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領腫瘤病毒研究的新浪潮
回顧巴耳提摩的科學生涯,就可寫出二十五年來分子生物學的精彩發展史。
巴耳提摩是當代非常重要的生物學家,
他發現反轉錄酶,揭開了腫瘤病毒與細胞遺傳物質之間的關係,並因而榮獲1975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巴耳提摩的學術生涯無疑是一則傳奇:
他以十八個月的時間,拿到洛克斐勒大學的博士學位;
在三十七歲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在MIT創立了頗具聲望的懷海德研究所;
曾任洛克斐勒大學校長;現在是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
而且這期間,他還捲入一樁堪稱有史以來最大的科學詐欺事件,後來稱為「巴耳提摩事件」。
「中心學說」是生物學最重要的觀念之一,它描繪出遺傳資訊的流程: DNA→RNA→蛋白質。巴耳提摩卻發現,病毒的反轉錄酶可以使RNA的資訊反向傳回DNA,顛覆了中心學說的教條。
巴耳提摩的學術生涯無疑是一則傳奇:他以十八個月的時間,拿到洛克斐勒研究院的博士學位;在三十七歲獲得諾貝爾獎;在麻省理工學院創立頗具聲望的懷海德生物醫學研究所;他曾任洛克斐勒大學校長;現在是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而且這期間,他還捲入一樁堪稱有史以來最大的科學詐欺事件,後來稱為「巴耳提摩事件」。
這本書除了告訴我們巴耳提摩的個人故事,並且讓我們得以一窺現代生物學的奇奧。此外,還開啟一扇窗,展露現代科學文化的演變:科學界如何防範重組DNA實驗可能帶來的災害,美國抗癌聖戰的得失利弊,政府、產業界、學術界對於愛滋病研究的看法,以及科學界該如何處理學術詐欺案件。
1996年自麻省理工學院生物系畢業,2001年獲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微生物及免疫學博士學位。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時,參與了線上生物學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同時主修生物學與寫作,他的寫作學士論文指導教授為著名的物理學家暨作家萊特曼(Alan Lightman)。本書構想源自於柯羅帝的學士論文,是他的第一本著作,推出後即獲各界好評。柯羅帝目前於艾莫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醫學院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從事免疫學與病毒學方面的研究。已發表十數篇學術論文於重要的期刊上,包括兩篇刊登於《自然》(Nature)期刊的論文。
台灣大學農化系畢業,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碩士,曾經於美國伊利諾大學遺傳研究所進行博士研究。目前致力於科普書籍與科普雜誌文章的翻譯和寫作,期待能為建構科學界與大眾間的橋梁貢獻一分心力。
譯有《一粒細胞見世界》、《這就是生物學》、《免疫兵團》等書,科普文章散見於《科學人》雜誌。
序 言 巴耳提摩的科學生涯
回顧巴耳提摩的貢獻,
即可寫出過去二十五年來生物學發展的像樣歷史,
這話一點也不誇張。
第一章 紐約大頸鎮
實驗是生物學的根本核心,
因為生物學的定律並不像物理或數學定律,
能由第一定律開始推演。
第二章 史瓦茲摩爾學院
巴耳提摩回顧史瓦茲摩爾的生涯時,
始終感到生物教育的不足。
然而在這裡接觸到的自由人文經驗卻是無可取代的。
第三章 拜師學藝
大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共周遊了八間實驗室,
讓巴耳提摩有機會學習不同領域的實驗技術,
了解什麼才是適合自己發展的路。
第四章 沙克研究院
想要開創新路,
通常都不是沿著已建立的秩序循序漸進。
科學家時常受預感的驅使,這是不外揚的祕密。
第五章 麻省理工學院
盧瑞亞熱切迎接他那天才神童
重回麻省理工學院,
不過這次巴耳提摩不再是學生,而是副教授。
第六章 重組DNA
青蛙基因的產物在大腸桿菌內表現,
而且這個基因可以穩定的遺傳給大腸桿菌的後代。
重組DNA改變了自然。
第七章 諾貝爾金榜
他一點也沒有預期這個獎的到來,
三十七歲贏得諾貝爾獎實在太年輕了,
巴耳提摩開心得不知所措。
插 曲 脊髓灰質炎病毒
第八章 懷海德研究所
與今西加里合作發表的論文,
後來演變成生物學有史以來最著名的科學欺詐爭議,
使諾貝爾獎得主反目成仇,國會與科學界纏鬥互罵。
第九章 洛克斐勒大學
巴耳提摩接受校長新職的那天,
《紐約時報》的標題寫道:
「欺詐嫌疑犯獲任命為洛克斐勒校長。」
第十章 歸 鄉
巴耳提摩事件揭露了對科學家極不信任的氛圍,
不僅是科學家彼此之間,
還有外界對科學家的不信任態度。
第十一章 加州理工學院
繼續研究、同時治理一所重要大學,
如果這不是挑戰的話,
那就不必做了!
