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台灣補上一堂經濟學

我是中國傳統的士（通稱書生），而士是要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中國有史可稽的三千年歷史中，亡而能興，敗而能起，主要就是靠士的力量。然則士是如何擔負起天下興亡的責任的？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學而優則仕，以出任公職，運用公權力治國平天下。一個是仕而不成，則退而著書立說，教化大眾，移風易俗，同樣可以致天下於太平，登斯民於衽席。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就曾經歷過這兩個途徑。我是一個平凡的士或書生，也經歷了這兩個途徑。

在一個餐會裡，天下遠見高希均董事長建議我，就我認為對政策與制度有影響的文章，選出若干篇，編成一本書，以饗讀書，將很有意義，字數以十五萬字為宜。我衷心感謝高董事長的盛意，雖然我女梅君極力贊成我接受，只是鑑於我的健康狀況，提不起勇氣作肯定答覆，有一種「非不為也，是不能也」的無奈感。回到家後，細想我這個人，既不能安邦定國，又不願行騙耍賴，以致仕途多舛，栖栖一代，落到教書與賣文維生，走上了士的第二條路。結果除了約三百萬字的文字災外，什麼也不剩，不免愴然。不如接受高董事長的好意，勉力挑選幾篇足以表達我「壯志」的蕪文，集成一本小書，至少對我的「壯志」有所交代。這就是這本選集出版的緣由。

我由於主見強，讀書方式也自成一格。不管學說與作者有多權威，我都有我自己的判斷與選擇，而一經接受，即會融入我自己的知識之內，成為我自己知識的一部分。於是我寫出來的文章都是我手寫我思，都是我自己的思想與見解，不是抄別人的。所以我的文章沒有或很少注釋，這與流行寫作習俗不符，被認為沒學問，不學術。但中國學術傳統稱這種習俗為獺祭或餖飣，我不作這種工夫。試問孔孟四書，亞當史密斯的《原富》，凱恩斯的《一般就業理論》，有多少注一二三……？我對古典經濟學派的基本理論與法則有深入了解，對於流行一時的凱恩斯總體經濟理論及相關讀物，以及在一九五○年代開始流行的經濟發展理論及相關讀物，只要我能接觸到的，我都熟讀深思，並予吸收消化，成為我自己知識的一部分，在下筆書寫我對經濟問題的觀察與分析，及提出我的見解時，都自然表達流露出來，一定合於經濟理論。也因此，在台灣：

一、我是第一個將凱恩斯總體經濟理論用於經濟問題的分析上，並據以提出解決方案的人。

二、我是第一個介紹及應用現代經濟發展理論於台灣經濟問題上的人，並有我自己對經濟發展的一套看法理論。

三、我是第一個從總體經濟觀點，用國民經濟預算，計量經濟模型，投入產出表，於台灣經濟計畫的設計上，使台灣經濟設計技術澈底現代化的人。

四、在台灣，我也是現代重要經濟觀念的主要傳播者。

五、從一九五○年代初期開始，迄至我年老停筆為止，每當政經局勢面臨嚴重困境，國家社會陷於動蕩不安，當局者難以作抉擇；或社會大眾對於某些重大問題陷於迷惘，不能了解真相而爭論不休時，我便慨然產生士或知識分子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責任感，而迅速的提出我的見解，及解決問題的意見，秉筆直書，大部分不為當道所喜，但被採納的也不少。我的文章有理論分析，有事實根據，但從不謾罵、造謠、栽誣、偏袒，我認為所有這些行為都有失士的格，我是士。我這一生寫這樣的文章遠遠超過一千篇，字數也超過三百萬字。在台灣，我應該也是唯一一個這樣的知識份子。

