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時光機
西爾吉克
這是美國加州聖克拉拉(Santa Clara)谷地的四月,正是個改變世界的好時間。
1973年一個深夜,一小群人聚集在電子工程師撒克(Charles P. Thacker)的辦公室。該房間位於一棟低矮建築物的底層,建築物本身則座落在聖克魯玆(Santa Cruz)山脈山脊旁的緩坡上。牧場與杏樹覆蓋著一邊的山丘,蔓生的工業實驗中心與研究機構則點綴著另一面,這座山脊本身,似乎也像是個分水嶺,分隔了這一帶過去的農業歷史與高科技的未來。撒克實驗室所在的這棟建築,與另外兩棟位於半英里外山谷中的樓舍,構成了全錄公司的帕洛奧圖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簡稱為PARC。
這些人是為了一台電腦的誕生而聚集的。若是在今天,這樣的事件無可避免會伴隨著人群、旗幟、音樂、致詞、三樓高的戶外螢幕多媒體呈現、記者會、媒體導覽,與所有重要雜誌上充滿讚嘆的封面故事。更不用說財富的氣息,還有這個社會赤裸裸的科技欲望,渴求著任何保證帶來更聰明、快速,與光明未來的承諾。
但這一切都不存在於1973年那個深夜。這真是遺憾,因為正是這部撒克將揭露給同事認識的機器,開啟了今日追求現代化的狂潮。
這裡沒有銅臭味,只有臭氧與焊接劑刺鼻的味道。所有在場的人在加入PARC時,也都不曾有過發財的念頭。全錄給他們的待遇不錯,比其他能力相當的科學家或工程師還高了一兩級。不過今日大家印象中那種身價百萬的高科技新貴,是他們當時做夢也沒想過。相反地,他們被吸引到PARC的原因,是開疆拓土的豪情。其中一人多年後說,那就好像在一片初雪,留下第一個足跡的清純樂趣。
撒克正在檢查機器上最後的幾個電路連結,他的雪茄在一旁悶燒著。他三十歲、中等身高,有結實的身材,額前像雨蓬般的一頭亂髮遮著他的精明目光。在這群年輕的博士中,撒克卻只有物理學士的學歷,只是這些博士在工程問題上,對他的尊敬仍是顯而易見。撒克的天賦已曾讓他在過去兩部劃時代大型電腦的設計建造中,擔任不可或缺的一員。而這些豐功偉業,更贏得了在場眾人對他的無上推崇;他們稱撒克「工程師中的工程師」。
撒克的設計簡單又節約,不會自我中心地糟蹋其他專業夥伴的卓越貢獻。他更誓言與他稱為「肥大主義」(biggerism)的設計毛病為敵。沒有人能在撒克的設計圖中,找到一個放錯位置的邏輯閘(logic gate)或接地線。他也監督同事的工作,以確保他們符合同樣的嚴格標準。在撒克工作的PARC電腦科學實驗室中,如果有任何工程師提出可疑或不可靠的構想,可能才說到一半,就會被一聲晴天霹靂的「狗屎!」擋下。在PARC多的是驕傲自大與自以為是,但大家都同意的事是,如果撒克宣布你的構想是「狗屎」,你最好還是閉嘴,而且開始把那個構想從腦海中剷除。
理所當然,當PARC的科學家在1972年構思出一種革命性的數位機器時,他們即仰賴撒克把這個構想轉化成電路設計。在驚人的短短數月間,撒克與他親手挑選的團隊建造出了一部機器,超越了任何曾經運轉過的電腦擁有的特性。
奧圖電腦的特性
這部電腦最引人注目的特性是人性化的大小。在當時,典型的電腦約為兩三台冰箱並排的大小,而且還要額外連接許多特定功能的硬體。然而這部「奧圖電腦」(Alto)不但本身設備齊全,而且體積還小到能推到桌子下,讓你不小心撞到小腿。
奧圖電腦是互動式的,也就是能立即回應使用者的要求。那個時代的電腦,只能透過又慢又難用的打孔卡片或電傳打字機與使用者間接溝通,連一次單純的查詢回應,都需要好幾天才能完成。這種操作方式就像用摩斯電碼維持緊急對話一樣不便。然而奧圖電腦是透過一台電視螢幕與使用者溝通。只要在鍵盤鍵入文字或用電子裝置畫圖,即可在十億分之一秒內在螢幕上看見。
