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化 - 方賢齊傳》
 
  2016 / 3 / 31出版
15 x 21 cm|軟皮精裝
定價 400元
優惠價 79316
 
 
毛治國:「方公是一整代知識份子的事蹟與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史欽泰:「方公帶領台灣科技發展,穩定團隊力量,為國奉獻無私無我。」
呂學錦:「善戰者,無赫赫之功,方公就是如此。」
宣明智:「他是一個願意聆聽,用智慧化解問題的人。」
施振榮:「方公是一個與時俱進的人,一直在學習新的事物。」
胡定華:「方公外圓內方,他極有主見,卻和氣待人。」
苗豐強:「方公是謙遜的,但他的謙遜並不刻意,而是來他的自信。」
楊世緘:「孫運璿有權,李國鼎有望,方公就是實際執行的人。」

  他為做對的事而挺身,為成就國家而彎腰;一輩子沒有做過大官,卻一輩子都在成就大事。他的名字也許不曾被社會大眾聽聞,但是,沒有他,台灣無法成為今天的科技島。

  1912年出生福州書香人家的方賢齊,成長在革命動盪的新時代;八年抗戰期間,在漫天峰火下搶修各地通訊網路;1947年來到台灣,收拾戰後破敗殘局,不到三十年間,就讓台灣電話機突破百萬具,當時全世界僅有三十二個國家辦到。引進全球最新技術、建立研究與訓練機構;為了台灣與世界接軌,強化國際通訊能力與國內電信工業,讓產業擁有向世界發聲的籌碼。

  方公是最專業的幕僚、最好的政策執行者,推動了產業升級轉型,從加工出口區的勞力密集變成技術發展產業,成就台灣經濟成長的基石。協助孫運璿、李國鼎建立工研院、資策會,以至於新竹科學園區的誕生。

  他的人生,一甲子投入公職,畢生都在為台灣產業奮鬥,推動台灣電信、電子、半導體產業成長。2015年4月6日,這位最專業的政策智囊、最無私的政策執行者,以103歲高齡辭世,但他一生為公忘私的風範,不僅贏得諸多產業界大老的敬重,更在台灣經濟躍升的過程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方賢齊(右)與孫運璿(左)相識於1948年,兩人半世紀的交情替台灣奠定進步發展的根基。
對的時間,對的事,對的人

  「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不為終生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是傳統知識份子用來自我期許、品評人物的一種標準。方公賢齊以大公無私的胸懷、高瞻遠矚的眼界,一生奉獻國家社會的行誼,這兩句話正好可用來做為最貼切的寫照。

  一個人對國家社會可做出什麼樣的貢獻,決定於三項因素:當事人的企圖心與使命感、他的能力與智慧,以及大環境提供給他的機緣。從這三項因素的角度看,方公賢齊是個有福氣的幸運者。

  方公賢齊在同輩分的長者當中,頭銜不算顯赫:電信總局局長、交通部次長、工研院院長……,但他一直都位居當時最關鍵的做事位置─也就是說,他始終都是在對的時間,要做對的事情的時候,所出現的那個對的人。說方公是那個對的人,是因為他當時在對的位置上,確確實實地成就了那些對的事,改變了台灣後來的經濟發展軌跡。

躋身全球電信先進之列

  一九四七年來到戰後百廢待舉的台灣,擔任台灣郵電管理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胼手胝足進行電信系統的復員重建工作。

  從本書中得知,那時台灣堪用的電話只剩二○○○門。由於日本技術人員已全部撤退,而從大陸派來台灣的工作人員因受二二八事件影響又大批返回,加以日據時代不准台灣人當幹部,當時的技術幹部幾近真空狀態。

  多虧方公召喚他在大陸培養的子弟兵來台,以及被日本人派去大陸的台籍「東北四傑」返台,一起合作才穩住陣腳;其中還包括經由考試,把全數台籍同仁納為正式人員,使他(她)們獲得與大陸來台工作人員相同的待遇,弭平了潛在的內部衝突。

  這些都是不說不知道的當時艱鉅挑戰。在方公領導下,當年的電信先賢們很快就在一九五二年,超越了日據時代電話的總門數;到了一九七五年,全台電話突破百萬用戶記錄,使台灣進入全球的電信先進之林。

