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灣人之路

說是遠見，也是遠慮
──高希均教授為什麼寫？寫了些什麼？

張作錦

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聯合報》副刊豋載龑鵬程教授的文章〈知識人往何處去〉，是一篇探討當前台灣知識份子生態與困局的極有力文字，我預想一定會引起相當的討論。但事隔一個月零九天，直到二月十八日，才在《聯副》上看到周志文教授自歐洲寄來的「讀後感言」──〈莫說江山好，有國無人謀〉。

龑先生認為︰中國的知識份子，傳統上或居於歷史的中心勢力，或相信自己應該、也能主導歷史的發展，並引領社會的動向。但是現在居於歷史中心地位的是官僚和商賈，他們只是利用、雇用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已被徹底邊緣化，只能在一旁惋歎為什麼這個社會要走向他所期期以為不可的深淵。

周先生的看法是︰界定知識份子的重要標準是能否「仁以為己任」。仁，是道德的極致。知識份子若能不放棄道德理想，在出處去就之間依然堅持某些原則，則知識份子即使不能入主政局，仍然不能算是社會的邊緣人。反之，知識份子如果媚世，與現實妥協，整個社會是非不彰、善惡不分，這時他即使身居高位，也不能證明他是社會的真正核心。

龑、周兩先生感時傷世，都覺得今天知識份子不能主導社會方向，國家已陷於紊亂，面臨危險，因而為黎民百姓的禍福憂心。只是周先生更積極的「反求諸己」，認為知識份子如果失去道德理想，那是自辱自殘，就怪不得被「邊緣化」。

知識份子的條件

「道德理想」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具體一點說，今天的一個讀書人，內在要有怎樣的格局，外在要有怎樣的言行，才能夠資格被稱為「知識份子」？我個人認為，至少要符合

以下這些要求︰

(1)關心國家前途和同胞福祉，自認與他們休戚與共，而不是遺世孤立或獨善其身。

(2)敢於堅守原則，並有勇氣表達自己的主張，不因世俗的壓力而畏縮。

(3)有足夠的知識以檢驗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不人云亦云，不蕭規曹隨，以前瞻性和啟發性引導社會前進。

有這些條件的知識份子，還是找得到的，高希均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人。他雖在美國大學教書，但遠自一九六七年即提倡「知識內流」，當年聯合旅美十一位學者合寫了《現代美國行為及社會科學論文集》，可能是海外中華子弟以較有系統的知識回饋母國的第一本書。以後他經常回國研究、講學、開會，或為政府做顧問；朋友在街頭碰到他，常問︰「你現在到底在國內還是國外？」他回答︰「人常在國外，心常在國內。」因為「心常在國內」，後來就演變成「人常在國內」，辦雜誌、辦出版社、寫文章，終於再度歸屬於台灣社會。

這二十幾年來，高教授出版了二十一本中文書，寫了四百多萬字。他為什麼要這麼勤奮地寫？他究竟寫了些什麼？實踐檢驗真理，我們從他發表過的重要文章中，也許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新觀念、新知識

第一、傳播新觀念︰一九九五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選出「三十年來影響台灣的三十本書」，其中之一是〈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這篇文章於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發表於《聯合報》，後來也成為「高希均論文集」的書名。在那個年代，人民都盼望政府做「聖誕老人」，收入要高，繳稅要少，物價要低，最好人人都能拿津貼過日子，結果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占了便宜的人最後統統受害。

當時這篇文章像一劑清涼散一樣，使政府和人民都清醒了一些。「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成為台灣朝野的共同理解，成為全民追求進步的共同指標。誠如高教授所說的︰「影響國家建設的因素，不僅是當前的各種政策，而更在於各種深入人心的理念。」作為一位經濟學教授，他自覺有責任把經濟知識帶出教室，「澄清一些流行的觀念，傳播一些進步的思想」。這多少年來，他長期在這方面努力，寫了不少破謬誤、改積習的大文章，譬如，〈論公立大學學費之提高〉、〈「愛用國貨」愛國嗎？〉、〈做個高附加價值的現代人〉、〈公事私辦〉、〈不能讓整個社會變成輸家〉等等。

第二、追求新知識︰人類的一切發明創造都根植於知識。人雖然都知道知識的重要，無如外界物質的誘惑太多，往往腐蝕了一般人追求知識的熱忱。高教授堅信「知識遠比權力更有力量」、「知識也遠比財富更富有」；早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就在《聯合報》上發表〈分享知識──展開多讀書的運動〉。他最令人記得的名言是︰「書櫃代替酒櫃、書桌代替牌桌」。他告訴大家書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追求知識不會落空。

以後這些年來，高教授不斷推動追求新知，他希望〈願天下人全是讀書人〉，他敦促〈造一座不夜城〉──圖書館二十四小時開放，他認為〈偉大的領導人常是愛讀書的人〉，他更毫不客氣的發出警告︰〈遠離知識就是走近無知〉。這些年來，台灣出版業如果有些成就，讀書的風氣如果稍加普及，高教授的貢獻應該受到肯定。

希望台灣好

第三、追求生活品質︰台灣走過篳路藍縷的年代，經濟終於起飛，而躋身「亞洲四小龍」的行列。說得白一點，就是有錢了。不過，高希均教授在美國讀書、教書多年，又跑過了世界很多地方，在他眼裡，台灣的錢雖然多了，但是生活的品質並未相對的提高，他為生活在這裡的人可惜。他提醒大家〈生活水準與生活素質〉的不同，希望我們〈不要做有錢的窮人〉。他力主〈為下一代子孫的幸福投資〉，因為全國人民所累積的外匯與儲蓄，不應當做守財奴式的窖藏。環顧今天台灣的髒亂、擁擠與無秩序，高教授的呼籲顯然沒有完全生效。說來很嘲諷，這也許正是他還會繼續寫文章的「動力」之一。

