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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首頁 主題 第三個情人
人文社科

發表日期

2015.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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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錄自

時代的摺痕
她是文筆絕佳,世界一流的特派員可能也是舉世最獨特的特派員。 ──Michael Cornel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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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情人


第三個情人

我曾經說過,他是我的第三個情人。一個略嫌醜陋而且麻煩和狀況不斷的情人。但我和他的關係維持了二十多年,一直到最近才宣告分手。我應該是不會再回頭了。

他就是新聞工作。我為台灣平面媒體一共工作了二十四年。生命中有這麼長的時光是和新聞共度,而新聞工作的性質其實繁冗瑣碎,你必須永遠保持警醒好奇,必須喜歡無止盡的探索打聽。

至今,我仍覺得,能用不同的語言採訪各地領袖精英,或者去到重要國際新聞或戰爭現場,真是有趣的人生。但如果人生從來一次,我會無怨無悔擔任特派員二十年嗎?我不是很確定,但人生反正不能重來一次。

新聞究竟教了我什麼?新聞教會我一件很重要的事,便是如何把事件弄清楚,並且把弄清楚的事寫明白,讓讀者清楚。

過去,因為我的多重身分,遊走於戲劇、新聞和文學之間,常有人問我這樣的問題:新聞寫作與小說寫作有什麼不同?

對我而言,新聞寫作與文學寫作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兩件事。新聞寫作需要事實,除了事實還是事實,而文學創作最需要的不是事實,是想像力。寫新聞的人不能運用想像力寫新聞,那是編造。

新聞寫作首要在於寫作者必須將事件的來龍去脈弄清楚,而且能尋覓到所有與新聞事件相關的事實佐證。而其實大多數我們聽到的,多是意見,而非事實;我們看到的,也只是觀點,而不是真相。

新聞的真相就在於,事件並沒有真相,與人生一樣,有的只是向真相靠近的態度。因為所有的事件都要看從什麼觀點去看,不同的觀點呈現的便是不同的真相。

在我追跑新聞的過程中,我很少聽信任何人說任何話。我是一個根本的質疑者。那倒不是因為我覺得人總是在說謊,而更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從自己的觀點出發,有時意見非常個人或者也偏頗。如果新聞記者不參考所有與事件相關的各種不同的觀點,那麼也有可能淪於少數或個人的觀點;這是為什麼,同樣的事件,我必須查證多人,盡可能地搜集多種觀點,最後再從各種線索中歸納成我認為最客觀的說法;然後,我會盡可能地把新聞事件以更準確的文字呈現,以便讓讀者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包括當事人的語氣和神情,現場的細節或氣氛。如果我強調某個細節,那一定是因為那個細節成為這則新聞角度的參考點。

新聞學其實是五個 W( what, where, when, who, why),再加一個 How。但是,有時,線索非常有限,時間又如此急迫,乃致於我常常被迫做的決定是,在這麼少的時間內,我認為讀者至少應該對這個新聞事件知道什麼?這個思考會決定我的採訪內容方向。


很多人也對我的特派員生活很好奇,是怎麼工作?需要常常出門嗎?其實,特派員的工作是一個讓自己處於消息靈通( Keep self well informed)的過程,那並不只是一小時或一天的事,那是時時刻刻的事。在適當的時機必須找到適當的人說出讀者應該知道的事;這關乎判斷力和平時對當地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理解。去外地採訪,生活的地平線雖然得以擴展,得以增廣見聞,但通常也是極度的耐力考驗,有時,接到訊息便必須立刻出門,連機票都是在計程車上訂購,到了現場才能決定下榻在那裡?

也有這樣的時刻,譬如搭飛機到巴黎,轉搭快速火車(TGV)到法國西岸港口,因為法國國家造艦局( DCN)便在那裡。才走進旅館房間,電話便響了,一位男子說法語:你最好趕快走,這裡沒有人歡迎你..那是一九九四年初,我是為了追查拉法葉艦的造艦之地。這通電話當然迫使我換了旅館,也找不到原先答應受訪的造艦局人士。

為什麼有這通電話?原因並不只是台灣死了一個尹清楓上校以及拉法葉佣金案,原因更是法國國家造艦局為台灣建造拉法葉艦,但怕得罪中國政府,另外,售台武器違背自己的國家政策,因此極度隱暪,不打算讓任何記者看到拉法葉艦開出造艦局的船塢。

我來到了樂里昂港。早在十七世紀,耶蘇會教士由此出發到遠東中國甚至台灣傳教,而三個世紀過了,這個港口早已被歷史遺忘,港城需要工作和資金,因此法國政府決定賣船給台灣。市長倒是笑嘻嘻地接受我採訪合照,西裝筆挺,一排金鈕扣。我怎麼可以錯過這艘建造完成,取名「康定號」,要駛回台灣高雄的這一刻?

猜猜我如何見證這一幕?船塢得經過河道才能駛向大西洋。我只需要知道船塢在哪裡,我只消站在船塢河道的對岸,再加上望遠鏡。我甚至看到所有站在拉法葉艦上的人的表情,以及,另一個重點,這艘船的下水典禮如此低調,甚至不能覆蓋中華民國國旗,而是一幅歐盟的國旗..。清晨一大早,我到今天仍不知道究竟是誰在恐嚇我 ?