規劃電子產業發展

  方公在一九七八年從電信總局局長任上退休,離開電信事業的崗位,但旋即被當時的行政院孫運璿院長聘為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不過,在方公電信事業的後期,其實已經開始參與他到工研院後,所推動的台灣電子產業發展的政策規劃工作。

  一九六五年美援停止,台灣勞力密集的進口替代產業政策,也面臨必須轉型的壓力。一九六八年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在當年副主委李國鼎先生主導下,成立「電子工業發展小組」,請時任台灣電信管理局局長的方公擔任召集人,規劃電子工業的長期發展計畫。

  一九七三年《工研院設置條例》通過,一九七四年經濟部(部長為孫運璿先生)成立「電子工業諮詢小組」仍請時任交通部電信總局局長的方公擔任召集人,他就邀請交大同班的潘文淵等留美電子專家,組成「技術顧問委員會」,具體提出募集一千萬美金的半導體投資計畫,並遴選美國RCA做為取得技術的對象,另也決定在工研院內成立「電子工業研究中心」做為全案的執行單位。

  一九八二年聯華正式投產,次年該公司生產的電話機半導體零件暢銷全球,創造了該年度每股獲利七元的佳績,並也藉此用事實證明,台灣投資發展半導體產業具有獲利能力,是一項對的政策。

  另外,員工分紅制度也在這時試行,對當年吸引海外人才回台,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方公進一步推動超大型積體電路VLSI計畫,並著手籌設台灣積體電路公司。一九八五年,他辭卸工研院院長職務,交棒給張忠謀先生。方公離開工研院後,繼續在資策會擔任副董事長,直到一九九二年離任。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可說是在六○年代後期,以方公所親手點燃的星星火種為起點,經過七○年代的不斷催生與強化,到了八○年代火勢已展露出燎原的潛力,開始逐漸進入收獲成果的階段。

獨步全球的商業模式

  如果把視野拉高來看,方公所投注的現代電信與半導體產業,其實都是濫觴於二戰,並在二十世紀九○年代開始匯流,進而形塑人類資訊化社會以及引發網路革命的兩股新興技術浪潮。

  沒有人可以否認,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生產製造能力,以及當時獨步全球的商業模式,其實是使個人電腦得以循著摩爾定律所預言的軌跡,以一般消費者能夠負擔的成本,在全球市場快速普及的關鍵性力量;而個人電腦的普及,再搭配上寬頻通訊網路的基礎建設,又是後來的網路革命得以發生的主要原因與憑藉。

  從本書中得知,方公在閱讀《孫運璿傳》後,曾潸然淚下,心有戚戚焉地說:「這不只是一個人的傳記,而是一整代人的傳記。」展讀《方賢齊傳》初稿,我也不禁要說:「方公,您的傳記所記錄與代表的,也同樣是一整代知識份子的事蹟與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毛治國 前行政院院長
(摘自本書序〈對的時間,對的事,對的人〉,完整內容請見《方賢齊傳》)
 

寧可賠錢,也不能斷了通訊

  經歷抗日戰爭,刀槍炮火下,把性命安全拋諸腦後,一心只想維持通訊順暢,似乎早已成為錢公南、陳樹人、方賢齊等人心中,自然而然的默契;而這股「維持通訊,在生命之前,不問獲利,只求盡公共事業責任」的精神,也在後來的電信總局、現在的中華電信,一一傳承。

  方賢齊等人的電信精神,從大陸戰時,延續到早年修復台灣電信基礎建設。台灣花東地區常遇颳風大雨,線路常常中斷,最需要通信的地方反而沒有通信。方賢齊認為,「這可不得了!」雖然建設艱難且花很多錢,但如果不做,民眾生活太沒有保障。

  但台灣東部話務量很少,從營利的角度看,建設東部並不划算。但,不管多貴都要做,「因為那裡是最苦的地方,也是最需要通信的地方。」明知會賠錢,但為了民眾安全,他還是堅持不可以中斷通信。

 

方賢齊在二次大戰後來到台灣,從此就把恢復台灣通訊系統視為重要志業。

電信人的精神延續至今

  這段過程實在太辛苦,換成其他人,或許會問:「值得嗎?」但方賢齊說:「不但值得,而且很成功!」方賢齊真的做到了。後來,即使花東發生天災人禍,電信也從未中斷。甚至,這份精神也往下傳承,一代代電信人,把電信當做公共事業,從村村有電話到村村有網路,一路做到村村有寬頻。

