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若要樹敵，就試圖推動改變」
——我當然記得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話　　　　　　　　　　　高希均

觀念一：大格局思維
——由「新」台灣人變成社會主流
BOX 1　何謂「大格局」？
BOX 2　大格局者的特質
BOX３ 「大格局」創新局

觀念二：「台灣優勢」比「台灣優先」重要
——市場經濟壓倒意識型態，經濟就有生機
BOX1　 削弱「台灣優勢」的七項操作
BOX2 　購買軍火的機會成本

觀念三：不獨不統下的兩岸雙贏
——由曲折形成的「Greater China」來催化
BOX1　送給領導者的四個「補充」

觀念四：提倡「有靈魂的」知識經濟
——「打拚才會贏」是匹夫之勇，知識的力量才能推向世界
BOX1　書‧讀書‧讀書人

觀念五：開放社會與國家競爭力
——社會愈開放，國家愈有競爭力
BOX1 「平方」效果與「開方」現象
BOX2 守住八個原則
BOX3　遙望新加坡

觀念六：人的品質與優質生活
——所有的政治承諾與個人努力都落空，除非二者能夠提升
BOX1 事業雄心要建立在企業品德上
BOX2 企業成長的五個「非不可」

觀念七：人文情懷
——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世界觀
BOX1　醫學校院評鑑：人文素養不足
BOX2　溫世仁的典範

觀念八：「學習型台灣」
——一旦個人或組織停止學習，就會被判出局
BOX1　自己的思考（一）
BOX2　自己的思考（二）
BOX3　學習五項修練的四個要領
BOX4　張忠謀心中的「終身學習」

附錄一：彼得‧聖吉留下的學習之火，誰再點燃？
附錄二：高希均中文著作年表

觀念六：人的品質與優質生活
——所有的政治承諾與個人努力都落空，除非二者能夠提升

（一）「人本」世紀

台灣社會的媒體報導，經年累月淹沒在政治議題中及政治人物身上。一些電視上的叩應節目，助長了泛政治化的發酵，鎖住了民眾對這些爭議的注意力。

這一個在其他民主國家中罕見的現象，誤導了社會應有的全面關注，模糊了民眾長期利益的焦點。當政治議題「過熱」時，其他與人民福祉密切相關的議題——教育、就業、環保、人文……就相對地被「冷卻」了。這種報導上的排擠效果，扭曲了政府資源的合理分配，以及社會上應有的優先次序。

進入二十一世紀，先進國家對公共政策的一個重要共識：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知識性的，那就是要盡全力——個人的、社區的、企業的、政府的——來提升人的品質。
所謂「以知識為根基」的新經濟，就是不斷地對個人要持續投資，對人力資源要充分利用。從這個角度來看，二十一世紀可以稱為「人本」世紀——以人的品質為本、以人的福祉為核心，以人類幸福的提升為共同目標。

（二）追求優質生活

現代人有慾望，也有權利，要追求優質生活；政府有責任，也有義務，要提供優質生活。
當今天台灣的每人所得接近一萬三千美元時，我們已經進入了世界上前三十名的「高所得經濟」。

一九五○年代的台灣，國民所得不及二百美元，是一個典型的落後地區。當時所全力追求的是生活水準（食、衣、住、行……）的改善；擺脫了貧窮的桎梏之後，近二十年來，全民所應當追求的是「優質生活」（Quality of Life）。
如果用西方學者馬斯洛（Abraham Maslow）學說中六個階段來說，台灣已由低層次的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需求，走向較高層次的自尊自重、自我實現與超越自我。

優質生活是由「溫飽」進入「小康」後的新境界。它不再以量取勝，不再以增加財富為唯一目標，不再以小我為中心，不再為了經濟成長而犧牲生態保育。
換句話說，衣食不足時代中所嚮往的「更多」、「更快」、「更方便」、「更新奇」，在優質生活的世界中，不再等於「更好」；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替代了狹義的「經濟發展」。

回顧台灣社會在謀求改善生活的過程中，大家都付出了可貴的代價。它包括了工作的過勞、生涯規劃的扭曲、健康的耗損及家庭團聚的犧牲；對整個社會所產生的外部成本，至少也包括了交通的擁擠、生態的破壞、資源的消耗、犯罪的增加、人際關係的淡薄……。

