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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首頁 主題 他們用骨血與勇氣,亮起一抹不滅的光
人文社科

發表日期

2015.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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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錄自

暗夜裡的傳燈人
齊治平、臺靜農、姚一葦、陳映真、余紀忠、林書揚、吳耀忠、黃順興、王晶文……及少至壯,自懵懂而識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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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用骨血與勇氣,亮起一抹不滅的光


「荷花都已經謝了,只剩下這寂寂挺立的荷梗和蕭索的秋意,他為什麼選擇來這裡?」我坐在他對面,心中浮起一團疑問。

「似乎,老外省知識份子對荷花,有一種的獨特的情懷。無論是荷花、蘭花,還是海棠,這些古典詩詞裡的意象,總是讓他們縈懷……」我試著給自己回答。但彷彿也不只是這樣。

「或者,什麼都不是,他只是尋找安靜的地方,好好談話?」

面前的余紀忠穿深藍色西裝,白襯衫和深紅細金條紋領帶,一如他每日在《中國時報》七樓辦公室的穿著,嚴肅莊重,典型的領導者風格。

從一九八○年在大學時代,以一首長詩得到時報文學獎開始,我就和時報結下不解之緣。最初是《時報周刊》覺得我的詩文或許可用,請我作為特約記者去寫一篇報導。不知道這算不算是考試,總編輯簡志信認可了報導,很快刊登出來,還要我大學畢業後直接去上班。可是我正在準備考研究所,就先回絕了。他很乾脆的說,那你若沒考上,就直接來上班吧。

然而我考上了,他也沒放棄,要我去擔任特約記者。當時有一部搖滾音樂電影《礦工的女兒》很紅,他們派了一個採訪任務:去撰寫瑞芳礦工女兒的故事,因為據說礦工生活艱難,有人將女兒賣給瑞芳的紅燈區去陪酒賣淫。為了了解礦工工作與生活,我先跟著一個地方特派員去採訪礦坑,進入主坑道,也訪問了礦坑的經理。可是,終究覺得不夠,於是透過朋友的安排,進入一個更小的礦坑,而且與礦工直接下到坑道底,爬行在黑暗無光、狹窄到不容身體彎行,只能匍匐前進的小片區裡,和礦工一起流汗,一起在煤粉炭塊裡跌爬打滾。

那一天的採訪讓我體驗了礦坑裡的危險,更了解到沉埋地底深層的幽暗之中的恐懼與奮鬥,那未曾被看見的生命質地,真實,堅強,艱難,卻微笑以對,坦然面對危疑生死。然而礦工的女兒確實並無被賣出的情事,無法寫作,於是我放手寫了一篇報導文學〈礦坑裡的黑靈魂〉,但文實在太長了,時報周刊無法刊載,我只好去投稿給另一家報導文學雜誌《大地生活》,他們非常喜歡,立即刊登外,竟乾脆問我能不能課餘去幫忙編輯工作。

我沒有太多猶豫。雖然它的薪水不到《時報周刊》的五分之一,它是一個黨外雜誌,雖然它只有四名員工,但理想性的召喚讓人無法拒絕。大約工作一年多以後,我寫了一篇揭發國民政府違法違憲,把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關押三十幾年的報導,用真實的政治犯名單,逼使得當局從一開始的全盤否認,到無法逃避,最後只得開始釋放。但那一期也是雜誌的最後一期。

政治犯假釋出來的聚會中,他們介紹我認識了李明儒,他是《美洲中國時報》副總編輯。

「或許可以試試看。」我回答。

李明儒看過我編的《大地生活》雜誌,讀過三十年政治犯報導,知道我可以寫一點文章,當時沒工作,就找我去《美洲中國時報》。

開始上班不久,舉凡有飯局酒局,他總是把我帶著,當「徒弟」介紹給所有同仁。當時我不知其意,只覺得他這麼善良的信任了我,我得在編輯工作上好好表現,不能失了他的面子。

直到幾年以後,在一次酒後吐真言的聊天裡,一位資深的人事主管才告訴我,因為我在黨外雜誌工作過,李明儒找我進報館的時候,就有人送上了我寫過的文章和一堆黑資料給余先生。余先生把李明儒找去問。

李明儒只說:「年輕人找工作,去黨外雜誌也是正常的。他得過時報文學獎,有寫作的能力,也幫週刊寫過報導,可以用一用試試看;至於編輯的事,我負責把他教會,請放心。」

余先生不再說政治的事,只回他:「那你要負責把他教會了。」意思是你得為他負責。

後來李明儒不僅一字一句的改正我下的標題,教我拿捏新聞的輕重分際,平衡處理,還帶著我和其他記者同仁聚會喝酒。這不僅是做好人際關係,更重要的是透過這種報館同仁的飲酒小聚,學習到許多新聞內幕、事件來龍去脈,以及處理新聞的種種微妙手法。

