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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首頁 主題 年輕妻子的遺願
健康生活

發表日期

2016.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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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錄自

遺愛
我想,如果我是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我會希望有人盡力達成兩件事:第一件事,讓外科醫師能夠藉由器官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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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妻子的遺願


年輕妻子的遺願

我信守對捐贈者母親的承諾,確保進入房間的每個人都看見她女兒生前的美麗。

打從一開始輪值的時候,我就發現移植協調師是我做過的工作中,無論在體力上、情感上、還有心理層面來說,都是最令人筋疲力盡的。每當這種感覺浮上心頭,我就會提醒自己,比起那些躺在醫院等我前去評估的捐贈者,我的狀態還是好得多了。

某天早上我又再次進城,為一位年輕的女性捐贈者做評估。我沒有在我們的電腦系統發現多少關於這位捐贈者的資料,這通常代表現場負責的移植協調師已經忙翻天了。那位協調師是在三更半夜被叫出家門,前去進行評估的。那是他輪值待命的第二天,為了不讓他再待命超過二十四小時,我受命去接手他的工作。

那天天氣很好,冷但是看得見陽光。路上花了將近一個小時,其中大多時間都在塞車,我終於到達醫院,接著走向加護病房。時至今日,一家醫院不可能只有一間加護病房,一些大型醫院通常會有好幾個加護病房,我們會一間間的察看。我四下張望尋找同事的身影,我知道他一定在病房某處—至少我們得待在能看見監視螢幕或相距不遠的地方。一旦捐贈者宣告腦死或我們取得捐贈同意,我們就會往加護病房門口移動。

我找到那位同事時,他正在休息室跟資深住院醫師談話。他把我介紹給正打算向那位年輕女性的家屬宣告病人已腦死的資深住院醫師。「宣告完畢,家屬就能和你們談談了,」資深住院醫師說完,就走開了。病人是一位在家中自縊的二十六歲年輕女子。我同事還沒有跟家屬談過,所以並不清楚細節。跟以前一樣,他整晚在幕後忙著把事情安排好,好讓移植流程能順利推進。

病人很年輕,而且她是一位器官捐贈者。信不信由你,比起坐在一旁好幾個小時反覆思索,像這樣一到達就必須直接跟家屬談話的狀況,還讓我好過一些。資深住院醫師走出來告訴我,家屬準備好跟我談話了,她還告訴我,她覺得家屬應該知道為什麼我會出現在醫院這裡。

針對與家屬的溝通,我們都受過嚴謹的訓練,器官徵取組織希望我們嚴格遵循所受過訓練課程的內容,因為那些內容頗具成效。所有的協調師都已花費了大把時間在如何取得家屬同意的工作坊,針對數百種家屬可能的反應,進行過角色扮演練習。

我們所受的訓練要求我們,在最初和家屬接觸時,對自己的身分和出現在現場的原因要低調保留。我們不會穿著手術服,也沒有配戴名牌。我們被介紹給家屬的稱謂,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包括「臨終專家」、還有我後來最愛用的「專門處理這類狀況的醫療照護團隊的夥伴」。

她就這麼離開人世

我在情緒有些激動的看護陪伴下,走向加護病房深處一個昏暗的角落。護理師向家屬介紹我之後,我就在那位年輕女子的母親對面坐下來,夾在病人的先生和父親中間。那位年輕的丈夫把頭埋入撐在桌上的雙手中,那位父親茫然的望著遠處,不過那位母親則是直直的看著我。我開始用學過的方法自我介紹,詢問他們對於所發生事情的理解程度。這能讓我釐清思緒,同時讓我搞清楚家屬對眼前狀況的理解程度。

畢竟我們很清楚,如果家屬不能充分認知他們摯愛的家人已經離世,器官捐贈這件事是根本無法討論的。不過,我面前的這家人很清楚狀況;那位年輕女子情況惡化的那一晚,家屬就已經被充分告知、而且參與整個流程了。他們告訴我,這位年輕女子是如何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她曾是充滿活力、非常活躍的妻子和兩個小女生的母親,兩天前的晚上,她和丈夫吵了一架。家人都知道她有時候有點過於情緒化,而且最近她開始服用家庭醫師開給她的抗憂鬱劑。他們告訴我,她過去在情緒激動時曾經威脅要自殺,但是那聽起來像是尋求家人注意的手段,而沒有真要自殺的意圖。

不管怎麼說,這個年輕妻子在一次爭吵後,做出了讓自己喪命的錯誤決定。她服用了一次小型外科手術後開立的處方止痛藥;接著和她的先生吵了一架,然後說她要上樓去吊死。她把自己關進衣櫥,將一條長袍的腰帶一端繞在自己脖子上,另一端綁在掛衣桿上。雖然聽起來難以置信,但是由於止痛藥的作用,她睡著了。她並沒有服藥過量。她的先生當時在樓下看著電視睡著了,並沒有上樓來確認她的狀況,等到他終於在深夜要上床睡覺時,才發現她。當時她體內只剩下能維持心臟跳動的氧氣量,可惜那並不足以支持大腦的存活。

