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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首頁 主題 機會不均?結果不均?
財經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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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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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貧富不均
貧富不均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經濟議題。我們都知道它的急迫性及所造成的嚴重影響,但對於如何解決、如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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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不均?結果不均?


機會不均與結果不均

一聽到「不均」一詞,很多人都會用追求「機會均等」來思考問題。這詞經常出現在政治演說、政黨政綱、競選活動的辭令當中。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口號,而且很有歷史淵源。在其經典論文〈平等〉(Equality)中,十九世紀英國經濟史學家理查‧陶尼(Richard Tawney)主張,所有人都應該「能平等的將他們擁有的力量發揮到極致。」

近期的經濟學文獻延續美國經濟學家約翰‧羅莫爾(John Roemer)的研究,將決定經濟成果的因素分成非個人力量所能控制的「環境條件」(例如家庭背景),以及個人應該負責的「努力條件」。當環境條件不會影響最後結果時,便達成機會均等。如果有人努力讀書、通過種種考試,之後進入醫學院,那麼他們身為醫師因而得到的較高薪資,至少有一部分(但不一定是全部)都可歸功於努力。反之,如果他們之所以能進入醫學院是出於父母的影響力(比方說,校方偏好讓校友的子女入學),那這便是機會不均。

機會均等這個概念很誘人,但難道這表示只要機會均等,就算結果不均也沒關係嗎?就我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要了解其中道理,我們要先檢視「機會不均」與「結果不均」這兩個概念的差異。機會不均基本上是一個「事前」概念(每一個人應該從相同的起跑點出發),但重分配活動的重點在於「事後」的結果。覺得結果不均不重要的人,認為擔心事後的結果毫無道理,他們相信,當人生競技場的遊戲規則達到一定程度的公平之後,我們就不應該問結果是什麼。我認為這番論點是錯的,理由有三。

其一,多數人都無法接受完全視而不見人生起點之後發生的事。很有可能一個人很努力但運氣不好。假設有人落入貧窮線,在任何人道社會裡,這樣的人都應該要能獲得協助。此外很多人也認為,當社會伸出援手時,根本不需要問為何這個人會落到這步田地。

因此,結果之所以重要,第一個理由是我們無法忽略承受人生難熬困境的人,就算(事前性質的)機會確實均等亦然。

但結果的意義不止於此,而這也導引出應該重視結果不均的第二個理由:我們需要從機會當中區分出競爭特性與非競爭特性。後者確保所有人都有相同機會可實現各自的人生計畫。若以運動來打比方,就像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拿到游泳課程結訓的證書。反之,機會的競爭性質,指的是我們只有相同的機會參與競賽(游泳比賽),但可以從比賽中得到的獎勵並不相同。在這方面,通常的情況是(事後性質的)獎勵不均等,因此才產生結果不均的問題。獎勵分配差異極大,所以我們才要投注大量心力,務必確保賽局的公平性。獎勵大致上是社會建構的。勝出的人能贏得的是代表榮譽的花環,還是白花花的300萬美元(等同於2014年美國網球公開賽冠軍獎金),取決於社經制度。

最後,必須考量結果不均的第三個理由是,這會直接影響機會的性質—下一代的機會。今天的事後結果,會形塑明日的事前局面:今天由於結果不均而受惠的人,會將不公平的優勢傳給明日的下一代。現代人對於機會不均的擔憂、對於社會流動受限的擔憂,已經隨著收入及財富的分配愈來愈不均等而日漸升高。這是因為家庭背景會對結果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取決於背景和結果之間的相關性有多高,以及家庭背景有多不平等。這個世代取得的不均結果,是下一代人可承襲的不公平優勢源頭。如果我們擔心未來的機會是否均等,現在就要開始擔心結果不均的問題。

憂心不均的理由:實用面與本質面

綜上所言,降低結果的不均程度相當重要。同樣的,幾本深富影響力的著作,如喬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的《不公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凱特‧皮克特(Kate Pickett)與李察‧威金森(Richard Wilkinson)合撰的《精神層面》(The Spirit Level)也提出其他實用性理由,說明為何我們應該擔心結果不均。

他們主張,我們應該降低結果不均的程度,因為這會對目前社會造成不良後果。政治學家發現,貧富不均和金錢二者與民主選舉結果之間,存在雙向關係,其特色便是「意識形態和財富不均之雙人舞」(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經濟學家們則將不斷惡化的經濟表現歸咎於貧富不均愈形嚴重。

