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黑暗女郎傳奇

第一部　　成為科學家
第一章　　大衛王的後裔
同時身兼英國淑女與猶太人所造成的異常處境，影響了羅莎琳一輩子。
第二章　　聰明得嚇人
在那個年代，女性要是聰明過人，只會令自己尷尬。
第三章　　曾為「聖保羅女生」
聖保羅女中對於有上進心的聰明女孩再適合也沒有了。
第四章　　永不屈服
建於中世紀、擁有僧侶傳統的劍橋大學內，女生終究還是異類。
第五章　　煤炭裡的孔隙
羅莎琳的博士論文研究，為何有些類型的煤炭不容易被水或氣體滲透。
第六章　　河左岸的女子
喜歡分析怪異晶體又親法的羅莎琳，來到了法國的中央化工實驗室。
第七章　　從塞納河到河濱大道
如果妳想將擅長的Ｘ射線技術應用到生物學上，到倫敦國王學院來是滿有利的。

第二部　　跨過界線
第八章　　生命是什麼？
二次大戰之後，基因的祕密成為科學界最熱門的主題。
第九章　　加入馬戲團
國王學院的「藍德爾馬戲團」裡頭雜七雜八，什麼人才都有。
第十章如　此滑稽的實驗室
克里克和華森融洽的程度，就像羅莎琳和韋爾金斯不合的程度一樣強烈。
第十一章　較勁
羅莎琳的第五十一號照片是當時最清晰的Ｂ型ＤＮＡ照片，顯示ＤＮＡ是螺旋狀的。
第十二章　大發現與再見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克里克衝進老鷹酒吧，宣布他們發現了生命的祕密。
第十三章　黯然退場 大發現剛剛登場，加上一連串暗地進行的運作，羅莎琳的離去顯得更加不起眼。

第三部　　調整方向
第十四章　ＤＮＡ的鄰居
辦公室在小閣樓裡，攝影機安置在會漏水的地下室，她開始研究菸草嵌紋病毒。
第十五章　啊，親愛的美國
在美國，由真正一流人才形成的菁英團體，水準遠高過她在英國碰到的。
第十六章　新朋友與新敵人
她需要可以幫忙突破思考模式、指出眼前證據、督促她更上一層樓的合作夥伴。
第十七章　延期離開美國
若真有所謂的雙面羅莎琳，美國人看到的，確實是明亮的那一面。
第十八章　私密的與公開的
那時，癌症並不是能隨意說出口的字眼。羅莎琳的組員也不知道她到底生什麼病。
第十九章　透澈與完美
她的一生，相當於一心一意獻身科學研究的最佳典範。

尾聲　　　身後事
《雙螺旋》這本書在她身後才出版；而她已無法為自己辯白，終至遭到世人的誤解。

誌謝

第十二章　大發現與再見

「一九五三年一月六日至三月十六日」 當然啦，羅西沒有直接把她的數據交給我們。也因為這樣，國王學院沒有人知道那些數據在我們手上。 ——華森，《雙螺旋》

在這個世界上埋藏四十億年之久的「生命的祕密」，終於在一九五三年開頭七個星期上演的一齣人間大戲中，給破解了。這場戲高潮迭起，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時，劇情都可能出現轉折。 謠傳鮑林（Linus Pauling，美國物理化學家，一九五四年諾貝爾化學獎、一九六二年和平獎得主）和柯瑞（Robert Corey）已解開DNA結構的新聞，是這齣大戲的開場。一月六日，羅莎琳（當時在倫敦國王學院）不知從哪裡聽到風聲，寫信給加州理工學院的柯瑞，要求他告知細節。

自前一年五月，也就是柯瑞第一次看到羅莎琳那些「極漂亮的核酸纖維的X射線照片」後，他們便時有信件往來。 從羅莎琳的筆記本看來，一月間的工作似乎格外緊湊。這時，她也開始動念要建立A型DNA的模型。這會不會是8字形，也就是兩個圈圈中央相交？或是雙桿形？她曉得卡格夫比率，試著把四個鹼基塞進「磷酸位於外圍」的分子結構中。結果不合。她對於A型與B型之間的矛盾仍感困惑，雖然她能接受B型DNA是螺旋狀，但是對A型仍舊存疑。