還有一件事:每台奧圖電腦都是為了服務一個人而設計的,這是革命性的概念。當時的電腦使用者,向來都是與其他數百個使用者共同分享大學主機電腦的寶貴資源。有了奧圖電腦,就再也不用排隊等待輪流執行自己的程式。凱伊(Alan Kay)是PARC科學家,也是該機器的主要構思者之一,套用他最先提出的辭彙,奧圖的設計是要成為一部「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
這些設計特性,每一項都違背了當時電腦界公認的見解。當時的觀念是:電腦會很巨大,因為硬體迴路占據空間;電腦很緩慢,因為要同時服務數十位或數百位使用者;電腦必須分享,因為數位科技是很昂貴的,成本必須分攤給同一部電腦的許多使用者。這種思維,就像航空公司把飛機與燃料成本,分散在波音747一次搭載的三百名旅客身上。一人一部電腦?這對當代設計者簡直是暴殄天物。支援一個使用者需要的記憶體成本就將近一萬美元。這麼浪費的做法,就像是給從波士頓到舊金山的旅客每人一架專機。
但對撒克與他的同事而言,這種看法錯過了重點。奧圖電腦針對的不是當代,而是未來。誠然當時的電腦記憶體的確貴的嚇人,但每週價格都在下跌。依照它價格下跌的速率,1973年值一萬美元的記憶體,到了1983年就只要三十美元。PARC設立的初衷就是要讓它的老闆領先未來十年。他們甚至發明了一句話來詮釋這個概念。他們說,奧圖電腦是一部「時光機」。
餅乾怪獸
在奧圖電腦的設計階段,撒克花了許多心力縮減硬體體積,同時還要保有足夠的記憶體與運算力,讓電腦在執行複雜軟體時,還能保持顯示器正常運作。為了追求效率,他從工程學各個冷僻角落挖出各種竅門捷徑。例如他在許多地方,用小型軟體程式微碼(microcode)替代會增加體積、降低系統速度的固線迴路(hard-wired circuits)。他拋棄電路板,大幅縮減設計中的肥大部分,就像從熱氣球丟出沙袋,以升高寶貴的一英尺。他知道他的設計很精簡,只是不確定是否管用。現在,答案終將揭曉。
當時奧圖電腦的作業軟體尚未寫出,所以它的控制元件暫時先放在一部稱為Nova的商用小型電腦中,再用纜線連到奧圖電腦背部的控制板,奧圖電腦像個接著人工呼吸器的昏迷病人。實驗室一些成員把幾個「芝麻街」(Sesame Street)的「餅乾怪獸」(Cookie Monster)圖形轉成0與1的數位序列,做出一種動畫測試模式。撒克打開幾個開關,訊號就從Nova電腦透過纜線傳入奧圖電腦的處理器與記憶體中,在那被轉錄成奧圖電腦的機械指令,控制顯示器上五十萬個像素(pixel)哪個亮、哪個不亮;如果一切運作正常,這些程序最後會在螢幕白色的背景中,產生出一系列黑色測試圖像。
當螢幕開始閃動,像是要活過來,每個人的眼睛都緊盯著它。突然間,圖形出現了。這群人呆呆望著一隻毛茸茸又凸眼睛的餅乾怪獸看著他們。它咧嘴傻笑,在螢幕上不斷移動,一手拿著字母C,一手拿著一塊餅乾。
這個影像與它背後所代表的科技力量呈現荒謬的對比。不過這不重要。圖形訊息本身不是重點,就如同讓世界徹底改觀的電話在百年前第一次測試時,說的話也不過就是:「華森,過來。我要見你。」
這群人知道,如同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電話發明人)說的話是用一種全新方式以電子脈衝從一地發射至另一地,餅乾怪獸也同樣是以全新的力量被畫在螢光幕上。
它不是用手畫的,而是透過一連串代表數位訊號的電子脈衝映射(map)到記憶體晶片中,再被解讀成為活動影像。
撒克的興奮是無可言喻的。他知道他不只創造了一個新奇玩意,他們可是把電腦縮至人性化的大小,這將重塑它未來永恆的命運。那個傻呼呼在螢幕上大嚼特嚼的傢伙,僅是預示了這項科技在未來十幾二、三十年後對人們的意義;但大方向卻已確定。他們就好像從懸崖踏進一片虛空,落在一個新世界,證明了時光旅行,畢竟成真。
PARC的時代意義
1973年,那些日後因個人電腦的來臨而崛起的公司與人物都還矇懂未覺。IBM還在賣電動打字機,微軟的蓋茲還是剛進哈佛大學的新鮮人,至於創辦蘋果的賈伯斯(Steven Jobs),還是個在印度流浪尋找禪學大師的大學輟學生。
