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改變世界版圖;觀念,改善人民福祉。
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面對對岸中國大陸的急速興起,
島內則有國家認同的錯亂,外有全球化帶來的劇烈衝擊,
一個曾經是虎虎有生氣、充滿生命力的「機會之島」,
幾乎變成了「危機之島」。
解決之道,唯有靠觀念的改革與傳播,進而推動台灣改善的力量。
「改變」與「改善」只有一字之差,但差之毫釐,真是失之千里。人類歷史上,流血的革命,有時帶來人們渴望的「改善」,有時卻帶來令人痛心的「改變」。
從一九五○~一九八○,中國大陸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卻沒有驚天動地的改善。五十年來,台灣社會沒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卻有驚天動地的改善。
今天台灣最需要的不是「改變」現狀,而是「改善」現狀。如果二○○四年三月的總統大選已把台灣撕裂為二,那麼任何一位愛台灣的人都要用心來癒合這一分裂。使台灣社會「合而為一」。
作者高希均先生多年來不斷以進步的觀念,致力於台灣的改變與改善;近年來推行「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帶動了台灣人閱讀好書的風潮。
本書提出八個觀念——從大格局思維到人文情懷,從台灣優勢說到學習型台灣——
除了有助於不同族群、不同政黨、不同地域、不同年齡……的二千三百萬人民,逐漸凝聚共識外,更希望為台灣尋找出路,謀求更好的未來。
序:「若要樹敵,就試圖推動改變」
——我當然記得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話 高希均
觀念一:大格局思維
——由「新」台灣人變成社會主流
BOX 1 何謂「大格局」?
BOX 2 大格局者的特質
BOX3 「大格局」創新局
觀念二:「台灣優勢」比「台灣優先」重要
——市場經濟壓倒意識型態,經濟就有生機
BOX1 削弱「台灣優勢」的七項操作
BOX2 購買軍火的機會成本
觀念三:不獨不統下的兩岸雙贏
——由曲折形成的「Greater China」來催化
BOX1 送給領導者的四個「補充」
觀念四:提倡「有靈魂的」知識經濟
——「打拚才會贏」是匹夫之勇,知識的力量才能推向世界
BOX1 書‧讀書‧讀書人
觀念五:開放社會與國家競爭力
——社會愈開放,國家愈有競爭力
BOX1 「平方」效果與「開方」現象
BOX2 守住八個原則
BOX3 遙望新加坡
觀念六:人的品質與優質生活
——所有的政治承諾與個人努力都落空,除非二者能夠提升
BOX1 事業雄心要建立在企業品德上
BOX2 企業成長的五個「非不可」
觀念七:人文情懷
——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世界觀
BOX1 醫學校院評鑑:人文素養不足
BOX2 溫世仁的典範
觀念八:「學習型台灣」
——一旦個人或組織停止學習,就會被判出局
BOX1 自己的思考(一)
BOX2 自己的思考(二)
BOX3 學習五項修練的四個要領
BOX4 張忠謀心中的「終身學習」
附錄一:彼得‧聖吉留下的學習之火,誰再點燃?
附錄二:高希均中文著作年表
觀念六:人的品質與優質生活
——所有的政治承諾與個人努力都落空,除非二者能夠提升
(一)「人本」世紀
台灣社會的媒體報導,經年累月淹沒在政治議題中及政治人物身上。一些電視上的叩應節目,助長了泛政治化的發酵,鎖住了民眾對這些爭議的注意力。
這一個在其他民主國家中罕見的現象,誤導了社會應有的全面關注,模糊了民眾長期利益的焦點。當政治議題「過熱」時,其他與人民福祉密切相關的議題——教育、就業、環保、人文……就相對地被「冷卻」了。這種報導上的排擠效果,扭曲了政府資源的合理分配,以及社會上應有的優先次序。
進入二十一世紀,先進國家對公共政策的一個重要共識: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知識性的,那就是要盡全力——個人的、社區的、企業的、政府的——來提升人的品質。
所謂「以知識為根基」的新經濟,就是不斷地對個人要持續投資,對人力資源要充分利用。從這個角度來看,二十一世紀可以稱為「人本」世紀——以人的品質為本、以人的福祉為核心,以人類幸福的提升為共同目標。
