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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首頁 主題 亞歐兩洲的十字路口─土耳其伊斯坦堡
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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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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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腳印
黃效文再次以探險者、攝影家、一流敘事者的本領,帶我們遠征少有人會去的地方。隨著他興趣不斷拓展,探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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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歐兩洲的十字路口─土耳其伊斯坦堡


亞歐兩洲的十字路口

土耳其伊斯坦堡,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CROSSROAD OF ASIA AND EUROPE

Istanbul, Turkey – April 18, 2014

飛機降低高度,傾翼轉彎,接近機場。一輪滿月進入眼簾,就在西方地平線之上,映照在黑海的黑暗海面。當機身傾斜角度加大時,我見到東方遠遠的地平線一點黎明的曙光。下方,亞歐兩洲的燈光,體現於伊斯坦堡市區,也進入我的眼簾。

圖:伊斯坦堡的燈光

這可不是一般的滿月,而是月全食。今天―應該說今晚―在北美和南美某些地區可以看到。巧合的是,飛機落地後滑向機橋時,我見到一鉤新月和一顆星的土耳其國旗標誌,掛在機庫和其他醒目的建築上。旗上新月彎鉤之幅度,遠超過圓周的最高點與最低點,不符合每月圓缺的任何時間點。除非地球離月球更近,才可能投下這麼小的影子。

圖:滿月照耀伊斯坦堡

這彎新月裝飾著伊斯坦堡各處清真寺的尖塔或屋頂,而地球在月球上的柔和投影也令我想起此地婦女的面紗。土耳其比其他中東國家開放,街上很多身著現代服飾的婦女。偶爾見到罩著面紗的婦女,可能來自鄰國或土耳其較保守的地區。

圖:年輕女子與新清真寺背景

我真正體會到這種保守,是當我看見一對手牽著手的情侶,男子著現代服裝,女子卻從頭到腳一身遮著臉的黑袍。男子將iPhone 交給女子為他拍張快照,然後女子把手機還給男子,兩人繼續往前走。她顯然不會要一張自己的快照,也沒有必要,因為只有她的眼睛會露在那一大團黑雲之外。在這種社會,女人仍舊多半沒有臉也隱姓埋名。

我對土耳其的興趣,源自早年對中國土耳其語系少數民族的研究,包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撒拉族。其後我對中國的伊斯蘭教與絲路的關注,更與本來的興趣相輔相成,在英國出版了《中國伊斯蘭教》一書。在政治史方面的閱讀,使我了解建立東土耳其斯坦的民族運動(中國恨極並禁絕的活動)。這類運動導致最近在中國西部邊陲出現動盪不安與激進分子的活動,它們也一直是安卡拉和北京政府間的摩擦點。

圖:MSC Preziosa 號郵輪進港

若干年前,在一九八○與九○年代,我研究了青海格爾木市、甘肅阿克塞及新疆巴里坤的哈薩克社群。我記得曾讀到,哈薩克人離開中國的大遷徙,始自一九三○年代,持續至五○、六○年代;起先是逃避新疆軍閥的迫害,後來則是抗拒共產黨統治。他們延續多年的旅途,或說離散之途,常從新疆北部出發,穿越青藏高原,進入西藏西部,再翻越克什米爾,然後終達土耳其。

高原地帶的艱苦跋涉,導致一路上很多人喪生。有些則留居途經的甘肅和青海,成為哈薩克族分布於中國西部的口袋社群。今天,抵達了土耳其的哈薩克人想必已經融入於現代都會伊斯坦堡的一千五百萬人口中,儘管他們的先人溯自中國新疆。

五○、六○年代,有更多的維吾爾族來到土耳其,因為當時中國正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等等數波騷亂。

我住進新穎的五星級旅館Park Bosphorus,旅館坐落山頭,眺望將亞歐兩洲一分為二的博斯普魯斯海峽。當我俯視水濱,見到兩艘巨型郵輪入港,兩船皆為義大利、瑞士的MSC 集團所有。其中一艘叫Preziosa,船上有一千七百間艙房,載客量超過三千九百人;另一艘Armonia 則稍小,將近八百間艙房可載近兩千名客人。光以載客船運量來看,即可了解來自地中海的遊客數目的幅度。

