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憎李登輝

序

林彩美　戴國煇之妻

戴國煇與王作榮先生的對話集，國煇有幸及時完成並盡其責完成第一校，未幾便緊急住院而走掉，正如他平生盡責，不馬虎、不輕易爽約、不妥協的「硬頸」作風的最後一次表現。這本集子是他嘔盡心血最後送給鄉親朋友們的一本書。

戴國煇的唐突辭世，不但他本人來不及做心理準備，也讓被遺留下來的我們迷惘不能接受。我們失去了他，才恍然痛感到他的重要。多麼希望這是一場噩夢，清晨醒來還能看到他已坐在書齋安詳地工作著......。

王作榮先生是戴國煇最崇敬的長者之一，做學問嚴謹而淵博、當官清廉而公正，是戴國煇心目中典範。國煇與王先生平生遇從雖不密，但王公一直不吝垂愛國煇，大概因為他們都是屬於固執、不善變、不阿世、忠於理念與忠於自己一類型的人物，所以能一見如故、相敬相憐。

對談始於二○○○年七月十一日，每次早上九點半到中午（地點在王公館，且均由王公作東，感謝！）積累九次，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結束。全程由資深記者夏珍小姐記錄整理成稿，國煇的學生陳淑美小姐也大致在場做筆記。這期間幾次國煇有發燒，身體狀況不佳，他都堅持赴約。一則他非常尊敬王公，不敢怠慢更改日期，二則此對談太難得，務必完成而後已。每次對談完畢回來，都可看到他滿意的笑容，便知道內容的精彩與充實，我也為之竊喜。每次初稿到手，他總是迫不及待地趕緊校對，哪怕夜半醒來，也去書庫翻資料做確認，以期正確無誤。

這本對話集，以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為主軸，圍繞著他來縱橫地談論，自殖民地時代以迄今日的台灣史之祕辛，內容緊湊生動而細緻，這當然有賴於夏小姐的熱忱與感性的勁筆，以及王公與國煇對這段歷史的熟悉。他們曾經寄託各自的理念於李而擁護他，後因李的媚日情節和錯誤的歷史觀與自以為是的作為而指彈他，終致與之分道揚鑣。

戴國煇留日有四十二年之久，很長時間是黑名單上人，被吊銷護照不得返台，他始終不渝，堅拒入日籍，保持了民族的尊嚴和史學家的良知。他知日而不媚日，身處日本還不斷地批評日本在台殖民時期的種種惡業罪行，並說明台灣在被殖民之前已有相當程度的進步與建設。況且主張日本在台用台灣人血汗錢做的建設，均為方便日本的殖民統治與剝削，因此台灣人不必感謝日本的殖民統治。對於「教科書事件」中否定日本軍的侵華罪行，他也大加批評，獲得日本史學界的尊重與擁護，並得到諸多有良識的日本友人喝采。

李前總統非比市井的一老翁，萬不可因「爽」而隨興口出媚日、欠缺良知的話，或故意或無意去扭曲史實。王公與國煇因投了神聖的一票助李當選總統，所以有責任將他剖析，給予評價與批評，將歷史的真實還給歷史，免得媚日之風在台滋生，誤導台灣民情，更使日本右翼勢力得逞而引起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重演二次大戰的悲劇。台灣應自強，不依賴鄰國，不接受干涉，曾經被殖民的史實切記勿誤。

當我做此書稿校對時，瞌睡的剎那，夢見國煇穿著那套喜歡的咖啡色西裝，靦腆地向大家道歉，沒有把該做的事做好就走了。我代他向摯友們、前輩們與年輕朋友們呼籲，大家來替他把台灣經營好，朝著民族融合的方向去努力。

最後，由衷感謝王公對國煇始終不移的愛顧，感謝夏珍小姐的大力協助，出版社的熱心配合，促成這本精彩的對話集及時出爐。
於新店梅苑

序　兼悼本書共同作者戴國煇教授

一九七○年春，我奉經國先生之命赴日、韓考察三週，由我簽請農復會技正李登輝兄先生隨行，我負責一般經濟；李技正負責農業經濟。五月初在日本考察時，李技正向我提出請求，要我陪同他一起拜訪一位台灣在日本的學人戴國煇先生，並說明戴先生有台獨嫌疑，係列名政府黑名單的人物。我立即了解李要我一同前去的用意，是有我一同前去，不怕在東京的我政府情治人員向國內打報告，戴上與台獨份子來往的帽子。我欣然同意前往，一同前往的還有陳清治先生。到達戴府，戴教授還邀約了留日的學生，其中有一位是後來任監察委員的殷章甫。在戴府盤桓了一整天，談笑風生，而且無所不談，並無顧忌。於參觀了戴教授的豐富藏書，並享受了一頓戴夫人所烹調的美食後告辭。這是我認識戴教授的開始。 