(二)追求優質生活
現代人有慾望,也有權利,要追求優質生活;政府有責任,也有義務,要提供優質生活。
當今天台灣的每人所得接近一萬三千美元時,我們已經進入了世界上前三十名的「高所得經濟」。
一九五○年代的台灣,國民所得不及二百美元,是一個典型的落後地區。當時所全力追求的是生活水準(食、衣、住、行……)的改善;擺脫了貧窮的桎梏之後,近二十年來,全民所應當追求的是「優質生活」(Quality of Life)。
如果用西方學者馬斯洛(Abraham Maslow)學說中六個階段來說,台灣已由低層次的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需求,走向較高層次的自尊自重、自我實現與超越自我。
優質生活是由「溫飽」進入「小康」後的新境界。它不再以量取勝,不再以增加財富為唯一目標,不再以小我為中心,不再為了經濟成長而犧牲生態保育。
換句話說,衣食不足時代中所嚮往的「更多」、「更快」、「更方便」、「更新奇」,在優質生活的世界中,不再等於「更好」;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替代了狹義的「經濟發展」。
回顧台灣社會在謀求改善生活的過程中,大家都付出了可貴的代價。它包括了工作的過勞、生涯規劃的扭曲、健康的耗損及家庭團聚的犧牲;對整個社會所產生的外部成本,至少也包括了交通的擁擠、生態的破壞、資源的消耗、犯罪的增加、人際關係的淡薄……。
因此,當「小康」已經普遍出現在台灣社會時,人民應當要及時修正貧窮時代心理上常出現的貪婪、自私與占有慾。
(三)快樂、財富、慾望
從經濟觀點來看,個人的快樂常常取決於財富的多寡與慾望的強烈。我們常用一個簡單的命題來表示:快樂=財富÷慾望
(1)當財富的增加大過慾望的增加時,快樂就增加。這就是過去半世紀台灣人民的普遍感受。
(2)當財富的增加慢於慾望的增加時,快樂就下降,痛苦就增加。這正說明「知足常樂」的智慧。
這當然也說明:為什麼有錢人不一定快樂,因為他們常常慾望更高。我們不是聽說過:「失眠的皇帝最羨慕酣睡的乞丐。」
優質生活是要在財富與慾望之間取得平衡;優質生活的最終目的即是要活得快樂;活得快樂比活得富裕更重要。
因此,在西方社會,也常看到富豪們年輕時拚命累積財富,晚年時努力回饋社會。一位大富豪說過:「使我滿足的是賺錢,使我快樂的是捐錢。」
(四)小我的「自立」
個人真要追求到「優質生活」,則必須要擁有三個「自立」的條件:
(1)經濟獨立:沒有經濟上的獨立,自己就缺少「自尊」。伸手要錢是缺少自尊的;有了適當的財力,才能過自己的生活。因此,人必須要有適當的工作、適當的收入、適當的儲蓄,以及適當的退休規劃。
(2)思考獨立:沒有思考上的獨立,自己就缺少「自主」。在這不確定的年代,自己就容易迷失方向——追時髦、比財富、爭名利——陷入庸俗的物質漩渦之中,難以自拔。
(3)人格獨立:沒有人格上的獨立,自己就缺少「自信」。做一個堂堂正正、有自信的人,就不需要扭曲自己、奉順別人。現代社會中的「人人平等」是要建築在每一個人的人格獨立上。敢說「不」、敢獨排眾議、敢擇善固執,是優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面。
(五)參與、分享、奉獻
沒有「自立」的條件,就無法追求生活上的「優質」。離群索居與孤芳自賞,構成不了優質生活。現代公民社會的群體面是要和諧共存、相互合作、彼此協助。
群體生活中的最高境界,不是「獨樂樂」,而是「眾樂樂」。因此,現代公民要同時擁有參與、分享與奉獻的三種氣質;參與是投入、分享是惜福、奉獻是大愛。
擁有這種氣質的人民,雖然無法與有財力的人比財富,與有權力的人比權勢,但他們會在不同場合,展現出更多的關懷、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有所不為的堅持。
當我們擁有了三種「自立」的條件以及三項公民氣質,優質生活就不再是空中樓閣。
(六)優質生活的內涵
讓我們來描繪一幅「優質生活」的圖像:
(1)工作要做得出色。
(2)家庭要細心愛護。
(3)財富要取之有道。
(4)言行要表現品味。
(5)消費要知所節制。
(6)時間要合理安排。
(7)閱讀要養成習慣。
(8)嗜好要長期培養。
(9)公益活動要參與。
(10)永續發展要支持。
這樣的優質生活,是今天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的。它不需要靠大量財富、權勢、名位來獲得;但它需要一些智慧、一些品味、一些割捨來追求。
