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逐漸暖化？解密東亞大國的愛恨情仇
二○一四年後的中日關係 在西方探險家、商人和傳教士到來前，中日兩國是靠一個由中國文明主導的、鬆散的區域秩序聯結起來的。但現在，這兩個國家都是全球秩序的一部分，這一秩序儘管很不完美，卻是根據一套最初由西方國家建立、比中國秩序複雜得多的規則和程序來運作的。 即使將來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仍是西方人創造的這個全球體系的一部分。中國在世界各地獲得影響力與籌碼後，已開始在現存的組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中國也正在帶頭創建新的區域和全球制度。 儘管為中國所建，這些制度在運作上與其說是按照中國處理與外部世界關係的傳統方式，不如說更像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領導下所建立的制度下運作。自同盟國軍事占領的那天就臣服於美國的日本，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全球經濟強國，並將繼續在美日安全同盟的框架下運作。 但自從川普政府上台以來，美國與區域及全球組織的聯繫日益鬆散，日本變得更加自主，慢慢開始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上也變得更加主動。現在中日兩國人民彼此間的聯繫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得多。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最初幾十年間，中國的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獲得長足的進步。時至今日，中日間商品交換和人員往來的規模是一九七二年兩國重新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時的一百多倍，商品交換頻繁，遊客眾多。 今天，兩國間單日人員往來與商品交換的數量，就超過清朝與德川時代十年間的總量。從二戰到一九七二年間，兩國年度貿易額從未超過十億美元；但到二○一七年，兩國年度貿易額已高達三千億美元。一九六五年是中日關係正常化前日本訪華人數最多的一年，除去參加廣州交易會的日本人，全年只有不到五千名日本遊客來到中國；而在二○一八年，日本政府發給中國旅客的簽證超過八百萬份，來華的日本人超過二百六十八萬。到二○一八年，中國旅客單日赴日人數約為兩萬多，該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中國現在有超過三萬家日本公司，比任何其他國家的外資公司都要多得多。即使一些負責地方經貿關係的中國官員在公開場合表達反日情緒，實際上卻很務實，願意與日本人合作。日本公司也透過電子商務為中國消費者提供產品。 儘管如此，與其他主要國家領導人的交流相比，中日領導人之間的交流，互信程度低、共鳴不多、坦誠交流的次數也很少。他們的交流方式比較嚴肅、更加官樣。沒有任何一方的高層政治領導人與對方國家的國民有私誼或深交。兩國最高領導人偶爾會趁參加區域或國際組織會議之便，安排一些短暫的場外會談，但他們長談的次數，五年間不會超過一次。按照中國接待外賓的標準，日本官員通常得不到高規格接待，有時甚至根本得不到接待。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前，東部沿海大城市之外的大部分中國人幾乎沒有意識到日本的存在。甚至直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中日戰爭期間，除了那些生活在大城市或日本軍事基地附近的人，占中國人口八○％的農村人口沒有收音機，幾乎沒有人知道日軍在中國做了什麼。 而現在，中日兩國幾乎所有人每天都能透過電子媒體得知關於對方國家的新聞和專題報導。在中國，主管國家媒體的官員們監控著傳播給大眾的訊息內容。一九九二至二○一四年，中國觀眾在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形象。 現在的日本已沒有類似他們在二戰時期設立的那種有組織的宣傳部，但日本媒體關於中國的報導中，有中國示威者向日本商店投擲石塊、中國軍艦與飛機騷擾尖閣諸島／釣魚島附近的日本船隻這樣的電視畫面。 兩國播出這類新聞所造成的後果，就是一種普遍的、互相的、公開的敵意，這種敵意在二○一○至二○一四年間到達高峰。儘管如此，隨著中國人均收入開始提高，日本工業產品倒是獲得了中國人的青睞。 因此，中日間廣泛的民眾交往以及經貿關係建築在一個脆弱的基礎上，受制於兩國民眾間普遍的敵意以及政治領導人間因缺乏互信而導致的兩國關係的波動。因為中日關係中的諸多情緒歸根究柢來自對歷史的看法，除非他們處理好由歷史問題造成的情緒反覆，兩國關係就很難建立在一個更堅實、穩定的基礎上。 【書籍資訊】 出版日期：201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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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