正如日後與她合作研究的克魯格（Aaron Klug，後來於一九八二年得到諾貝爾化學獎）所評論的：「法蘭克林當時所處的階段，許多科學家都經歷過，眼前有許多顯然相互矛盾、甚至完全不同的觀察結果，爭相吸引你的青睞，而你根本不知道其中哪些才是解決謎團的真正線索。」

當鮑林的小兒子彼得在德國及奧地利度過寒假、返回劍橋大學時，羅莎琳已經開工一星期了。一月十三日，彼得寫信給父親，索討鮑林及柯瑞聯名的DNA論文影本，還說卡文迪西的醫學研究委員會也想要一份。

提出這個要求時，他還順帶說了個笑話： 你知道，我們喜歡這樣恐嚇小孩：「你如果再這麼壞，小心妖怪會來抓你。」現在呀，克里克和其他人，已對國王學院做核酸的人，唸了不只一年：「你們如果再不努力點，小心鮑林會對核酸產生興趣。」 鮑林將論文寄出，自認再次勝過老對手——卡文迪西的小布拉格爵士（William Lawrence Bragg）。

事實上，他寄了兩份〈核酸的可能結構〉到英國，一份給彼得，一份給小布拉格。 這篇論文於一月二十八日抵達，果然在卡文迪西引起騷動。彼得將它帶進實驗室時，華森得努力壓抑心底的衝動，不要直接從彼得手裡搶過論文。

華森勉強忍著，忍著，不耐煩的聽彼得轉述，最後實在忍不住，一把將論文從彼得的外衣口袋拉出來，親自過目。華森馬上看出，鮑林所提出的結構——磷酸位於內側的三股螺旋，很類似自己與克里克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所做出的錯誤模型。更糟的是（若從華森觀點，或許該說更妙的是），鮑林還犯了化學上的致命錯誤。

他的磷酸根沒有離子化——也就是說，鮑林沒有將磷酸根在水中所帶的電荷納入模型。因此，他所提出的這個核酸結構，根本不能算是「酸」。 鮑林會犯下這麼可笑的錯誤，主要是因為太急了。但是他在急什麼？為何這名當代最偉大的化學家，美國總統科學獎得主，撰寫過關於化學鍵本質的經典教科書作者，會拿自己的名譽當賭注，匆匆印出這麼一篇錯誤百出的論文，事後有許多不同角度的猜測。

其中一個想法是，已經解出蛋白質結構之謎的鮑林，渴望也能解出另外一半的生命祕密，贏得榮耀。還有一個說法認為，鮑林雖然拿過無數獎項，可是當時尚未拿到諾貝爾獎。事後鮑林說，他太太有一次曾問他為何沒有解出那個問題，他省思了一陣，回答道：「我猜，我一直認定解開DNA結構的人非我莫屬，因此不夠積極努力。」 華森因為鮑林犯錯而心中竊喜，不過在得知那篇論文即將於二月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會報》之後，這份喜悅頓時被沖淡了。

屆時，鮑林所犯的錯誤必定會給別人指正出來，然後鮑林又會捲土重來。華森覺得，他和克里克只剩下六週的時間可以喘息。 一月二十八日，羅莎琳在國王學院發表告別演講。韋爾金斯拉長耳朵想聽到「螺旋」這個字眼，卻沒聽到。羅莎琳沒有提到B型DNA，也沒有展示她那張品質超群的第五十一號片子，而是將焦點擺在她與葛思林（Raymond Gosling）最近所從事的實驗上，結果顯示A型DNA不是螺旋狀的。 對於藍德爾（J. T. Randall，倫敦國王學院生物物理部門的領導人）來說，這個月底也有一樣令他看不順眼的東西，那就是華森。

這名來自卡文迪西實驗室、笨手笨腳的美國青年，似乎老在倫敦國王學院神出鬼沒。有一天早晨，藍德爾步入每天例行舉行的咖啡聚會，一眼又看到華森，華森正咯咯笑看藍德爾。「瞧，這可不是聖保羅大教堂的管事先生嘛！」華森打趣道。