但奧圖電腦誕生了。它簡約而強大,小到可以塞到桌下,簡單到連小孩都會用。它是世界上真正第一部個人電腦,領先當代十年。在1973 PARC的概念開花結果後,要等到一九八○年代,這個概念才首度由IBM個人電腦與蘋果麥金塔成功商業化。
這種模式幾乎成為這座催生奧圖電腦的研究中心的運作常態。PARC組合了史上曾一起工作過最卓越的電腦研發團隊。在這裡締造工程研發的豐功偉業,就像是在開闊田野上長出雛菊一樣平常。PARC科學家開拓的科技替今日許多最令人振奮的發明奠下基礎,他們是電腦精英間的傳奇人物,卻不見聞於一般大眾。今日,美國與世界捲入了空前的科技狂熱;但很少人知道,多數推動這股狂潮的力量,都是在PARC發明、提升、或臻於完美的。
在PARC創立之初,人們對電腦的看法與今日全然不同。當時的電腦簡直是難用的氣人。它們是專業工程師與設計師的工具,而這班人又像十分自豪於能夠把電腦造得像古希臘神諭一樣難解駭人(畢竟正是如此,才能給這票工程師與設計師如此獨特的地位)。
PARC的科學家改變了一切。他們推行的信念是,電腦必須服務使用者,而不是讓人來服侍。它的操作必須簡單而直覺,即使有驚人的速度,也須以人類的速度與措詞和使用者溝通。這群科學家決心要馴服電腦,如同人類祖先馴服野狗,並教它打獵看家一樣。
在一個電腦科學處於十字路口,前程一片未知的關鍵時刻,他們把電腦從超級計算機,轉變成今日圖像式溝通的大觀園。在PARC這群科學家聚集之初,電腦在現代生活的角色都還在未定之天,是他們為未來繪出了方向。
今日,每當你在圖示上按一下滑鼠,或在電腦螢幕上打開重疊視窗,你就在使用PARC的科技。在用文書處理器製作文件時,你的文字能傳到顯示器,也是透過PARC發明的軟體。讓字體變大變小,或把原始的打字機字體換成Braggadocio或Gothic字形,這都是PARC發明的科技。敲個鍵,就能透過纜線或紅外線把完稿文件快速傳送到雷射印表機的方法,也是PARC發明的。甚至雷射印表機本身都是。
遨遊網路、傳電子郵件給同事、在配備觸控螢幕的自動提款機查詢你的銀行帳戶、在電視氣象預報員的動畫地圖追蹤颱風行進路線:這些今日不可或缺的科技,也都是奠基在PARC開發的科技。那裡也是立體電腦動畫的發源地,是這些科技,賦予了「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的恐龍與「玩具總動員」(Toy Story)的玩具生動的生命。今日桌上型的電腦世界中,PARC科技有多普遍呢? 1998年蘋果控告微軟,驃竊了麥金塔電腦圖像式顯示的「外觀與感覺」(look and feel)用在視窗系統(Windows)上。蓋茲的答辯,一言以蔽之就是,他們兩家公司的軟體介面特色都是從全錄偷來的。
成功因素匯集
PARC是史上最不尋常而多產的研究機構之一。不過它設置的原意,卻相對平實地,只是做為全錄新併購一家電腦子公司的研究室。它如何在一九七○年代初期突破這些限制,轉變成一種更像國家資源的機構,是它獨特奧祕的一部分。有四個要素對PARC爆炸性的創造力貢獻最著。第一是全錄的資金,當時全錄幾乎壟斷了辦公室影印機市場,所以它提供了似乎無限的資金挹注。第二是當時的頂尖研究人才供過於求。越戰的花費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削減了政府研究預算的支出,而全國性的不景氣,也對企業界的研究產生了同樣效應。全錄,是當時少數能出得起價錢,聘請最優秀科學家與工程師的企業。
第三個要素,是電腦科技正處於歷史轉折點。大型主機與分時系統的舊結構都已達到傳統科技的極限,而新科技則剛要登場。例如,半導體記憶體(semiconductor memory)在速度與預算提供了大躍進,而積體電路(IC, integrated circuit)則讓最高瞻遠矚的科學夢想家首度能構築他們的夢想。電腦科學能在那麼短時間內,以大步邁進的方式了解那麼多事,確是空前。PARC的知識溫床,是世上少數幾個能運用這麼有創意的智慧,實現這些夢想的地方。
