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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首頁 主題 在謙遜的世界裡,沒有人賺得到錢!?
人文社科

發表日期

2015.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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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錄自

衝動效應
以我為先的衝動型社會是怎麼形成的?療癒式的消費主義又是怎麼興起?做自己、擁有自己想要的,有什麼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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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謙遜的世界裡,沒有人賺得到錢!?


我們因為無法完全體驗真正的獨立與個體性帶來的滿足感,於是用更加個人化的自我表現與自我滿足,來彌補這個缺憾,但這樣只會讓我們更加遠離實質的人際關係,然而實質的人際互動可以幫助我們獲得穩定且滿足的存在感。

自戀的文化

1970年代,拉許將這種空虛的個人主義,診斷為文化引發的自戀。隨著工業化將我們從生產者轉變為消費者,我們喪失了多項技能,也不再感覺自己能獨當一面、自力更生,而這些在以往,可以讓個體培養出自信、安全感與「內在取向」的心態。

由於欠缺這種充滿自信的內在生活,我們漸漸轉向外界尋求替代品。我們愈來愈渴望得到同儕的肯定,我們尋求專家的意見,沉醉在名人的成功軼事,追求地位與新鮮感帶來的即刻樂趣。同時,無可避免的,對機會和匱乏極度敏感的消費文化,立即創造出許多方法,讓我們暫時滿足這些欲望,並且把我們伺候得服服貼貼的,使我們對這些外在補給上癮。我們的內在與外在生活合而為一,最後的結果就是拉許所說的「自戀的文化」。

拉許的診斷屬於社會與文化層面,而非臨床領域。但到了1980和1990年代,心理學家與諮商師發現,有愈來愈多人,除了病患之外,更嚴重的是還包括一般大眾,都出現自戀的臨床症狀。自負、積極自我宣傳的傾向、對外在肯定的依賴,以及因為覺得理直氣壯而動不動就發怒的習性—這些特質,愈來愈隨處可見。

真正有自戀型人格違常的人雖然相當少,但表現出一項或多項自戀特質的人正不斷激增,而且成長速度比其他心理疾病(例如強迫症)更快。《自戀時代》(The Narcissism Epidemic)作者、社會心理學家特恩吉(Jean Twenge)與坎貝爾(Keith Campbell)便指出,有愈來愈多一般民眾出現自戀的症狀,其成長速度不亞於其他大眾健康問題(例如肥胖)。

自戀的情況為何愈來愈普遍?一般的解釋把焦點放在文化與家庭因素上,尤其自1960年代起開始強調建立孩子自信心的狀況。我們這一輩許多人,數十年來耳邊聽到的盡是別人說我們是獨特而與眾不同的,等到了1990年代,經過數十年洗腦,有些人對於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產生了不切實際、甚至虛幻的看法。

不過,也有一部分可能是經濟因素造成。自戀的基本精神是拒絕受到限制,自古以來,只有富裕的社會精英才能抗拒種種限制,直到最近,情況開始改變。如同特恩吉與坎貝爾所主張,在上個世紀,尤其是最後的四十年,由於在科技、金融與社會領域裡個人力量大幅提升,使得自戀式的迴避現實,在更廣泛的群眾中生根。

特恩吉與坎貝爾對信用消費的興起,尤其感興趣。信用消費讓自戀型人格一方面迴避財務限制的現實問題,同時藉由過度消費來肯定他們極度膨脹的自我價值感。特恩吉與坎貝爾指出,到了1980和1990年代,金融改革與自戀傾向不斷增強彼此的氣勢:「信用消費唾手可得,也就是人們願意並且能夠背負驚人債務,使人們得以向自己和全世界展現一個膨風的成功形象。」

渴望被人看見

當然,現在的信用消費已不像從前那樣容易。但隨著個人科技的迅速興起,自戀型人格找到了一個更加平價且極度有效率的方法,向全世界(和自己)展現一個膨風的自我形象:「自我追蹤」(self-tracking)運動的興起,促使人們時時自我監控、分析,甚至張貼所有大小事,包括卡路里攝取量、當下的心情到居家工作的生產力,人們從中得到一個「客觀」反映的自己,最後助長了聚焦自我的傾向。對科技抱持懷疑態度的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便把自我追蹤者稱為「資訊戀者」(data-sexuals)。

當然,無所不拍以及讓別人看見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這種風潮助長了人們想成為名人的自戀渴望。

「我們拍攝所有的一切,」現在擔任喬治亞大學心理系主任的坎貝爾說,「人們會拍下自己去聽演唱會的經過,而這段影片就成了他們參加那場演唱會的體驗。重點不在於『身歷其境』,而是『讓別人知道你在那裡』。他們心中想的可能是,『天哪,我一定要把這個場面拍下來,這樣才能張貼在網路上,得到大家的回應。』」

被人看見,的確逐漸成為個人與社交進展的必備條件。我們的成功,取決於多少人看見了我們展現的自我,不論是透過我們放上YouTube或臉書的自我推銷內容,還是(最好是)上真人實境秀節目。實境秀的精神,就是讓平凡人在節目中做平常不會做的事。

