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布羅克曼
第三種文化囊括了實證(empirical)領域的思想家和科學家。
他們以本身的研究和明白易曉的文字,
正逐步取代傳統知識份子的地位,
向一般人揭示生命的奧祕,
並且重新定義我們是誰、生命是什麼。
過去幾年,美國的知識文化界重心已經轉移,傳統知識份子逐漸由中心改居邊陲。一九五○年代立足於佛洛伊德、馬克思以及現代主義的教育,已不足以應付九○年代一個肯思考的人的需要。
老實說,從某個角度來看,傳統美國知識份子愈來愈反動,往往對當代真正有價值的知識成就一無所知,卻乖張地以無知而自豪。他們不屑提及科學,他們的文化是非實證性的。他們用自己的一套術語,鑽自己的牛角尖,擅長的是對於評論再加以評論,一層一層環繞迴旋,直到真實世界在裡面迷了路為止。
一九五九年,施諾(C. P. Snow,1905-1980,英國作家、物理學家)出版了《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一書,把文人知識份子放在一邊的陣營,科學家放在另一邊的陣營。施諾很詫異,一九三○年代文人知識份子趁著沒人注意,逕稱自己為「知識份子」,就好像沒有其他人存在一樣。這些文人賦與「知識份子」的新定義,把多少科學家排除在外——包括天文學家哈伯(Edwin Hubble,1889-1953,美國人,首先提出實際觀察的證據支持宇宙擴張說)、數學家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匈裔美國人,計算機理論發明人)、調控學家(cyberneticist)韋納(Nobert Wiener,1894-1964,美國人,調控學創始人),以及物理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德裔美國人,一九二一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波耳(Niels Bohr,1885-1962,丹麥人,一九二二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德國人,一九三二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為什麼文人知識份子能成功地篡用知識份子這個稱號呢?首先,是科學界沒能把本身研究所蘊含的深遠影響充分表達出來。其次是,雖然不少卓越的科學家為一般讀者寫了書,其中又以艾丁頓(Arthur Eddington,1882-1944,英國天文物理學家、數學家)、京斯(James Jeans,1877-1946,英國數學家、物理暨天文學家)特別著名;他們的作品卻遭到那些自命為知識份子者的漠視,以致於所提出的觀念,其作為知識財產所應具有的價值與重要性,完全遭到埋沒。因為,在當時居主導地位的雜誌、期刊上,科學還不是寫作的題目。
《兩種文化》的第二版在一九六三年出版,施諾加入了一篇文章〈這兩種文化:再看一眼〉(The Two Cultures: A Second Look)。裡面樂觀地預測一個新的「第三種文化」會出現,會闔上文人知識份子和科學家之間的鴻溝。在施諾的「第三種文化」當中,文人和科學家如果不算推心置腹的朋友,至少願意交談。
我雖然向他借來這個詞,所描述的情景卻跟他的預想不完全相同。文人知識份子此刻並沒有跟科學家溝通意見;科學家正直接跟大眾交流。過去,知識媒體玩一種垂直升降的遊戲:媒體工作者盡量往上寫,提高格調,而教授們盡量向下寫,跟大眾靠近。今天,第三種文化的思想家傾向於避開知識掮客,主動擔起傳播任務,以聰明的讀者可以理解的方式,表達他們最深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