流的走向已經變得愈來愈短視了，彷彿社會主義經濟的挎台以及自由市場的勝利，便足以使得所有長程遠見都成為幻想。布魯諾叔叔和三一學院的主張──為我們的子孫盡力保存小片自然美景──也似乎全都淪為落伍的思想，在這片日益增強的變革旋風中，微弱地幾乎聽不見了。現在我們這個年代的大眾議題，主要是自由市場經濟專家和保守主義者之間的辯論，保守主義者力圖保存過去，自由市場經濟專家則把「未來」估計成每年貶值百分之七。辯論雙方都不提未來。

■科學與宗教之聲

在當下這個年代，還有那些人對於兒孫輩以後的事懷有夢想？替未來代言的有兩種聲音，科學之聲以及宗教之聲。科學和宗教是人類兩大文化產業，它們已歷經了多少世紀，將我們和我們的子孫連結在一起。我是一名科學家，因此當我在這本書中，試圖前瞻未來，我會以科學的聲音來訴說。我會從我所熟悉的科學觀點來描述過去與未來。但是我並沒有聲稱，唯有科學才有資格發言。宗教在釐清人類命運方面，擁有最起碼與科學相當的權威。宗教比科學更接近人性中心，而且流傳程度也比科學更廣。宗教經常被濫用而且很殘酷，這點正和它所反映出來的人生相若。當科學獲得與宗教相當的權力後，也開始變得殘酷，也開始被濫用。

詩人奧登（W. H. Auden, 1907-1973）是一名基督徒，他曾經寫過有關基督教對於促成現代文學誕生的重要性：「不論喜不喜歡基督教，沒有人能否認，是基督教和聖經讓西方文學起死回生。由於深信『上帝之子誕生於馬槽，混居在一群來自藉藉無名的小地方的卑微人民之中，最後像罪犯般死去，而且祂這樣做是為了替萬民贖罪，替富人也替窮人，替自由人也替奴隸，替文明人也替野蠻人』，因此，需要用另一種嶄新的方式來看待人類；假使我們全都是上帝的兒女，全都能夠被拯救，那麼，不論階級與才能，所有的罪惡與美德，都應該受到詩人、小說家以及歷史學家的慎重關注。」

這是詩人奧登所發表的強烈聲明，關於宗教對我們人類自我形象所產生的衝擊。他也曾經在另外一個場合，發表了一篇同樣強烈，有關科學重要性的聲明：「既然生物是由物質組成，我們人類自然得服從物理及生物法則：生為能創造自個兒歷史的有意識的人類，我們有自由來決定我們應該擁有怎樣的歷史。要不是科學，我們不可能有平等的概念；要不是藝術，我們不可能有自由的概念。」

在歐洲地區以外的文化裡，許多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也都對於文明的生成非常重要。在世界各地，宗教和道德都是緊密連結的。至於本書的主調，則在於科學與道德的連結。我們或許可以寄望，基於道德良知而結合起來的各國族群，能凝聚出足以塑造未來歷史的力量，就如同他們從前曾經達成的。但是，唯有把宗教的聲音加入科學的聲音，道德考量才可能戰勝短視的自私自利。假使我們的道德抉擇想要同時符合理性和人性，那麼，這兩種聲音都是不可或缺的。

科學界可以說是一個頗友善的跨國俱樂部，我有幸身為其中一員。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全都團結在期待「明天會更好」的文化之中。然而，任何一位有遠見的科學家，都必定會試圖找出，目前雖然只有巴掌大小，但是未來卻有可能釀成大洪水的小雲塊。宗教和科學的聲音都在警告我們，要小心警醒。知識是很危險的，這是亞當和夏娃在嚐過分別善惡樹上的禁果後，所領悟到的。我們知道得愈多，就應該傳給子孫更強大的分辨善惡能力，同時我們也更有責任及早對他們發出災難預報。

■威爾斯的科幻國度

科學是我安身立命之地，但是科幻小說則是我的夢想國度。一九九五年，正是威爾斯（H. G. Wells, 1866-1946）的《時光機器》（The Time Machine）印行一百周年紀念，這本書對於人類前景的想像觀點，或許稱得上是最悲觀的了。威爾斯藉由一則極富戲劇性的故事，讓世人稍稍窺視到一個可能成真的未來世界。他的目的不在於預測，而是在於警告。對於人類的種種失敗和愚行，他十分氣惱。其中最最令他氣惱的，莫過於他個人曾深受其苦的英國社會階級制度，這種制度把人們畫分為無所是事的富人以及飽受剝削的窮人，富人們享受藝術和美感的精緻，然而窮人卻淪落在無知和醜陋之中。威爾斯警告他的讀者，尤其是那群英國上流社會的讀者，存在他們社會裡這股巨大的不公不義，正將他們全體導向災難。他的故事告訴讀者，假若你們還是繼續這樣走下去，你們的結局將會是，把人類一分為二，獵物與獵者：當艾洛伊族（Eloi）在陽光下載歌載舞之際，莫洛克族（Morlocks）卻在地底忙著照管眾機器的運轉；艾洛伊族由於太過慵懶，逐漸喪失了他們的智力以及工作能力，而莫洛克人則負責看顧這批昔日的同胞，就像看顧牛群般，把他們當成肉品來源。