我們再度成為生產者,但產出的是極端行為、誇張行徑、利己主義,以及任何使節目好看的元素。

自我耽溺不等於自我實現

實境秀也同時讓我們看見衝動型社會最大的敗筆:人們再也無法體會,創造一個堅毅獨立的自我需要付出什麼樣的努力。回顧歷史,美國人把「自己動手做」(DIY)的精神極致發揮在自己身上:建國初期,美國人追求自力更生,每個人可以自由根據任何文化元素,包括虔誠的宗教信仰、徹底的商業取向,到任何一種令人嚮往的目標,打造自己的身分地位。

此外,要進行這個自我創造工程,需要在某種程度上「退出社會」。十九世紀的美國作家愛默生(Emerson)、梭羅(Thoreau)、梅爾維爾(Melville)與惠特曼都主張,人們必須掙脫「廣大社會與僵硬制度」(套用愛默生的說法),追隨獨一無二的個人目標,才能實現自我。梭羅在〈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這篇文章中甚至鼓勵大眾,在政治制度違背我們的個人原則與信仰時,對這些制度持不合作態度。

但這種身分地位的傳統觀點,從來不會將「自我耽溺」與「自我實現」混為一談,也不會把自我創造視為脫離社會的許可證。對十九世紀的美國知識份子而言,群居性是美國人品格的要素之一。梅爾維爾與惠特曼都積極倡導個人與社會的互惠互助關係,即便梭羅抵制美國的政治制度,其中也反映出他希望改變的是一個他全心奉獻的制度。

美國人在獨立革命時,或許宣告脫離了舊世界的階級心態—那種把人民鎖定在一個位置,然後藉此定義他們身分的世界;但事實上,身負移民傳承的美國人,從來不曾真正抗拒舊世界的社會對品格與身分地位的明確看法。

舉例來說,你可以在美國文化的DNA中,找到源自歐洲       的教育小說或「成長」故事,在這些故事中,自我創造明明白白是一個社會化歷程:主人翁脫離社會,獨自走上成長的道路,然後大多成為一個足夠堅強,且有足夠智慧知道應該重回社會貢獻己力的人。主人翁的終極目標是一個社會性目標,完全沒有為了自己而自我實現這回事。

按照黑格爾(Hegel)的說法,自我創造的所有重點,在於發現「普遍性」(universal),也就是個體與廣大社會之間的共同點。耶魯大學教授伍德(Allen Wood)認為,在這個冒險旅程中,個人的成功並非來自「培養或耽溺於任性且私人的特立獨行,而是來自發展出重視與他人一致的品格。」

現代社會的情況恰好相反,人們培養的正是任性且私人的特立獨行,一部分的原因在於這些「品質」被視為出人頭地的唯一方法。默默為眾人福祉努力付出而成為現代典範的例子,少得可憐。工作已經被貶抑為負面的概念。

不勞而獲的文化

就在不久前,我們還告訴孩子,唯有不斷努力,願意延遲滿足,並且擁有控制衝動的能力,才能獲得成功。但今日,我們的孩子環顧四周,卻發現全然不是這麼回事。他們看到父母與祖父母一輩子努力工作、耐心等待、壓抑熱情,最後卻像舊家具般被丟棄在一旁,而投資銀行家和實境秀明星,卻輕輕鬆鬆就可以海撈一筆。

難怪作弊在高中和大學已成為風俗,高中生與大學生經常自拍怪異行徑的影片,冀望將數百萬的「點播率」轉換成大把鈔票。「你如果和現在的年輕人聊天,會發現他們最大的願望是成名。」專供青少年上傳影片至YouTube的「超棒電視」

(Awesomeness TV)創辦人羅賓斯(Brian Robbins),如此告訴《紐約客》雜誌,「他們甚至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想成名。」

這就是凡事皆可、不勞而獲的文化。坎貝爾表示,如果你問任何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什麼是致富之道,你很可能會得到這三個答案:「我可以上真人實境秀,一夕爆紅;或是成立一家網路公司,然後在一週後賣給Google;或是到高盛公司工作,從老人家身上撈錢。⋯⋯這就是現代版的致富之道。你已經找不到因為努力工作而出人頭地的成功典範」。

在某種意義上,對於不再獎勵長遠承諾或關心他人遠勝自己的世界,以及衝動型社會而言,自戀型人格是一種合理反應。正如坎貝爾所說,自戀型企業主管與獎勵快速成果的商業世界是絕配,「社會上有了這些執行長,得到的往往是高風險、有時高報酬的後果。」遺憾的是,「這些愛冒險的人格特質也伴隨著低道德標準,這兩者往往如影隨形」。

坎貝爾還說,在發生社會性變動時,例如轉換工作或搬到新社區,自戀者往往占有優勢,因為他們能很快在新團體或新關係中贏得他人歡心;自戀者的膨風自負態度,會投射出一種「對面談有利的自信,對銷售工作的某些面向也有幫助。就像約會,自戀有利於開啟一段戀情,但不利於長久維持感情。」

當然,自戀型人格和消費經濟是絕配,因為消費經濟要靠人們永無止境的不安全感、不滿意以及強烈的占有欲,才能活躍發展。正如坎貝爾所言,「如果要建立一個完美的消費世界,你需要的是什麼?你需要焦慮、自負和以為自己有權擁有一切的人。你希望人們的性格往焦慮和自負的方向發展,而你最後的確會得到這樣的結果。在謙遜的世界裡,沒有人賺得到錢。」

摘自《衝動效應》

Photo:FaceMePLS,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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