第四、希望台灣好︰一九九四年《高希均文集》第一卌和第二卌先後出版，高教授為兩本書寫了序︰〈縮影對台灣三十年的熱愛〉。他指出，從求學時代的立志，到國外讀書、教書的經歷，以及回國想做一點事，他清楚的知道，他追求的不是權位，也不是財富，而是對台灣的關心。

因為熱愛台灣，深知台灣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道路上，政府居於關鍵地位，所以他竭盡所能的為政府提建議、畫藍圖；但是遇有批評也直言無隱，不假辭色。他認為，要〈對有權力者說實話〉、〈不要做虛報佳音的天使〉。在政府標榜「大有為」時，他闡明〈大有為政府之「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但當政府以謹慎將事、不可冒進為理由而「有所不為」時，高教授立即戳破〈「三思而後行」與「三思而後不行」〉的表相。對於社會的失序，他指出政府有〈太少的公權力，有太多的同情心〉；當大家都厭惡貪污時，他提醒〈決策錯誤比貪污更可怕〉。他的話也許不中聽，但「君子愛人以德」，這正是他「報答」台灣的地方。

為全中國定計獻策

第五、希望中國強︰兩岸關係的發展前途未卜，有人提出「立足台灣、胸懷大陸」的主張。但高希均教授問︰〈「立足台灣」如何立？「胸懷大陸」懷什麼？〉他認為，為後世子孫提供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是「立足台灣」的積極做法；「胸懷大陸」也不是浪漫的囗號，而是要以具體行動轉變大陸。基於這項認知，他勸中共〈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他勸台灣〈對中共不應有浪漫的憧憬，對中國則應有歷史的責任！〉作為中國人，他感慨地問︰〈天下中國人何時擁有中國人的天下？〉

中央政府自一九四九年遷台，回顧這五十年來台灣發展的軌跡，先是由一批知識份子，不論他們是在政界、學界或企業界，一起作夥打拚，使台灣站住了腳；而後逐漸發展，終於創造了「台灣奇蹪」。台灣有了錢，商人地位提高了；而後推行「民主選舉」，政客發言權擴大了。這些人雖未必都是「反智」，但很多人確是「輕智」；他們在各方面支配了台灣，驅使知識份子逐漸走向社會邊緣，這就是龑鵬程先生所提出「歷史中心」問題。雖然知識份子已不再那麼受重視，雖然降志辱身的知識份子也不少，但是像周志文先生所說，「不放棄道德理想，在出處去就之間依然堅持某些原則」的人，還是有的，譬如高希均教授就是。他這多少年來始終如一的提倡新觀念，闡揚新知識，督促台灣更進步，並為全體中國人的未來定計獻策，可說盡了知識份子的責任。 中國百年積弱，第一次由知識份子領導的現代化運動，應是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戉戌百日維新」。戉戌年三月二十七日，康有為在北京「保國會」發表演說，談論歐西各國的立國之道。相對於中國瓜分豆剖的危難，康氏說︰「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又謂︰「果能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為者。」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興是衰、是存是亡？整個中國將來要走到什麼地方？在在都使人懸念。作為引領社會的知識份子，實在沒有消極的權利，人人都應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而為。承認了這一點，也許我們可以理解，高希均教授二十年來的四百萬字，應該寫得不是多麼輕鬆。

「有內容的行雲流水」

高教授的文章以發表在《聯合報》者為多。尤其在他創作力最旺盛的「白吃午餐年代」，也正是我在《聯合報》編輯部工作的時期。每讀他的文章，我就有一種感想︰學者雖有知識的基礎，但寫出的文章往往艱深聱牙，叫人讀不懂；記者的文章雖比較流暢易讀，但常有訓練不足因而深度不夠的毛病。高教授的文章則是兩者的中和，是大數加小數除以二，是有內容的「行雲流水」。他為什麼能這樣？過去我一直弄不懂，這次為了寫這篇「讀書報告」，重讀了他的幾部著作，終於找出了原因。

他在《高希均文集》自序中說道︰「重讀這些文章，感觸多，興奮少。舊文章仍有新價值時，與其說作者有遠見，不如說他有遠慮。」「遠見」是對國家前途的瞻望，基於知識，是理性的；「遠慮」是對同胞的關懷，基於愛心，是感性的。任何人寫文章，都必須是知識加上愛心，文章才能真正動人。

現在，高希均教授又要出版他的新書︰《新台灣人之路》。這本書的意義不在於把他的中文著作數目從二十一本推上二十二本，而是他要為「新台灣人」找出一條「出路」，這正是他對這塊土地一貫的用心與用情。

一九九八年二月廿八日寫於台北巿
（本文作者為《聯合報》社長）

高希均，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南京出生，江南度過童年，1949年來台。先後在台北商業大學（原為台北商職）、中興大學（原為省立台中農學院）與美國南達科達州立大學（碩士）畢業，並獲三校傑出校友獎。

1964年獲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經濟發展博士後，即任教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經濟系逾三十年，先後獲得美國傑出教育家獎、傑出教授獎、威州州長卓越貢獻獎、傑出校友獎等。

1980年代在台灣發起創辦《天下》雜誌、《遠見》雜誌與「天下文化」。現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董事長。

曾任台灣大學講座教授、海基會董事、行政院政務顧問。2002年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特別貢獻獎；2013年後先後獲亞洲大學、中興大學（2014）、台北商業大學（2020）名譽管理學博士；2016年獲總統頒授二等景星勳章。

著作曾三次獲金鼎獎。中文著作在台北出版三十餘種，大陸出版九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