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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首頁 主題 規則是為了限制個人嗎?我們為什麼要守規則?經濟學教授熊秉元這樣說……
財經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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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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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是為了限制個人嗎?我們為什麼要守規則?經濟學教授熊秉元這樣說……



Photo by JJ Ying on Unsplash

2006年4月21日晚上,居住在中國大陸廣東省、平日擔任保全的男子許霆,在廣州天河區廣州市商業銀行的ATM提款。或許是機器有誤,他發現雖然他提領了1000元(人民幣),帳戶卻只被扣1元,他試了幾次都是這樣,於是反覆提領了5萬4千元。當晚另將此事告訴友人郭安山,兩人再次前往提款。許霆先後提領17萬5千元,郭安山則提領1萬8千元,事後兩人各自攜款潛逃。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投案自首,將提領金額全數退還,經法院審理後,以盜竊罪判處1年有期徒刑、處罰金1千元。許霆則到2007年5月在陝西寶雞被警方逮捕,提領款項因投資失敗無法追回。

成為一個好相處的社會個體

個人是分析社會現象的基本單位,而在經濟學者的眼中,人具有兩個特質:理性和自利。然而,根據這兩個特質,人在行為上又會展現出哪些清晰可辨的規律性(regularity)呢?

一般人可能會認為,人有七情六慾,行為的動機和表現千奇百怪;然而,對於(頭腦簡單、世俗無比的)經濟學者而言,總希望能以簡馭繁、一以貫之,用簡單的概念解釋諸多社會現象。經過歷代經濟學者的努力,已經慢慢歸納出一個重要的體會:「降低成本」是人們行為的「主要驅動力」(the major driving force)。無論目標如何(作功課、作家事、追男女朋友、吃喝拉撒睡等等),人們自然而然會以較省事、少費心力的方式進行。每個人不妨自問,自己的行為是不是如此?抽象一點來看,學者希望理論能「以簡馭繁」,也正是降低成本的反應,不是嗎?

迷思:規則是為了限制個人?

生活裡,規則無所不在:走路開車,華人社會靠右;香港英國等地,開車靠左。吃飯喝湯時,不能呼嚕作響;不能穿睡衣逛大街,不能家暴(包括言語)等等。然而,規則的意義,一般人卻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圖2-1〉

抽象看來,規則的意義可以由〈圖2-1〉看出。「光譜」(spectrum),是指這個線段上面有很多點、或很多個區間。若是顏色,光譜上有紅橙黃綠藍靛紫,還有許許多多介於這7個點之間的其他顏色。同樣的,人們的各種行為,也有眾多的可能性;譬如,走路,可以直著走、橫著走、倒著走、倒立著走、繞著圈走……眼前所見,通常是演化之後的規律性,只集中在光譜上的某一小段區間。但是,對於社會科學家而言,值得有較完整的體會:光譜上還有其他的點(其他的可能性),只是比較少見而已。

由降低行為成本,可以清楚而直接地解釋,規則由何而來?在光譜的諸多可能性裡,人們會慢慢地縮小範圍,進而集中在一個區間上。這麼做可以大幅降低行為的成本。對個人而言,就是日常生活、飲食起居、乃至於言談舉止的習慣(routines)。對於一個人以上、人際之間的互動,也是如此。規則的形成,有助於人際間的相處,可以降低彼此互動的成本。

這個過程有兩點值得強調:一方面,由降低行為成本而規則化,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不是根據上蒼旨意或聖人教誨,而是完全符合了人們理性和自利這兩個特質。另一方面,對群體而言,「規則」的出現,已經隱含了風俗習慣(不成文法)和典章制度、法令規章(成文法)的由來。而且,群體的規則,主要是對這個群體的成員而言,是有利的;對於群體成員外的其他人,卻未必符合一般人、或公眾的利益。也就是說,群體的規則是小範圍、地域性的有益(locally efficient),和大局、社會未必有關。譬如華人社會聚會聚餐時,大聲說話彼此應和,從心所欲稱心快意。然對旁邊的人而言,卻是吵雜喧囂、令人側目。

一言以蔽之,「規則」的出現,無論對個人或群體,都是一種工具性的安排,具有功能性的內涵。背後的驅動力,就是降低行為成本,完完全全呼應人的理性和自利兩大特質。

降低成本,是行為主要的驅動力,也會明白或隱晦的反應在律法裡,無論是成文法或不成文法的傳統。

案例一:美女與野獸

蘇聯解體之後,很多演藝人員到世界各地去表演,包括芭蕾舞星、歌唱家、魔術師等等。其中,一個馬戲團,到台灣去巡迴演出。
有一天,馬戲團要載運一隻老虎,從甲地送到乙地。裝籠後,籠子上明確告示:「老虎危險,請勿靠近」。小貨車行經某一個十字路口,剛好碰上紅燈停下。一個三十八歲的女子經過,想摸摸老虎的毛;手伸進籠子,老虎一回頭,咬斷了她的手。

〈圖2-2〉

很明顯的,這個意外涉及兩方面:三十八歲的女子,以及載運方/馬戲團。這個糾紛,如果雙方不能和解,法庭該如何判斷,比較合理?