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們見面機會不多，但彼此神交甚篤。李、戴與我遂成為好友。主要原因是我們那時都自認為是讀書人、知識份子，都有一些讀書人的風骨，也都對國家民族人民有一份使命感。戴教授與我個性尤為接近。戴教授在日本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是在日本皇族學院授課的第一位中國人。我也能讀一點書，兩人都有一點書生氣，潔身自愛，自有主張，不隨流俗，都有強烈的愛國意識與愛國情操。

戴教授在日本求學取得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隨後從事研究工作，及在立教大學任教二十五年，成為著名的歷史學者，前後共有四十年之久，但他仍保有中華民國國籍，持用中華民國護照，自認為是中國人。日本有關方面因敬重其學術成就與為人，幾次請他入日本籍，均為他所婉拒。中華民國政府一度將他列入黑名單，吊銷他的護照，使他成為幾如蕭美琴所說的無國籍的國際遊民，他仍堅持到底，就是不入日本籍，堅持要做一個中國人。據我所知，像他這種堅持要做中國人的，還有一位旅美的馬里蘭大學教授丘宏達，也是始終持用中華民國護照，不入美國籍，要做中國人；而且都是百分之百、無附加條件的中國人，不是「中華民國的中國人」、不是「華人」，也不是「類似中國人」。世界上總有這種特立獨行之士，為人類、為讀書人樹立一個標竿，使人類不至於沈淪，也為讀書人留一粒種子，值得敬佩。戴教授的祖父是當年反日領袖之一，曾因此入獄，故戴教授之節操亦有家傳。我並附帶聲明，我是主張僑居外國的中國人，應該隨個人的意願與環境改入他國籍，並與當地社會融合，忠於他的新國家的。我不贊成雙重，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中共的政策是合理的政策。

戴教授原為農業經濟專家，後改研究歷史，而成為最具有歷史學家資格的歷史學家。他治學嚴謹，言必有據。論人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論事則詳贖始末，窮究真相，態度公正、客觀，而不帶任何意識形態，自然無所謂省籍族群情結。台灣紀錄評論二二八事件之所謂歷史學家及政治家文人多矣，其態度偏頗，捏造與誇大事實，昧於學術良知之所謂著作，實不忍卒讀，令人為學術界感到羞恥。而戴教授與葉芸芸合著的《愛．憎二二八》，則是我信賴的有關二二八記述評論的兩本書之一，另一本書為當時閩台監察使楊亮功之報告。戴教授常對我這個外省人敘述一件慘事：當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是建中學生，親眼目睹鬧事群眾將一外省兒童活活打死，塞入公賣局前面的陰溝裡，群眾之殘酷無理性，令他終身難忘，也終身遠離政治。

正因為他的這種態度與作風，不為台獨人物所諒解，群起指責排斥，他不以為意，堅持一個歷史學家的學術良知，與一個中國讀書人或全人類知識份子的骨氣，直到逝世為止。雖然寂寞，但是成就了一個真讀書人。我為他蓋棺定論：一個中國人與台灣人，一個愛國者與愛鄉者，一個具有完美人格的人，一個具有完美學術良知的歷史學家，可以不朽。

在戴、李，與我成為好友的以後歲月裡，李技正不久便飛黃騰達，青雲直上，最後位登九五，掌握國柄。我們兩人自然為他慶幸，也希望他能為國家、為台灣做一點事，也為中國人、為台灣人爭一口氣，一洗百餘年來的羞辱，乃至亡國之恥。因而對他支持辯護不遺餘力，而李總統亦不忘故舊之情，量才使用，回報我們兩人以政府的適當位置，我們也盡心奉職，以酬公誼私情。

不幸的是，自一九九六年李總統以高票當選第十任總統後，其治國理念與實際行為在我們兩人心目中，逐漸乖離常軌，而且愈離愈遠，竟致背道而馳。其中最不為我們所諒解與容忍的有兩點：第一、使用一切正當的與不正當的手段修改憲法，集大權於總統一身，在民主政治的掩護之下，成為實際的獨裁者，嗜愛誇耀權力，也玩弄權力；第二、積極地推動台獨，並日本軍國主義為餘孽極右派份子緊密掛勾，盡情地侮辱中國與中國人，包括歷史與文化，崇中國世仇日本與日本人，因此而不惜歪曲中國歷史與日本侵略中國及統治台灣的歷史。我們同時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道不同，不相為謀，終於割蓆絕裾而去。