或者,我在莫斯科採訪盧布貶值,多位銀行家怕說真話,全不敢具名接受採訪,戈巴契夫也接受專訪,且熱烈與我合照,但他很親切地問:可不可以不要問那麼多兩岸問題,多關心一下俄羅斯?但真的關心俄羅斯,讓我們真心談談車臣問題吧,戈巴契夫卻也沒多說什麼。

也有這種荒謬的時刻: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時,貝爾格勒電訊都不通了,我終於打通電話,找到反對黨黨主席左杭丁吉克( Zoran .in.i.),後來米洛塞維奇被審後,他出任總理但卻被暗殺。那通電話時值轟炸最慘烈之日,我到今天都印象深刻,電話等待中的音樂是帕海貝爾的卡農(Canon D),而在與左杭丁吉克談話之中,我居然聽到轟炸聲。

又或者去了布吉納法索,全球最落後的國家之一,是我們的邦交國。訪問總統龔布雷,他應該是以政變取得權力,完全不避諱談起利益政策,只要對布吉納法索有利的便是國家政策。但是布國人也肯定台灣農耕隊種下去的種籽,傳授給他們的農業技術。總統很和氣地介紹他的視聽室,彷彿是一個微型電影院,足球迷的他都在這裡看足球,這應該是台灣納稅人埋的單,而他陪我走過,到隔壁的貴賓室接受採訪。在一組大沙發群中,我們以法文交談,龔布雷頭頭是道,條理清楚。我以為我在極權國家,但隨後,我又驚訝地發現,布吉納法索也有新聞記者敢批評總統的作為。

那些年,訪問了波羅的海三小國三位總統,切身感受他們在蘇聯解體後,多麼努力地尋找國家的自我身分認同。爾後,我也在巴爾幹半島往返,訪問多國總統或總理,保括保加利亞總理高斯多夫,他直言台灣用錢買邦交沒有用;也搭乘聯合國提供的記者專機往返提亞納和史高比耶,身邊坐了一位織打毛線的男記者。隔沒幾天,在旅館看 CNN,那架專機已經墜毀。

伊拉克戰爭期間,去土耳其採訪,坐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旁的咖啡館訪問異議人士。他居然也住過德國,和我一樣,曾經愛聽里奧納多.柯恩的歌曲。他流亡時期女友變了心,但他成為作家,因為他,還有帕慕克,我從此愛上伊斯坦堡。

在希臘,親眼見識這個古老文明國家現代化的困難。國家比英國還小,但公務員的數目是英國的六倍,且薪水也差不多一樣。希臘政府一直借貸過日,使用的是國際市場借來的錢。希臘買空賣空已十數年,三千億歐元的債務,還不構成整個歐洲最大的威脅?訪問國家財政局和觀光局的首長,我發出這樣的疑問,兩人都非常驚訝,其中一位還非常憤怒。我到雅典衛城下採訪智庫學者,學者的意思是希臘經濟只占歐盟的百分之三,根本吃不垮歐洲,他要向政府建言醫療經濟和度假經濟,希臘是全世界最多小島的國家,不然賣掉幾個?我遙望建於六世紀的雅典衛城(Acropolis)上的雕像,似乎也全無言地垂看雅典。

這麼多的國際大事都經歷過了。二十分鐘內必須寫完一則頭版頭條新聞的事情也都做過了,好幾次甚至因為過於匆忙而按錯鍵,或不小心刪除,而必須用更短的時間重寫一篇。


只有台灣這樣的國家,才會有我這樣的特派員。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台灣這樣的命運,也不會有一個國家的特派員必須追跑那些新聞,因為台灣的歷史和政治以及國際處境獨特少有,幾乎不是台灣人便不可能明瞭……。而我那些年和那些西方通訊社或報社的記者群坐在一起,我提的問題永遠與他們不一樣;我怎麼理解世界?世界又如何明瞭台灣?如果,所有的新聞事件都沒有真相,只有靠近真相,那麼,我或者我們到底能多靠近真相?

記者,其實是問者。好新聞常常來自好問題,向當事人提出好問題,是記者最應該做的事之一。第二,是聽懂回答者真正的意思。

離開第三個情人,我不會後悔。但讓我驚愕的是,一年多前,我移居台北長住,卻發現此地並沒有新聞,更別提國際新聞,電視甚至從來不報導國際間發生什麼事。走遍世界,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現象,這是什麼國度?讀者不需要國際新聞?不需要新聞?八卦充斥,名嘴當道,但從來沒有人在乎真正的新聞,什麼是真正的新聞?

我任職特派員這二十年,正值台灣從一再要走出去的九○年代,一路到因反服貿條例而走上街頭的今天,台灣仍未走出去。沒有,台灣一點都沒有走出去,反而比以前更封閉更鎖國了。從前報社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個據點,現在只能負擔兩、三個,我幾乎是末代特派員。台灣最輝煌的國際新聞時代已經殞落了,平面媒體甚至要消失了。

在這個資訊氾濫的網路時代,人人都在寫新聞,但正因為對內容的饑渴,我們比任何時代更需要新聞,我們需要更有質地,更有趣味,更有遠景的好新聞。當然,正因為我有這麼多年的新聞寫作經驗,我不會隨便使用「我們」這兩個字,因為我也會問:我們是誰,誰代表我們?我不認同許多人為「我們」代言。我只能說,我自己期待更多更好的新聞,我也期待一個新的新聞時代。

因為,新的新聞時代已經降臨。

摘自《時代的摺痕》

Photo:solarisgirl,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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