  在全台偏遠鄉鎮、高山峻嶺,甚至離島地區,許多地方都有中華電信提供的通訊服務,例如:深山裡的基督徒原住民—「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每每在雨災、颱風、地震過後,總有電信人設備一扛,就前進災區搶修。

  二○一五年,蘇迪勒颱風重創烏來,中華電信人員又跟著特搜隊上山,一行人扛著兩百多公斤的基地台設備等器材,徒步走過山野叢林與泥沙滾滾的溪流,走了將近一個半小時,只為恢復當地通訊。

為電信放棄官職

  縱觀方賢齊一生,他把電信當做畢生志業;陳堯晚年時常想:「方公應該是位傑出的部長級人物,而不只是交通部常務次長及電信總局局長。」

  確實,據陳堯所知,方賢齊當年在常務次長任內,部長曾有意請他擔任政務次長,如此一來,下一步就可能更上層樓,升任部長。但,「方公自謙地說,他不是當官的料。其實,應該是因為當了政次就不能兼任電信總局局長,而方公的興趣及志業,都是電信。」

  方賢齊的精神,影響很多電信人。陳堯擔任電信總局局長時,也曾有機會轉任交通部政務次長,但他婉拒,因為他覺得,自己一輩子獻身給電信,電信是志業,不能臨老「變節」去「做官」;尤其,當時是中華電信民營化的關鍵時刻,陳堯更覺得自己不能臨陣逃脫。

心繫自由化發展

  當年,為了討論電信自由化及電信三法,在政府、立法院及業界爭議長達五年,直到一九九六年,立法院通過電信三法,公營電信單位一分為二,分為負責監理的電信總局和負責營運的國營事業中華電信。一九九六年,電信改制,陳堯是中華電信第一任董事長,第一任總經理則由呂學錦擔任,他就任後即去拜訪方賢齊。

  「方公特地寫了一封信給我,提到對於電信產業發展的看法。那時,電信三法已經通過,方公強調,未來要自由化、開放競爭,因此在給我的信中,有一份文件是針對當時行政院科技顧問羅義安(Ian M. Ross)對電信自由化的看法,逐一發表意見,」呂學錦說。

釐清電信服務本質

  呂學錦回憶:「方公特別提到,從全球發展角度看,電信有兩個重要特性,一是普及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可以互通任何資訊;二是系統整合,電信有各種不同業務,市話、長途、國際,各種不同媒介合為一體,界線日益模糊。

  方賢齊思考的是電信服務的意義,自由化的目的應該是為民眾提供更好的服務,而不是追求業務的分化或組織的拆解。

  「不管技術怎麼變,我們就是電信服務的經營者、提供者,沒必要因為技術變化而拆分組織。」期許自由化不被濫用這段歷程還有一個插曲,就是當初的幾大國營事業,如:台灣鐵路公司、台灣電力公司,早年都是由電信系統支持他們發展;到了電信自由化階段,台鐵與台電都曾有意進軍電信事業。

  但方賢齊認為,「他們是搶搭民營化列車,搶我們的生意,投資長途電話;美國也有幾家電信業者,準備大舉進軍台灣電信業,這不好,非常不好!」

  「電信業者除了利,還要兼顧其他責任!」方賢齊回想因任職駐美採購團而住在美國時,親身經歷的往事,忍不住喟嘆。

(摘自本書第 6章 樂做分外事的實踐家〈胸懷大愛,以家國為己任〉,完整內容請見《方賢齊傳》
 
如果說電信業是方賢齊的心血,那麼,電子業就是方賢齊的願力。願有多大,力就有多大。

當年還略顯青澀的年輕人,如今都是台灣科技界的大老級人物。
    在台灣科技電子產業發展過程中,方賢齊的前半生,是看似無心、實則有意的播種育苗;方賢齊的後半生,是運籌帷幄、奔走請託,但他為的不是自己,而是比自己歲數小上三分之一個世紀的年輕人。

  在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史上,最有名的一家餐廳,莫過於位在台北市南昌街四○號的小欣欣豆漿店。

  故事發生在一九七四年,春寒料峭的二月早晨。當時,蔣經國剛出任行政院院長不久,希望能推動幾項具突破性意義的科技計畫,身為行政院祕書長的費驊接獲指示,就將這項任務交由方賢齊研究辦理。