第一章 紐約大頸鎮
雖然沒有人能具體指出使孩童發展出健全獨立人格的情境,但它們確實存在。──葛雷易克,《理查‧費曼——天才的軌跡》
紐約大頸鎮(Great Neck)是二次大戰後沿著長島鐵路線發展的通勤小鎮之一,這個沉靜的小鎮因有一所一流的中學,而在長島名聲遠播。大家都預期,大頸高中的每一名學生將會順利就讀四年制大學,在那裡,接受高等教育被認為是必要且理所當然的事。這就是大衛‧巴耳提摩當年就讀的高中。他是那種每個人都公認為天賦異稟的學生,當他弟弟四年後進入同一所學校就讀時,老師們對大衛仍印象深刻!
中學時期的大衛並沒有預設未來的發展方向。五○年代的生物學,很難啟發那些萌芽中的小科學家。當時生物課充斥著記憶性的教材:蕨類的各個部位、花朵的構造、五大生物界如何劃分、動物界下各門的名稱、青蛙的內臟器官,整個課程都屬敘述性質,並不鼓勵學生去追問「如何」和「為什麼」,或思考該如何解決問題。真正在實驗室中進行的實驗,遠超過高中課堂所能負擔的時間、資源、和知識,因此對大衛來說,「研究」是一個陌生遙遠的世界。
實驗是生物學的根本核心
生物學界並不存在所謂的天才兒童。那些未來將成為物理學家的孩童,可藉著拆組收音機或電器用品,或是讓電子流過線路、點亮燈泡或放大器,而啟發他們對物理的興趣,生物學卻沒有類似的遊戲。觀賞大自然並不足以替代,看一隻青蛙並不比看一台收音機更具啟發性,動手操作是很重要的元素。
也許有一天,當分子生物學能引進小學或國中,那些有前途的小生物學家可以拿分子生物學實驗套組來玩耍,就像小化學家動手玩化學實驗套組,小物理學家操控電路板一樣。不過在今天,大部分年輕生物學家,在進入大學前都不曾有過做過生物實驗的經歷,少數有經驗的,也幾乎全都是使用化學實驗套組,等到他們上了大學,了解到生物學也可以進行實驗之後,才轉攻生物學的。
實驗是生物學的根本核心,這是因為生物學的定律並不像物理或數學定律,能由第一定律推演。只要給一名數學天才筆和紙,他就可演算出一整個數學世界來;理論物理也是如此,愛因斯坦從未做過任何實驗,就在二十五歲前,推導出他平生最重要的三大發現。但我們卻不能只憑理論推導出生物世界,分子生物學系統的歷史是無法回溯的,生物演化可上推至三、四十億年前(科學家雖可找到細胞的化石,但它們分子構造的證據卻早已灰飛湮滅),而歷史事件又常破壞攪亂那些看來是邏輯直覺的東西。
要說明這種情形,生物學家常用戈德堡的機器來比喻分子生物學的世界,戈德堡是一名卡通畫家,他的畫作中有一些為了完成簡單工作、而異常複雜甚至到荒謬地步的設計。舉個例來說,戈德堡的省力磨馬鈴薯機是如此運作的:一大塊擺了數週的起司失去平衡,而沿斜坡滑向一隻鴨子;被起司氣味熏昏的鴨子因而落到翹翹板上,讓翹翹板另一端帶刺的皮球彈上天空,而刺破了汽球;聽到汽球爆裂聲的警察以為是槍響,把頭探出窗外查看,卻不小心撞到另一個槓桿,推倒了一瓶水;水從漏斗口流經水管後噴出,開啟了馬達的按鈕,於是音樂盒開始轉動;音樂盒中的玩偶鳥隨之起舞,造成平台的震動,迫使平台下方的磨薯機,開始壓磨鍋中的馬鈴薯。
生物系統和戈德堡機器相似的地方是:即使生物學家知道某一系統所執行的任務,卻無從推斷這工作是如何達成的,無論這名生物學家是多麼優秀,生物的現實狀況是歷史與理性原因的複雜混合,而生物界的發現必須由實驗而來。實驗的設計,則靠必需技巧以及經驗創造力的訓練。
大衛對實驗生物學的認識並非來自大頸高中,而得自於母親的協助。大衛回憶當時對於進入醫學院預科有著像「膝反射」般的自然反應,因為那是猶太男孩的成功之路。大衛的弟弟羅伯特也有一樣的反應,他後來成為耶魯大學的小兒科教授。大衛和羅伯特的母親擁有兩個兒子最高的敬愛。她在一九四○年代取得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心理碩士學位後,就一直在學界工作,並於六十二歲那年,成為莎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的終身職教授。即使身為職業婦女,她對兩個兒子的教育仍是全心盡力,她讓大衛延遲半年上小學,使他較能適應群體生活。當大衛進小學時,她和先生舉家從皇后區般到大頸鎮,好讓兩個兒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待孩子們都上大學後,他們又立刻搬回紐約市。她對科學和教育有著虔誠的信仰,就像那個時代的許多猶太父母,她和先生都希望兒子能進入科學界或醫學界。
