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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首頁 主題 北京,一九八九年
人文社科

發表日期

2016.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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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錄自

方勵之自傳
(北美地區率先報導)世界日報World Journal 4/30頭版報導,連續四天大篇幅獨家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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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九八九年


用「原子彈爆炸」來形容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中國社會形勢,的確十分準確。

原子彈爆炸需要幾個條件。一、有足夠多的可裂變元素;二、把可裂變元素聚集在一起達到臨界質量;三、有及時發射的中子進行引爆。一九八九年的中國,這三個條件恰好都具備了。

首先,腐敗日益滋長,政治改革遲遲不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空間的狹窄,使愈來愈多的學生、知識份子、工人、個體戶、黨內幹部、甚至一些上層幹部都感到憤懣、壓抑和不滿,形成了數量可觀的可裂變元素。濳在的爆發能量處處皆有。

其次,一九八九年有好幾個紀念日,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建國四十週年,北京民主牆十週年,分散的不滿和憤懣很容易在這些日子裡集中到一起,使裂變元素達到臨介質量。

至於引爆的「中子」,幾乎是時時都有的。由當局蠢行所引起的小規模的風波,此伏彼起,從沒有斷過。比如,當局對那幾封「大赦天下」公開信的拙劣處置,就是能引爆的「中子」之一。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加速了可裂變元素的聚集,終於大大超過了臨界質量。爆發了。

學生的請願和示威開始後,我的生活方式,大體是上午去天文台工作,下午接受各種訪問者,有朋友和學生,也有記者,晚上則寫文章。從四月十六日學運開始到五月二十日戒嚴,一個多月裡,我完成過一篇論文<含宇宙弦及熱暗物質的宇宙中的偏袒成團>,會見過五十七次記者。

雖然在所有記者訪談中,我都表示支持學生。但我一直沒有去遊行,也沒有去天安門廣場旁觀。其原因是,早在學生請願的第三天,四月二十日,北京當局就開始在內部傳達,北京的學運是由方勵之夫婦一手製造和指揮的。並以此為由,伺機撲殺運動。

五月十二日,學生絕食,運動如火如荼。戈巴契夫訪問北京,也下降成一條小消息。北京的學生和市民,感動了整個世界。一時似乎令人覺得中國的光明就在前頭了。那幾天,我也真想去看看天安門前迴腸蕩氣的景象。一些學生和朋友,特別是海外的朋友都勸我趕快去天安門,一再說「時候到了,你該去了」。但是,我周圍的同事,則仍一律堅絕不贊成我出面參加任何活動。因為,前景絕非那樣光明,「伺機撲殺」的危機並沒有過去。有幾次,一些同事去遊行前,就在我的辦公室附近集結,總有人說「老方,你不要去,我們代表你了」。

五月十八日,香港大學張五常教授打來一個很懇切的電話,要我去天安門廣場說服學生停止絕食。我也是主張停止絕食的,所以,幾乎被他說動了,想去天安門試試。但最終還是克制了衝動。沒有貿然出發。一九八六十二月二十三日的經驗告訴我,說服科大學生結束在合肥市政府廣場的靜坐,已經是我的能力的上限了。我絕不具有說服天安門廣場學生結束絕食的力量。

北京戒嚴後,開始流傳各種版本的黑名單,即政府準備整治的對象。每個名單中都有我,只是排名前後略有不同。天文台的朋友都建議我趁開會之機,離開北京。

五月下旬,人心浮動,交通已經不正常,許多學術會議都取消了。但天文界卻仍堅持原定計劃,於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在山西大同召開高能恆星天文學會議。也許這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留下的一個傳統,愈是社會動蕩的時候,天文學家是不間斷工作,因為,那時的社會愈是需要占星。

五月二十四日晚,我和一個同事乘火車離開北京,經過昌平的時候,整個車站停滿了軍用列車,我們的列車在唯一的一條空閒軌道上穿行而過。那些軍車就是後來從東面殺進北京的部隊。