所有以上五點，讀者可將我在下面選出的文章與當時其他經濟文獻對照查證一下，便可得出真相。

下面所選的文章，自第一篇〈論經濟發展〉至第十二篇〈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是一整套，相當於一本台灣經濟發展學教科書，所有有關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都已包含在內。第十三篇〈在憲法架構下調整政府權力結構〉至第十七篇〈李登輝總統的施政理念及其成就〉則是我對建設台灣成為一個民主自由國家，及如何治理的構想或理念，而以向蔣經國、李登輝兩總統的建議方式提出。〈在憲法架構下調整政府權力結構〉係對蔣總統，其餘四篇則對李總統。〈世界潮流與中國前途〉、〈自由民主是海峽兩岸唯一出路〉及〈蔣瑞光主席的加持之旅〉三篇為一輯，稱為「中國情懷」。中國是我的祖國，終我一生都是我最關懷的對象。我寫了好多篇有關大陸及兩岸關係的文章，限於篇幅，我只選了三篇，聊表我的中國情懷。〈與張茲闓先生談中央銀行地位問題〉與〈敬答蔣碩傑先生〉，是對罵我的文章所作的答覆，想讓讀者知道一點我們是如何打筆仗的，作為讀完本書的餘興。

我要在此向讀者特別推荐：〈台灣經濟發展之路〉與〈在憲法架構下調整政府權力結構〉兩篇文章。兩者一個影響經濟，一個影響政治，都影響深遠，後者影響尤其重大，台灣政局之呈現現在的面貌，它應是決定因素之一。我當年揄揚推荐李登輝，寫〈在憲法架構下調整政府權力結構〉這篇社論，啟發蔣經國的改革開放，才有今日政局，都是始料未及，真是天意。而所謂天意，也就是大勢所趨，難以違逆。但賢明者主政，可以掌握大勢，扭轉大局，人定勝天。可惜台灣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人才。

事實上，一個落後國家從事現代化工作，所涉及的層面廣泛得很。讀者如有興趣，請參讀《王作榮全集》。

我也要藉此機會，向經濟學界，特別是大專院校有關經濟科系的師生，強力的介紹這本書，因為：

一、讀後可以知道如何將理論應用與融入實際問題中，自成一家之言。

二、讀後可以知道台灣的經濟發展是怎麼一回事，內涵如何，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有哪些問題存在。

三、讀後會體認到歷久不衰的經濟理論與偉大的經濟學家，都是從觀察與分析實際經濟現象與問題，提出解釋與解決方法所產生的，不是靠坐在書室裡，空想、演算、抄襲、與利用別人的成果。當然，更不會不加思考，以盲目追隨海外學人主張為榮。

四、讀後可以知道如何善盡一個知識分子或士的責任。

作為台灣大專院校有關經濟科系的師生，應該具備這些知識與條件，不然，如何成為經濟學家呢？又如何成為一個士或正直的知識分子，不作當權者的打手與工具呢？

此外，我也要向讀者報告一下我為什麼仕途多舛，壯志未酬，走上了士的第二條路的原因，想必讀者會有興趣知道，並可作為讀書人的前車之鑑：

一、我自己應負的責任。我個性坦率誠實，胸無城府，直言無諱，無意中傷害了別人。我個性也內向怕羞，不熟悉官場應對進退之道，不「善與人交」，得罪了很多不該得罪的人。

二、像我這樣個性的人，當然不會拉幫結派，於是平時無人扶持牽引，有事無人聲援，孤雁一隻飛行天下。

三、遭人妒嫉。我有些突出的表現。既然突出，就會有人出來踏平，這是人類妒嫉心的自然表現，我遇到的特別多，特別嚴重。他們會在妒火如焚之下，無任何理由，明的或暗的對我栽誣、誹謗、造謠、抹黑、打壓、及排擠。而引起這樣強烈妒火，則是我的責任，我的沉潛修養工夫太差了。

四、天命。我相信天命。我只有這個命，就只能行這個運，也就只能得這個果，由不得人。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可見孔老夫子在無可奈何之下，也只有呼天：「天喪予！」天命，其實就是個性表現。