我們無法估算出，威爾斯的作品對於英國社會史直接造成的影響有多大。二次大戰期間，當我以科學家身分在英國皇家空軍擔任科技顧問時，我的長官史密德（Reuben Smeed）為我們的工作績效擬出一條準則。史密德準則是這樣說的：你可以把某件事搞定，或者是去攬那件事的功勞，但是你沒法兩者兼得。為了要有效地影響政策或是改變社會，你最好能讓高居上位的當權者，把你的主張據為己有。因此，你永遠沒法得知，你個人的影響力究竟是不是關鍵性的。就拿威爾斯的例子來說，我們都知道，《時光機器》一上市就轟動，而且威爾斯本人也躍居英國社會路線最暢銷的作家達許多年之久。威爾斯和他那群「費邊學社」（Fabian Society）的友人，不厭其煩地一再宣導社會正義的理想。我們曉得，在威爾斯活躍期間──自一八九五年出版《時光機器》，到他於一九四六年過世為止──由於英國統治階層終於發展出社會良心，英國社會裡的不公不義狀況也逐漸有了轉機。然而我們也知道，自從威爾斯過世後的五十年期間，英國又漸漸逆轉回一個極不公平的社會階級制度，不公平的嚴重程度，簡直就和威爾斯年輕時奮力抗爭的社會時況，以及他在小說中大力反諷的背景相若。基於這項證據，我認為，雖然史密德準則很有道理，我們還是可以把英國社會在威爾斯生前的改善，歸功於他。

在《時光機器》中，威爾斯傾入了他個人主觀上的憤怒以及他在科學上的客觀，同時也傾洩出他對人類個體的同情諒解以及對於人類整體的不諒解。他是第一位把筆下擁有七情六欲、各種性格的人物，置入生物演化大框架中的小說家。在他看來，人類這個物種就像是一場缺陷深重的生物實驗，即使沒有遭逢外界災難，也很容易因為內在的弱點而覆亡。二十世紀的慘痛歷史使得威爾斯的見解依然流行。

小說的結尾饒富哲學傷感意味。在陳述過時光旅行者恐怖、退化的故事後，時光旅行者本人也和他的機器一塊兒消逝無蹤，然後小說旁白者開始反省自身旅程的意義。「對我來說，未來依舊是一團漆黑和空白──是一大片無知，只在偶然幾個地方由於他的故事所留下的記憶，而閃著光芒。至於陪在我身邊、帶給我安慰的，是兩朵奇特的白花──如今它們已枯萎、發黃、扁平且易碎──它們見證了一件事：即便心靈和力量都已消逝無蹤，感激和相互的溫情卻可以始終長存人心。」《時光機器》的結尾，超越了暴力以及一般科幻小說經常出現的劇變場面，正如同《李爾王》的結尾，超越了《馬克白》及《哈姆雷特》屍橫遍野的最後場景，而邁入更深沈的安寧境界。就藝術家而言，威爾斯和莎士比亞一樣多產，而且也幾乎同樣多才多藝。和莎士比亞相同，他也寫悲劇、喜劇及歷史。和莎士比亞不同的是，他先從悲劇開始，然後進入喜劇與歷史。其他天分不如威爾斯高的作家，也曾撰寫過一些對未來憂心的作品，但是就藝術成就而言，再沒有一部能及得上《時光機器》。

■想像的世界

自威爾斯之後，我們已有超過百年的科學知識等著我們去學習，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等著我們去省思。我們從科學和歷史中學到了一課：未來是無法預測的。即使威爾斯受過生物學家的專業訓練，也從未想像到，就在他死後不久，一連串的發現竟然創造出分子生物這項新科學，而且還在人類邁入下一千年之際，宰制了整個生物學界。威爾斯在他的著作《歷史大綱》（Outline of History）中，將民族主義的象徵稱為「十九世紀的部落神明」，但是他並沒有想到，這類部落式忠誠的遺跡竟然會留存到二十世紀末，而且還醞生出更深的仇恨與惡意。當威爾斯企圖預言未來時（他晚年經常這麼做），通常就會失敗。但是當他自由幻想未來世界，利用身為小說家的技巧來擴張我們的視野，並提醒我們所肩負的責任時，他的成就卻是光燦逼人。

展望未來，我選擇撰寫的是那些我最熟悉的事物──一小部分的科學，以及甚至更小部分的科技。我利用或想像、或真實的故事，來探討「科學和科技」與「演化和道德」之間的互動。對於時興的科學話題（例如複雜學、超弦理論）以及流行的環保問題（例如全球增溫、人口爆炸），我將會默默略過，倒不是因為我認為它們不重要，而是因為我對它們並沒法提出什麼新奇洞見。在探討人類事務時，我並不會轉向社會學的導引，而寧可求助於個案研究以及科幻小說。對我來說，威爾斯的《時光機器》比任何統計學上的分析，提供了更多有關過去及未來世界的洞見，因為洞見需要的是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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