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引起討論
在一九七七年回台的四月間，《聯合報》時任總編輯張作錦先生約我吃飯，我們談台灣、大陸、美國，一見如故。在他的引導下我認真地整理了腦中醞釀許久的相關題目，寫成了幾篇文章。那時報紙只有三大張，《聯合報》第二版就刊出了我的系列文章，是不可想像的幸運，也開啟我們深厚的情誼及往後的合作。
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後，回台擔任顧問時，研究室被安排在仁愛路中鋼大樓的台北辦事處，假日週末我常去附近仁愛大樓新學友書局的附設咖啡館寫稿。張作錦總編常來接送我順道取稿，或是派人取稿，在沒有傳真機、手機的年代，常常隔天就能見報，我驚嘆他的高效率。
很年輕的張總編，在報社做事很有魄力，使我印象深刻。他對待作家尤其禮遇，經常熱情接待回國學人。他常宴請這些歸國作家在「大陸西餐廳」用餐，這是當時相當講究的餐廳。他的能力強，人緣好，擴大了《聯合報》在不同領域的人脈網絡，也受到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重用。
在那個有報禁與言論管制的年代，他撰寫的總編文章，總是挑戰言論尺度的上限，也為報社帶來極高的社會關注度，充分表現報人的精神。一直以來從未聽他談過當年的言論自由有受到壓迫，直到近年來，他才說出在《聯合報》總編輯任內，也曾被治安當局約談過。
一九七七年五月，我連續七天在《聯合報》發表「當前經濟觀念」系列文章，第五篇就是廣為人知的〈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引起社會熱烈迴響與討論，在普遍的共鳴之中，也引起了一些爭論。
這個觀念是芝加哥大學傅利曼教授於一九七五年提出，一九七六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其核心經濟思維是環繞著「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這一理念。
那時台灣每人國民所得來到一千三百美元，但社會仍瀰漫著克難精神與貧窮心態─市場要保護、企業要補貼、物價不能漲、稅收不能加、獎勵不能減、政府要施捨，這是當時社會上天經地義的認知。
因此，我希望將自由經濟、使用者付費等觀念推廣給台灣社會。如果我不付錢、不付稅，一定是別人在付錢、在付稅；如果大家現在不付錢、不付稅，那麼我們的子孫一定要付更多的錢、更多的稅。「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即是要每個人認清自己的權利責任和義務，認清自己需付的代價，認清自己應做的努力。這與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傳統觀念大相逕庭。傅利曼教授在一九八一年來台訪問時，語重心長地告訴我：「『白吃午餐』在美國提出時也曾遭到多方詰難。」
在翻成中文的時候，考慮過兩種版本，一個叫「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個叫「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剛好那時我回來在台大商學所教課，班上有十幾個學生，我請學生們投票，看哪個比較好。多數人選了「哪有白吃的午餐」，就用了這個翻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將我的文章集結出版同名文集，這本書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獲《倫敦金融時報》（London Financial Times）舉辦的第一屆亞洲企管著作獎。
這句「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不僅在台灣引起討論，至今常有人引用；十九年後（一九九六年），同名文集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也立刻受到了大陸讀者的注意。次年，我更前往南京大學、上海交大等學府演講，告訴那裡的年輕學子：「在『鐵飯碗』的保障下，更需要推廣這個觀念。無論海峽兩岸，什麼事情都要付出成本，羊毛出在羊身上；追求任何政策目標，不能空開支票，任何政見的兌現都必須付出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