因此，當「小康」已經普遍出現在台灣社會時，人民應當要及時修正貧窮時代心理上常出現的貪婪、自私與占有慾。

（三）快樂、財富、慾望

從經濟觀點來看，個人的快樂常常取決於財富的多寡與慾望的強烈。我們常用一個簡單的命題來表示：快樂＝財富÷慾望
（1）當財富的增加大過慾望的增加時，快樂就增加。這就是過去半世紀台灣人民的普遍感受。
（2）當財富的增加慢於慾望的增加時，快樂就下降，痛苦就增加。這正說明「知足常樂」的智慧。

這當然也說明：為什麼有錢人不一定快樂，因為他們常常慾望更高。我們不是聽說過：「失眠的皇帝最羨慕酣睡的乞丐。」 

優質生活是要在財富與慾望之間取得平衡；優質生活的最終目的即是要活得快樂；活得快樂比活得富裕更重要。
因此，在西方社會，也常看到富豪們年輕時拚命累積財富，晚年時努力回饋社會。一位大富豪說過：「使我滿足的是賺錢，使我快樂的是捐錢。」

（四）小我的「自立」

個人真要追求到「優質生活」，則必須要擁有三個「自立」的條件：
（1）經濟獨立：沒有經濟上的獨立，自己就缺少「自尊」。伸手要錢是缺少自尊的；有了適當的財力，才能過自己的生活。因此，人必須要有適當的工作、適當的收入、適當的儲蓄，以及適當的退休規劃。
（2）思考獨立：沒有思考上的獨立，自己就缺少「自主」。在這不確定的年代，自己就容易迷失方向——追時髦、比財富、爭名利——陷入庸俗的物質漩渦之中，難以自拔。
（3）人格獨立：沒有人格上的獨立，自己就缺少「自信」。做一個堂堂正正、有自信的人，就不需要扭曲自己、奉順別人。現代社會中的「人人平等」是要建築在每一個人的人格獨立上。敢說「不」、敢獨排眾議、敢擇善固執，是優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面。

（五）參與、分享、奉獻

沒有「自立」的條件，就無法追求生活上的「優質」。離群索居與孤芳自賞，構成不了優質生活。現代公民社會的群體面是要和諧共存、相互合作、彼此協助。
群體生活中的最高境界，不是「獨樂樂」，而是「眾樂樂」。因此，現代公民要同時擁有參與、分享與奉獻的三種氣質；參與是投入、分享是惜福、奉獻是大愛。

擁有這種氣質的人民，雖然無法與有財力的人比財富，與有權力的人比權勢，但他們會在不同場合，展現出更多的關懷、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有所不為的堅持。

當我們擁有了三種「自立」的條件以及三項公民氣質，優質生活就不再是空中樓閣。

（六）優質生活的內涵

讓我們來描繪一幅「優質生活」的圖像：
（1）工作要做得出色。
（2）家庭要細心愛護。
（3）財富要取之有道。
（4）言行要表現品味。
（5）消費要知所節制。
（6）時間要合理安排。
（7）閱讀要養成習慣。
（8）嗜好要長期培養。
（9）公益活動要參與。
（10）永續發展要支持。

這樣的優質生活，是今天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的。它不需要靠大量財富、權勢、名位來獲得；但它需要一些智慧、一些品味、一些割捨來追求。

這樣追求所贏得的是快樂，是分享，是奉獻。我們終於追求到了優雅的優質生活，而非俗氣的優裕生活。

（七）勿讓「濫」攪局

追求「品質」的路上，最怕出現「濫」來攪局。

台灣社會正在經歷一個廣義的供給過剩（over-supply）的現象。試看當前的狀況：太多的銀行、太多的媒體、太多的大學、太多的民意代表、太多的選舉……。

這個開放、多元、民主的社會，一面有多姿多彩，充滿生命力；另一面，在多姿多彩的背後出現了揮不掉的陰影：盈利少、研發少、人才差、品質差、待遇低、士氣低。

這些陰影所反射的是，經營者最怕面對的兩項事實：
（1）供給超過社會需要，變得「多」。
（2）「多」帶來惡性競爭，造成「濫」。

簡單地說，超過需要的「量」就是「多」，一「多」就不容易獲利；不適當的「多」就是「濫」，一「濫」就破壞品質。

凡是低品質的、不入流的、不守信譽的產品、服務、個人言行、政治承諾、社會現象，過度的發生及持續的出現，就是「濫」。因此，大家常聽到了這些名詞：濫貨、濫造、濫取、濫伐、濫調、氾濫成災……。

