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過招

迎接大和解時代的到來

施明德

二十世紀已經過去了，人類正歡欣鼓舞地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來臨；然而，在這個新舊世紀交替的時空系絡下，我的心中常常為一個問題所盤據著，那就是：「二十世紀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世紀？」換言之，「二十世紀的主流行為、主流價值究竟是什麼？」。我認為唯有先了解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夠真正地邁向未來，在走入新世紀時，才能夠做出應該有的調整，或是應該有的努力。

歷經好幾年的思索，我認為二十世紀至少有三個主流行為，或可說是主流價值：第一個就是「戰爭」，其次則是「科技」，而第三個則是「民主化」；從整個人類文明史的宏觀角度看來，二十世紀的人類在這三點上的發展可說是最為突出的，堪稱「世紀之最」。

首先就「戰爭」而論，依據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的統計，在這一百年間因戰爭而死亡的人數高達一億八千七百多萬人（出自《極端的年代》）。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這一百年間因戰爭而死亡的人數，可能遠遠超過人類有史以來因戰爭而死亡的人口總和。而戰爭的影響，並不僅止於它進行當下時所產生的種種罪惡，以及實際上可感知的斷垣殘壁而已；戰爭的殘酷導致了對人性的扭曲，同時也影響國家的制度與社會的結構；即便是在戰爭結束後，國家、社會乃至於人民，均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來撫平傷口，使其生活恢復常態。

「戰爭」之所以在二十世紀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原因，與我所提出的第二個命題相關，亦即「科技」的發展。科技與戰爭的配合，從而發展出的嶄新武器使得戰爭可以成為一種對人類全面性、整體性的殺戮。當然，科技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並非全然負面，這一百年來科技的發展，使得人類的生活在食衣住行各方面上均更加便利，我們可以說，大部分已開發國家的人民在生活上的享受可能遠勝於古代帝王將相。但相對於科技的裨益，「科技的傲慢」隨之出現：除了用於戰爭的殺戮外，人類對科技的濫用造成大自然史無前例的破壞，依據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九日的《牛頓雜誌》的報導，在一九○○年代，每年從地球上消失的物種只有一種，到一九五○年是六種，到一九七五年是四百種，到一九九○年已有一萬種，但到了一九九七年，每年所消失的物種已高達五萬種，而諸如空氣、水、土地的污染及臭氧層的破壞……等等，我們可以確信這一百年中，科技的濫用對地球生態的蹂躪與傷害，遠遠超過有史以來的總合。

第三，則是「民主化」。在二十世紀初，真正實行民主的國家在全球國家中屈指可數，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大多數的國家，甚至包括台灣，都趕上了這輛民主化的列車。民主化風潮的蔓延與吹拂，在二十世紀達到巔峰，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均為民主國家，過往的帝國已不復見，而獨裁政權則成為少數的例外。

就我們台灣內部而言，在這一百年當中，特別是這五十年來，在許多方面，我們的經歷是比其他國家更為深刻的。比方說戰爭，我們同樣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著在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占領台灣，我們又面對了二二八這種「暴政、抗暴、鎮暴」的悲劇，從而開啟了台灣內部族群的對立；其後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正式來台，又展開了白色恐怖的統治，以及長達三十多年的戒嚴令。因此，戰爭的影響以及獨裁的統治，使得台灣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嚴重地撕裂；而即使是在戒嚴令已解除的今日，我認為仍然有許多人處於一種「後枷鎖」的時代中，而這點尤其在以邏輯進行思考的高級知識份子，以及實際在政治舞台上進行對抗的政治菁英上。換言之，雖然戒嚴令的枷鎖已經解除，但他們仍然處於一種仇恨、對立的心態之中。這種心態對台灣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即使是在台灣逐步民主化的進程中，它仍然持續地撕裂著人與人應有的互信與關懷，而把政治上的對立轉化為對個人與族群的猜忌、仇恨、醜化與排斥。

對於這點，我深深地了解到，如果內部族群的仇恨無法化解，所影響的，將不僅僅是台灣社會的安定、台灣主體性以及其主權的穩固，它更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吞併台灣的正當化藉口。因此當在我在一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獄時，媒體問我在坐了二十五年的牢後，最想對外界說的話是什麼？我的回答很簡單，那就是「我想對全世界所有為真理、為理想受苦受難的人說一句話：『忍耐是不夠的，必須寬恕』。」這句話同時也正是針對如何使得台灣人民從戰爭、戒嚴令的影響下，真正地解放出來所做的回答，而我也以身作則、腳踏實地在這個方向努力。所以，我在擔任民進黨主席時，提倡「大和解」的政策，雖然這個政策使得我在民進黨內部、獨派人士之中受到很大的質疑、挑戰，甚或羞辱，但是我深刻地了解到，唯有「大和解」才真正可以說是身為一個台灣人民，或說是身為一個真正的台灣獨立運動者所應該有的態度：如果我們不能把台灣內部兩千三百萬人融和起來，不能夠畫一個圈圈將對方包容在內、而非排除在外的話，那麼我們根本無法面對中國的挑戰，也無法解決台灣社會內部的碰撞，遑論在國際社會中捍衛台灣主權。