大衛高二那年,母親鼓勵大衛申請一個鮮少人知的暑期研究計畫,大衛的申請通過了。於是那年初夏,大衛的雙親開車載他北上,到緬因州山漠島(Mount Desert Island)巴爾港的傑克遜紀念實驗室(Roscoe B. Jackson Memorial Laboratory),一個偏僻的小鼠實驗室。
專門研究小鼠的傑克遜實驗室
一九五五年六月,緬因州。陽光從大西洋上空的黑雲縫隙間鑽出,一片金光映耀在浪花上,掠過沙灘,又慢慢輕拂過巴爾港的房舍屋頂,然後沿著阿凱迪亞國家公園那覆滿櫟樹和山毛櫸的凱迪拉克山,最後點點灑在傑克遜實驗室旁綠油油的樹叢上。
科學的明日之星對實驗的初次經驗可說是格外重要,就巴耳提摩的例子來看更是如此,因為他在傑克遜實驗室的頭幾天,便遇上了對他有深遠影響的田名。在命運的安排下,他們後來因分別發現反轉錄酶(也就是讓HIV之類的病毒能夠複製、增殖的酵素),而在相識整整二十年後,共享諾貝爾獎榮耀。
早五年前,田名也曾參加傑克遜實驗室的暑期高中生物營,不久田名就以十八歲之齡,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科學論文。田名的朋友在史瓦茲摩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的畢業紀念冊寫到:「他將會成為實驗生物學界的巨擘,他也可成為不錯的摔角選手,不過他的肌肉太粗大了,腰帶綁不住。」參加史瓦茲摩爾摔角隊的田名,比賽時凶猛無比,長手長腳把對手綁得死死的,然而一離開摔角場,他又變回一副彬彬有禮的模樣,他的一些朋友還戲稱他為田名院長。一九五五年夏天,田名重回傑克遜實驗室,除了帶領新生外,也動手進行一些自己的遺傳實驗。
年齡小田名四歲、個頭也明顯較小的巴耳提摩,立刻吸引了田名,他們對彼此一定有不錯的第一印象。田名知道能入選生物營的學生都資質優異。對巴耳提摩而言,田名則是他認識的第一個二十歲就成為真正科學家的人,多年後巴耳提摩仍親密的回憶起,田名是夏日的「師父」。從這群傑克遜實驗室神童在一九五五年合拍的團體照中,可看出巴耳提摩還流露著青春期的尷尬模樣——平凡、不滿母親買的衣服、懷疑衣著的重要性。田名就沒有這種不確定感,雙手叉在腰後,臉上散發出對科學嚴肅認真的神情。
傑克遜實驗室的遺傳學家所設計的暑期訓練營,為每日課程加上三個小型研究計畫。該實驗室的研究專長是小鼠遺傳學,此外,傑克遜實驗室也是全美最大的實驗用小鼠的供應者,它的小鼠名錄上有最廣泛的變種、對科學最重要、和最讓人嘆為觀止的品系收藏。
在一九九五年,傑克遜實驗室一年就運送出兩百萬隻老鼠。在長型倉庫式的建築物中,從地板堆疊到天花板的籠子中,裝了上千種突變品系小鼠,牠們不斷奔跑而使籠子顫動,其中有黑鼠、白鼠、赤黃鼠、花斑鼠、大耳鼠、粉紅眼鼠、胖鼠、糖尿病鼠、罹患感冒的小鼠、走路搖晃的小鼠、無毛鼠、病鼠、長著怪異腫瘤的小鼠。所有的小鼠都為科學而生、而繁殖、而死。
「實驗科學」啟蒙經驗
貝利(Don Bailey)博士負責監督巴耳提摩的三個小研究計畫的其中一個,他為巴耳提摩示範如何照顧管理小鼠,包括餵養、清潔、以及讓牠們交配,並教導巴耳提摩基礎的小鼠遺傳學。基因(gene)是遺傳的基本單位,某一基因的特定形式稱為對偶基因(allele),像小鼠的毛色是由一種基因控制,該基因具有多種不同的對偶基因,像是白色、黃褐色、棕色、和黑色。一套完整的基因,或描繪一隻完整小鼠的分子指令,稱為基因組(genome),小鼠和幾乎所有的動物一樣,基因組有兩套,這重複性讓動物得以進行有性繁殖(每個配偶提供一套基因組),且有較大的遺傳複雜度,並讓它們的許多基因擁有備份。
在涉獵這些基本概念後,貝利就教導巴耳提摩如何讓小鼠配對,以生產出可能的新性狀和模式。遺傳學的威力就在於它無須了解基因的任何物理本質;遺傳學家可以研究小鼠毛色的遺傳模式,或人類的特定癌症,卻不知到底是何種基因的作用,遺傳學家看的是基因的最後結果。舉例來說,光靠遺傳學,科學家可查出,某一特定基因讓小鼠帶有容易罹患酗酒症的傾向。在人類的例子中,靠著遺傳學,科學家可查出某些少數家族有易發生乳癌的傾向。
