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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首頁 主題 我們要怎麼做才能大幅縮小貧富不均?
財經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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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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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貧富不均
貧富不均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經濟議題。我們都知道它的急迫性及所造成的嚴重影響,但對於如何解決、如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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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怎麼做才能大幅縮小貧富不均?


未來展望

我撰寫本書的用意,是想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想要縮小貧富差距,要怎麼做?我們有很多理由去對抗貧富不均。如果能縮小經濟成果的分配不均,將有助於創造機會均等;機會均等被視為現代民主社會裡的重要特色。

負面的社會因素,例如犯罪和人民健康狀況不佳,都助長目前社會高度不均的特質。這是致力於降低貧窮與縮小不均的實用性理由,擔心嚴重的貧富不均和運作順暢的民主體制無法契合亦然。另外有些人,比方說我,相信目前的經濟不均本質上就和美好社會的概念不合。不論在乎的理由是什麼,問題仍在:我們要怎麼做才能大幅縮小貧富不均?

本書目標在規劃前行道路,而不是找到最後終點。我不想描述最終樂土是什麼模樣,這並不是烏托邦主義的習作;反之,本書是要為關心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指出未來的走向,而開宗明義就先從社會現狀談起。美國總統威爾遜在1913年第一任就職演說中提到:「我們應該從體認現狀以及認為有可能修正的觀點來面對經濟體系,而不是把這當成可任憑我們揮灑的白紙。」

要採行哪些步驟,要看社會貧富不均的理由何在,以及為何近幾十年來不均的程度節節高漲。為何自1980年以後出現了「貧富不均轉折點」?

若要套用經濟學的工具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強調必須把分配議題置於分析的核心。這並不是經濟學家慣有的立場,但我相信這一點很重要,它不僅讓我們更了解貧富不均,也有助於解釋經濟體的運作,以及因應我們目前面對的重大政策挑戰。如果我們要處理的問題是恢復財政平衡、因應老化人口、處理氣候變遷或國際失衡,假設這個世界由一模一樣的人組成,有同樣的資源與相同的利益,就不太合理。所以我們要連結經濟政策中的重要數據(例如國內生產毛額)和人民的真實生活體驗,就必定要考量分配面向。

本書採行的做法是把分配議題當成中心要旨,這和主流經濟學大不相同。書中強調的是:

-為了瞭解貧富不均,我們需要檢驗社會的所有面向,包括現狀與過去的發展。

-切成不同的片段來解讀歷史數據,會比用長期趨勢來看更好,我們可以從貧富不均縮小的時期中有所領悟。

-透過市場所得變動有助於降低貧富不均的程度,也可以透過稅賦和支出。

-資本市場與勞動市場都是導致貧富不均擴大的源頭;這不只是學歷溢價愈來愈高的問題而已。

-市場力量扮演重要角色,我們必須研究決策的軌跡以及制衡力量的範疇。

-這個世界有許多重要面向正在改變,尤其是就業性質,以及財富(這是收益的來源)與資本(這是控制的來源)之間的關係。

重點是,我不認為貧富不均擴大無可避免:這並非單純由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所造成的結果。政府(可以各自行動,也可以結盟)、企業、產業工會及消費者組織和每一個人都可以採取某些行動,以縮小目前的貧富不均程度。

如何推動進展

要有進展一定要有人想要行動,而這需要來自於政治的領導力。貧富不均與政治之間的交互關係至關緊要。十九世紀美國參議員馬克‧哈納(Mark Hanna)說過一句名言:「政治上有兩件事很重要,第一是錢,我不記得第二件是什麼。」

1980年後,所得分配不均擴大,深化對重分配的反對,並提高對會促成所得分配不均的經濟政策支持度,例如市場自由化:這是一套不斷積蓄且正在運作的過程。

讀者可能會感覺到,我不夠注意政治。這並非因為我小看貧富不均與政治間關聯的重要性;反之,我的目標是要聚焦在某種可以傳達政治訊息的特定方式上。認為我們無能為力,無法改變貧富嚴重不均現狀的想法會腐蝕人心,我拒絕接受。

過去有多個貧富不均大幅縮小與貧窮率明顯降低的期間,而且不只包括大戰期間。二十一世紀和過去大不相同,尤其是勞動市場性質的巨變與經濟體的全球化,但展望未來時仍能從歷史中借鏡。