這樣追求所贏得的是快樂,是分享,是奉獻。我們終於追求到了優雅的優質生活,而非俗氣的優裕生活。
(七)勿讓「濫」攪局
追求「品質」的路上,最怕出現「濫」來攪局。
台灣社會正在經歷一個廣義的供給過剩(over-supply)的現象。試看當前的狀況:太多的銀行、太多的媒體、太多的大學、太多的民意代表、太多的選舉……。
這個開放、多元、民主的社會,一面有多姿多彩,充滿生命力;另一面,在多姿多彩的背後出現了揮不掉的陰影:盈利少、研發少、人才差、品質差、待遇低、士氣低。
這些陰影所反射的是,經營者最怕面對的兩項事實:
(1)供給超過社會需要,變得「多」。
(2)「多」帶來惡性競爭,造成「濫」。
簡單地說,超過需要的「量」就是「多」,一「多」就不容易獲利;不適當的「多」就是「濫」,一「濫」就破壞品質。
凡是低品質的、不入流的、不守信譽的產品、服務、個人言行、政治承諾、社會現象,過度的發生及持續的出現,就是「濫」。因此,大家常聽到了這些名詞:濫貨、濫造、濫取、濫伐、濫調、氾濫成災……。
「多」與「濫」互為因果。太「多」的電視台,就容易製作「濫」節目;太「多」的出版社,就容易出版「濫」書;太「多」的民代人數,就容易冒出「濫」的民代;太「多」的政治考量,就容易使政治人物「濫」信。
當供給「太多」時,當然要讓市場的力量決定存活。以銀行為例,該倒的讓它倒,該判刑的就要坐牢。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韓國政府即以鐵腕重整誠信,南韓前總統金大中的兩個兒子也因受賄先後判刑。日本金融界十年來不敢開刀,就難以使日本經濟再振雄風。
以平面媒體為例,因為強烈競爭,按理產品品質會更好,價格會更低,讀者得到更多實惠;可惜的是,有些媒體為了銷售,犧牲了品質與專業,從事惡性競爭,啟動了「劣幣逐良幣」的風潮。目前八卦之氾濫,就是明證。
當「濫」持續存在,就會產生失去紀律與犧牲品質的惡性循環,更是喪失淘汰劣幣的機制。這不應當是台灣的宿命。扭轉的起點,就是要從淘汰「濫」開始,這應當要從各方面同時著手。
不同的產業,當然要用不同的策略。
公立大學多而少特色,就是預算分配上平均主義所產生的「普通平庸」。解決之道,就是勇敢地推動「重點大學」。
銀行呆帳過高,不是靠耐心拖,而是靠決心來立刻整頓,包括對犯法的銀行家繩之以法。
對經營不良企業的貸款、獎助、津貼、優待等的決定,不要在人情關說及選票考量下,造成「扶不起的阿斗,變成了財政上的痛」。
簡單地歸納:
(1)處理「濫」不靠同情心,而要靠公權力的嚴格執行。
(2)不折不扣的執法——尤其針對那些居高位者、那些政商勾結者——才能減少銀行濫頭寸,嚇阻工程圍標等共犯結構。
(3)經營者(從媒體到企業)的自律,可以減少「濫」的產生。破壞公平的遊戲規則,就是「濫」的源頭。
(4)消費者(或選民)必須要以較高的道德標準做選擇(投票)。對低品質的、不講信譽的言行、商品與勞務,一律拒購。
這樣的台灣,才不會泛「濫」成災,才有可能變成一個高品質的社會。
(八)人的品質與氣質
在今天高所得的國家中,由於人的品質普遍提升,人人都享有公平的機會,人人都享有同樣的尊嚴。對正在努力追求優質生活的台灣社會,全面提升人的品質,當然是最迫切而重要的公共政策。
政黨可以替換,政治人物可以替換,公共政策上對人的品質的重視不能替換。台灣之所以能立足於世界,所依靠的就是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品質。
整體反映出來的,就是台灣的生命力。這股堅韌的生命力,是全體人民用來追求財富、用來追求自我實現、用來追求家庭幸福、用來追求優質生活,以及用來追求大愛的奉獻。
這些生命力在台灣的展現,也符合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學說與解釋:如人民擁有強烈的成就動機、旺盛的企業家精神、市場經濟中揮舞的「一隻看不見的手」、人力投資的普及、危機意識的功能……。
要提升人的品質,尤其年輕的一代,必須要在四方面同時進行:
(1)培養專業技能。
(2)培養倫理道德。
(3)培養人文精神。
(4)培養社會關懷。
除了品質,還要培養他們的氣質。這些氣質要具體表現在:
台灣的教育體系一向重專業知識的傳授,輕人格氣質與大愛的培養。如果年輕一代只對金錢、時髦、名牌、股票、遊學……有興趣,他們很快就會變成失落的一代。
今天沒有高品質的人,明天哪會有高品質的社會?