我想，在近十年中影響台灣政治局勢非常重要的因素，確確實實地就是我在擔任民進黨主席時，與郁慕明先生、周荃女士、陳葵淼先生及趙少康先生等所喝的「大和解咖啡」：它改變了台灣的政黨關係。我們知道在台灣的政治光譜上，民進黨是居左，新黨是居右，而國民黨則居中，這樣的政治生態使得國民黨能夠左右逢源，立於不敗之地；「大和解咖啡」後所產生的，是一種在民進黨、國民黨與新黨之間新的三角關係，從而能夠使得政黨不再拘泥於意識型態上的糾葛，而能在各個單一議題上進行各種可能的合作關係。這樣的三角關係也是日後導致國民黨政權崩潰的主要原因，例如第一次的台北市長選舉，或是這次的總統大選，都可以說是這種三邊關係產生作用的結果。

「大和解」對台灣政治版圖所造成的影響是深遠的，但是它最主要的作用仍然在於族群關係上：我們終於開始走出那種因意識型態不同而相互仇視的困局－－這句話並不僅僅只是一個單純的陳述而已，它所牽涉的是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民主的精神是什麼？」乃至於一個更深層的反省：「從二十世紀走到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我想，它們的答案是相同的，那就是「關懷（愛）、包容與寬恕」。我們看到二十世紀的三種主流行為當中，戰爭的殘忍、科技的傲慢為人類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這些負面影響恰好正需要民主化的精髓「關懷（愛）、包容與寬恕」來加以化解。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在統獨立場上南轅北轍的慕明兄，和我能夠相互對話的原因。我是一個非常堅定的、而且也仍將持續是一個台灣獨立的運動者，而慕明兄則認為日後兩岸必將統一，而這種意識型態差異之所以不妨礙我們對話的原因，則是因為我們也有著相同的堅持，那就是對人道主義的關懷、對弱勢者的關懷，以及對民主制度的尊重與捍衛——我想，意識型態的衝突是必然存在的，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我們生存的空間裡、在民主制度之下，能夠讓各種不同的意見、聲音並存，並以和平的、現代化的程序來處理這些差異性。雖然郁慕明先生與我在國民黨戒嚴時期裡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而至今我們仍然有些主張上的歧異，但在台灣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我們共同都體認到「和解」是未來台灣生存必要的條件。所以我很高興看到他寫這本書，也樂於為他作序。

台灣有著淒涼的過去，當前她仍然面對著許多困難，但我堅信台灣的未來是光明的，而這光明的未來有賴於居住於台灣島上命運共同的兩千三百萬人彼此努力：無論你的政治立場是統或獨，每個人都必須而且應該相互關懷、相互包容、相互寬恕；換言之，就是以真正民主所內蘊的價值將台灣內部人與人間被撕裂的關係重新融和起來。我相信，在揮別二十世紀，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旅程裡，我們的行囊裡可以空無一物，然而不可或缺的，就是「關懷（愛）、包容以及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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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慕明 

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我接到高希均兄的電話。希均兄希望我將從政經歷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由天下出版。這本書就是這樣產生的。

在中國人的看法，總認為英雄好漢若是受了什麼委屈，那就該「打落牙齒和血吞」；至於有什麼得意之事，更不會四處張揚。總之，公道自在人心，不必多說。我很欣賞這種作風，過去從政時也多居於幕後，不搶著出風頭；有人因此說我是「謀略家」，罵我的人就乾脆說我善搞權謀。這樣做麻煩不少，但我仍然長期保持沈默。既然如此，又為什麼答應希均兄的邀請，完成這本書呢？

話要由近二年前的八十七年一月，希均兄對我說的一句話談起。當時，我仍為立法委員，並擔任清流文教協會的理事長；而時值所謂新黨內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我正承受著來自四面八方的指責和壓力。新黨在國父紀念館舉辦了一場紀念經國先生逝世十週年攝影展覽，我以主辦人的身分到場處理各方面的事務。我在會場碰見與會的希均兄，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平時又多承希均兄的指教，因此一見到他，我就向前打招呼。豈知希均兄卻劈頭痛斥：「你們在搞什麼？新黨這樣會被你們搞垮的！」希均兄的一句話，讓我感受椎心之痛，但我當時什麼也沒有說，只是連連道歉。希均兄也沒有再說什麼，只是自此近三年的時間，我們沒有再連絡過。

