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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首頁 主題 星星會亮,是因為背後擁有巨大的黑暗
文學小說

發表日期

2015.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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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會亮,是因為背後擁有巨大的黑暗


我的外婆在我國小六年級時自殺過世了。事隔幾十年,我仍然記得那一晚,家裡突然接到彰化老家打來的電話,從媽媽的哭泣聲裡,我們知道出事了。我和小我兩歲的弟弟窩在房間不敢離開,外頭一團混亂,爸爸媽媽匆忙地收拾行李,要我和弟弟待在家,他們兩人連夜騎機車從台北趕回彰化,到的時候正好天亮,衝到醫院去見外婆最後一面。

外婆是喝除草劑自殺的。喝農藥是非常痛苦的死亡,喝下去之後,從食道、氣管到胃,整個內臟全部腐蝕掉,偏偏不會馬上死去,後續的急救還是得一直做,只為了等待我父母趕回去。

外婆似乎是重病厭世。但她到底是生什麼病、為什麼選擇自殺,我到現在都不曉得,也沒有勇氣問我媽。可能是因為我們來自農村,在農村裡,自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農村的老人家若是生了重病,有些會選擇自己結束生命。一方面因為受身心痛苦的折磨失去求生意志,再則是不願拖垮子孫的經濟。外婆的自殺,在我們家成為一段不能提的過去。

《商周》那通電話讓我瞬間想起好多事情。那一年台灣的自殺率非常高,而且都是帶著小孩一起走,甚至還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孩自殺。《商周》企畫人員在電話中向我解釋為什麼要做這個議題,以及為什麼找我做。但其實那個時候我的思緒已經跑掉了,我想的都是我外婆的事,於是當下就答應接這個案子,因為我想知道為什麼。我想知道人為什麼要自殺。

水蜜桃阿嬤是《商周》提供的其中一個被攝對象,在新竹。阿嬤家裡走了三個人:兒子喝農藥,媳婦和另一個女婿都燒炭自殺。兩個家庭,一共留下七個小孩給她。不知道是不是開朗性格的關係,有時我們因為阿嬤敘述的內容而氣氛低落時,她還會反過來安慰我們。那時我直覺這個人是有故事的,就決定拍了。

拍「水蜜桃阿嬤」的過程,其實相當開心。拍攝期間,我們每個禮拜去部落三天,拍了近半年。工作人員很簡單,就是我、攝影、一個攝助兼收音,有時候加上製片,最多四個人。過程也很一般,沒有太多問題。我們住在那裡,大家相處愉快。

然而,「水蜜桃阿嬤」後來會發生那麼多爭議,是我當初始料未及的。

「水蜜桃阿嬤」上報了

拍完後大概有一個多月,我們趕著剪接,都沒回山上。影片完成後,他們先辦了一場部落客的試映會。試映會反應不錯,現場回饋的感染力很強烈,我也很開心,便主動向《商周》提議,讓這部原本只有四十八分鐘的短片繼續拍下去,可以變成一部長片。因為我感覺阿嬤的家庭在我們記錄的這幾個月中,漸漸有些改變,如果能夠持續記錄,正面的效應及力量會更大。《商周》同意了,還找了電影行銷公司一起開會,於是我又回山上繼續拍。

但再回去,就隱約發現有點不對勁了。那時正好碰上水蜜桃收成,我們幫忙的農務從扛肥料變成包裝水蜜桃,每個人都很開心。忙著忙著,有天來了一男一女,在我們忙包裝的時候,一直對我們拍照。我問阿嬤他們是來幹嘛的,阿嬤說他們好像是山下的記者,其他她也不清楚。我只覺得有人來報導、多宣傳,應該不壞事。

沒想到過沒幾天,「水蜜桃阿嬤」卻上報了。因為募款,有立委指控我們消費、剝削水蜜桃阿嬤。我在花蓮接到一堆記者打來的電話,問我有什麼回應。我一頭霧水,完全狀況外,回到旅館打開電視,看到立委、阿嬤的親戚們,一同出現在電視上,唯獨阿嬤不在裡面,但我整個人還是傻住了。