(九)國家人品獎
從缺「人才」到缺「人品」
在台灣經濟逐漸起飛,人才依然外流的一九七○年代,政府首長常常公開宣稱:「台灣缺資源、缺技術、缺資金、缺市場;最缺的還是人才。」
二○○四年現狀是:「台灣最缺的不再是人才,而是『人品』」。「人品」變成了台灣社會最稀罕的資源,這真是社會進步中的弔詭。
沒有人,不能做事;沒有人才,不能做大事;沒有人品,不論做小事大事,都會壞事。「你做事,我放心」的前提是這個人要有人品。
回顧台灣經濟奇蹟創造過程中的財經人才及他們的人品,就能體會為什麼近年來台灣經濟陷入困境!
人品的標準:君子與小人
儘管台灣社會一直在力爭上游,但到處仍是缺少「品」的例子。消費者缺少「品味」,家庭生活缺少「品質」,政商人物缺少「品格」。
「人品」是指:做事有原則;做人有誠信;態度上不爭、不貪,不獻媚;品德上有格、有節、有分寸。我們也許可以廣義地界定:既有才幹又有人品的人,可以尊稱他們為「君子」。當「人品」喪失時,「人才」就淪於「小人」,小人一旦當道,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就從此開始。
討論到「小人」,可以再引述余秋雨先生的論點(參閱觀念五)。他對小人的特性有深刻的描述:「小人見不得美好、小人見不得權力、小人不怕麻煩、小人辦事效率高、小人不會放過被害者、小人需要博取同情、小人必須用謠言製造氣氛、小人最終控制不了情勢。」余先生的結語是:「最終受極刑的仍是他……。小人的悲劇,正在於此。」
細看這些小人的描繪,十餘年來台灣政壇的風波不斷,不正就是一些小人翻雲覆雨的成績嗎?其中一些已被起訴,絕少的人會真正入獄;但絕大多數已受到社會唾棄。這是遲來的正義,希望它多少能產生一些警惕的作用。
正因為小人的猖獗,君子就更難求。
為了台灣的全面進步,政府與民間需要培養、鼓勵、發掘、愛惜六種類型的君子:
(1)有擔當、有品格的政治人物。
(2)堅持理念、堅持理性的實踐主義者。
(3)敢做夢、敢實驗的先驅者。
(4)肯創新、肯投資的創業家。
(5)改變人類思考及生活方式的科學家。
(6)開拓人類想像力的創造家(文學、繪畫、音樂、舞蹈、媒體……)。
在人類發展的長河中,是這六類君子挑起了歷史的大樑,推動了文明的進步。
設立「人品獎」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對人才有嚴格的要求。他指出,除了教育程度、分析能力、實事求是、想像力、領導力、衝勁,「最重要的還是他的品德與動機,因為愈是聰明的人,對社會造成的損害可能愈大。」(參閱《李光耀治國之鑰》一書第四章)。
如果以「品德」與「動機」來評斷,台灣當前政治人物(包括民意代表)能夠得到社會大眾高度評價的,為數不會很多。
台灣社會每年舉辦各類的獎項。可惜,我們最需要的一個獎項還沒有出現——「人品獎」。
在我的構思中,組織一個超然的、公正的民間團體,先從評估政治人物開始(包括政黨領袖、中央部會首長、民意代表、縣市長),然後擴及大企業中的董事長與總經理。
對這些政治人物,評估他們「人品」的指標可以包括:政見的一致性、個人及家庭財產的透明度、每年實際納稅金額與繳納比例、公益事業的捐獻或參與、有無犯法或被起訴的紀錄、黨籍的改變、競選經費的來源等等。
如果台灣人民有足夠的幽默,這個民間評選團體也可以把「人品獎」分成二類:「國家君子獎」與「國家小人獎」。前者當然是公開讚揚公眾人物的才能與品德;後者當然是公開譴責公眾人物的奴才性格與惡言惡行。
這個評選結果——儘管會有它的爭議性——會對當事人的「無所不為」有所警惕,對選民的投票會有所助益。這個獎的評選標準要嚴格而挑剔。
獲得「國家人品獎」榮譽的政治人物,至少增加了我們對公眾人物的信心。只有挑剔的選民,才會識人與識貨。識人是包括候選人的才幹與人品;識貨是包括個人識見與政黨政績。
一九五○年初去世的經濟大師熊彼德,在臨終前曾對彼得.杜拉克的父親講過這樣寓意深遠的話:「人們若只曉得我寫了幾部著作及發現了一些理論,我認為是不夠的;如果沒能改變人民的生活,你就不能說你已改變了世界。」
