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推動的「二戰集體記憶」是什麼？｜《正義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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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與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

中國政府一直在推動一種新的二戰集體記憶，藉此讓中國能夠更合理的在國際秩序中扮演現在的角色。許多分析中國行為的研究，都著重於中國是否遵守各種國際規範，或者這個大國的作風是否符合修正主義。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和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這些學者認為，中國雖然想擠進目前還算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但只要碰到聯合國的「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或者世貿組織的國際貿易規範這類問題，就會想把相關國際秩序修改成對自己有利的樣子。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看法則更激進，他們認為崛起的中國想取代美國在亞洲的霸權。

中國顯然想在亞洲當老大，在全世界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一種方法是利用物質、軍事、經濟手段，另一種則是靠說詞。學術界對前一種有比較全面的研究；以經濟為例，2000年後許多人都認為中國的全球經濟地位不斷上升。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的「中美共同體」（Chimerica）概念，認為中國買了很多美國國債之後，已經跟美國纏在一起。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機提升了中國的經濟地位，就在那些西方主要大國即將系統性崩潰的時候，中國決定印鈔票打造基礎建設來穩住全球經濟，同時調整自己的基礎設施（不過代價是十年後出現了房地產與信貸泡沫）。2013年更是大膽提出了「一帶一路」計畫，打算花費多年建造一條以東南亞為起點的道路，穿過東非與中歐，一路連到西歐的貿易與商業區。一帶一路的初期計畫，以及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行動，顯示了中國打算成為經濟金融大國，並讓人民幣緩慢地國際化。到了2017，川普（donald J. Trump）要求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決議， 更是讓中國為亞太地區提出的《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愈受重視。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持續成長，卻無法獲得貿易夥伴的信任，這些國家都擔心中國的野心太大，而且太難以預測。

不信任的原因之一來自中國軍費增加。中國在2000年的軍事開支大約是每年一百二十億美元，2019年卻增加到每年一千七百五十億美元。解放軍的人數大約有兩百多萬，無論怎麼看都是全世界最大的武裝力量。中國外交政策透露出來的風向原本就彼此矛盾，加上決策過程不透明，就更令人擔心了，就連中國自己也因決策不透明而無法制定出清楚的外交方針。富特（rosemary Foot）說得好，北京這方面的錯誤決定，讓它難以在亞洲充分實現外交願景。

自從1945年以來，美國就一直支持那些維持軍事與經濟安全的國際機構，藉此維持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美國雖然自己常常違反這套制度背後的自由主義價值，尤其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格外嚴重，但這些價值確實形成一套規範，可以用來批評這類行為。2000年代，中國發現自己有必要打造另一種國際話語權，而且因為目前的體系對國際社會很有吸引力，這套新說法必須保有既存體系的優點。於是，這套新的國際話語權大部分都只提中國，只定義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而不討論其他人。它對其他國家的政策大部分都刻意跟美國唱反調：它強調不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不強加特定的經濟援助。因此，人們認為它想用來進一步影響亞洲地區的意識型態論述，幾乎無法形成一套「厚實的規範」（thick norms），無法長出一整套緻密的法律、假設、習慣網絡，去嵌入附近國家的生活。因為這些規範論述太淺薄（thin），人們就更擔心中國會說變就變，會突然某一天捨棄這些論述，再次用現實主義世界觀來比拳頭。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2010年在河內的東南亞國協會議上的演講就有這種影子，他怒不可遏地說：「中國是大國，其他國家只是小國，這是不爭的事實。」

只不過，即使其他國家真的是小國，楊潔篪的這種言論也不會讓別人更覺得應該讓中國成為霸主，反而會讓人覺得中國就像它經常譴責的西方列強一樣，不斷咄咄逼人。其實從1980年代起，北京就開始出現一種以二戰為主軸的新論述。這種論述一方面想要進一步證明目前的中國的確有權控制1945年之後的領土，另一方面則想讓日本在亞洲徹底出不了頭，此外，還想名正言順提高中國在亞洲和全世界的分量。