然而,貧富不均會造成上述的負面衝擊,但這並非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唯一理由。我們也基於一些本質上的理由,相信目前的貧富不均非常嚴重。我們或可從一套大範圍的公平正義理論來看這些理由。百年前就有經濟學家針對這些議題撰文,他們自然而然會從利他主義來思考。他們用每一個人能得到的效用水準(utility level)來代表個人福祉,並主張嚴重不均會降低總效用,因為每多一單位所得(或者比較通用的說法是經濟資源),能帶來的額外福祉價值便會愈來愈低。

利他主義向來飽受批評,更別提僅關心個體效用加總之後的效果會引來哪些反應。還有,用印度經濟學家阿瑪帝亞‧沈恩(Amartya Sen)的話來說:「社會總效用完全沒考慮到不同個體之間的分配情形,基於這一點,這種方法非常不適合用來衡量或判斷不均。」

所以說,衡量不均時必須考量個體的分配權重(distributional weight),境況較差的人,權重要高一點。社會看待重分配的價值觀裡便蘊含著分配權重,這也是我們憂心貧富不均的本質性理由。

但如何決定權重是一個因人而異的問題,我們從美國經濟學家亞瑟‧奧肯(Arthur Okun)描述的「漏水水桶實驗」(leaky bucket experiment)中可以看到這一點。他問道,如果道爾敦的移轉所得裡有一部分在移轉途中不見了,那會怎麼樣。奧肯從這個問題的答案中推演出,和被移轉的人相比之下,獲得移轉收入的人權重應該高多少,所得移轉的成本才等於效益。

比方說,假設收取者可以容忍移轉後的所得不見一半,那麼與被移轉者相較之下,我們就給收取者兩倍的權重。給貧窮的移轉所得接受者權重較高的人,比較重視重分配;他們願意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會有人把全部的權重都放在處境最差的人身上,這樣的立場通常和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es)的《正義論》有關,但是他的理論不僅探討這種極端情況而已。

偏向最弱勢者的「羅爾斯主義」立場聽來或許有些激進,卻和某些政治人物的論調有異曲同工之處:有些人主張削減所得稅以刺激經濟活動,提高的稅收可以用來提高最貧窮者所得,藉此做為減稅的論據。這類主張彰顯的是,羅爾斯主義的目標本質上並不是平等主義。因為替最弱勢者謀最大福祉,很可能導致非常不公平的分配結果。在這方面,比羅爾斯更激進的是柏拉圖,他明確表示,社會中任何人都不應比最貧窮的成員富有4倍以上。從這種平等主義觀點來看,不均的重點是貧富之間差多遠,因此只要能縮短差距便是採取行動的理由,就算最貧窮的人全無所獲也無所謂。

羅爾斯的《正義論》在道德倫理學家之間,引發一場關於社會正義本質的論證,與不均這個議題最相關的,是羅爾斯在定義正義原則時使用的標準,是要看人民能否取得「基本財」(primary goods):「這指的是理性的人希望擁有,以利自己逐夢的基本工具。」如果用大分類來舉例,那就是「權利與機會,以及權力、所得和財富。」沈恩主張,這樣的論點遠遠超越利他主義,但並未考量「要把基本財轉換為美夢成真時(人們要面對)各式各樣的變數。」他提議,我們應該考慮的不是基本財,而是「能力」,也就是用個人因為能力不同而能獲得的機會來定義社會正義。

這套能力導向的定義和羅爾斯的架構有兩處差異。其一,沈恩強調的,是在每一個人特定的環境下,哪些財富能為這個人帶來好處,比方說,他就考量殘障者的通勤費用或許就高於身強體健的人。這套方法不僅考量會達成什麼結果,也聚焦在機會的範疇上;沈恩認為,機會是個人自由的基本要項(也因此,沈恩有一本書的書名正是《經濟發展與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

從實務上來說,能力取向擴大了要檢驗的社經表現範疇,這也大大影響1990年由巴基斯坦經濟學家赫布卜‧烏‧哈格(Mahbub ul Haq)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該指數針對各國發展程度排序,標準是教育與預期壽命,還有所得。

在目前的脈絡之下,能力取向又把我們帶回到從實用性的理由來考量經濟資源的不均,但現在我們有的是一整套一貫的公義原則。在這套架構之下,收入只是其中一個面向,收入差異則要放在有差異的環境以及基本的機會下詮釋。然而即便是這樣的架構,每個人能取得的經濟資源差異仍是造成不公義的主要來源。

摘自《扭轉貧富不均》

Photo:Michael Coghlan,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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