我們兩人此時的處境完全類似民國初年梁啟超之於袁世凱。民國肇建，袁世凱以舊帝國之重臣，夤緣為民國之總統，梁啟超懷抱書生之見，以為中國民主與現代化有望，復興指日可待，興奮之不足，竟組織政黨，親身嘗試政黨政治活動，接受袁世凱之任命，成為內閣閣員，對袁世凱忠誠擁護，不遺餘力。不旋踵即察覺袁氏不僅以不正當手段集大權於總統，專制獨裁，並將帝制自為，乃公開撰文猛烈抨擊，不足，又復暗中鼓動及協助其弟子蔡鍔反袁，遄返雲南起事，自己則潛赴廣西，策劃西南主政者共同舉事，卒有雲南護國之役，舉國響應，遂使袁氏性命隨帝制以俱去，中國則貧弱落後如故，梁氏則以教書終身，顯示了書生天真、幼稚，與無用。

一九九六年戴教授在旅居日本四十年之後，落葉歸根，攜妻帶書，遷回台灣，並接受李總統之任命，擔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屢有有獻替，相處甚得。一日，來考選部訪我，告以近況，談話中對台灣文人政客歪曲台灣歷史，造成政治、社會與文化亂象，甚表不滿，希望與我合作，以公正理性態度，不帶任何族群或其他意識型態，寫一本書，就這些方面及若干人物主張加以剖析，期望對一些偏頗不實，欺騙社會大眾之流行說法與行為有所辨正，也為歷史存真，我欣然同意。不久，我職務變動，隨因癌症動手術，健康受損，事遂擱置。

約在一九九八年，戴教授曾來監察院看我，談及他的近況，告以李總統內受台獨份子，外受日本軍國主義餘孽右翼份子包圍，言行舉止與政策決定明顯向這些方面傾斜，無從進言，有求去之意。我勸其忍耐，暫留現職，或可有機會進言，發生一些平衡作用。若一旦離去，則李總統左右成為清一色天下，更無人進諍言。戴頗以為然。一九九九年初我退休，旋聞戴教授終於辭職離開總統府。這就是中國歷史上隨處可見的一種現象：「遠賢臣，近小人」，其國必敗耳果然，中華民國因之而亡，國民黨因之而潰，台灣社會因之而亂，而黑金亦因之而猖獗，而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中國國民黨的主席竟然變成日本人心目中的台灣系日本人，李總統泰然接受，無一言更正，我們只有無語問蒼天。

二○○○年夏，戴教授與《中國時報》記者夏珍小姐來訪，告以已罹患嚴重肝硬化症，當年共同寫書之約，以我們的健康狀況已不可能，提議由我們兩人口述，夏小姐記錄整理，就李總統過去十二年的心路歷程與實際作為，追究剖析真相及因果關係，並貫串台灣政治社會的一些思想與現象，代替以前的寫書計畫，雖過於簡略，仍可為歷史留一份真實紀錄。我也欣然同意。整個訪談過程均在寒舍進行，由戴教授與夏小姐分別擬出大綱，夏小姐擔任紀錄及撰寫，戴教授弟子陳淑美小姐亦時有參加。主要係戴教授發言，有時自問自答，有時由夏小姐發問，我只是偶做補充說明或答問，間或提些事實經過而已。故本書之成，實是戴教授之貢獻，我則全程陪同進行，稍盡主人之誼。

在進行過程中，幾次因戴教授出國而中輟，但戴教授亟盼這本書在二○○○年十二月能出版，幾次說出希望他能來得及看到本書的出版，我以他的病情並無如此嚴重，未以為意，只是安慰他何致如此，善加調養，必可延壽。不料他終於未能見到本書之刊出，緬懷過去交往及撰寫本書情景，恍如昨日，而已天人永隔，「春蠶到死絲方盡」，戴教授在這本書上吐出了他最後一根絲，同為文人，憶故人，念自身，悲愴無已。