「多」與「濫」互為因果。太「多」的電視台，就容易製作「濫」節目；太「多」的出版社，就容易出版「濫」書；太「多」的民代人數，就容易冒出「濫」的民代；太「多」的政治考量，就容易使政治人物「濫」信。

當供給「太多」時，當然要讓市場的力量決定存活。以銀行為例，該倒的讓它倒，該判刑的就要坐牢。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韓國政府即以鐵腕重整誠信，南韓前總統金大中的兩個兒子也因受賄先後判刑。日本金融界十年來不敢開刀，就難以使日本經濟再振雄風。

以平面媒體為例，因為強烈競爭，按理產品品質會更好，價格會更低，讀者得到更多實惠；可惜的是，有些媒體為了銷售，犧牲了品質與專業，從事惡性競爭，啟動了「劣幣逐良幣」的風潮。目前八卦之氾濫，就是明證。

當「濫」持續存在，就會產生失去紀律與犧牲品質的惡性循環，更是喪失淘汰劣幣的機制。這不應當是台灣的宿命。扭轉的起點，就是要從淘汰「濫」開始，這應當要從各方面同時著手。

不同的產業，當然要用不同的策略。

公立大學多而少特色，就是預算分配上平均主義所產生的「普通平庸」。解決之道，就是勇敢地推動「重點大學」。

銀行呆帳過高，不是靠耐心拖，而是靠決心來立刻整頓，包括對犯法的銀行家繩之以法。
對經營不良企業的貸款、獎助、津貼、優待等的決定，不要在人情關說及選票考量下，造成「扶不起的阿斗，變成了財政上的痛」。

簡單地歸納：

（1）處理「濫」不靠同情心，而要靠公權力的嚴格執行。
（2）不折不扣的執法——尤其針對那些居高位者、那些政商勾結者——才能減少銀行濫頭寸，嚇阻工程圍標等共犯結構。
（3）經營者（從媒體到企業）的自律，可以減少「濫」的產生。破壞公平的遊戲規則，就是「濫」的源頭。
（4）消費者（或選民）必須要以較高的道德標準做選擇（投票）。對低品質的、不講信譽的言行、商品與勞務，一律拒購。

這樣的台灣，才不會泛「濫」成災，才有可能變成一個高品質的社會。

（八）人的品質與氣質

在今天高所得的國家中，由於人的品質普遍提升，人人都享有公平的機會，人人都享有同樣的尊嚴。對正在努力追求優質生活的台灣社會，全面提升人的品質，當然是最迫切而重要的公共政策。

政黨可以替換，政治人物可以替換，公共政策上對人的品質的重視不能替換。台灣之所以能立足於世界，所依靠的就是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品質。
整體反映出來的，就是台灣的生命力。這股堅韌的生命力，是全體人民用來追求財富、用來追求自我實現、用來追求家庭幸福、用來追求優質生活，以及用來追求大愛的奉獻。

這些生命力在台灣的展現，也符合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學說與解釋：如人民擁有強烈的成就動機、旺盛的企業家精神、市場經濟中揮舞的「一隻看不見的手」、人力投資的普及、危機意識的功能……。