走下山,過了橋,新清真寺矗立在那兒,好一座建築輝煌的大殿。

事實上,好幾座結構類似的建物點綴著伊斯坦堡的天際線。尖塔的祈禱召喚,一天播放六次,響徹全城。不過,當我來到時,祈禱時間已過,僅有一名男子單獨在大堂裡祈禱。清真寺隔壁是香料市場,擠著滿滿的食品攤,販賣各種香料和水果乾。我買了四種果乾,可作為即將展開的西藏探險之行的零食。再往坡上一點兒,就是大市集,一座龐大而漫無邊際的市場,裡面迷宮般布滿了地毯店、瓷器行、皮件作坊、咖啡店和飲食攤販。

圖:清真寺內獨坐的男子

我的旅館就在塔克辛廣場旁,位置正中,步行一小時可到Galata Tower。伊斯坦堡的全景在塔頂盡收眼底。塔頂下面那一層,是一家很好的餐廳,我的午餐景觀棒極了,可以望見位於橋另一端的對岸老城區。儘管有點遠,我見到了很多當地漁夫從橋上甩竿釣魚。

傍晚時分,我在附近的中餐廳「絲路」訂了位。二十二年前一家華人開了這家餐廳,但是十年前他們離開了,盤讓給一家當地的土耳其人。如今,老闆、出納、侍者,甚至大廚,都是土耳其人,菜單卻保留了觀光客式的中國菜。我點了甜酸湯、炒麵和一道四季豆。有幾桌大陸來的客人在吃晚餐。彷彿習慣性地,先吃完的人拿起自己的提袋就出去,把沒吃完的人丟在後面繼續吃。他們是出去吸口新鮮空氣還是吸口菸,我弄不懂。

年輕的出納名叫Musim,我起身付賬時跟他聊了幾句。

「街上另外那家中餐館Yeni Hong Kong Restaurant 到底怎麼了?」我問Musim。

我經過那家門口幾次,每次簾子都是拉上的,大門緊閉。Musim 兩根指頭相觸,做出數錢的動作,回答我:「全都為了錢。他們賣掉整棟房子,不久會變成一家精品旅館。」毫無疑問,物業開發的高利潤,不只在香港、中國大行其道。遙遠的伊斯坦堡亦然。

圖:香料市場一角

我一向都想知道,我們的工作對下一代會起什麼作用。就像是伊斯坦堡對我的亞洲工作會起什麼作用,儘管它站在兩大洲的交叉路口。

湯瑪斯.佛里曼曾經這麼解釋,世界是平的,不管我們想還是不想,經常是機運促成了諸事的聚合。

圖:新清真寺外觀

今天早上,我正在閱讀當期《經濟學人》週刊,一篇題為「革命代理人」的文章列舉近來世界各地很多城市的人民騷動,敘述了它們對商業的影響。作為文章附圖的一張相片裡,全副武裝的綏靖警察在一家餐館外走過,沒有圖說也沒有拍攝地點。餐館的玻璃窗上寫著Kebap ―我熟悉的一個字。

當我從旅館逛到聖安當教堂,參加復活節星期五儀式的時候,我經過塔克辛廣場。不到一年前,學生和其他示威暴動者在這裡擋住警察。再往前不遠,一家餐館映入眼簾,Kebap 這個字跳進了我的視線。的確,這就是《經濟學人》那張相片裡的餐廳。就連壁燈、一幅圖、牆上禁菸的招貼,乃至於收銀機,無不一模一樣。

圖:在《經濟學人》照片上的餐廳

突然我感到自己跟伊斯坦堡更有關係,連繫更深。要說它是巧合,也隨你;不過我寧可相信這是機運,是命中注定。也許,我用不著總是操心。若天意如此,那麼命運自然會使我們的工作對下一代起點作用!

摘自《文化腳印》

數位編輯整理:曾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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