最後一個要素是管理。創辦PARC的人有足夠的經驗知道,獲得最佳研究的唯一方法,就是聘請能找到的最佳研究人才,而且不用命令、指示、或時限來約束他們。大體上,PARC的電腦工程師不必理會公司命令,或替全錄改良現有產品。他們有與此全然不同的任務:帶領公司,進入全新與未知的領域。
從神話回歸歷史
諷刺的是,故事的發展,證明了全錄只願偶爾採納他們的研究。PARC歷史最廣為人知的一部分是,它的成果受到母公司冷落,然後為別人賺進了數十億美元。某個程度上這是真的。這些科學家自由奔放的創造力,及思想與行為上的奇怪習慣,挑起了他們與遲鈍的母公司間的無情衝突。全錄管理階層雖然在原則上決心要進入數位世界,但實際上,又要肩負影印機的行銷(無法同時兩面兼顧)。在面對PRAC的成果時,他們一開始感到困惑,接著是不安,最後則變得充滿敵意。因為全錄從未全然了解PARC科技的潛在價值,它在新市場的門檻裹足不前,而它的對手們(包括龐大笨拙的IBM)則迅速超越進入了電腦世紀。
但這層關係太容易、也時常被簡單化了。傳奇成了神話,而神話成了諷刺,並很快成了一種不明就裡的成見。今天PARC依然是非常方便的棍子,可用來責打所有大企業(尤其是全錄)的短視浪費,以及各式各樣純粹想像出來的罪狀。例如本書寫作之前,一家主要商業報刊即告訴它的讀者:全錄對PARC非常冷漠,「甚至沒有為PARC的發明申請專利」。這種報導準會讓常駐在PARC的專利律師團大吃一驚,更不要說是曾任職於該中心的科學家,他們辦公室的牆上還掛著刻有專利封面的褒揚獎牌(就如同大多數的公司雇員,專利權依然是屬於雇主的)。另一家商業報刊權威地寫著,奧圖電腦「不是成功的商業產品」。事實上,奧圖電腦的設計在一開始就僅是研究用的原型機――就像水星太空艙(Mercury space capsule)一樣,並非一開始就預定要推銷成商業產品。
另一則著名的神話是,全錄從未由PARC賺到一毛錢。事實上,全錄僅在雷射印表機這項發明獲得的營收即達數十億美元――回收金額遠超過在PARC投資的許多倍。
當然,全錄原本能更妥善運用PARC在第一個十五年間(這也是本書涵蓋的時間)推出的各式科技。在接下來隨時間推進的章節中,我們會檢視它沒能這麼做的原因。不過,一家公司不論多麼睿智遠見,是否真能那樣自在地主導(遑論獨占)一種科技,本身就是個巨大的問號。在這裡毋庸置疑的是,全錄的確曾召集過一群最具創意的頭腦,提供空前大方的財務支援,而在關鍵時刻,對一個剛萌芽的科技發揮了極大影響力。
本書大體上是一部口述歷史,取材於當時這些事件參與者的說法或回憶。許多人早已轉任其他工作,有些工作還是以他們在PARC的研究為基礎的(而其中有些更是收益頗豐)。然而,幾乎每個人回想起在PARC的那些年,都認為那是他們人生中最令人興奮、最能實現自我的時刻。
應該要強調的是,在這段期間PARC是個有許多面向的地方,它擁抱的不僅是電腦科學,還包括固態物理與材料科學。該研究中心於後兩個學門的大多數成就,因許多理由不在本書記述的範圍。其中之一是,傳統物理不像那時代的電腦科學,提供了能讓人大肆揮灑與成就革命的大量機會。而物理學家也不像搞電腦的那樣熱中於測試公司策略、內部政治、甚至是員工行為的極限。這倒不是要剝奪物理學家在鎂光燈中應有的地位。事實上,在第二個十五年間,PARC有些最令人鼓舞的成果是在該中心物理實驗室達成的,這更是對該中心創辦人卓越眼光的另個見證。但是在PARC成立那幾年,智力的激盪集中於電腦與系統科學實驗室,所以我選擇以它們為重點。
為此,我儘量在可合理達成的範圍內,讓讀者能夠仔細地綜觀PARC:從招募年輕天才的生產陣痛開始,貫穿探索與發現的狂喜年代,最後,它的第一代成員散布開來,把他們的發現帶到世界各地。對於一個不曾親身經歷過這一切的人,實在是難以全面地描繪出這段時間PARC的真實情況。即使是當時深陷於衝突(有時相當粗暴)的人們,也未必對事件有相同的回憶。我的初衷,是把這些回憶組合成互相連貫的歷史,以釐清事件、人物、與科技獨特的風雲際會,是如何催生出歷來最具生產力與創造力的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