要提升人的品質，尤其年輕的一代，必須要在四方面同時進行：
（1）培養專業技能。
（2）培養倫理道德。
（3）培養人文精神。　　
（4）培養社會關懷。

除了品質，還要培養他們的氣質。這些氣質要具體表現在：　　

• 對歷史與文化有感情。
• 對傳統與倫理有溫情。
• 對鄉土與社區有熱情。

台灣的教育體系一向重專業知識的傳授，輕人格氣質與大愛的培養。如果年輕一代只對金錢、時髦、名牌、股票、遊學……有興趣，他們很快就會變成失落的一代。

今天沒有高品質的人，明天哪會有高品質的社會？

（九）國家人品獎
從缺「人才」到缺「人品」

在台灣經濟逐漸起飛，人才依然外流的一九七○年代，政府首長常常公開宣稱：「台灣缺資源、缺技術、缺資金、缺市場；最缺的還是人才。」

二○○四年現狀是：「台灣最缺的不再是人才，而是『人品』」。「人品」變成了台灣社會最稀罕的資源，這真是社會進步中的弔詭。

沒有人，不能做事；沒有人才，不能做大事；沒有人品，不論做小事大事，都會壞事。「你做事，我放心」的前提是這個人要有人品。

回顧台灣經濟奇蹟創造過程中的財經人才及他們的人品，就能體會為什麼近年來台灣經濟陷入困境！

人品的標準：君子與小人

儘管台灣社會一直在力爭上游，但到處仍是缺少「品」的例子。消費者缺少「品味」，家庭生活缺少「品質」，政商人物缺少「品格」。

「人品」是指：做事有原則；做人有誠信；態度上不爭、不貪，不獻媚；品德上有格、有節、有分寸。我們也許可以廣義地界定：既有才幹又有人品的人，可以尊稱他們為「君子」。當「人品」喪失時，「人才」就淪於「小人」，小人一旦當道，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就從此開始。

討論到「小人」，可以再引述余秋雨先生的論點（參閱觀念五）。他對小人的特性有深刻的描述：「小人見不得美好、小人見不得權力、小人不怕麻煩、小人辦事效率高、小人不會放過被害者、小人需要博取同情、小人必須用謠言製造氣氛、小人最終控制不了情勢。」余先生的結語是：「最終受極刑的仍是他……。小人的悲劇，正在於此。」

細看這些小人的描繪，十餘年來台灣政壇的風波不斷，不正就是一些小人翻雲覆雨的成績嗎？其中一些已被起訴，絕少的人會真正入獄；但絕大多數已受到社會唾棄。這是遲來的正義，希望它多少能產生一些警惕的作用。

正因為小人的猖獗，君子就更難求。

為了台灣的全面進步，政府與民間需要培養、鼓勵、發掘、愛惜六種類型的君子：
（1）有擔當、有品格的政治人物。
（2）堅持理念、堅持理性的實踐主義者。
（3）敢做夢、敢實驗的先驅者。
（4）肯創新、肯投資的創業家。
（5）改變人類思考及生活方式的科學家。
（6）開拓人類想像力的創造家（文學、繪畫、音樂、舞蹈、媒體……）。

在人類發展的長河中，是這六類君子挑起了歷史的大樑，推動了文明的進步。

設立「人品獎」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對人才有嚴格的要求。他指出，除了教育程度、分析能力、實事求是、想像力、領導力、衝勁，「最重要的還是他的品德與動機，因為愈是聰明的人，對社會造成的損害可能愈大。」（參閱《李光耀治國之鑰》一書第四章）。

如果以「品德」與「動機」來評斷，台灣當前政治人物（包括民意代表）能夠得到社會大眾高度評價的，為數不會很多。

台灣社會每年舉辦各類的獎項。可惜，我們最需要的一個獎項還沒有出現——「人品獎」。

在我的構思中，組織一個超然的、公正的民間團體，先從評估政治人物開始（包括政黨領袖、中央部會首長、民意代表、縣市長），然後擴及大企業中的董事長與總經理。

對這些政治人物，評估他們「人品」的指標可以包括：政見的一致性、個人及家庭財產的透明度、每年實際納稅金額與繳納比例、公益事業的捐獻或參與、有無犯法或被起訴的紀錄、黨籍的改變、競選經費的來源等等。

如果台灣人民有足夠的幽默，這個民間評選團體也可以把「人品獎」分成二類：「國家君子獎」與「國家小人獎」。前者當然是公開讚揚公眾人物的才能與品德；後者當然是公開譴責公眾人物的奴才性格與惡言惡行。