我第一件事就是拿起電話打給阿嬤,但阿嬤的電話完全不通,改打給阿嬤的先生也一樣。我非常慌亂,《商周》在此時打電話給我,表示他們準備進行危機處理。我取消了原本的花蓮行程,一直待在房間裡,很難過,很想哭。最後甚至氣到把手機摜在地上,反正怎麼打也不會有人接。我不曾這樣摔東西,那次卻摔了。一摔,我就哭了,整個人像被萬箭射穿一樣。

第二天搭火車趕回台北前,接到一通讓我很意外的電話,對方是資深廣告人,他一開始不斷肯定我做的事,還稱讚影片的內容,最後說等我回到台北,會安排我和這位立法委員見面,邀我與他們站在一起。我記得對方說,只要聽從建議,他們可以保證我的社會形象沒有問題。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社會形象沒有問題。我覺得整件事好可怕,人心更可怕。拍紀錄片這件事我從未思考過什麼社會形象的問題,不就是說自己想說且該說的故事嗎?為什麼我會拍片拍到有人想策反我,還有人可以保證社會形象這種沒頭沒腦的事。那一刻我覺得很可怕,幾乎是驚弓之鳥。捲進什麼樣的旋渦裡,恐怕連我都不知道。

「水蜜桃阿嬤」之後的一、兩年,連我自己都很不願意提及這部片,因為別人都說它是醜聞。

紀錄片圈裡有些人就這件事上對我是有意見的。回過頭想,當時的我,在紀錄片傳統的氛圍與領域底下,做的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尤其《商周》是一個商業的媒體,而我選擇跟他們合作。我知道媒體的傳播影響力非常大,「水蜜桃阿嬤」一次在近二十家電視台聯播,以往只有總統國慶談話才有這樣的規格,怎麼可能輪得到紀錄片。對我而言,除了最初第一通電話讓我想起自己的外婆,我的確也受「紀錄片會被更多人看到」的欲望所深深吸引。這件事弄得我滿頭包,我不只一年沒拍紀錄片,甚至很痛苦、很憤怒、很怨恨,覺得整個世界不理解我 ─我做的事情是善的,為什麼會得到這樣的對待?

然不論如何,任何一部試圖發生影響力的影片,終究必須被大眾所閱讀。有些紀錄片前輩認為「水蜜桃阿嬤」事件裡,我的企圖或欲望並沒有錯,只是後續操作的方式出了問題。對我而言,這是一次最大的學習。

之後,我有一年左右的時間,不想再拍紀錄片。這件事情對我打擊不小。有個朋友看新聞鬧得沸沸揚揚,說:「你知道這部片播出之後,就會吸收社會資源,不管是協助阿嬤的家庭,或是要人重視自殺議題,當你透過影片試圖產生多大的善時,就會產生多大的惡。善和惡是對等的。

然後他又問我希不希望募到很多善款?我說當然,這樣才能幫助很多需要的人。他又說:「假設你募到一千萬,相對而言,也壓縮了其他社會團體的捐款資源。我有兩千塊,原本打算分成四份捐給不同單位,但看了影片,因為一份巨大的感動,我把兩千塊全部捐出去,就壓縮到別人了。」他說,我會創造出一種影像力量的商業手法。

我這朋友有宗教信仰,我則沒有,小時候跟著爸媽拜拜。他講的這些,我也不完全懂。但那時整件事情的確讓我有很深的挫折感。我們做紀錄片的,都會學到、也認同一種觀念,即「我們的影片必須為社會所用,要讓其成為改變世界的武器」,用上了「武器」這樣的字眼。但或許這個時代已經不需要武器這麼強烈了,我們認為紀錄片還是改變社會的工具。但這次的經驗,讓我對這個觀念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摘自《青春:獻給他們的情書》

Photo:https://unsplash.com/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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