自從藍德爾所寫的那篇聖誕節投書在《泰晤士報》登出後，便成為實驗室同仁的笑料。 但是，從來沒有人敢當面對這位曾發明磁控管的人物，開這種玩笑。藍德爾氣瘋了，一等華森離開，馬上爆發開來：「不要讓我再看到那個人！」然而，眼不見，並不代表就能心不想。 羅莎琳也不喜歡看到華森。一月三十日這天，華森推開她辦公室的門，走了進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只有華森的說法可考，是《雙螺旋》中很重要的一幕場景。

既然門已半開，於是我把它推開，看見她正彎著腰，在測量燈箱上面的X光片。我進去，把她嚇了一大跳，但是她很快就恢復鎮定，然後兩眼直視著我，用眼神告訴我，不速之客應該要先敲門。 華森問她想不想看看鮑林的手稿，卻沒得到什麼反應，於是華森又急忙指出鮑林哪些地方弄錯了。

羅莎琳反駁說，根據自己的證據顯示，絕對無法證明是螺旋結構。華森曾聽韋爾金斯說起過，羅莎琳「堅決反對螺旋狀」，雖然他們兩人都沒有看過羅莎琳的證據。〔柏貝克的晶體學家卡萊爾（Harry Carlisle），曾在備忘錄上寫下：「我相信，就羅莎琳對DNA的A型與B型所做的傑出X射線研究來看，那時的她，絕對不像華森在《雙螺旋》中所假設的『反對螺旋狀』。」卡萊爾覺得羅莎琳比較在意的是，想從她的X射線實驗數據中，找出正向的論點。〕 然而在華森看來，他認定羅莎琳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對她的數據，比她自己還要了解。

幾個月前，韋爾金斯曾告訴我，她所謂的反螺旋結論是怎麼一回事。由於克里克向我保證那只是個幌子，我決定要大膽冒個險。於是我當下毫不猶疑的暗示說，她沒有能力來詮釋X射線片子。要是她在這方面有點兒理論基礎，就會知道，她所提出的反螺旋特性，只是因為這些螺旋結構在折疊壓縮進結晶格時，少不了會產生小小扭曲所造成的。

突然間，羅絲從原本分隔我倆的實驗桌後頭走了出來，往我這裡移動。我怕她會在盛怒下出手打我，嚇得一把抓起鮑林的手稿，趕緊退向門口。 「怕她會在盛怒下出手打我」這句荒謬的話，曾引起許多嘲諷。羅莎琳身材纖細，高度中等，華森則身材瘦長，六英尺有餘。男性害怕女性——強壯的一方害怕體弱的一方，總是顯得荒謬；然而，這種恐懼也不是不可能的。

駁斥這種說法，就好比駁斥蛇髮女妖、西方的女巫、以及其他「男性因厭惡或畏懼女性所提出的煙幕彈」。 華森和女性相處的狼狽相，在《雙螺旋》中已有詳盡記載。他就是沒法自在的與她們接觸，她們要不是獵物，就是女神，或是他自己的妹妹伊莉莎白。

羅莎琳三者都不是；她更糟糕，她是個憤怒的女人。但羅莎琳有理由憤怒，柯瑞要是懂點禮貌，應該寄一份論文給她，而不是寄到卡文迪西去。 華森將羅莎琳的「盛怒」描繪成完全沒來由。事實上，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可以解釋她的怒氣——甚至整個事件。

一九五三年初，羅莎琳曾經非常不高興的向國王學院的友人抱怨，有一天她回到辦公室後，發現有人翻閱過自己的筆記。她憤怒的說，如果藍德爾和韋爾金斯自認是她的上司，那麼他們就應該把她的研究保護得更妥當些。而且，她也知道韋爾金斯公開的和卡文迪西那對活寶時有來往。 羅莎琳自己等於是在與時間賽跑。

即將在三月中旬轉往柏貝克，她必須趕在離開國王學院前，盡可能多做一些A型DNA的帕特孫分析。此外，她還得努力完成三篇論文（和葛思林聯名發表），以便在離開之前，交到藍德爾手中。 其中兩篇論文將發表在《晶體學報》上。在這兩篇論文中，羅莎琳將正式向科學界宣布在國王學院期間的發現：DNA分子存在兩種型態，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它們能夠輕易、快速的相互轉換。

