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立場不過是群體認同的延伸?《善惡》深度解析脆弱的意識型態如何被操控
你是否相信自己的政治立場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選擇?根據《善惡》所引用的心理實驗,事實可能恰好相反。研究顯示,我們的政治信念其實非常容易被操弄與扭曲,甚至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完全相反的立場辯護...
《致一個青春民主的時代》作者李淑珍指出,談到世代差異是一種極為粗略、簡化的分類法;每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生命情調選擇,即使同一年齡層也可能有迥然不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近半世紀以來,台灣曾發生過三次主要的學生運動:保釣運動、野百合學運,以及太陽花學運。每一次學運都標誌著新世代橫空出世,劇烈衝擊當時的社會與政治。
1971年,由於美國、日本私相授受釣魚台列島主權,保衛釣魚台運動轟轟烈烈在香港、台灣、北美等地展開。學生反對美、日帝國主義,質疑國民黨政府保衛領土的誠意,並受左翼思潮影響、帶有社會主義理想色彩。雖然釣魚台主權問題迄今無解,不過,保釣所鼓動的中國民族主義,扭轉了1960年代受美援影響而「全盤西化」的社會風氣,使得1970年代台灣充滿「回歸傳統」的情懷。
那時大陸文革正翻天覆地,人們相信只有寶島台灣能傳承中華文化正統,並做創造性的現代轉化。毓老師的「天德黌舍」擠滿目光炯炯、胸懷大志的青年,「雲門舞集」、「雅音小集」、「漢聲」......也叫好叫座、轟動一時。那個世代篤信「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要把吃苦當作吃補;不過,在晚輩看來,他們幼時雖然貧困,但青壯時期伴隨台灣的經濟起飛成長,有穩定的就業機會,房價尚未飛漲,是享盡好處的嬰兒潮世代。
1978—1979年的鄉土文學論戰、美麗島事件,再度改變了台灣的走向,民主化、本土化的浪潮勢不可擋。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1987年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順著這樣的潮流,解嚴3年後,由於國大代表藉機擴權,野百合學運爆發(1990 ),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在李登輝總統借力使力的策略下,最終結果多如學生所願,學運歡喜落幕。
那是一個相信「明天會更好」的年代,新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性別論述、情欲書寫......,風行一時,新一代的年輕人同時受到左翼文化與自由主義的滋養,兩岸青年一度有強烈共感:大陸發生八九民運時,台灣民眾曾「手牽手,心連心」,從基隆到高雄拉起長長人鏈,隔海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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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六四事件使中國民主化的遠景幻滅(1989),千島湖事件破壞了兩岸互信(1994),李登輝總統也日益展現其對日本文化的孺慕。傳統中華文化及其道德價值被視為國、共兩黨威權的幫凶,在台灣逐漸退流行。另一方面,受到美國逼迫台幣升值的影響,製造業開始外移,台灣經濟榮景不再。
又過了24年,因為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太陽花學運堂堂登場(2014)。
太陽花世代年輕人多在解嚴後出生,自小就活在有網路、手機、社群軟體的世界,是高科技時代的原住民,運用影像比使用文字來得高明熟練。在學校,他們身處於410教改(1994)催生的教育環境中(落實小班小校,消除集體管理主義,尊重個別差異,廣設高中大學......),課本強調台灣主體性,排斥大中華史觀,多元升學制度允許他們發展更廣泛的興趣(文學、戲劇、藝術、運動、廚藝、電玩......)。他們一方面有世界各地千禧世代/Z世代的共通性(自我強烈、自信反骨、熱愛自由、勇於表達、爭取平權),也有屬於台灣文青的特殊性(熟悉日韓流行文化,喜愛小確幸);只是低薪、高工時的現實環境,壓得他/她們買不起房,結不了婚,不想生孩子。......
當然,世代差異是一種極為粗略、簡化的分類法;每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生命情調選擇,即使同一年齡層也可能有迥然不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但無可否認地,我們也往往把自己成長時代的思想習慣、生活方式看成理所當然,習焉不察,不知不覺在心上留下時代的烙印。
在私領域中,這三個世代對工作的態度、對性、婚姻、家庭的觀念明顯不同。而在統獨、藍綠,乃至能源政策、年金改革、多元成家、廢除死刑等公共議題上,也或多或少都有世代差異。關於兩岸服貿協議的風風雨雨,何嘗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