在撰寫書時，我們兩人的健康都已是油燈乾盡的境況，已無精力及能力做周詳的紀述與對李總統、對台灣政治與社會做廣泛而深入的剖析與評價。但戴教授是一位訓練嚴格的歷史學家，仍有其歷史學家撰寫著作的嚴格標準，故出書處處可見其求證詳確與公允的手法，值得讀者仔細地讀，仔細地思考，也希望讀者能得出公正客觀的評價，或許如前所云，可辨正若干社會流行的歪曲歷史與現實的偏頗觀念與現象，存一點真實，也存一點公道。

戴教授要我作序，我遵命寫了，來不及請他指正。他要自己寫書後或跋，內容為李登輝與李光耀的比較，資料已經齊全，構思也已成熟，竟然來不及動筆，只有遺憾歸諸天地了，然而戴教授豈止這一件事遺憾而已。

二○○○年二月於台北寓所

後記

夏珍

認識戴師，其實很早。那一年，才從學校畢業，進入報館，初生之犢，橫衝直撞，在國建會場外，遞上名片，稀里呼嚕一陣採訪，寫了什麼，或沒寫什麼，自己早拋諸腦後。其時，對戴師的學術研究，談不上認識。

直到戴師的若干著作《愛.憎二二八》、《台灣總體相》、《台灣結與中國結》，陸續在台灣出版，生吞活剝地一陣猛啃。那個時節，正逢政府有意為二二八做一總結，威權時期塵封的冤錯假案紛紛出土。歷史，一夕之間成為新聞，台灣史一躍而為「顯學」，自小到大，從未感覺到的「族群認同」，轉而成為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爭議話題。

戴師的著作，填補了學校時期的空白，甚至成為工作上必要的參考。戴師熱切關注台灣的政經社會發展，從學術角度深刻剖析台灣政治社會現象。李登輝總統每一次引起廣泛議論的言談，不論是「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出埃及記」、「新台灣人主義」、「寧靜革命」、「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乃至二○○○年總統大選的變天效應，都是戴師研究的課題。

即使如此，面對這麼些熱得燙手的題目，戴師卻有不從時俗而轉移的執著。甚至在國內為李登輝是否加入過共產黨，各說各話之際，戴師即在日本發表的訪談中，率直引述日本原自衛隊陸將補（相當於陸軍少將）松村邵所寫《中國內戰》一書中所引：「台灣的多數居民，對國民黨的反抗轉化為對日本統治時代的鄉愁（懷舊），一部分青年急速接近共產主義。直到戰爭結束還在日本京都大學學習的李登輝，也是其中一人。他在這一時期加入了共產黨。」戴師不為當道所喜，自可預料。

由於長期滯居日本，戴師與國內的學術界往來似亦並不密切，身處日本，引用史料尺度更寬廣，他嘗言：「我研究左派，不是左派。」如同他說：「李登輝是我研究的對象。」但他的研究在台灣學術圈，卻是寂寞的。舉例而言，戴師的暢銷著作《台灣》（岩波，一九八八。台灣版由魏廷朝翻譯，遠流出版社發行《台灣總體相》），即引起兩端的批評，撰寫《蔣介石祕錄》的古屋奎二，指其忽略國民黨統治積極的一面；而時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的許世楷則指責書中處處稱讚蔣經國，忽略台灣人在民主化運動上所做的自主性鬥爭。戴師對台灣政壇、學術圈，非統即獨，非獨即統的惡習，卻感遺憾，卻從不以為意，更不因此稍改其獨立論學的風格。

總統大選前，應友人之邀，參與一項餐會，戴師亦在座，聊起往事，他側著頭問：「夏小姐，你還記得我嗎？」我訝異著說：「當然。」十數年間，偶有電話採訪，雖是屈指可數，基於戴師每本著作，我幾乎搜羅集全，對戴師卻有愈來愈熟之感，我的訝異是，戴師竟還記得十數年前初出茅廬的小記者。由於餐會上師友眾多，我與戴師並未深談，僅相約改日再敘。

隔不多久，即接到戴師的電話，我們約在天母一家小巧的法國素菜館，午后冬陽暖暖地撒在窗外，我們談得卻是激亢的政局，話題圍繞著李登輝和國民黨。當時，已故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鍾之子徐淵濤出了一本書批判李登輝，並敘述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經過，總統府當然斥為一派胡言。戴師卻如資料庫般，一樁樁細數他所熟悉的資料以及舊日歲月種種，我如同拾獲至寶般，拿起筆來猛記。餐後，戴師坐著我的破車上陽明山授課，兩人談得興味盎然，意猶未盡，約定不定期見面聊天。