她在論文中描述DNA分子。DNA分子的磷酸位於外圍，隨時準備吸收水分子，產生水合作用，然後才可以輕易的伸展。也因為有一層水分子做為屏障，DNA可以「相當程度的不受鄰近分子的干擾」。在第一篇論文中，她附上和葛思林所拍攝的DNA兩種型態的X射線照片，品質清晰得驚人。

第二篇論文則提出針對A型DNA的X射線照片計算，這是她和葛思林在最近六個月致力做出的成果：裡頭充滿了晶體學家會懂得欣賞的資料。第三篇論文比較短，算是他們對B型DNA新發現的一般性總結。 就在華森被羅莎琳的憤怒嚇退的當兒，韋爾金斯剛好在門口探了個頭，把他拯救出來，免得遭受到想像中會發生的攻擊。對此，韋爾金斯安慰華森說，好幾個月前，「她也曾對我使出類似的一招，」而且當自己企圖逃離時，她還擋在門口。韋爾金斯一邊滔滔述說「現在你曉得我的遭遇」這類悲慘的故事；一邊重複說道，羅莎琳在一九五二年的研討會上，曾經說過有兩種型態的DNA；然後又抱怨說，結果他只能用紐約的卡格夫提供的材料來做實驗，但是根本沒有辦法做出A型與B型間的轉換。反觀羅莎琳的賽納纖維就能做出好得多的型態。

「她做出非常好的B型，」韋爾金斯說。 韋爾金斯先前並不曉得羅莎琳有那張絕佳的第五十一號繞射照片，那是八個月前拍攝的，直到這年一月的某一天，葛思林拿來給他看，他才知道。準備在「沒有羅莎琳的指導下完成論文」的葛思林，絕對有理由向部門副主管報告自己現階段的研究內容。

葛思林和韋爾金斯都知道，在她離開後，DNA研究還是得繼續下去。 韋爾金斯將第五十一號的片子拿給華森看，毫無防備。他們實驗室裡有一大堆這類片子，這張只是品質最好的一張。片子裡所隱含的資料，對於韋爾金斯來說並不算新鮮，羅莎琳早就在一九五一年的研討會上提過許多細節了；他完全沒料到，這張片子竟然會對華森造成如此重大的啟示作用。

此外，他也完全沒想到，華森當時正要開始重新嘗試建一個DNA的模型。 然而，比起一九五一年笨手笨腳的做出第一個模型的時候，這時的華森可要聰明多了。研究菸草嵌紋病毒一年，以及閱讀柯克倫（W. Cochran）、克里克及范德（V. Vand）所撰寫的螺旋結構論文，都讓他知識大進。這時的華森，只要瞄一眼，就能看出羅莎琳片子中所蘊含的意義：這是清楚得難以置信的螺旋結構明證，甚至連傾斜或是間隔的參數都能測得出來。他在《雙螺旋》中的描述並不誇張：「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我的嘴巴都張開了，脈搏也開始加速。」

當晚，兩人在倫敦蘇活區共進晚餐。韋爾金斯想要談論的是卡格夫比率的問題，以及這比率可能隱含著解開DNA結構之謎的鑰匙。但是，華森卻迫切的想知道剛才看到的圖形中的相關數據。華森記下了幾個數據：B型的螺距（也就是螺旋結構中旋轉一圈的垂直距離）為三四．四埃，相當於每個鹼基的堆疊距離三．四埃的十倍。 搭火車回劍橋的途中，華森憑記憶，在僅能取得的紙片（報紙邊緣的空白處），畫下剛才看到的圖形。它很簡單，這麼小的空間也容得下。

這時，他心裡仍舊不排除DNA分子的結構可能會是三股的螺旋鏈。不過，在從火車站騎腳踏車回家的途中，仔細想過羅莎琳那張片子所呈現出的深色十字形，他認定應該是兩股鏈。「克里克一定也會同意的，」他日後寫道。「雖說他是物理學家，他還是曉得在生物界，大部分的物體都是成雙出現。」 這齣戲的節奏開始加快。