在巴耳提摩的第二個計畫中,席佛思(Willys Silvers)博士指導他觀察小鼠的皮層色素細胞,在幼鼠長為成鼠的發育階段中,細胞如何在身體內移動。席佛思博士教巴耳提摩解剖小鼠的「藝術」,以精確的手術技巧剝下數層皮肉,找出隱蔽的肌肉與組織結構,然後又教大衛如何利用顯微鏡檢查組織切片,找尋移動的色素細胞。席佛思知道色素細胞移動的各個主要階段,他想確知的是哪一些顏色及遷移模式較其他顯著。為此,席佛思從一隻新生鼠身上切下一片皮膚,移植到另一隻毛皮顏色模式不同的新生鼠身上,數月後,接受皮膚移植的小鼠在犧牲後,被切成一片片的像土司一樣,以分析移植皮膚內細胞的情形。
有些人對把小鼠丟進麻痺用的冰筒中、然後再用刀片或剪刀切開潮濕毛茸茸的鼠頭很快就變得無動於衷;其他人則對那眼神靈巧、粉紅小腳跑來跑去的小鼠影像揮之不去,而傾向使用較不可愛、也不會流血的生物來做實驗。巴耳提摩從來就不喜歡殺小鼠這件事(即使多年後,他曾居住在老鼠橫行的公寓裡,他也只是丟塊毛巾蓋住陷阱內的老鼠,然後等室友把老鼠丟出去),但在傑克遜實驗室時,他還是撐過去了。
暱稱為「提比」的羅素(Elizabeth Russell)博士,全程指導巴耳提摩的第三個計畫——觀察白血球的形成。細胞之於生物學家,就如原子之於物理學家。雖然細節已從朦朧的記憶中遺失,但巴耳提摩最喜歡為各種小鼠抽血:切下尾巴末端蒐集幾滴血,或以針筒從眼睛處抽出大量血液,然後透過顯微鏡分析不同類型白血球的比例。在此之前,巴耳提摩從未見過細胞。
放大五百倍的白血球浮沉於玻片間,就像裝了水的汽球,腫脹的細胞裡有著一塊塊蛋白質顆粒;成熟的紅血球則像一群中凹的圓盤,偶有極少數不成熟的紅血球緩慢漂浮,拖著額外多出的盤狀主體。透過不同的染料,巴耳提摩可分辨出嗜中性顆粒白血球、嗜鹼性顆粒白血球、和巨噬細胞,它們在免疫系統中各有不同的任務。巴耳提摩在顯微鏡前一次可以坐上數小時,直到有人提醒他該吃晚飯了。巴耳提摩的計畫進展順利,他在實驗科學上展露的天分也讓研究員注意到,他具備耐心、創造力、嚴謹的實驗態度、以及衝勁十足的意志力。
生物學吸引了巴耳提摩,也吸引巴耳提摩的新朋友,其中包括他在暑期認識的女友以及田名。建立學識上的同儕團體,一定在巴耳提摩從傑克遜實驗室獲得的正面經驗中,占有重要的分量。雖然研究細胞和遺傳學本身是很有趣,不過實驗工作有時難免會和砌磚一樣,重複到令人麻木。暑期生被分配到的通常又都是沒人想做的枯燥計畫,所以當輪到巴耳提摩連續一個星期每天早上轉植小鼠的皮膚組織,或盯著顯微鏡八小時、計算紅血球數目時,他還是可以在晚餐時,從其他的青少年同伴處,聽到他們新學的技術,知道他們剛看到的小鼠品系,或他們對小鼠交配與殺小鼠的看法。
在傑克遜實驗室遇到的人中,田名肯定是對巴耳提摩影響最深遠的人。一九九四年,當五十九歲的田名死於癌症時,巴耳提摩還寫了一篇感人的追思文章〈悼念田名,狂熱的學者〉,文中提到在傑克遜實驗室時,他非常尊崇田名的淵博學識和對科學的執著。一九九五年,一次癌症科學家的歷史性聚會上,巴耳提摩讚頌田名是一名科學英雄,他鼓勵台下的年輕科學家仿效田名追求科學的精神,就像當年的自己一樣。
對巴耳提摩來說,田名是像他這樣科學性格尚未成形的暑期生與資深科學家之間的橋樑。之前就算巴耳提摩有任何想做點真正科學研究的念頭,也有些不知從何處下手,看到田名後,未來在科學界發展的志願,似乎沒有那麼遙不可及了。與田名的接觸,讓巴耳提摩有機會反思:「我具有能和田名相比的條件嗎?」田名的成就以及聲譽鵲起為巴耳提摩定下了一個標準,無論是有意無意間,巴耳提摩有數年的時間都在努力想與第一位他視為模範的科學家媲美,然而他一點也不知道這項挑戰的規模。
自從有了傑克遜實驗室的實驗科學經驗後,巴耳提摩再也心無二念。「這就是我想要的,」他回憶當時感覺:「太美妙了,實在是太美妙了!對高中生而言,這實在是難以置信的經驗。」
低音號、科波拉、夏佑的瘋女
巴耳提摩是如此想振翅高飛,離開大頸鎮,所以我們也不必對他的高中生涯多做留連,不過還有幾件值得珍藏的回憶。第一也是較有趣的,是巴耳提摩與名導演科波拉是大頸高中樂隊的二人組低音號手,可能也是美國高中最傑出的低音號組。科波拉回憶,當時都是靠著巴耳提摩正確計算節拍的能力,他總是等到巴耳提摩將銅管放到嘴唇上時才跟著照做。他們的友誼一直維繫至今,巴耳提摩偶爾還會到科波拉位於加州納帕谷的葡萄酒園作客呢。