我相信擁有才幹與品德的君子才能「改變」(不,應當寫成「改善」)這個世界。
今天活躍在政壇上的不倒翁,他們所擁有的特質,剛好與「君子」背道而馳。
這些政治人物,卻是世俗眼光下的大人物。讓選民透過每一次選舉,斬釘截鐵地告訴他們:先做君子,再做大人物。
如果有一天,我們社會出現了先做君子,再做大人物的風尚,那麼台灣的民主蒼穹終於出現了燦爛的日出;而人的品質,也終於受到了遲來的重視。
摘自《八個觀念改善台灣》
序 「若要樹敵,就試圖推動改變」——我當然記得美國威爾遜總統的話
高希均
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 創辦人
人類歷史上,流血的革命,有時帶來人們渴望的「改善」,有時卻帶來令人痛心的「改變」。
成功的革命,在於它「改善」了人類的命運,血流得有代價;失敗的革命,只是「改變」了人類的命運,血就白流了。
從一九五○~一九八○年,中國大陸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卻沒有驚天動地的改善。
五十年來,台灣社會沒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卻有驚天動地的改善。
在現代社會中,人民所關心的不再是承諾有多大「改變」,而在於實際上有多少「改善」。
以詭異的國內外情勢來衡量,今天台灣最需要的不是「改變」現狀,而是「改善」現狀。良性的改變就是「改善」;既是「改善」,則此一「改變」不能夠增加人民的不安定感,不能夠增加戰爭的風險,不能夠增加社會的對立。
所幸絕大部分的人民,對統獨這種「改變」現狀的爭論興趣淡薄;他們最關心的還是工作、就業、教育、健保、稅收、治安、交通,環保……。在這個層次上,政府有絕大的改善空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
如果二○○四年三月的總統大選已把台灣撕裂為二,那麼任何一位愛台灣的人都要用心來癒合這一分裂。使台灣社會「合而為一」。一葉扁舟是承載不住二股方向不同的均衡勢力!
我相信筆者提出的八個觀念——從大格局到人文情懷——都有助於不同族群、不同政黨、不同地域、不同年齡……的二千三百萬人民,逐漸凝聚共識。
這些觀念到底能「改善」什麼呢?我奢望它:
能協助政府推動較周延的公共政策與財經支出的優先次序。
能勸說兩岸進行對談,謀取雙贏。台北領導人的成就不是「買到了最新武器」,而是「三通終於可以直通」;北京領導人的成就不是「飛彈嚇阻了台獨」,而是「彈性推動了對談」。
能提醒企業做更具遠見的投資,也能兼顧社會責任。
能鼓勵每一個人做出色的「知識人」。
能加快台灣社會走向開放與現代化的速度。
「進步的」觀念幾乎一定引起爭論、曲解與極強烈的反對,因為它一定會立即:
(1)使既得利益者受到影響。
(2)使當事人產生不安全感。
(3)使自己減少收入或增加負擔。
(4)使「視為當然」的變成「不確定」。
因此,推動進步觀念的最大敵人,就是自己的私心。只有進步觀念受到相互呼應時才能逐漸形成「風氣」,才能慢慢形成政策。
我當然記得美國威爾遜總統的話:「若要樹敵,就試圖推動改變。」不追求名位,不爭取選票的知識份子,如果怕得罪人,怕樹敵,都不敢提倡改變、改善、改革,那麼這個社會注定了沉淪與墮落!
台灣還存一線生機,因為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放棄。
天下文化不會主動以電話等方式,告知您因訂單錯誤或分期付款等原因,需要您親自到ATM操作修正, 或請您提供往來銀行電話、信用卡資料;亦不會以 「問卷」或「中獎」形式通知您提供個人資料或要求匯款, 若您接獲此類可疑電話,請與我們連繫確認或撥打165警政專線求證,以確保權益。請勿聽從任何指示到提款機(ATM)做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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