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和《將軍族》

由於長期的政治禁忌，所有左派的書全面禁止，台灣變成一個缺少「左邊眼睛」的社會。如同一個人，有左右雙眼，才能維持平衡，但台灣只有一種平面的世界觀。

那時候，陳映真出獄不久，小說集《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剛剛出版，《將軍族》就被查禁了。

這種消息總是傳得特別快。內行的書店接到出版社通知，就把書從架上拿下來，藏到書櫃後面。有熟識的讀書人來了，就悄悄拿出來，說：「你看看這一本，剛剛被查禁。還剩下這兩本而已。」彷彿在說著「這是海內外最後的兩本孤本了」。你如何禁得起誘惑？

那時我讀台中一中高二。朋友阿豐知道以後，趕緊通知朋友，大家分頭去書店找。台中市的一些大書店都沒有了，後來在一家賣參考書為主的書店裡，竟找到兩本，當然一口氣全買了。書後來果然絕版，直到多年後才解禁。

那小說集的封面是吳耀忠畫的「少年補鞋匠」，暗綠色封面，一個少年眼神專注，衣服襤褸，補著一雙舊舊的，彷彿走過許多路的鞋子。幽暗而憂傷的油畫。

小說最讓我震動的是〈我的弟弟康雄〉，描寫家道中落後，一個理想主義青年的虛無與沉淪，最終走上了絕路。或許因我也曾遭遇到家道中落的悲哀，母親為了違反票據法而入獄數月，我在絕望中壓抑著，不讓同學知道。那壓抑的深深的虛無與悲哀的調子，讓我耽讀再三。

朋友間討論最多的，還是陳映真的小說為什麼被查禁。有人說是因為裡面描寫了向日葵，而這是中共的國花；還有人讀得更細，認為是因為一篇小說內容描寫了一個青年為了不讓鴿子停下來，向空中揮舞著紅色的旗幟。但沒有人說得出確切的原因。

查禁的原因，本身就是禁忌，這就是「禁忌年代」的特徵。「權威」要變成「威權」，就是不容許你問他原因。最後逼得你得猜測他的心思，揣摩他的心思，甚至暗暗討論他的心思，如此才能讓你想得太多，猜疑太多，滿地陰影，最後什麼都不敢做。

這樣就能把「禁忌」的恐懼，極大化，讓它變成一堵無形的圍牆，把你關在裡面。而你還心甘情願的站在裡面，不敢走出來。甚至多年以後，你寫文章時，心中都還在想，這個句子能寫嗎？不是誰誰誰寫了這句子，就被查禁了？你就想：算了，別寫了，以免被查禁。

這個無形的力量，我們叫他「心中的警總」。也就是在心中建立一個無形的警備總部，一種不自覺的「自我檢查」。

然而我終究把他的小說讀了又讀。陳映真細緻的描寫，刻劃台灣社會變遷中的伏沉與憂傷，那種市鎮小知識份子的虛無和無奈，簡直無人能比。

更重要的是，他有思想，有理想主義情懷，卻因為時代的壓抑，有一種淡淡的虛無而憂傷的抒情。當時，做為一個「文青」，我們也都讀了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興的《家變》、《龍天樓》，葉珊的散文集，施叔青的小說《約伯的末裔》等等，一批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但真正讓我感動的，仍是陳映真。他所寫的每一個場景，那抒情的文字中刻劃的麵攤、失落的少年、家道中落的青年、父親故世的「雕塑著成人一般的風景」的青年……彷彿是我們生活的寫照。

多年後，當三、四○年代的文學作品偷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魯迅的小說《吶喊》《徬徨》，才恍然發現：「啊！原來陳映真的老師是魯迅。」

一九八一年左右，因了施善繼的關係，得以在中和陳映真的家中，見到他本人，那時內心之緊張，真不下於如今青少年見到一個偶像。他的渾厚的聲音，高高壯壯的身形，讓我很難和《將軍族》那個蒼白的安那其主義的少年連結起來，而更像是已經走到了《夜行貨車》中的憤怒的壯年。

不久，就因為主編《大地生活》雜誌，而與他有了多一些的交往。所受到的指引和照顧，無論從文學、思想、理論、政治信念等各方面，都受益良多。

一九八二年左右，黨外雜誌在海外的策動下，發起了「台灣意識／中國意識」、批判陳映真的運動。這是由於台獨不能公開說，於是以「台灣意識」為名，批判「大中國意識」。論戰過程中，陳映真被戴上「大中國沙龍主義」的帽子，但他卻太君子，總以為台獨與黨外都是被當政者所壓迫，所以不願意批判，更不齒於扣對方的帽子，反而從階級分析的方法，在理論上，和海外（美國、日本）的台獨論戰。但對手卻非如此，也不管戴陳映真的紅帽子會不會致他於死地，反而以他的中國意識為標的，死命的打。

......有時候我會以為，自己之認同陳映真，十七歲在禁書中看見那個刻劃了理想主義青年的小說家陳映真，會不會是一個決定的瞬間？

摘自《暗夜裡的傳燈人》

數位編輯整理：陳宣妙，陳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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