就這麼，總統大選前後一年左右的時間，隔段時間，我們總會聚聚，大半時候在公館一家泰國料理店，吃得簡單，談得豐富。我問他，為什麼不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戴師笑著談他的大計畫，包括四大冊的台灣史，從殖民時代以至於李登輝時代。最重要的是，他要從歷史的角度，為李登輝時代做個總結：肯定其推動民主之努力和用心，批判他錯誤的歷史觀，造成族群裂痕的擴大。

四十歲不到的我，對老一輩經歷過的苦難歲月，總覺得應有體諒理解之情，因為歷史悲劇造成的代溝，還能多說什麼呢？戴師卻不同意，他認為，可以理解，但必須導正，畢竟李登輝的時代過去了，下一代的人還要過下去。戴師的嚴正，讓我沈默了，也開始反省，是否應該調整鄉愿和逃避的態度，正視台灣內部統獨兩端歷史詮釋的巨大差異。歷史是延續的，不可能有斷層，每一個環節的事實，都不能故意被扭曲。

幾次談話後，戴師提到了王作榮院長，說想和他出一本合集，因為他們的出身背景，代表戰亂時代的兩個族群，因緣際會，李登輝曾經是他們共同的朋友，從他們的經歷，或更能從大時代的背景，了解李登輝，和李登輝政策路線的起源與是非。我一聽，擊掌叫好。戴師立刻笑著問：「夏小姐，請你來幫忙，可以嗎？」沒有考慮地，我點頭應允。

戴師起始動念得很早，我則概略列了若干題綱，但一直未有進度。直到總統大選過後，政黨輪替，政局丕變，戴師說，是時候了。和王院長連絡，院長同樣想都沒想，就說好。戴師也更細密地列出他的題綱，做對談的參考。

對談從七月上旬，一直進行到十一月下旬，在院長家，兩老盡情說話，我則埋首記錄，通常都是從早上九時三十分談到十二時左右，然後，一塊到樓下簡餐店吃飯，繼續未盡的話題；正事談李登輝，閒聊談陳水扁，很是暢快。由於我平日新聞工作繁鎖，夜眠時間極晚，早上赴會記錄，經常累得腰酸背痛，兩老神采奕奕、淋漓盡致地談往事，論新局，我卻不時地捶背挺腰，頗讓兩老見笑。這個時候，院長就會體貼地主動暫停，要我們喝茶吃點心。

戴師因為有大病開刀的病歷，聊著聊著，常常不時感慨自己的身體看要不行，院長同樣也曾動過大刀，就老是提醒戴師不能太勞累，得多注意保養。我只顧著捶自己的腰，從不以為意。

對談結束後，就是文稿整理的工作，院長和戴師都花很大工夫，進行校正與修補。元月初，戴師修改前四章之後，來電催促我趕緊寄後二章去，我二日以快遞寄出，不意五日下午接到同事來電，告訴我師母急著找我，才知戴師竟已昏迷住進台大加護病房。再隔四日，戴師竟已病逝，連完整的初稿都來不及看，原訂要親自書寫的〈李登輝與李光耀----代後記〉亦未及完成。

一卷悲吟墨尚新，當時恩怨未成塵。一邊整理著戴師對李登輝時代的褒貶評價，一邊回憶著我和戴師的對話。猶記初談時，戴師對落字針貶頗見躊躇，我反問他：「您還有何顧忌呢？」待得草稿初成，戴師毫不隱諱地直言，換成我猶疑了，再問他：「您確定要這麼談嗎？」戴師笑我：「難道當記者還怕權力者嗎？」文稿整理停當，寄交出版社當晚，戴師辭世，痛悔莫名，思及戴師過世前，仍如此敬謹地面對他的每一辭、每一句，後輩晚生，粗率如我，唯留憾恨而已。

一九一九年出生於湖北省漢川縣西王家村。一九四三年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畢業。一九四九年取得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文學碩士，並選修博士課程。一九五九年取得范登堡大學碩士學位，任職於行政院美援會。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九年，擔任台灣大學教授；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擔任東吳大學教授；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三年，擔任文化大學教授、主任、所長。一九六四年開始擔任《中國時報》主筆，一九七八年開始擔任《工商時報》主筆。一九八四年任考試委員，一九九○年任考選部長，一九九六年任監察院長，並於一九九九年退休，潛心著述。主要著作包括：《王作榮全集》十冊（時報文化出版）、《壯志未酬》、《真話》、《與登輝老友話家常》、《也是沉淪與提升》、《為台灣補上一堂經濟課》（以上五書皆於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