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三十一日，小布拉格終於對華森和克里克解除禁令。小布拉默許華森向機械房申請訂購金屬零件，以便再度開始建模型。拿到鮑林的DNA論文後，小布拉格可不準備再犯一次「此生中最重大的錯誤」。卡文迪西實驗室這方面的想法似乎是這樣的：「咱們已經錯失了纖維蛋白質。現在，鮑林又快要把DNA給拿走了。」 當羅莎琳開始建立自己的A型DNA模型時，發現雙桿形結構行不通。於是轉而採用8字形，8字形重複出現形成長長的一條鏈。但在二月二日星期一，她也排除了8字形的可能。

星期四，二月四日，華森開始動手建模型。他素描下來的羅莎琳第五十一號片子，令克里克更加相信他們用來建立B型結構的數據是正確的：直徑二十埃，鹼基間的垂直距離為三．四埃，螺距為三十四埃，螺旋斜率約為四十度。雖說克里克並不完全確定沒有第三條鏈，華森還是先瞄準兩條鏈。

又一次，他們將引發爭論的磷酸放到中心位置，不顧羅莎琳於一九五一年所指出的，這些親水基必須位於分子的外圍。這過程中，克里克也曾貢獻意見，顯示這是團隊合作的結果：「有天晚上我對華森說：『為什麼不建一個磷酸位於外圍的模型？』他說：『因為那樣太容易了』。（意思是，按照那種方法，可以建立的模型數目太多了。）『那麼為何不試試看？』我說。」 華森只好照辦。

克里克在二月四日的另一個關鍵動作則是，這天他邀請韋爾金斯星期天到劍橋來午餐。韋爾金斯接受了，而且還傻乎乎的說：「我會把所有記得或是記錄過有關羅西的研究，都告訴你。」 二月八日星期天，韋爾金斯依約前來，發現在座還有兩名客人，華森和彼得，都拉長著耳朵想聽點東西。席間，這三人催促韋爾金斯應該快點動手做模型，以便趕在鮑林之前。韋爾金斯發誓，只等羅莎琳一離開，他一定會這麼做。這時，華森和克里克說服韋爾金斯勉強同意，讓他們再試試看；然而他們卻沒有告訴韋爾金斯，其實他們早已經開動了。

突然之間，韋爾金斯察覺自己的地位似乎很不利，這天他早早返回倫敦。他是不是說得太多了？ 也許韋爾金斯真的說太多了，因為接下來那一週，華森和克里克便拿到去年十二月醫學研究委員會生物物理小組造訪國王學院時，取得的研究內容報告。拿到這份報告的管道是卡文迪西的同事，也是醫學研究委員會成員的比魯茲（Max Perutz, 1914-2002），要不是他主動交給他們，就是應他們的要求而拿去的；關於這點，後來當大家明瞭這份報告對他倆的成就關係重大後，便一直成為科學界爭議的話題。比魯茲於一九六九年在《科學》（Science）期刊上辯解道：「當時的我，經驗不足，而且對管理行政事務不是很嚴謹，既然報告上沒有載明是機密，我不覺得有必要保密。」

這份醫學研究委員會的報告，正是華森和克里克急需的——它的價值相當於敵軍的解碼書。羅莎琳所研究的那個部分，一方面說明了，為何DNA結構會由第一型轉變為第二型，另外，也以精簡的小表格，說明了「面心單斜單位晶胞」的各項數據。 只需瞄一眼，克里克那顆博學的腦袋，馬上便從羅莎琳的資料，認出這晶體在分類上屬於一種名叫「單斜C2」的空間群。

換句話說，當DNA結晶上下翻轉後，看起來還是原來的樣子。華森原本還不相信，克里克費了番唇舌，才令他不得不接受自己比較高明的判斷；因為克里克在做有關馬的血紅素的博士論文時，曾經研究過「單斜C2」。 就在同一個星期的二月十日，羅莎琳在筆記本裡寫下：「B結構：證據顯示為雙鏈（或單鏈）的雙螺旋？」她針對第四十九號的照片，做了一番計算，然後便把B型暫時擱在一邊，達兩星期之久。