以上四個原因，以第三個原因對我傷害最大。不過，我有不記恨的美德。這些人在世時都是我的好友，死後常使我懷念，嘆人生無常，白忙一場。

在台灣，像我這樣的教育文化背景（兒時飽讀詩書，長大進入名校，留學國外）、個性與作風，而曾經為政府所重視重用（我除外），下場卻很淒涼的人，當然不只我一個。吳國楨、孫立人、葉公超都是顯例。他們位高權重，跌得也重。我只不過得了一個「壯志未酬」而已，頗合比例原則。重讀本書各文，追憶往事，可知我們那一代的人如何展現士的風範，為國為民，莊嚴工作；而現今一些政治人物又是如何展現動物本能，自私自利，無恥貪腐，不成比例，不應該為文明社會所接納。

在結束這篇序文時，我還要申明一點：所有選入這本書中的文章，有些已過了半個世紀，但內容仍然有效，仍然有用，仍然可讀，絕不過時。

二○○六年十月

台灣第一位「政策經濟學家」—王作榮先生的壯志與失落

高希均

（一）第一位「政策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依他們的貢獻也許可以分成二類：第一類是對經濟理論有原創性的貢獻，他們是諾貝爾獎得主。自一九六九年頒發以來，全世界約有七十位得到這項榮譽。第二類是按照他們的貢獻及參與，分別在不同的專門領域發揮專才：

．有些在構建模式與實證研究上有成就。

．有些在推進經濟理論上有創見。

．有些把經濟理論與思潮用到公共政策，用以提昇社會進步有貢獻。

沒有一個中國經濟學家得過諾貝爾獎。一些中研院院士的成就大都在第二類的前二項。

作榮先生是屬於最後一個類型，他對台灣經濟發展政策的貢獻，不論是正面的提出或反面的反對，半世紀以來幾乎是無人出其右者，而其影響的範圍更超越經濟。在經濟學界，因研究領域的不同，有勞動經濟學家（labor economist）、發展經濟學家（development economist），比較少見「政策經濟學家」（policy economist）的這個名稱（偶有public policy economics出現）。用這樣的名詞，尊稱他為台灣第一位「政策經濟學家」，是完全符合國情的。正如作榮先生自己所指出：他是第一位用總體經濟觀點（如國民經濟預算、計量經濟模型、投入產出表），來設計台灣整體經濟政策與發展。

在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國，在亞當史密斯發表《國富論》的年代，政治與經濟本來就是一體的，因此出現了「political economy」這個名詞。用「政策經濟學家」這個名詞，就會聯想到在美國經濟學界及公共領域極負盛名的高伯瑞教授（John K. Galbraith）。二人頗多相似之處。高伯瑞是自由派思想大師、多位總統的智囊、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多本經濟學著作的暢銷作家，尤以文字洗鍊、思想領先著稱。（參閱「天下文化」剛出版的高伯瑞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揭開皇后的面紗》）

（二）值得敬重雖有一些爭議

作榮先生是一位受過嚴格現代思潮訓練的經濟學家。他融合了儒家思想、西方理念、獨立思考、道德勇氣；以財經、教育、法治為釐訂政策的主軸，以國家現代化為終極目標；集大學教授、意見領袖、政府官員的三重身份，言人所不敢言，堅持人所不敢堅持；其綜合影響超過了任何一位教授、一位意見領袖、一位官員。他的言論與思路影響了台灣經濟發展政策半世紀。更正確地說：凡是他提倡的，不一定變成政策；凡是他強烈反對的，很難變成政策。他是台灣五十年來第一位經濟學家對財經政策有深遠影響的。

他對台灣財經政策的直接參與始自一九五三年擔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開始；同年受聘為台大法學院兼任教職（直至九四年）。一九六四年擔任《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主筆，一九七八—八八年又擔任《工商時報》總主筆。在這近四十年中，他言論的影響力不能以他自謙的「一得之見」來概括。後又在一九九○年出任考選部長，一九九六年出任監察院長，一九九九年八十歲時退休。在這段歷程中，他一直不畏一些海外學人對他的批評，財經首長對他的疏遠，以敢言著稱。