另一件值得敘述的事則是巴耳提摩對戲劇的喜愛,這又與他的政治態度、以及他自由派的母親有密切關聯。巴耳提摩在高二和高三時曾主持過戲劇社,籌劃戲劇節目的演出,而他最喜歡的一齣戲,便是「夏佑的瘋女」(Madwoman of Chaillot)。這齣戲的作者是法國外交官兼劇作家季洛杜(Jean Giraudoux),當時他擔任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宣傳總負責人,在他過世不久後,這齣戲在一九四四年於百老匯首演。
「夏佑的瘋女」是一部直率譏諷資本主義邪惡的道德劇。巴耳提摩愛極了這劇本,他個人的哲學與家庭的政治意向都與季洛杜契合。夏佑的瘋女精神狀況時好時錯亂,她發現奸惡財團想在巴黎高級的夏佑區挖掘油井謀財,在無產階級「下水道之王」的協助下,她在被告缺席下定他們犯了「拜金罪」,然後說服他們到她的無底地窖內去尋找石油,因而解放了貪婪的世界。「他們貪婪?」瘋女評論道:「啊!那麼我的朋友,他們迷失了。如果他們貪婪,那是他們愚蠢。」季洛杜用黑暗誇張的手法來頌讚社會主義的優點,批判資本主義的罪行。公司的總裁假哭道:「讓我告訴你,先生,保護現代社會秩序和紀律的唯一措施,就是可更換的零件與制式的工人,這樣就可以解決管理上的所有問題。……只要在窮人快樂、奴僕驕傲、瘋子受尊重的地方,我們的威權就告終結。」
在舞台對比的一角,拾破爛的人悲嘆道:「我還記得,甘藍菜可以當作甘藍菜來賣的時候。現在,甘藍菜一點用也沒有,除非你有一個經紀人,並支付他佣金。……這些日子啊,每顆甘藍菜都有它自己的皮條客。」
高三那年,巴耳提摩猶豫著該進哪所大學,他想成為實驗生物學家,但他並不著急。有兩個原因把他推向知識的天堂——史瓦茲摩爾學院。第一,剛從那裡畢業的田名對這所學校推崇備至。第二個原因則是巴耳提摩的母親也偏好史瓦茲摩爾學院,多年前她在社會研究新學院攻讀心理學博士時(雖然她一直沒有完成學位),認識多位史瓦茲摩爾學院的教授。史瓦茲摩爾學院的政治立場自由開放,巴耳提摩的母親和祖父母對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都抱持同情的態度(雖然他們從未明確表示自己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份子),來自童年的影響也塑造了巴耳提摩的自由政治哲學思想。
史瓦茲摩爾學院的學術聲譽是眾所公認的,《星期六晚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稱它是美國學院和大學中最具學術研究氛圍的。對巴耳提摩的母親而言,它最吸引人的條件恐怕是離家近,巴耳提摩只要跳上火車就可回到大頸鎮度假。巴耳提摩在傑克遜實驗室所交的女友也就讀史瓦茲摩爾,更是讓巴耳提摩認真考慮這所學校的誘因。
史瓦茲摩爾學院的整個校園都屬國家級的植物園,當巴耳提摩在春天參觀時,杜鵑花正恣意綻放,山茱萸花開滿枝頭,玫瑰蓓蕾也含羞待放。更好的是,巴耳提摩得以和傑克遜實驗室的朋友重聚。他知道史瓦茲摩爾學院無法提供最尖端的研究,但它的自由人文教育卻無與倫比,巴耳提摩相信在大學時期這樣的取捨是值得的。他在一九五六年進入史瓦茲摩爾學院,預備主修生物。
摘自《反轉錄教父》
巴耳提摩的科學生涯
柯羅帝
這一定與我在科學上的領悟有關,我感覺到,
其中一些領悟,一直引領著我,使我的行為更積極活躍。
我的意思是,當你取得一些資訊後,你可以做出多種應用:
你可以發表;你可以開發實用層面,
譬如研發一種療法或一台機器;
或者你也可以考量它在公共衛生或公共政策上的含義。
我猜,我一直認為是這些後續的發展,讓資訊有其價值,
並影響我吸收資訊、然後嘗試進一步的應用方式。
——巴耳提摩,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日
一九八六年,一個秋風蕭颯的日子,大衛‧巴耳提摩(David Baltimore)快步穿過美國麻州劍橋的一處庭院,狂風捲起他的外套,吹動他的公事包。他留著一臉落腮鬍,每被人追問何時能治癒癌症一百次,就灰白一根鬍鬚。身上的深藍色西裝合身時髦,和過去生物學研究還是個不賺錢事業、而他又是反資本主義份子的年代相比,巴耳提摩今天的穿著要好很多。
他走向懷海德生物醫學研究所(Whitehead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腦中還不斷的計劃、分析、回顧。他在四年前成立這個機構,籌組了可能是全世界最傑出、最勤奮的分子生物學研究團隊,他知道全球有二十萬人為愛滋病所苦,他最新的計畫是找出愛滋病的治療方法。