當時，她手上還有兩篇要投往《晶體學報》的論文等待完成，然後要送去打字。 鮑林和柯瑞的論文按照原訂計畫，於那一年二月由美國國家科學院發表。他們對DNA的推測或許算得上是全盤錯誤，但是他們對於DNA的重要性，卻描述得非常貼切： 做為生物組成要素的核酸，重要程度不亞於蛋白質。證據顯示，它們與細胞的分裂與生長有關，它們與遺傳特性的傳遞有關，而且它們是組成病毒的重要成分。

因此，了解核酸的分子結構，將有助於了解生命的基本現象。 為了顧到英國科學界，鮑林和柯瑞另外也寄了一封通訊到《自然》期刊，於二月二十一日刊出，發表他們所推論的DNA結構。就算羅莎琳沒看清楚華森三週前冒冒失失跑來時，鮑林手稿上對磷酸的錯置，現在她也一定看出來了。她寫信給鮑林，告訴他這件事。

要一名三十二歲的臨時研究員，寫信糾正世界權威，需要點勇氣，然而她非常確定自己的論點是正確的。羅莎琳在信中解釋，為何根據自己的實驗數據顯示，磷酸一定得位於外側，而非分子的核心部位。另外她還用對老同事說話的口吻，提到她目前有三篇關於DNA的論文，正等著藍德爾的核准發表。 鮑林仍堅信自己才是對的。

他不像羅莎琳，有細對焦的X射線儀器，或高純度的DNA樣本，他只能根據阿斯特伯里（William Astbury, 1889-1961）於戰前做出的X射線繞射圖來研究，而A型和B型在這個樣本上是重疊的。話雖如此，他還是很禮貌的答應，如果到英國（後來終於弄到護照成行）會設法與她見面。不過，鮑林在給彼得的信中，卻坦白說，自己如果到倫敦，比較想和柯文（Pauline Cowan）會面，這人他曾在牛津見過；他不記得曾見過法蘭克林小姐等等。至於自己提出的結構，他看得出來有點兒「擠壓得太緊了」，不過他和柯瑞正在重新檢查，希望結果是正確的。 是雙鏈，沒錯，然而是什麼力量將它們結合在一起的？如果磷酸位於分子的外圍，那麼DNA裡頭總是存在的四個鹼基，一定得擠在兩條鏈之間的某處才行。

問題是，這四個鹼基（也就是兩個嘌呤和兩個嘧啶，通常簡稱為A、Ｔ、Ｇ、Ｃ），形狀各不相同。 二月中旬，華森還在與這個難題纏鬥。他試了各種組合，利用剪裁好的硬紙板來排，因為機械房還沒做好他建模型所需的金屬零件。首先，在二月十九日，他嘗試將同類排在一起，但這樣配對的結果，按照羅莎琳提交給醫學研究委員會的表格裡的直徑來看，不是太小，就是太大。於是，他又試著將一個嘌呤配上一個嘧啶——A配Ｔ，Ｃ配Ｇ。可是它們還是不吻合。

和華森同在一○三研究室工作的，還有鮑林以前的學生唐納休（Jerry Donohue）。就好像在旁邊看人玩拼圖般，唐納休認為華森弄錯拼圖片了。鹼基有兩種可能的存在方式，一種叫「酮類」，一種叫「烯醇類」，兩者的差異在於酮類具有一個可供鍵結的氧原子。唐納休問道，為什麼你不用「酮類」？華森答道，因為事實上，在教科書中，都是用「烯醇類」。那麼就是教科書寫錯了，唐納休這麼說；他以化學家的身分，將「捨烯醇類，取酮類」的新觀點傳給華森。

二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一，也就是二月二十三日，羅莎琳很可能是在忙完兩篇《晶體學報》的論文後，拿出第五十一號片子，開始仔細計算B型DNA。到了第二天，她終於接受了，A型和B型DNA都是雙鏈螺旋結構。「她幾乎就做到了，」多年後研究她筆記的克魯格這麼寫道。 那時羅莎琳突然想到一個說法，可以解釋卡格夫比率（為何DNA總是含有同等數目的A與Ｔ，以及同等數目的Ｃ與Ｇ）：因為腺嘌呤（A）和胸腺嘧啶（Ｔ）可以互換，同樣的，胞嘧啶（Ｃ）和鳥糞嘌呤（Ｇ）也可以互換。這種互換的能力，令她看出「將可能組合出無數種核苷酸序列，而這也將解釋DNA所具的生物特異性。」 但是她沒有。