作榮先生之受人敬重，是他才氣縱橫、勇氣百倍；又有深刻的觀察、一針見血的評論與萬夫莫敵的自信。綜觀其一生之壯志，就是建設一個現代化的中國。他指出建立富強之國的三大支柱：

一、嚴格的法治及普遍的守法精神。 
二、健全的文官制度及廉能的政府。 
三、完善的教育及高品質的人民。

「台灣在這三方面都不曾用心地去做，也就未曾做好，而若干亂象都是從這裡開始。現在已是積重難返，欲振乏力了，要做到合於現代國家的標準，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一九九九年寫的話—尤其法治這一點，真有先見之明。

他有時受人誤解，則來自他的個性。引用他自己的話：
「我有些優點，但有數不清的缺點，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我的最大缺點是愛說話，愛管閒事，不但愛說，而且愛寫。另一個最大缺點是愛思想、愛挖根。國家與社會發生任何重大經濟、政治、社會問題，我都會一個人坐在那裡想，找中外資料去分析，直到我自以為得到一個滿意的答案為止。」

「其實，我真正的個性是幽默、風趣、隨和，不給人當面難堪，不占人便宜，情感豐富，具高度同情心、知恩必報，熱心助人，尊重倫理，謹守公平，不遷怒，不宿願，從不記仇，也從不想到報復，聞過能改。我的很多過失只緣於我自己不知道，只要有人指出，立即道歉悔改，而且不背後傷害人，打壓人，也不背後批評人。」

他對自己的剖析，意猶未盡；他再指出自己：
「獨來獨往，痛恨搞派系，恥於做別人的親信。我自認是國家社會的人，對於大是大非，公私義利之辨，自有定見。不畏人言，不找靠山。絕不因私害公，但卻常因公利而動私怒。」

（三）一生中最想做的事

當他多年老友李登輝先生於一九八八年元月接任總統時，作榮先生時任考試委員。在《壯志未酬》的自傳中有這樣幾段：（參閱頁四三三—四三四）

「李總統在改組內閣時，並未請我出任任何職務。李總統應該知道我最適當的職務，當是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結果發表了錢復，真是出人意料。」

「我之所以說我做最適合出任經建會主委，是因為我對一個落後國家如何轉變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有充分的實際知識與理論基礎，我在這方面的知識幾乎涵蓋一個現代化國家所有的重要制度與政策。」

「我一生的職志並不是想做一個有權有勢的大官，而只想政府給我一個職位，讓我將這一點知識充分發揮，為國家的現代化盡一點心力，而經建會主委正是這樣的一個職位。」

「假如李總統能任命一個強而有效率的內閣配合實施，或任命我為行政院副院長兼經建會主委，賦予監督執行的權力，則台灣就可大幅度地進行全面現代化，而現在的多重大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問題，都可得到適當的解決。日本明治維新就是這樣成功的。我估計約需四年的時間，即至一九九二年，可以完成大部分建立制度的工作。」

在經國先生主政時代，雖然賞識他的才華，但沒有重用。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當時的幾位財經首長，對他正直的個性曾有微言。以前我總認為如果那一時代的幾位財經首長再加上作榮先生的參與，必然如虎添翼，更能推動經濟建設；此刻我倒有另類思考：正因為雙方有一些「緊張」關係的存在，使這些首長更不得不無私無我，全力以赴；也使得作榮先生不得不更嚴謹地思考與批判，或許反而產生了實質上更大的進步。

作榮先生一生最大的失落，不是個人沒有做到中華民國現代化總設計師的位置，而是中華民國沒有變成一個這位「善為國謀，不善為己謀」的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現代化國家」。

一九九九年，作榮先生沈痛地寫下：

「在當前台灣，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我是唯一一個能綜覽全局，率領一批人為台灣設計一全套現代化的典章制度，並有能力及魄力監督執行的人。以後十年之內，台灣能否再出現我這樣背景的人，就很難說了。」