巴耳提摩前兩天還在華盛頓的國家醫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ine of National Academies)擔任「國家愛滋病防治策略委員會」的共同主席。離愛滋病被鑑定出來已有五年了,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是美國第一個嘗試解決這個流行性疾病的政府單位,國會和雷根政府對愛滋病都還保持緘默。愛滋病被視為對離經叛道者、同性戀、及海洛因成癮者的懲罰。
小說家艾德蒙‧懷特就曾寫到:「愛滋病的流行就像一根爛木頭滾開後,底下扭動的生物全都顯露出來,因為它一次就牽涉了我們生存的所有主題:性、死亡、權力、金錢、愛、恨、疾病、以及恐懼。」整個世界的紛亂就包裹在一個微小的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內,巴耳提摩敏銳的察覺到這問題的糾結複雜,身為愛滋病研究委員會的研究主席,他負責擬定一份國家計畫,發展愛滋病的治療方法,並根絕愛滋病的流行。
考慮數項因素,巴耳提摩都是這個工作的最好人選。他是發現反轉錄病毒的重要蛋白質的兩位科學家之一,這個發現讓醫師與科學家得以偵測到難以捉摸的HIV。同時他也是經驗豐富的召集人,他能以道德至上的態度敏銳的調解問題,該挺身而戰時也絕不猶疑。
科學研究無須理由
但從其他層面看,巴耳提摩又不像該擔當這職位的人選,他的實驗室在一九八○年代初期,並沒有研究愛滋病。但現在,由於他參與愛滋病委員會,而讓HIV吸引了他的注意,就像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巴耳提摩因「癌症聖戰」而捲入癌症研究一樣。目前他實驗室中有一名博士班學生在研究HIV,卻屬基礎研究,而非直接找尋療方。巴耳提摩研究生物學是因為好奇,不是因為他想拯救世界。「我的生命奉獻於人類智識的增加,」他解釋:「我們無須為科學研究找其他正當理由。」他期待能有治療愛滋病的方法,但他的實驗室並不會去尋找。
在此同時,巴耳提摩也深刻體驗到疾病對情緒的影響。在巴耳提摩成長過程中,一直如明燈般引導他的母親就罹患癌症,巴耳提摩每週都會飛往紐約探望母親,她的精神很快就萎靡下來,健康狀況慢慢惡化,巴耳提摩的所有科學發現都無法舒緩她的痛苦,或防止不可避免的結果。
幾週前,他還在麻州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針對癌症研究緩慢而穩定的進度,發表了一段嚴肅的演說:「就我的觀點,」他說:「即使不是永遠,癌症也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人類生命問題的一部分,……而且我預期癌症療法也要很久才會出現。即使有新的治療方案,腫瘤細胞的可塑性也會讓療法難以達到根除的效果,對那些希望有快速進展的人,這顯然是個悲觀的看法。」
即便他個人覺得悲觀,他仍結論道:「但結果終將到來,就一個國家而言,我們必須持續我們的堅持,去深究疾病的一切,並盡一切可能防範或治療癌症。當然,也有可能我整個分析都是錯誤的,的確有一顆神奇的子彈,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對癌症的死亡率有重大的衝擊,那麼即使是我的判斷完全錯誤,都會帶給我莫大的喜樂。」
自從柯霍和巴斯德時代,社會就把對抗疾病的沉重希望放在生物學家的身上,但巴耳提摩是在相當平靜的時期進入生物學研究領域的,當他大學畢業後,著名的「微生物獵人」時期已過,天花正滅絕中,小兒麻痺疫苗也已普及施打。他最早開始所做的科學研究並無醫學重要性,他不是為了找尋疫苗,才鑽研脊髓灰質炎病毒(引起小兒麻痺的病毒)的機制,而是他對動物病毒有興趣,而且由於當時已有一種疫苗存在,使得實驗室內可以安全操作脊髓灰質炎病毒。
巴耳提摩以及他的同事創造出方法,來產生與使用重組DNA技術,掀起生物學的革命,使基因工程神話成為真實現況,事情開始改變。如今科學的實際應用不斷把他推向公眾生活,巴耳提摩對醫學雖不感興趣,但醫學卻對他有意,他並沒有自願擔負起愛滋病委員會的任務,而是在邀約下出席。