羅莎琳沒能了解到單斜C2空間群的意義，也沒能解出鹼基其實能藉由相互配對來傳遞遺傳密碼。「讓人忍不住要同情法蘭克林，」科學史專家賈得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曾經這樣寫道。「事實上，她一直沒有歸納式的大突破。」 然而羅莎琳所受過的訓練，從孩童期、到中學生、再到大學生、乃至身為科學家，都是要她不要言過其實、不要逾越真實證據。要羅莎琳大膽解放想像力，就彷彿要她做出不合宜的舉止，像是拚命的透支銀行款項、或穿著無肩帶的紅洋裝到處跑。

真實的情境是，她在這不愉快的兩年期間，除了葛思林之外，簡直是在與人隔絕的情況下，進入新的研究領域，做到只差兩步就要解開二次大戰後、科學界最最刺激的問題。不只這樣，她甚至還在不知情的狀態下，將自己做出來的關鍵數據，全提供給那些採取了「逆平行鏈、以及鹼基配對」這兩個聰明步驟的人，讓他們來破解這道謎題。 唐納休隨口給的「酮類」建議，幫卡文迪西挽回頹勢。那個月底，華森將硬紙片兜合起來後，突然發現到，如果腺嘌呤以氫鍵和胸腺嘧啶結合，最後的形狀將和胞嘧啶與鳥糞嘌呤結合後的形狀，一模一樣。

兩組配對將完全相等；而卡格夫比率也可以找到解釋了。 不止如此，相配對的鹼基總是在一起。換句話說，腺嘌呤總是抓著胸腺嘧啶，而胞嘧啶則抓著鳥糞嘌呤。不論何時，在DNA長鏈上隨便找一個鹼基，與它固定配對的鹼基，總是會出現在正對面的長鏈上。也因此，每一邊都與另一邊互補。兩者若拆開，每條鏈都可以充當模版，來製造一條全新的互補鏈。於是，「鹼基對」解開了DNA的祕密——也就是遺傳特性如何從細胞傳到細胞，從親代傳到子代，一代一代傳下去。

DNA分子相當於一組化學指令，能將物質的傾向保留下來，然後轉變成命令，以便形成和舊分子一樣的新分子。 這天是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就在午餐時間（根據華森那種講神話似的敘述方式），「克里克衝進老鷹酒吧，告訴店裡每一個人，我們發現了生命的祕密。」

事後，唐納休於一九七六年寫道：「如果不是命裡注定，我在一九五二到五三年間，與華森及克里克同一間辦公室，他們那時將『仍然』在摸索，以烯醇類的鹼基來做同類配對。」

韋爾金斯的隱喻天分，這一回用在他自己身上，實在太精采了。興高采烈的韋爾金斯，準備歡慶他的復仇女神即將於三月七日星期六離開，他寫了一封信給克里克： 我猜你會很想得知，我們的黑暗女郎，下週就要離開了……現在我終於可以放下所的雜務，專心展開行動，追擊大自然的祕密要塞……

甲板總算淨空了，我們也終於能夠集中所有人力來趕工！ 不用再久等了。 Ｍ敬上

太晚了，卡文迪西的兩個攤販已經攻陷了「大自然的祕密要塞」。

最後的DNA模型已經於三月七日星期六完成了（或者該說是螺旋模型中的一圈；因為如果要按照他們的比例來算，一個完整的DNA模型將高達五萬英里）。克里克一邊看著模型，一邊讀著韋爾金斯的來信。

摘自《DNA光環背後的奇女子》第十二章

布蘭妲．馬杜克斯 

我們馬上就注意到，我們所假設的這種特殊配對方式，指示出一條可供遺傳物質複製的機轉。

一九五三年四月刊登在《自然》（Nature）期刊上的這段話，非常著名，也非常含糊低調，它解釋了克里克和華森如何發現雙螺旋的意義，也就是DNA分子如何藉由自我複製這個動作，將遺傳物質由老細胞送入新細胞。另外還有一段話，出現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的一封私人信函中，也很著名：「我們的黑暗女郎，下週就要離開了。」