重要的一課是,必須集結政府所有部門一起展開行動。對抗貧富不均與貧窮的政策不可以只交代給一個部門、歐盟執委會下的一個理事會,或是聯合國裡的一個機構。以英國為例,具體來說,我提議要成立社會與經濟諮議局,這個單位要承擔起整合協調總指揮的角色。其他國家如已有類似機構,不要廢除,各國政府要重新思考其組成與權力。

我認為,這類機構成員要廣納眾人,所有利害關係人都要有代表,而且要完全考量所有人的利益,包括勞工、消費者、非政府機構,以及各種企業組織。這類諮議局可以展開極必要的「全國性對話」,討論全國性的目標,例如訂出失業率目標。此外權力也是必要的。在推動縮小貧富差距與對抗貧窮的進程時,諮議局必須要能要求各部會首長為自家行動負責,必須能和政府最高領導人直接聯繫,也必須向立法機關報告。

本書會詳細討論各國政府可以做什麼,很多「重擔」都落在他們頭上。然而,各項行動關乎的不只是國家政府而已,該怎麼做和各級政府息息相關,小到地方機關,大至多國性及全球性機構,都必須同心協力。有些時候,由地方政府行動最適合,比方說地方政府要扮演重要角色,發展當地經濟的就業與再生計畫。有時候,則僅有靠跨政府協議才能動手,例如全球性稅制。

讀者或許會覺得,我這麼強調政府行動的重要性,並未從歷史中學到教訓,因為很多政府的行動最後都慘敗收場,所以要啟動更雄心萬丈的計畫是完全無望的。

針對絕望放棄的態度,我要提出三點回應。第一,過去能成功縮小貧富差距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是政府的干預。這類干預行動包括二次大戰後幾十年提出的社會方案、同工同酬立法、推廣教育,以及實行累進資本稅和所得稅。這些措施並不完美,但確實有效。

第二,政府方案之所以失敗,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事前未有規畫也未做好徵詢工作。詳細提出周詳提案並啟動公眾辯證,才能打好基礎。在理解現有政策時,我會強調制度細節的重要性,同樣的,本書所提的想法也需要轉化成可供立法與行動之用的具體提議;這樣的流程必有助於提升提案的形式與內容。

最後一點,我不建議、也不認為政府是本書的唯一讀者群。最後決定本書所提提案能否付諸實行、構想能否推動的,還是個人。他們可以間接透過選民身分施展能力,或者在今天可能更具影響力的,是透過活動團體和社交媒體成為遊說人士,成為另一股反制拿錢辦事的專業遊說份子力量。發電子郵件給你所屬選區的代表,將能創造出不同局面。而透過身為消費者、存款人、投資者、勞工或雇主時的種種作為,個人也可以直接影響社會的貧富不均程度。從個人慈善來看最明顯:移轉給他人的資源本身就很寶貴,而且這也是一個信號,指向我們希望政府怎麼做。

但就像我在討論政府角色時所強調的,所得移轉只是故事一部分而已。消費者可以慎選供應商的產品,選擇支付能維持生活薪資或公平交易的商家,創造不同的局面。不論是個別或集體,個人可以支持在地店舖與企業。存款人可以問一問往來的股東持股銀行,看看他們的薪資政策是什麼;存款人也可以把資金轉到互助式的金融機構。在討論薪資時我曾經強調,市場力量或許能限制結果會落在哪個區間,但是其他考量也有發揮作用的空間,比方說公平和社會正義。在經濟生活裡,在個人生活裡,我們都要做很多道德抉擇,這些決策(加總起來)可以有助於縮小貧富不均。我期望本書能幫助讀者看清楚箇中道理。

樂觀的理由

我以正面態度來撰寫本書。我雖然強調回顧過去的重要,但我不認為我們要回到十九世紀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如今經合發展組織各會員國人民享有的生活水準,比曾祖輩要好太多了。二次大戰期間以及戰後幾十年社會縮小差距的成就,並未完全翻轉。

從全球的層次看來,由於工業革命引發的各國發展嚴重分歧,目前也正在縮小當中。我們確實在1980年代之後經歷了「貧富不均轉折點」,二十一世紀也帶來人口老化、氣候變遷與全球失衡等種種挑戰。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握在我們手中。如果我們願意善用今日更多財富因應相關挑戰,並且認同資源應該更公平分享,而這就是讓我們能樂觀的理由。

摘自《扭轉貧富不均》

Photo:b k,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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