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珍談學運：野百合、太陽花、保釣運動...，每一次都標誌著新世代橫空出世｜《致一個青春民主的時代》

近半世紀以來，台灣曾發生過三次主要的學生運動：保釣運動、野百合學運，以及太陽花學運。每一次學運都標誌著新世代橫空出世，劇烈衝擊當時的社會與政治。

1971年，由於美國、日本私相授受釣魚台列島主權，保衛釣魚台運動轟轟烈烈在香港、台灣、北美等地展開。學生反對美、日帝國主義，質疑國民黨政府保衛領土的誠意，並受左翼思潮影響、帶有社會主義理想色彩。雖然釣魚台主權問題迄今無解，不過，保釣所鼓動的中國民族主義，扭轉了1960年代受美援影響而「全盤西化」的社會風氣，使得1970年代台灣充滿「回歸傳統」的情懷。

那時大陸文革正翻天覆地，人們相信只有寶島台灣能傳承中華文化正統，並做創造性的現代轉化。毓老師的「天德黌舍」擠滿目光炯炯、胸懷大志的青年，「雲門舞集」、「雅音小集」、「漢聲」......也叫好叫座、轟動一時。那個世代篤信「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要把吃苦當作吃補；不過，在晚輩看來，他們幼時雖然貧困，但青壯時期伴隨台灣的經濟起飛成長，有穩定的就業機會，房價尚未飛漲，是享盡好處的嬰兒潮世代。

1978—1979年的鄉土文學論戰、美麗島事件，再度改變了台灣的走向，民主化、本土化的浪潮勢不可擋。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1987年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順著這樣的潮流，解嚴3年後，由於國大代表藉機擴權，野百合學運爆發（1990 ），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在李登輝總統借力使力的策略下，最終結果多如學生所願，學運歡喜落幕。

那是一個相信「明天會更好」的年代，新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性別論述、情欲書寫......，風行一時，新一代的年輕人同時受到左翼文化與自由主義的滋養，兩岸青年一度有強烈共感：大陸發生八九民運時，台灣民眾曾「手牽手，心連心」，從基隆到高雄拉起長長人鏈，隔海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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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六四事件使中國民主化的遠景幻滅（1989），千島湖事件破壞了兩岸互信（1994），李登輝總統也日益展現其對日本文化的孺慕。傳統中華文化及其道德價值被視為國、共兩黨威權的幫凶，在台灣逐漸退流行。另一方面，受到美國逼迫台幣升值的影響，製造業開始外移，台灣經濟榮景不再。

又過了24年，因為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太陽花學運堂堂登場（2014）。

太陽花世代年輕人多在解嚴後出生，自小就活在有網路、手機、社群軟體的世界，是高科技時代的原住民，運用影像比使用文字來得高明熟練。在學校，他們身處於410教改（1994）催生的教育環境中（落實小班小校，消除集體管理主義，尊重個別差異，廣設高中大學......），課本強調台灣主體性，排斥大中華史觀，多元升學制度允許他們發展更廣泛的興趣（文學、戲劇、藝術、運動、廚藝、電玩......）。他們一方面有世界各地千禧世代／Z世代的共通性（自我強烈、自信反骨、熱愛自由、勇於表達、爭取平權），也有屬於台灣文青的特殊性（熟悉日韓流行文化，喜愛小確幸）；只是低薪、高工時的現實環境，壓得他／她們買不起房，結不了婚，不想生孩子。......

當然，世代差異是一種極為粗略、簡化的分類法；每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生命情調選擇，即使同一年齡層也可能有迥然不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但無可否認地，我們也往往把自己成長時代的思想習慣、生活方式看成理所當然，習焉不察，不知不覺在心上留下時代的烙印。

在私領域中，這三個世代對工作的態度、對性、婚姻、家庭的觀念明顯不同。而在統獨、藍綠，乃至能源政策、年金改革、多元成家、廢除死刑等公共議題上，也或多或少都有世代差異。關於兩岸服貿協議的風風雨雨，何嘗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