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博士

陳耀昌 

幾年前，我們的陳維昭校長打電話告訴我，要送一位歷史系的研究生來就醫，沒想到在急診室見到的病人是一位年過五十，年紀比我還大(雖然看起來比我年輕)的「老生」，心想這麼老了，還唸研究所，精神實在可佩。後來才慢慢知道江燦騰先生雖然只是「研究生」，但已經是國內佛教史的權威，才知道江先生可佩的不只是外在精神而已，肚子裡的東西也很令人肅然起敬，但一直等到看到這本傳記，才知道江先生的經歷還真是不尋常。

做為一個病人，江先生是我見過最具「positive thinking」(正面思考)的人，他的這種人格特質，其實反應在他的生涯的每一段(大概是青少年時期差點去「投水自盡的經歷」而大澈大悟「得道」的吧)。譬如說，他唸師大夜間部歷史系時，早上六點半到飛利浦上班，下午三點下班，坐火車自竹北到台北，晚上十點多下課後再搭火車回竹北，再走路，凌晨一點半返家，第二天六點以前起床，周而復始，這樣的日子，連續半年，就算很厲害了，而能連續五年，還有家務事，沒有「positive thinking」的信力，是做不到的。

江先生的治療過程亦是不叫痛、不抱怨，與醫護人員完全配合，說化學治療就化學治療、說放射就放射、說切骨頭就切骨頭、說做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就移植，這也是要有很大的「positive thinking」的信力才做得到的。而「positive thinking」說來應有兩種，一是對自己能掌握的，比較簡單；對必須和他人互動的，就複雜了，往往還要靠幾分運氣。特別是在癌症的治療上，往往幾乎同樣的病，同樣的治療，同樣地配合醫療人員，偏偏就是有些病人倖存下來，得享高壽；而有些人仍然藥石罔效，仍然魂歸離恨天。徼天之倖，江先生屬於前者那幸運的20-30%(以他的病情及現代醫療的成績而言)，不但遠離了疾病(雖然付出了「長短腳」的代價)，得到了博士學位，還出了傳記，也成為一個典範。

想當年我高中畢業，在填寫保送志願時，曾經心動想去唸台大歷史系，雖壯志未酬，或臨陣退出，但後來卻與台大歷史系頗有奇緣。除了有不少好朋友出身於此外，與我亦師亦友的李敖先生，我負責在他死後把他的骨頭做成標本；兩年半前，為了高雄市議員林滴娟，單騎深入遼東(海城)，完成了我就任法醫學科主任之後的「第一件差事」，而滴娟也是台大歷史系的。如今生平第一次為人寫序，江先生也是台大歷史系的，人生真是奇妙啊。

在經驗裡，病人在經歷過骨髓移植而治癒癌症後，都有「浴火重生」的感覺，他們往往表現出一種特別高貴的人格情操，比較樂於奉獻，樂於助人，樂於對社會的回饋。以台灣男人的平均壽命而言，江先生大約還有二十年以上的日子，也許江先生能有更精彩、更不平凡的二十年，讓這本書只是江先生的「前傳」。就像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卡瑞拉斯一樣，做完骨髓移植治癒血癌之後，人生更為燦爛。

曹銘宗 

認識江燦騰先生已七年了，我都叫他江老師。記得第一次到他的竹北家裡採訪，我開車去，他在電話裡跟我說，到了他住的村子時，如果還找不到，問一下「江老師住在哪裡」就知道了。

江老師一直是我採訪、諮詢有關宗教、歷史的學者。我當主編時，他還是我邀稿的專欄作者。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撰寫他的傳記。

我想要說的是：這本書不是為了他寫的，而是為了他可能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老師而寫的。我在這裡說的老師，指的是人生的老師。

你在生活上窮困、痛苦嗎？你在心靈上迷惘、無助嗎？甚至你面臨死亡的威脅嗎？這些人生的功課，都可以在江老師的現身說法中找到一些答案。

江老師的教學也與眾不同，他不教你認命，也不教你躲在宗教裡安身立命，他教你以追求知識、堅持理性的精神，活出自己的生命。

我相信，江老師作為這樣一個人生的老師，可以帶給很多人鼓勵和啟示。

有的傳記太過強調傳主在生活環境上的惡劣，甚至誇大一些人類本來就有的痛苦，讓讀者看了很有壓力，也沒有達到治療和鼓勵的效果。江老師遭受的困苦不遑多讓，但我希望讓讀者清楚看到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我在書中除了寫他的故事，還直接呈現與他的對談。

當然，江老師即使是一個人生的老師，也有一些缺點，尤其是學界公認的「狂傲」，以及連他都不否認的「粗魯」。這些，我都寫在書裡，但也給他辯解的機會。

我比較喜歡謙虛的人，所以我曾跟他說：「你有什麼成就，應該讓別人來講，你自己一直講，反而讓人家覺得你愛吹噓。」我也告訴他：「你太過理直氣壯，反而無法讓人接受。」

但是，我的話作用不大，因為這是他的個性，而且我也無法否認，他只是說話口氣很大，其實並未吹牛。既然他說本性難改，我也就懶得理他了。

江老師抗癌過程中，得到社會很多幫助。他說，他回饋社會的方法就是勤於著作、批評時事。未來，他還要與癌症繼續搏鬥，我們都要祝福他，因為他活得愈久，回饋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