我和病人家屬互相釐清眼前的狀況後,病人的母親看著我,直白的說:「你是來和我們談將她的器官捐贈出去的事情,對吧?」

這個話題給提出後,事情就好辦了點,接著我就直接和她討論:她女兒已經在駕照上注明要成為器官捐贈者的願望,很不幸的,貫徹她的遺願、讓她得以在別人身上以另一種形式活著的時刻,已然到來。家人都知道她簽過器官捐贈同意書,並且注記在駕照上,他們也願意接受這個將器官捐贈出去的機會。

我們瀏覽了一遍披露相關規定的表格,然後她的先生以法律上最近親屬的名義,將該簽的文件都簽好名,捐贈流程就可以繼續下去了。

她的母親開始問我一些很特定的問題,例如手術的切口會在什麼部位,她說她已經知道女兒會以何種狀態下葬,她只希望她身上的手術切口不容易瞧見。我跟她解釋,如果入殮的衣服是低胸剪裁的,那麼胸口的切痕恐怕會被看到。但是在和她討論過後,她決定不要對女兒遺愛世人的禮物增加限制,那並不值得。

她的父親無法再忍受繼續談論這個話題,站起身來告罪了一聲,便走向女兒病床邊坐下,病人的先生也跟了過去。

面對這位美麗但哀痛的母親,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了。她喃喃敘述著自己女兒的個性,她是如何體貼又活潑,是兩個孺慕她的女兒充滿慈愛和奉獻精神的母親。她從皮包裡掏出一張照片,隔著桌面遞給我,照片中的女孩頭上戴著小皇冠,背後的桌上有一張寫著「媽咪生日快樂」的手工卡片。

我內心萬分激動,因為我能感受,若是無法再見到我的兩個女兒、無法觸摸感受她們的髮絲、無法握住她們的手或聽見她們的歡笑聲,我肯定會徹底崩潰。我不知道遭受喪親之痛的人,尤其是遭逢喪子之痛(即便是已經成年的孩子),是如何鼓起勇氣繼續走下去的。

那位母親看著我,問道:「我還能快樂起來嗎?我還能再次感受喜悅與平靜嗎?」我大可以給她一個制式答案:「喔,你可以的,你會克服這一關的。」但那根本是個謊言。有時候你必須向家屬坦言這些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因為除了你,再也沒有人會為他們這樣做。我給她的回答是,將來有一天,她或許能夠再次找回快樂,而且我很確定當她看著兩個小外孫女成長時,能感受到的喜悅;但是,她的人生永遠不會跟失去女兒前一樣了。

她對我的誠實表達了感謝之意,並且希望我能將她女兒的照片附在捐贈檔案上。我向她保證,每一位來收取器官的人都會看到那張照片。說完我們便一起走入病房。

這家人問我,他們可以在醫院待多久。我告訴他們如果願意的話,他們可以一直留到病人進開刀房,不過如果他們想現在先回家也沒有問題。我們發現在這種時刻,許多病人家屬都不知所措,彷彿若沒有發現其他人也選擇回家,他們就不該離開醫院回家。所以在這個時刻建議家屬向病人做最後道別、先回家休息,對於安撫家屬的心情是比較有幫助的。

五位病人重獲新生

各個手術小組分別到來,前後差距不過數分鐘。我一面和每個小組核對各種必要的文件,一方面確定大家都能一眼看見那張捐贈者的照片。我信守對捐贈者母親的承諾,確保進入房間的每個人都看見她女兒生前的美麗。開刀房護理師哽咽著將那張照片貼在牆上懸掛的白板上。所有的事情都進行得很順利,這個案子也順利完成。那天由於捐贈者無私的給予,有五位病人重獲新生。五位對她來說完全陌生的人,卻是別人的母親、姊妹、兄弟或配偶,這些人對她將永誌不忘。

我安靜的開完大部分的路程,彷彿我需要從自己的思緒掙脫一陣子。身旁的座位放著捐贈者器官去處的資料表,她父親的手機號碼寫在資料表的最上方。我駛離高速公路,開進一處公園,我看著從樹林間升起的太陽,撥通了她父親的電話。電話響第二聲就接通了,我問他我是不是吵醒他了,他回答說他醒著。他一直在等我電話。我告訴他一切順利圓滿。她的右腎和胰臟給了一位五十二歲的男士。左腎比對完全符合一位十九歲的女性。一位三十二歲的女士得到她的肝臟。兩邊肺臟都給了一位五十一歲的男性,最後,但絕不是最不重要的,她寶貴的心臟移植給了一位瀕危的四十五歲男士。

我聽得出來他在電話另一端默默垂淚。我向他保證,過幾個星期,我會將更多受贈者後續康復狀況的資訊告訴他。他向我道謝,還說這些資訊他們會自豪的在女兒的葬禮上公布出來。

很多人的駕照一角注記著自己是器官捐贈者。但是沒幾個人想過,有一天那可能會派上用場。而我很榮幸能為那位捐贈者完成她的遺願。

摘自《遺愛

數位編輯整理:曾琳之

Photo:Olga Filonenko,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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