在戒嚴時代,敏感新聞常常被封殺,如何走鋼索,如何用曲筆,用暗示性內容,來呈現事情的真相,以求見報,讓讀者知曉,這種新聞寫作的祕技,只能在飲酒小聚時,透過潛移默化,得到啟發。

例如:不能寫群眾聚集事件,我們就寫文章稱讚某某分局警察的辛勞勤奮,某一天特別加班處理街頭的一些「民眾集會」。要寫某一次反對戒嚴集會,就可以側寫民間不了解政府行憲的用心,反而為了要求政府實施憲法而集會,實在是「莫名其妙」。但讀者自然可以體會新聞背後的真正妙處。

這「貓鼠之間」的遊戲,才是戒嚴時代的新聞真髓。

在時報文化裡,余先生是大家長,是報社編輯方針與採訪方向的主導者。他是國民黨中常委,被外界視為黨內開明派,與被視為保守派的聯合報系,是非常鮮明的競爭對手。在蔣經國的手中,這兩者代表了開明與保守的兩股勢力,是權力平衡的槓桿。

這是蔣經國用人的一貫哲學:平衡遊戲。權力者刻意讓兩邊互相競爭,彼此制衡,他只要在一邊稍稍施加籌碼,就可以時進時退,左右大局。這種權力遊戲的布局,決定了中國時報的定位。

一九八○年美麗島大審的時候,他派出王杏慶(南方朔)、王健壯、林聖芬等年輕寫手,在法庭旁聽記錄,用詳實的報導,呈現事件的真相,也改變了人們美麗島事件的觀感。據說當時《中國時報》的壓力非常之大,但他總是以報導事實,記錄歷史,未來要禁得起歷史檢驗來要求記者。

但有創造力的記者編輯必然頭角崢嶸,幾分叛逆;叛逆就不免於得罪舊勢力和既得利益者,於是帶來一些政治上的麻煩。如果余先生扛得住,就頂住;但扛不住的時候,就只好走馬換將,撤換主管,在政治上有所交代。

也因此,時報的人事更迭特別迅速。曾有一次才剛剛換了總編輯,他做了一個對仗漂亮、大快人心的標題,隔了兩天,政治壓力來了,就又換了總編輯。這些重要主管的起落都看余先生一人意志,不免心生不滿;但余先生承受外面壓力,要平衡內外,也不容易。

我在《美洲中國時報》工作一年半以後,它卻突然宣告停刊了。這在當時是震撼文化界的大事。余先生宣布的原因是不堪賠累,但實際的原因是:當時《美洲中國時報》創辦不久,還在賠錢狀態,每個月的員工薪資、印刷紙張費用,都得靠台北匯出去,但當時外匯還受政府管制,每一筆錢的匯出,都要特別申請。余先生每個月申請都得向國民黨中央管錢、管新聞的人低聲下氣,拜託放行,苦不堪言。而美國的新聞尺度又不比台灣,開放社會的新聞當然得更開放、更自由才有讀者。但台灣內部不時有人拿著放大鏡檢查,時不時向蔣經國告狀,並且目標不是美洲中時,而是台北本部,這讓余先生的經營更為辛苦。

然而一九八四年發生了兩件大事,讓美洲中時的新聞變得無比敏感。第一是江南案,美洲中時從事件一暴發就斷定是政治謀殺,評論與新聞導向皆如此,事後的真相也證明這判斷是正確的。但此種新聞處理與當時國民黨的政策背道而馳。

第二是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台灣運動員表現不錯,中國大陸隊表現更是傑出,旅美華僑不分新僑老僑,在美國人的愛國情緒激盪下,激發強烈的民族情感,華僑不僅為台灣加油,也為中國大陸加油,一時間人不分兩岸,地不分南北,都為中國人加油。美洲中國時報呈現了這種情感,以顯著版面,報導兩岸運動員奪牌的消息。

這讓一些人抓到把柄,以「為匪宣傳」的罪名,向蔣經國告御狀。那一段時間的外匯,很難匯出。余先生一次一次走門路拜託各方,已經非常厭煩,最後決定斷臂自殘,關門了事。他親自飛去美國處理,向同仁當面宣布,難過得不得了。

我當時是美洲中時台北編輯部的副刊編輯,得聞此事,才真正感到小說《一九八四》那種老大哥無所不在的恐怖。但如果連余先生這樣的國民黨中常委都無法自主辦報,誰有新聞自由呢?

摘自《暗夜裡的傳燈人》

Photo:Derek Key,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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