懷海德研究所的工作、龐大的實驗室、以及他母親的病情,已讓他忙得團團轉,但他感到自己責無旁貸。根據估計,公元二○○○年前有二千五百萬人感染愛滋病,愛滋病嚴酷而實際的考驗著現代分子生物學,巴耳提摩並不喜歡這種情形。分子生物學不是為打贏愛滋病戰爭而待命的,大部分的病毒疫苗都需數十年的開發時間,而且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發展出有效的反轉錄病毒疫苗,他對治療愛滋病並不樂觀;HIV是沉著、細密、如幽靈般的殺手。
想解開生命之祕的實驗室
走進懷海德研究所,巴耳提摩搭乘電梯至三樓,走出電梯後映入眼簾的,是懸掛牆上的一幅大型抽象壓克力潑畫,走廊右側的房間全是他的實驗室。他的辦公室在左測,緊鄰一個大窗戶,窗下放了一排長弧形的皮沙發,窗台上擺設了幾株植物,這些植物不會生長,也沒有病毒,它們是絲製的人造花。巴耳提摩的辦公室裡,沒有榮顯成就的獎牌,沒有諾貝爾獎的證明,也沒有妻女的照片。
在旁邊桌上堆疊的檔案、文獻、書籍、和期刊中,有兩疊整齊擺放的公文,其中一疊是欲發表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等待評審的新發現,另一疊也類似,是要投到《病毒學期刊》(Journal of Virology)的。辦公桌上,是他關於免疫轉錄調節的最新論文的初版校樣,旁邊放著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MIT,懷海德研究所即附屬其下)的各式預算和會議備忘錄,巴耳提摩喜歡行政工作。桌上還有一份備忘錄,是有關今西加里(Thereza Imanishi-Kari)與奧圖(Margot O’Toole)的爭議(詳見第七、八、九章)。
離開辦公室,巴耳提摩穿過走廊到實驗室,牆上的標示宣示著:「實驗區域——未獲許可者不准進入,不准攜帶食物飲料。」巴耳提摩的實驗室比以前更大更忙碌,有將近三十幾個人擠在供十五人使用的空間,每一天的各個時段都有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在此工作,放假和度週末被視為錯失寶貴時間。有一些學生早上七點就到,此時清潔工正將乾淨的燒杯、試管送來,大部分的學生則是九、十點才陸續進來,少數人則是到下午才看得到人影,完全晝伏夜出的人也很常見。
這裡的工作倫理摘自MIT的校訓:心與手(Mens et manus)。每個學生的動機都不同,但大多數都是很率直的思想者和動手者,他們希望能發現大量或至少一、二個生命的祕密。有些人因對巴耳提摩的研究領域感興趣而加入,有些人風聞巴耳提摩良師之名而來,還有些人期待在諾貝爾大師的指導下能青出於藍。他們的未來取決於他們在這裡的成功。
戴著乳膠手套的學生在實驗室中來來回回,手上拿著裝有朱紅色液體的塑膠培養皿、裡面培養了小鼠皮膚細胞,或拿著大瓶生理食鹽水,或拿著記錄他們最近DNA實驗的照片,巴耳提摩本人則是從一九七五年後就沒有做過實驗了。敞開的門,讓走廊兩邊五、六個實驗區域連成一片,一直延伸到研究所最底,兩個研究人員擠一個實驗桌,少數人穿上白色實驗衣,大部分人都還是穿著輕便衣服。他們的對話中充斥著術語,即使隸屬同一個實驗室,做不同計畫的人有時仍難以了解對方口中的詞彙。
兩名研究員站在走廊的黑板前塗鴉,相互交流、解釋,他們畫的圖是一些潦草的圓圈、線條和密碼般的注解,巴耳提摩加入討論,他們正設計能表現NF-κB蛋白質的新載體。
實驗室右邊的學生研究的是脊髓灰質炎病毒,病毒小組的人數一直相當固定,現在卻只占實驗室的一小部分。安德魯斯(Nancy Andrews)研究脊髓灰質炎病毒複製酶蛋白質的製造,和脊髓灰質炎病毒複製的基礎步驟。億萬顆脊髓灰質炎病毒儲存在過濾的小牛血液中,冰凍起來。薩諾(Peter Sarnow)研究脊髓灰質炎病毒的RNA合成。柯克加德(Karla Kirkegaard)分析RNA重組的機制,闡明病毒的可變性和演化潛力。一小瓶脊髓灰質炎病毒RNA(病毒的生命藍圖),正靜置在冰筒上,柯克加德在一旁迅速製備讓RNA轉變成較穩定DNA所需要的化學藥劑和蛋白質。
附近有一大群學生研究致癌基因,其中有病毒基因,也有人類基因:v-abl、v-src、c-abl、myc、c-myc、bcr-abl、和Ha-ras,這些難懂的縮寫都是從人類和病毒內發現的致癌基因的名稱,在這些基因的正常功能和致癌突變間,有什麼樣的關聯?像愛柏森病毒之類的病毒,為什麼會帶有致癌基因?
