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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明的批判(紀念版)
不吵架也能贏的溝通術
你是否相信自己的政治立場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選擇?根據《善惡》所引用的心理實驗,事實可能恰好相反。研究顯示,我們的政治信念其實非常容易被操弄與扭曲,甚至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完全相反的立場辯護...
皮徹鎮的礦業繁榮最終將小鎮毒害成鬼城,河內老鼠大屠殺也因錯誤誘因讓問題惡化。《達爾文陷阱》寫下這些故事正揭示了人類短視行為帶來的代價,提醒我們必須重新調整價值與制度,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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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教授,聖十字學院研究員,牛津大學中國抗日戰爭研究計劃主任。米德著有多本研究近代中國的專書,包括得獎作品《痛苦的革命》( A Bitter Revolution)。文章亦散見《金融時報》、《衛報》、《印度時報》及《經濟學人》等重要刊物。
正義之戰
被遺忘的盟友
中國政府一直在推動一種新的二戰集體記憶,藉此讓中國能夠更合理的在國際秩序中扮演現在的角色。許多分析中國行為的研究,都著重於中國是否遵守各種國際規範,或者這個大國的作風是否符合修正主義。中國顯然想在全世界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一種方法是利用物質、軍事、經濟手段,另一種則是靠說詞。
1980年代以前,中國學術界大多都把抗戰說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這種趨勢在之後的三十年開始改變,他們開始承認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的重要角色。這種修正主義觀點為抗戰的軍事史提出了新框架...
外國人提及中國的集體記憶,通常都會想到文化大革命、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這類歷史事件;但其實中國過去幾十年開始愈來愈在乎另一段歷史:二戰的歷史,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抗戰。長期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芮納.米德教授指出:中國回憶抗戰歷史,與民族主義認同和它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密切相關,並改變了中國內部的政治文化。
當時的政治變得兩極對立、相互抗頡,每一方都不願讓歧見可以有建設性、甚至合法化。
杜重遠還是利用現有的交通網巡迴採訪,見證中國的備戰措施。
宋美齡的觀點受到她國際背景的影響,促使蔣介石多了解西方的想法
戴笠的「耳目」必須保衛破爛的國民政府,因為光靠委員長的言論和搖搖欲墜的社會福利制度是辦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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