為什麼希均兄的一句話，讓我感觸如此之深？我是新黨的創黨人之一，對新黨有著深厚的感情，新黨遭逢巨變，我當然要盡全力維護她，毀譽在所不惜。而和我相知已久的希均兄竟然都說出了如此重話，可以想見一般人對我們的誤解已經到了什麼程度。我自認為為了國家、為了團體，有打死不退的個性，再怎麼兇險的鬥爭也不看在眼裡，但被人指指點點說成是個搞私鬥的權謀家，那我怎麼也受不了。尤其是好朋友如希均兄都抱持這樣的看法時，那更令我無法忍受。老實說，那時我已萌生退志，不想再從政了。後來，新黨在嚴重的內鬨陰影下參與第四屆立委選舉，多少人和我談，在桃園縣恐怕新黨只能保住一席，意思是要我「自求多福」，但我都不答應，堅持「兩上或兩下」，堅持完全配票，那時我確實是有以此明志的意念，希望求仁得仁。

那一年立委選舉我落選了，之後我轉而從商，不再過問政治。就這樣近三年過去了，忽然接到希均兄要約寫書的電話，我心裡非常的高興。希均兄的邀約，應該代表著過去的誤解有些許已經獲得澄清，我在希均兄的心目中，應該還是一個可以交的朋友，一名值得信賴的政治人物，所以他才會要我談談從政的點滴。特別是經過了五年，我在立法院質詢的兩岸密使案得到完全的證實，相信這一點也是希均兄重拾對我的信任的重要轉折吧！我覺得，過去有些人對我的誤解，就我個人而言，或許永遠也沒有公開解釋的必要；像希均兄這樣的好朋友願意重新伸出友誼之手，就是我最好的安慰。但是，看到如今新黨風雨飄搖的處境，我真是痛心不已。這讓我產生了新的想法：倘若我過去和新黨的朋友們一起奮鬥的經歷，能供新黨參考，帶給新黨一些幫助，則我又有什麼理由繼續沈默下去？我是一名「新黨老兵」，老兵不死，更不願他所奉獻過的黨就此消亡，所以，我決定打破沈默。

本書所談，是以我和政壇上各黨各派人士交往的情形為主軸，將我曾經親身參與的政治事件的真相，盡我所知忠實地記錄下來。書中也有我對交往過的政治人物的評價。坊間這類書籍出版頗多，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就同一事件，將其他人的說法和本書「郁版」的說法對照看一看，或許能對過去十年間發生過的事件有更完整的認識。

台灣現在正面臨空前的困難，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半世紀以來，頭一遭在經濟上碰到了麻煩，這是危及我們生存命脈的重大危機。但是，就我的觀察，各黨各派的政治人物卻仍然汲汲於競逐權力，高談闊論而言不及義，「用口水多過用腦汁」。我在社會上、商界接觸到的人士，都在擔心台灣正逐漸「菲律賓化」，將五十多年的努力成果毀於一旦。本書出版的時候，正有新黨的朋友勸我再度參選立委，盡一己的力量，阻止台灣的沈淪。對我來說，這等於是讓我再度投身是非之中，我為之掙扎不已。我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但總覺得自己對這個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有一份責任；另一方面，過去從政的經歷，又讓我深刻體認當中的險惡。這是困難的決定。

本書能夠完成，必須要感謝蕭衡倩女士和羊曉東先生，他們兩位是資深優秀的政治記者，曾經長期採訪我的新聞，大家因此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謝謝他們為我寫下這麼多豐富生動的政治故事。對天下文化的編輯女士先生們，以及希均兄促成本書的美意，我也深表謝意。

郁慕明 作者
生於一九一八年，上海人。一九四八年隨父親來台。 國防醫學院學士、碩士，美國加州大學博士進修。一九七八年當選十大傑出青年。一九七九年當選台北市議員，展開二十年從政生涯，歷任兩屆台北市議員、三屆立法委員。一九九一年八月，與趙少康等人成立新黨，國民黨正式分裂，引發一股熱烈的新黨效應。 一九九八年參選第四屆立委失敗，淡出政壇，轉換事業跑道，成立「亞洲醫藥網」。二○○一年四月，發表「與其痛心，不如痛下決心」，宣布復出政壇，加入年底立委選戰。
羊曉東 作者
一九六三年生於台北縣，父親來自上海，女兒在美國出生，兒子在台北市長大。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大眾傳播碩士。曾任《中國時報》政治組記者、撰述委員、市政組副主任，先後採訪市政、軍事、國會及政黨等新聞。 現任《中國時報》專題策劃組副主任、世新大學新聞系講師。著有《馬英九----人生長跑》。
蕭衡倩 作者
一九六二年生於台北市，祖籍湖南祈陽。 畢業於政大歷史系、政大新聞研究所。一九八八年進入《聯合晚報》服務，曾任政治組黨政、國會召集人，現任《聯合晚報》政治組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