座位在實驗室左邊的學生研究在上兆顆細胞的複雜度下,免疫系統的抗體製造過程,嘗試把調節免疫反應(即使是溫和的反應)的眾多訊號和交互作用,一條條的分析梳理。如何調節抗體基因?負責調控的蛋白質為何?免疫系統各單元如何相互溝通?是什麼樣的要素使B細胞之所以為B細胞?組織培養室中,培養箱中放著一瓶瓶長有數十億顆人類細胞或小鼠細胞的燒瓶。走廊更深處,有學生正在尋找基因,還有些人把基因植入小鼠身上或從小鼠體內移出基因。實驗桌上一排排試管內,長滿了帶有小鼠基因的細菌,還有幾名學生正按設計混合各個DNA片段,組合新的基因。這正是分子生物學的全盛時期。
兩極化的評價
巴耳提摩發現HIV之類的反轉錄病毒繁殖時所利用的反轉錄酶,讓分子生物學有革命性的進展,這項發現也使得他以三十七歲之齡贏得諾貝爾獎。在那之後,巴耳提摩成為致癌基因以及它們在細胞中功能的最重要研究者,他的實驗室後來也探討了免疫系統中關鍵組成分的特性,其中包括了抗體的多樣性、NF-κB(免疫系統中的主要控制基因)、rag重組酵素基因(抗體的多樣性有很大比例是靠這個酵素產生的)。
巴耳提摩是如此的聰明、辯才無礙、風度翩翩,但連最親近的朋友都說他高傲且毫不留情。在一個雞尾酒會上,有一名同事這樣說他:「在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學家中,他有最敏銳的直覺。」另一名同事也說:「他很高傲,」頓了一下,又繼續說:「為什麼不呢?他有任何理由可以高傲。」要評量巴耳提摩對生物學的影響,也許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詢問生物學家,是否熟悉巴耳提摩這個名字和他的研究,而答案通常都是肯定的。一名同事宣稱:「巴耳提摩是他那時代的重要生物醫學科學家,對現代生物學的各個領域也有長遠的影響。」還有人評論:「回顧巴耳提摩的貢獻,即可寫出過去二十五年來生物學發展的像樣歷史,這話一點也不誇張。」
在公元二○○○前,六十二歲的巴耳提摩已發表了超過五百篇的學術論文,但他並沒有受到一致的喝采,人們對巴耳提摩的評價非常兩極化,大部分是因為延宕十幾年的科學造假案,這事件一般稱為「巴耳提摩事件」(或今西加里事件),它讓研究圈扯入情緒化的內訌。當人們聊到巴耳提摩時的反應,從避之唯恐不及,到彼此爭鋒相對都有,讓交談陷入激烈的情況,通常只出現在政治和宗教話題。有一名亦是諾貝爾獎得主的人,甚至咬牙切齒咒罵,應該取消巴耳提摩的諾貝爾獎頭銜,撤銷他的終身教授職,終身禁止巴耳提摩涉足科學研究。
然而,這三十五年來,巴耳提摩的研究一直是全世界最優秀的,而且他的才智也擴展到實驗室之外。在重組DNA的爭議中,他協助穩固基因工程的未來;他反對化學和生物戰;他籌畫全國的愛滋病研究;他成立懷海德研究所;他曾任洛克斐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校長,現在則是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校長。從反面看,他反對「抗癌聖戰」;還陷入史上最險惡、最混亂、最廣為宣傳的科學造假案,並被迫辭去洛克斐勒大學校長職務。
巴耳提摩從不畏懼衝突,「我知道我所相信的,我堅持我所相信的,我捍衛我所相信的。我也知道我可能對事情有錯誤的看法,但我仍會堅持這原則,我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他也因而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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