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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首頁 主題 解讀台灣貧富問題:從《扭轉貧富不均》談起
財經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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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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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貧富不均
貧富不均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經濟議題。我們都知道它的急迫性及所造成的嚴重影響,但對於如何解決、如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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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台灣貧富問題:從《扭轉貧富不均》談起


解讀台灣貧富問題:從《扭轉貧富不均》談起

《扭轉貧富不均》導讀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薛承泰

主計總處公布我國所得分配時間約在每年9月,近兩三年來每當公布後不久,即有媒體報導我國有160萬個家庭入不敷出,有些則直接說這160萬戶落入貧窮!整個台灣約800萬戶,真的有五分之一生活於入不敷出或落入貧窮嗎?

首先我們必須澄清入不敷出並非等同於貧窮,白話一點說,「不夠用」和「生活於貧困」當然不同!一位年薪千萬的富豪,可能因為該年支出較多(如購置房地產)而超出其該年總所得,因此稱他(她)該年為「入不敷出」或「負儲蓄」,但這算是貧窮嗎?然而,對於一位低所得者來說,就算是該年支出未超過所得而有了一點儲蓄,難道就不會是貧窮嗎?

問題來了,那什麼是「貧窮」(poverty)呢?世界銀行曾提出每人每日生活費用低於1.25元為標準,全球約有12億人口生活於「貧窮」範圍內;這種「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概念雖簡便,卻不適用於許多國家(包括我國)。事實上,大多數國家的「貧窮門檻」是取決於經濟分布的一個適當位置,低於該門檻者才會被認定為貧窮(官方對貧窮的認定通常還會加上其他條件);因此,若要了解貧窮,需更廣泛一點來問,一個社會的「不均」(inequality)該怎麼來看?

阿特金森這本《扭轉貧富不均》便提供一個多元、具國際觀且務實的看法,不僅可提供人們對於不均現象的認識,給決策者帶來一些政策擬定的啟發,也可以是一本很好的大學教科書,特別是針對唸社會科學的人,因「不均」乃是社會科學的起始點。

全書分為三部分,首先診斷不均現象,其次,阿特金森提出建議,最後則討論建議的可行性。簡言之,這本書先教我們先認識「不均」現象,才能找出原因,接著提出改善方案,才不至於亂槍打鳥,病急亂投醫!最後,他不像一般經濟學者只是指點江山,他很務實的從行動者、國家與國際社會的角度來討論,所提的意見究竟可不可行?

財富重分配才是不均的關鍵

有人會問,「不均」難道只看「所得」嗎?其他非列入所得的「財富」(如不動產與資本利得)更可能是不均的來源。沒錯,阿特金森也特別提醒這點,認為現有不均的測量並未充分反映出實際的不均,例如自雇所得與房地產收入在許多的調查中涵蓋率很低,而這類收入多半落在所得分配較高的人或戶。這種情況,台灣也不例外。

《經濟學人》2014年曾報導,美國最有錢1%人口的所得從1970年代占全國9%增加到22%。彼得‧聖吉在2012年《必要的革命》一書中,也指出全球前兩百大富豪財富等於最窮25億人口年收入總和。根據《遠見》雜誌2015年3月的報導,國內前四十大富豪2012年資產總計達844.5億美元,占我國國富毛額的13.5%。因此如阿特金森所說,不均才是二十一世紀的關鍵議題,於是他在第一章就對家戶總所得做了仔細的分析與討論,這是理解不均的重要一環。

阿特金森進一步從歷史資料觀察,並認為勞動所得在不同職業與階級上呈現不同趨勢。職位高者所得增加相對較快,是不均的重要來源,於是他認為需要在產業內設定所得倍數範圍,一方面將低薪者往上頂給予最低薪資保障,另一方面對高薪者從稅制中建立再分配機制(建議邊際稅率可達65%)。他也同意,皮凱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提到,資本報酬率在近年來快速增長,並超過經濟成長率,因此導致貧富不均的擴大。