細察今天台灣政治與社會的亂象，能不佩服他的遠見？

這本重要的文集收集了二十二篇文章，涵蓋了台灣經濟發展、治台理念、中國情懷；時間上涵蓋了半個世紀。對台灣經濟發展關心的學者與讀者，輯一中之十二篇（如「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台灣經濟發展之路」）都是在那一時空中，有突出的重要性。輯二中之五篇，其中四篇是李登輝接任總統與國民黨主席後，對他的建言與評價。在第十五章「建設現代台灣」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與李總統是多年老友，我對他的出頭應居首功，沒有我當年的推荐，就沒有以後的李登輝，天意如此。他對我一向友善親切。但他位登國家元首後，我謹守分寸。除公事外不請見，除非他發問，對國是不提意見，從不推荐人，也不談人事。他用了一些不成器的人，我不作聲，更從不主動要職位。

後來我發現他的施政及作風偏離正軌越來越遠，基於國家利益與老友情誼，我要小女打電話給張月雲女士（按：總統之媳婦），希望在官邸與李總統作一單獨的長談，請張月雲作紀錄。隔日回電話說，可循正常管道向總統府請見，這即是拒見之意，以後便沒有再見面了。時間約在一九九八年。」

文集中最引起我關注的是第十六章「國家統一綱領」。當時我與一些學者（包括沈君山、金耀基、丘宏達、高英茂等）被聘為國統會第一屆研究委員。我們幾位在國外教書的常回台北開會，認真地討論過這個重大文件。我自己從不知道這是出自作榮先生的構思，此一綱領對兩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一九九一年春天，國統會與行政院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我自己環繞這個主題寫過好幾篇文章來呼應支持。在一九九二年一月的文章中，我寫過：

「大多數中國人預測：『台灣獨立』不僅會帶來戰爭的危險，而且會侷限後代子孫的發展空間；統一不建築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基礎上，則不僅會帶來歷史的悲劇，也會陷後代子孫於痛苦深淵。

只有謹慎地經過了近程與中程階段，才有可能進入遠程的協商統一階段。最樂觀的預測也要在二十一世紀初頁以後。

台灣與大陸相互需要。
所有的中國人對彼此都有責任。
祖國的雪山蒼蒼，中國人的統一前景是否茫茫？
答案似乎只有一個：這就是要看我們有多深厚的台灣情，我們有多恢弘的中國心以及我們的『國家統一綱領』會激起多強烈的共鳴。」

作榮先生這位融合儒家文化與現代觀念的思想家，最大的壯志是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最大的失落是否沈痛地反映在他的自序中的這幾句話：「重讀本書各文，追憶往事，可知我們那一代的人如何展現士的風範，為國為民，莊嚴工作；而現今一些政治人物又是如何展現動物本能，自私自利，無恥貪腐，不成比例，不應該為文明社會所接納。」

二○○六年秋天的台灣，政府沈淪、國家方向錯亂、人民困頓於十字路口；但是已找不到另一位王作榮。誰說：江山代有才人出？

二○○六年九月 台北

一九一九年出生於湖北省漢川縣西王家村。一九四三年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畢業。一九四九年取得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文學碩士，並選修博士課程。一九五九年取得范登堡大學碩士學位，任職於行政院美援會。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九年，擔任台灣大學教授；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擔任東吳大學教授；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三年，擔任文化大學教授、主任、所長。一九六四年開始擔任《中國時報》主筆，一九七八年開始擔任《工商時報》主筆。一九八四年任考試委員，一九九○年任考選部長，一九九六年任監察院長，並於一九九九年退休，潛心著述。主要著作包括：《王作榮全集》十冊（時報文化出版）、《壯志未酬》、《真話》、《與登輝老友話家常》、《也是沉淪與提升》、《為台灣補上一堂經濟課》（以上五書皆於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