這個評選結果——儘管會有它的爭議性——會對當事人的「無所不為」有所警惕，對選民的投票會有所助益。這個獎的評選標準要嚴格而挑剔。
獲得「國家人品獎」榮譽的政治人物，至少增加了我們對公眾人物的信心。只有挑剔的選民，才會識人與識貨。識人是包括候選人的才幹與人品；識貨是包括個人識見與政黨政績。

一九五○年初去世的經濟大師熊彼德，在臨終前曾對彼得．杜拉克的父親講過這樣寓意深遠的話：「人們若只曉得我寫了幾部著作及發現了一些理論，我認為是不夠的；如果沒能改變人民的生活，你就不能說你已改變了世界。」

我相信擁有才幹與品德的君子才能「改變」（不，應當寫成「改善」）這個世界。

今天活躍在政壇上的不倒翁，他們所擁有的特質，剛好與「君子」背道而馳。

這些政治人物，卻是世俗眼光下的大人物。讓選民透過每一次選舉，斬釘截鐵地告訴他們：先做君子，再做大人物。

如果有一天，我們社會出現了先做君子，再做大人物的風尚，那麼台灣的民主蒼穹終於出現了燦爛的日出；而人的品質，也終於受到了遲來的重視。

摘自《八個觀念改善台灣》

序 「若要樹敵，就試圖推動改變」——我當然記得美國威爾遜總統的話

​高希均
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 創辦人 

人類歷史上，流血的革命，有時帶來人們渴望的「改善」，有時卻帶來令人痛心的「改變」。

成功的革命，在於它「改善」了人類的命運，血流得有代價；失敗的革命，只是「改變」了人類的命運，血就白流了。

從一九五○～一九八○年，中國大陸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卻沒有驚天動地的改善。

五十年來，台灣社會沒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卻有驚天動地的改善。

在現代社會中，人民所關心的不再是承諾有多大「改變」，而在於實際上有多少「改善」。

以詭異的國內外情勢來衡量，今天台灣最需要的不是「改變」現狀，而是「改善」現狀。良性的改變就是「改善」；既是「改善」，則此一「改變」不能夠增加人民的不安定感，不能夠增加戰爭的風險，不能夠增加社會的對立。

所幸絕大部分的人民，對統獨這種「改變」現狀的爭論興趣淡薄；他們最關心的還是工作、就業、教育、健保、稅收、治安、交通，環保……。在這個層次上，政府有絕大的改善空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

如果二○○四年三月的總統大選已把台灣撕裂為二，那麼任何一位愛台灣的人都要用心來癒合這一分裂。使台灣社會「合而為一」。一葉扁舟是承載不住二股方向不同的均衡勢力！

我相信筆者提出的八個觀念——從大格局到人文情懷——都有助於不同族群、不同政黨、不同地域、不同年齡……的二千三百萬人民，逐漸凝聚共識。

這些觀念到底能「改善」什麼呢？我奢望它：

能協助政府推動較周延的公共政策與財經支出的優先次序。

能勸說兩岸進行對談，謀取雙贏。台北領導人的成就不是「買到了最新武器」，而是「三通終於可以直通」；北京領導人的成就不是「飛彈嚇阻了台獨」，而是「彈性推動了對談」。

能提醒企業做更具遠見的投資，也能兼顧社會責任。

能鼓勵每一個人做出色的「知識人」。

能加快台灣社會走向開放與現代化的速度。

「進步的」觀念幾乎一定引起爭論、曲解與極強烈的反對，因為它一定會立即：
（1）使既得利益者受到影響。
（2）使當事人產生不安全感。
（3）使自己減少收入或增加負擔。
（4）使「視為當然」的變成「不確定」。

因此，推動進步觀念的最大敵人，就是自己的私心。只有進步觀念受到相互呼應時才能逐漸形成「風氣」，才能慢慢形成政策。

我當然記得美國威爾遜總統的話：「若要樹敵，就試圖推動改變。」不追求名位，不爭取選票的知識份子，如果怕得罪人，怕樹敵，都不敢提倡改變、改善、改革，那麼這個社會注定了沉淪與墮落！

台灣還存一線生機，因為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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