利用時間軸,〈圖2-2〉呈現了幾個重要的時點: t1 ,老虎裝籠; t2 ,貨車開到十字路口,停下; t3 ,女子伸手拍虎屁;t4 ,女子手少了一截; t5 ,雙方打官司,分出是非。其他時點,譬如車行哪些路線,哪個十字路口停下等等,並不重要。那麼,由〈圖2-2〉來看,法院該如何斟酌較好呢?在馬戲團和女子這兩方裡,誰應該負多少責任?理由何在?

在我面對的各種場合裡(包括法官和檢察官),很多人都認為:女子要負主要責任(超過百分之五十),因為已經有警告標示,又是38歲的成年人。在〈圖2-2〉裡,這個思維隱含著,t2 是關鍵的時點;因為,在這個時點上,女子出現,準備出手。

然而,考量這個意外的前因後果, t2 不是重要的時點, t1 才是關鍵所在。原因也很簡單:老虎的習性動作,馬戲團和載運方最了解。只要在裝籠的時候,以很低的成本採取防範措施,就可以避免後面的意外。譬如,把老虎裝籠之後,放在一個更大的籠子裡;即使手長如姚明者,也碰不到內層的籠子,不就沒事了嗎?或者,在籠子的內層,鋪上一層細密但通風的防護網;或者,在籠子外面罩上一個深色防護布套,留下通氣口。這些簡單的措施,都可以防範不幸事件。

還有,很多人認定:老虎危險是常識,而且又有警告標示;38歲的女性去招惹,當然自己要負主要的責任。然而,稍稍琢磨,這種判斷是自相矛盾,邏輯上站不住腳。試想:如果她知道老虎危險,難道還會把手伸進去嗎?逆向推論:可見得她並不知道老虎多麼危險。由此可以引發一個法學上有趣的概念:什麼是「危險」?

危險至少可以分成兩類:精確的(precise)危險,和模糊的(vague)危險。熱水燒開了,攝氏100度,我們都知道摸了會燙手,這是精確的危險,因為有實實在在的生活經驗作基礎。然而,一般人看到老虎,是在電視節目或動物園裡,時間有限又隔得遠;老虎危險,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當然家裡有母老虎的人,對於「母老虎」的凶猛程度,會了解得多一些)。
 
因此,基於以上這兩點主要考慮,馬戲團/載運方當然要負主要(甚至是絕大部分)的責任。在邏輯上,和「寵物傷人,飼主負主要責任」一致─遛狗時,讓愛狗戴個嘴套,成本很低,卻能避免潛在的意外不幸事件。

案例二:許霆事件

在中國大陸,本篇開頭所述的許霆案廣受矚目,網路討論以萬千計。由經濟分析和降低行為成本的角度著眼,其實脈絡分明,一清二楚。

許霆案的情節簡單:年輕人去提款,提款機吐出鈔票而存款數目不變;受誘惑之下,許霆前後領去十餘萬現金,符合「金額特別巨大」的標準。逃亡不久被逮,初審判決:盜領金融機構巨額資金據為己有,無期徒刑。判決合理與否,不妨稍稍評估一下:在許霆和金融機構這兩者之間,由誰來防範這個不幸事件,成本較低?

許霆不過是個倒霉的年輕人,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方;禁不起誘惑,犯下意志不堅的錯誤。而且,每個人不妨自問:如果自己面對同樣的情境,看到鈔票不斷吐出,而存款金額不變;有多少人能禁得起誘惑,把鈔票完璧歸趙,還給金融機構?另一方面,如果金融機構在電腦程式上,多設幾道防護措施,自然可以避免這種情境出現。兩相對照:一是要千千萬萬個許霆都能不受誘惑;一是要金融機構調整電腦程式─哪一種比較容易、比較實際、成本較低?

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這一次重判許霆,下一次再有類似的電腦失誤出現時,另一個倒霉鬼(可能是你我)又可能受不住誘惑而犯錯;這有一點像天上掉下隕石,砸到誰,誰就倒霉。相反的,如果這次把主要責任歸咎到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必然立刻調整電腦程式,避免再出現類似的失誤。不只這家金融機構劍及履及,所有其他的金融機構也會風行草偃,立刻跟進。未來再出現許霆的機會,必然大幅降低。試問:對整個社會而言,哪一種處理比較好?

美女與野獸案和許霆案,都是真實世界裡有血有肉的情景。由降低(最小)成本的角度,很容易掌握處理案情的方向。這意味著,降低成本是人們行為主要的驅動力,這個特質也會(也應該)反映在法學的思維裡。

傳統法學教育裡,也經常提到「法益」;可是,憑藉的多半是論述者個人的經驗或直覺。相形之下,經濟學的成本效益,都是由真實世界具體現象歸納而出。成本效益的概念,可以解讀諸多社會現象;同樣的,也可以成為法學工具箱中的一種工具,有助於思索各種法學問題。

從規則回推人性

降低成本,是指引行為的主要驅動力。而結果之一,就是逐漸形成各種規則,對個人或群體而言,都是如此。因此,換個方向,由規則開始琢磨,也可以捕捉形成規則的主要因素。兩個方向來回馳騁,可以增加對行為特質和規則的體會。

(本文摘自《罪與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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