  「記得我在紐約,與潘兄(潘文淵)坐在他車上,在曼哈頓轉了一圈又一圈,終於決定提出這個積體電路的案子,幸而,立即得到孫運璿兄(當時的經濟部部長)全力支持。

  「但還是需要有人發動啊,於是之驊(費驊,字之驊)兄挺身而出,邀請經濟、交通、國防各部部長,在小欣欣請大家吃燒餅油條,由我與潘文淵兄提出建議,大家一致贊同,奠定今日半導體工業的基礎,可謂以最小的投資(一頓最便宜的早餐),收到最大的效果。」

小欣欣豆漿店裡的「豪賭」

  在方賢齊口中講來雲淡風輕的一段故事,其實是一場價值千萬美元的「豪賭」。他與潘文淵擬定的積體電路發展提案,需要一千萬美元的投資。然而,就如同他在一九九四年一篇紀念費驊逝世十週年的文章中所言:「那時國內科技界、工業界,對此物尚很陌生,何況政壇要人?在七○年代,這是很嚇人的數字。」這麼大的投資,賭上的是產業政策規劃執行者的專
業,以及國家經濟的成敗。

  長期專注電信事業發展的方賢齊,從六○年代中期開始,便被賦予規劃台灣電子工業發展的任務,也讓他很早就注意到台灣往積體電路發展的可能性。

  在小欣欣豆漿店,潘文淵提出他們兩人的規劃方向,和具體做法,包括:台灣該怎麼做、要花幾年可以做成、需要多少投資金額、可以在多久時間內回收等等。從目標到策略,從戰術到行動計畫,潘文淵花了一個多小時,把來龍去脈說得清清楚楚。

埋下半導體的種子

  在熱氣騰騰的豆漿店裡,溫熱的不只是桌上的討論氣氛,還有這些人為國報效的熱情。
一頓不到四百元的燒餅、油條、豆漿早餐,確立了台灣往積體電路發展的計畫。小欣欣豆漿店的故事廣為流傳報導,成為半導體業界最知名的一段故事,更為當時艱難的台灣經濟發展處境,注入新的動能。

  然而,一九七四年是台灣處境艱困的一年。大環境情況不佳,一九七三年爆發第一次能源危機,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由一九七三年的一二‧八%,一九七四年一口氣掉到一‧一%,那年的通貨膨脹率也飆高到超過三○%,台灣經濟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風口浪尖上依然執著正值台灣剛剛宣布要投資兩千億元發展十大建設,卻遇上全球首次能源危機,讓十大建設的前景增加許多不確定性;在這個時候,居然還要再花四億元,去投資一個鮮為人知的積體電路,即使有行政院院長、經濟部部長的全力背書,還是引發高分貝的質疑。

  「一位立委甚至揚言:『我抬棺材到立法院來,也不讓這個案子通過!』」然而,那時剛出任經濟部部長的孫運璿,一心要推動台灣經濟升級、以技術密集提升科技發展,成立工研院與製造積體電路,就是他當時設立的政策目標。因此,在《工業技術研究院設置條例》送進立法院後的一年多時間裡,孫運璿持續奔走,他一再與立委溝通,多次到立委家中拜訪,即使面對立委的反對質疑、甚至是批評拍桌,他還是沉住氣,持續為政策辯護。

  《孫運璿傳》中提到:「韓國科學技術研究院採賭搏做法,我們再不快,就來不及了!」

用速度爭取優勢

  原來,韓國科技院成功的一大關鍵,在於他們可以不受韓國政府法規限制,用優於公務員兩、三倍的待遇,聘請韓國在海外的優秀人才,有些人的薪水甚至比在美國時還高,自然吸引眾多優秀人才回國效力。

  這些條件,都是當時的台灣無法提供的,只能加快腳步拉近差距。面對立委的疑慮,孫運璿再三保證會訂出一套嚴密的監督規章,讓工研院的營運合理、合法。就在奔走一年多之後,立法院終於通過《工業技術研究院設置條例》。不過,這只是開始。

  孫運璿知道,這是顛覆當時台灣傳統產業發展思維的舉動,是一個只准成功、不准失敗的計畫,因此在工研院籌備成立之初,孫運璿就邀約方賢齊加入工研院董事會,他知道這位與他相交多年的工程師老友,會為台灣未來的科技發展大計全力以赴。
 
(摘自本書第9章 運籌帷幄的領導者〈積體電路大放光芒〉,完整內容請見《方賢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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