從懸空寺上下來後整十天,我就進了北京的美國大使館避難。那是絕沒有料到會發生的事。那十天裡,我想,幾乎所有的北京人,中國人,以至所有在世界各地看電視新聞的人,大概都沒有料到,中國就是發生了絕難料到會發生的事:中央政府調動二十萬正規軍,用正規戰爭的武器,坦克和衝鋒槍,以正規戰爭的方式,殺進自己本來好端端占據的首都。
    
軍隊屠殺學生和平民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九時左右開始的。九點三十分,我們就接到學生從第一個屠殺現場——木樨地打來的電話,電話中都可以聽到槍聲。
    
我們的處境頓時危機了。
    
早在五月底,政府就用金錢加脅迫在北京郊區組織遊行,為開殺戒做準備。政府發給每個參加者十五元人民幣,外加一頂草帽。遊行者的任務就是呼喊口號「打倒方勵之」,以及焚燒模擬方勵之的紙人。
    
海外一些同行看到這則消息,很為我的安全擔憂。義大利的魯菲尼幾乎每隔半天就打一次電話,目的是為了聽到我的聲音,以證實我還沒有被捕,或遭不測。至於我自己,因身在其中,反而不覺得太危險。焚燒模擬像使人感到的是可笑,而不是恐懼。有一位記者問一個高喊「打倒方勵之」的人「你認識方勵之嗎?」答曰:「不認識」再問:「那你為什麼要打倒他呢?」「因為,人家說,他不讓我們進城去賣西瓜」。
   
屠殺之後,最後的幽默也沒有了。很多人來電話,都像那個學生一樣,很簡短,三個字,趕快跑。我一時還有些有些猶豫,和平時期還要逃難?似乎是弄錯了。上午十點左右,又有電話,是一位老朋友,他怕竊聽者識別他的口音,已經不用北京腔說話,而改操他老家的方言,「俺是用大街上的公用電話暨你們說,你們還等個什麼,還不快點兒找個乾淨的地方去!」這位朋友曾在最高層的機構裡工作過,消息常常是準確的。
    
我們不能不開始認真考慮走。
    
有四種走的方案。第一、二個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裡躲一下,這兩位朋友六月四日下午都來了。第三個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較遠的教授家去,一個朋友把汽車也準備好了,晚八點開。最後一個方案是去美國大使館。當晚採取了一個折衷方案,由CBS電視幫忙,在香格里拉飯店暫過一夜。
    
當時我們仍然把事情看得過輕,估計只要躲過三五天的亂槍亂兵,就可以安全回家。所以,離開家的時候,我只隨身帶了一個小書包,其中有幾樣日常用具,還有兩篇寫了一半的文章。行前半小時,我還請一位同事來我家,把一些研究草稿和幾封信帶到天文台,以備過幾天上班時候用。
    
然而,第二天,六月五日,形式勢更惡化,冷槍不斷,不能在香格里拉久留了。中午,林培瑞教授和一位帶著應急無線電話的CBS電視台人員,陪我們轉移到使館區。那天下午我們一起去過美國大使館,我們的要求是:第一,借住三五天;第二,希望不走漏消息。使館人員認為後一條極難辦到。於是,基於上述同樣的考慮,我們在下午五點左右,離開了使館。
    
當晚留宿在建國飯店。那夜北京還是很亂,遠處還隱隱有砲聲。快午夜了,也睡不著。突然,有人敲門,匆匆進是的是美國代理公使博瑞光和另一位官員。他們身著便服,神色多少顯得緊張,也許因為公務太重,也許因為戒嚴的街區太黑暗。他們壓低聲音很正式地說「我們請你們去使館,你們是我們總統的客人,需要在使館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顯然,事情升級了,很難再有其他選擇,我們當即接受了。幾分鐘後我們登上一輛等在飯店後門的一輛使館的車。像一切正式的客人一樣,駛入大使官邸。

那時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零時。就此開始歷時十三個月(精確說,三百八十四天另十點五小時)的避難生活。

(本文摘錄自方勵之夫婦避難於北京美國大使館時所寫遺稿,《方勵之自傳》第一卷)

摘自《方勵之自傳》

數位編輯整理:陳宣妙,邱千瑜
Photo:Wolfgang Manousek,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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