對於收信者，劍橋大學卡文迪西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的克里克來說，「黑暗女郎」係指何人，不需要再說明。因為寄信給他的朋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生物物理部門的韋爾金斯，已經對他怨嘆了兩年，關於他那絆腳的女同事羅莎琳．法蘭克林。

現在，羅莎琳終於要放棄國王學院，轉往另一所柏貝克學院（Birkbeck College），而韋爾金斯深信自己一定能和克里克及華森（與克里克一道研究的美國青年），一同解開DNA的結構之謎。然而一切都太遲了。等到韋爾金斯這封信寄達劍橋大學，那兩個名字將永遠相連的人，已經在觀看他們完工的模型，模型裡那份簡潔，等於在向他們昭示：他們已經發現了生命的祕密。

但是，若沒有「黑暗女郎」，那位當年三十二歲、韋爾金斯滿心期待她趕緊離開國王學院的生物物理學家，華森和克里克還能夠做出這項發現嗎？羅莎琳的研究數據，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輾轉迂迴流入他們手中，成為這項大發現的關鍵。由於華森瞥到幾眼她所做的DNA的X射線照片，而獲得了最後一股推進力，將他與克里克一舉推上顛峰。從她的筆記本看來，很顯然，要不了多久，原本她自己就可以登頂的。

然而，如此一來，勝利變成他們的了，不屬於她。除了同領域的少數人之外，外界並不知道誰是羅莎琳．法蘭克林，直到一九六八年，華森發表自傳《雙螺旋》（The Double Helix），用他那傑出流暢的個人敘事方式，講述這段歷史，羅莎琳才出現在世人的眼前。書中的她，是一個叫做「羅西」的可怕女人，一個壞脾氣的女學究，暗中屯積著數據，長相嘛，要是摘掉眼鏡，把髮型弄得時髦點，或許還算漂亮。

但是，對於當年春天延攬她進入柏貝克學院，之後又看著她度過五年快樂且產量豐碩時光的知名物理學家柏納（J. D. Bernal, 1901-1971），他眼中的羅莎琳，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形象。他在《自然》期刊上描述：「就科學家而言，法蘭克林小姐最特殊的是，她所做的每件工作都極端透澈與完美。她所拍攝的照片，可以列入有史以來拍得最漂亮的X射線照片之一。」

可惜，柏納這段話是悼辭。羅莎琳的生命，因為卵巢癌，於一九五八年匆匆結束，她才三十七歲。過世這年，是華森、克里克和韋爾金斯因發現DNA結構獲頒諾貝爾獎的前四年；也是她被一本書醜化的前十年，也因此，她已無法開口為自己辯白。

自從華森的大作出版之後，羅莎琳便搖身變成女性主義者的象徵、分子生物學界的普拉絲、成就男性光環的女性犧牲者。雖然這方面的迷思，試圖要對她做出一些補償，但是對她卻不見得有利。除了待在國王學院那二十七個月的不快樂時光外，她的一生，還有太多其他的事物，遠較那一小段歲月來得複雜、豐富且充滿活力。

她在三個不同的科學研究領域裡，博得國際好評，但同時，她也是一位熱愛旅行、愛交朋友、講究衣著、懂得美食而且政治意識強烈的人物。對於她那顯赫的英籍猶太裔家族，她也從未怠忽自己的義務，始終是一名忠貞、甚至戰鬥力十足的成員。

從十六歲起，立志做科學家的羅莎琳，曉得自己的條件，曉得自己必須做哪些努力，更曉得自己的方向在何處。打從童年起，她就懂得奮力將自己擁有的條件優勢，拿來配合她的目標。她發現人生並不輕鬆——身為女性、身為猶太人，以及身為科學家。

她身邊的許多人也同樣發現，和她相處並不輕鬆。然而，鑑於以下幾個理由：她保有諸多堅貞不移的友誼，諸多對她心悅誠服的同事，滿溢在她信件中的生命力，以及即使時間長度加倍、依舊堪稱傳奇的科學發現生涯；我們可以說，她這一生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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