二十一世紀勞動市場—世代不公、社會福利與非典型工作

阿特金森有別於一般經濟學者,不只強調生產力,更對分配與不均有更多著墨,他並嘗試提出具體可行改善措施。在十五項具體建議當中,雖然是以英國為基礎,他卻試圖應用到歐盟各國。他觀察到近二十年來所得底層的停滯,加上落入貧窮者許多仍擁有工作,亦即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發現問題癥結在於缺乏穩定的工作與薪資的最低保障。雖然全球化導致市場力量更為強大,他認為仍有制衡的可能,並由此建立機制來降低不均(不論是機會不均或是結果不均)。他根據實證資料指出,二戰後到1980年代間,貧富差距維持在相對較低的範圍,可見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二者關係並非絕對。因此他認為政府不能只想創造最大就業量,而應想辦法把非自願性失業降到最低,並同時注意二十一世紀勞動市場的新特質。

不均的發生可以在世代內,也會在世代間產生。如果只是發生在世代內,也就是個人憑藉來自遺傳的天分,自己的打拼,以及難以解釋的機運,而有不同成就與收穫,這樣的不均還不至於被其他人所憎恨(阿特金森所說的競爭性不平等)。可是,當前社會許多的不均是發生在起跑點的不公(阿特金森所說的非競爭性不平等),這通常來自於環境(家庭背景、社會結構、國家資源等)與世代間的移轉;人們對不均現象感到無力感,通常是來自於世代間不公平的移轉!因為透過自身的努力競爭,未必能超越結構性的不公。

例如,有錢人家居住在好地段,子女從小衣食無缺,有機會進入明星學校且一路升學順暢,畢業後在就業市場中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又可能因上一代的關係在職場上而有較好的機會與選擇;接著,在婚姻配對上,因學歷與職場的相似度產生「新門當戶對」,這樣組成的家庭,不僅延續上一代的優勢,還可能加深貧富的差距。阿特金森對此主張,要針對遺產或贈與採收取累進資本終生稅。換言之,一個人一輩子能獲取遺產或贈與是透過累加,超過上限即課予重稅,減少跨世代財富的累積;另一方面,他也建議所有人到成年時,都應得到一筆資本稟賦(capital endowment),這是拉平起跑點的一個辦法。

至於如何透過社會福利,在下一代中減少不均?特別是兒童福利方面,他認為需要更積極投資,也支持普及式不排富的補貼措施,才能讓有錢人覺得自己沒有被排除,也會更樂意交更多的稅,透過阿特金森所主張加強累進效果的所得稅制,更可以發揮再分配效果。在「不拋下任何一個孩子(no child is left behind)原則下,他甚至建議應該在全歐實施統一的兒福補貼政策,讓所有孩子擁有基本人生起點。

阿特金森並指出,二十一世紀勞動市場的特色是出現大量非典型工作(約聘、臨時工作、零時契約);因此一個人的工作型態可能是多個工作的組合,導致失業與就業(有全職工作)間的界線逐漸模糊,而影響到目前社會保障的設計,以及改善不均的方法。在他眼中,市場中有許多不同的行動者(勞工、消費者、企業、政府、國際組織),這些行動者間的權力平衡影響市場結果;因此要降低不均,需要各方行動者以較為平等的方式進行協商,這不僅是在單一經濟體中應當如此,在國際合作也應該如此。

兼顧理論與實務

在立論的方式上,阿特金森亦顧及理論與實務的雙重面向。一般說來,對於經濟學的批評或反駁,通常會透過實證資料來證明經濟理論預期與實際情況不合,或是就經濟學模型的預設加以反駁。這些常見方法都被阿特金森運用以強化本身的立論。除此之外,他更就理論來談理論,先以理論預設的不切實際來反駁反對市場干預者的理論基礎(柏瑞圖效率,Pareto efficiency),接著透過薪資水準的模型來推論:市場可能造成的結果不只一個。由此,作者試圖說明政府的干預並非必然對市場產生負面影響、公平與效率也非必然衝突。至於阿特金森的主張是否過於昂貴而難以落實?在書中,作者便透過稅賦福利模型進行試算,以說明其主張的改革措施在政府財政面向上是可行的。

阿特金森的目標是要將當前逐步擴大的貧富不均程度,帶回到1980年「貧富不均轉折點」之前。同樣的,台灣也曾在那個年代同時有高度經濟成長率與較低的貧富不均,那樣的「均富」,有什麼道理,在現在或未來幾年做不到呢?

摘自《扭轉貧富不均》

Photo:Nana B Agyei,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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