中國的歷史修正主義想以另一種方式詮釋亞洲當代秩序的起源，藉此取代以美國為核心的「參與了創造世界的過程」那種說法。雖然這套詮釋是為了說給中國人聽的，但打造它的人們也希望在時機來臨時能推廣到國外。目前最有名的戰後秩序創始故事，把美國當成主角，中國在故事中即使不是跑龍套的，最多也只是阻礙故事進行的配角。照這個故事的說法，美國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參戰，一邊制定歐洲優先的戰略，一邊提供夠多的支援和力量阻止亞洲落入日本之手。後來它在日本投下原子彈，瞬間結束亞洲戰場之後，獨自占領日本，不用像德國那樣，得在1945年春天跟其他歐洲國家協商該怎麼瓜分。而中國原本可以成為亞洲秩序的要角，卻在1949年國民黨敗給共產黨之後淪為一場幻夢。在1951年讓美國結束占領日本的《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san Francisco），既排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排除了臺灣的中華民國。

戰後秩序奠基在兩件事實之上。第一件事，中國被隔絕在美國和大部分西方國家之外。第二件事，美蘇兩國各自擁有友好國或附庸國，美國主導了南韓、臺灣、大部分東南亞和大部分大洋洲，甚至還跟日本建立正式的安保聯盟；共產主義則控制了越南、北韓、中國。後來中蘇在1960年代決裂，美國得以在1972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連結，進一步主導亞洲。到1989至1991年歐洲冷戰結束時，亞洲的現有秩序卻仍停留在1945至1952年建立的模式中。

中國並不認為戰後秩序是這樣形成的，它以前很少把自己的詮釋具體陳述出來，近年卻說得愈來愈清楚。在中國的版本裡，亞洲戰場不是從珍珠港事件才開始的，二戰早在1937年的中日戰爭就爆發了（中國政府在2017年甚至將其進一步提早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中國在沒有正式盟友的狀態下獨自打了四年半的仗，直到1941年才有美國與大英帝國的加入。在二戰最後幾年以及戰爭剛結束的幾年，其他國家保證之後會給予中國援助、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並邀中國共同打造戰後的亞洲秩序。但1949年共產革命成功之後，中國卻被孤立了，美國也趁機在蘇聯幾乎毫不干預的狀態下成功掌控了亞洲，打造了目前的架構。不過，到了1971年，中國從臺灣政府手中拿走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次，等到冷戰結束時，中國的半個身子已經進入了1945年後國際秩序的殿堂中。根據上面這種詮釋，大部分的人至今都太過忽視，或太低估中國在戰後國際秩序誕生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中國的分析者如今主張，如果美國可以用二戰時的貢獻為由支配亞洲數十年，中國當然也可以。

這種論述和另一種在中國之外更常聽到的說法有關：中國打算在二十一世紀初重新成為亞洲霸主。楊潔篪2010年盛怒之下的言論就是個好證據。但看看中國重新詮釋二戰的方式就會發現，它不僅僅是想奪回歷史上持續很長一段時間（longue durée）的主導地位，更想「參與重新創造世界的過程」，對既有秩序做更細緻的處理，改造成它想要的樣子。但要完成這項任務，就更需要一套道德論述去抗衡美國在冷戰後與亞洲國家的關係，因為日本、臺灣、菲律賓這些國家主要都是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上決定主動和美國交好，而非出於美國的強迫。如果中國要改造這套秩序，就得找到一套道德上說得通、但不需要民主同意（democratic consent）的論點。

如果你覺得這實在太虛偽，你可能要了解，除了中國的政治宣傳人士，還有很多人都想扭轉人們對1945年後世界秩序起源的看法。最近的學術研究發現，1945年後的秩序似乎並不像過去以為的那樣，是由一小群美國與歐洲國家高層人士決定的。例如赫雷那（Eric helleiner）就指出，戰後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成立與很多勢力都有關係，尤其來自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響力特別大。

不過，如果中國要重新解釋自己1945年以降的國際地位從何而來，就不得不面對許多尷尬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必須重新看待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畢竟戰後許多與中國有關的安排，例如打造布列敦森林體系、打造好幾種國際經濟與社會組織，以及戰爭罪的審判等等，都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而非毛澤東的共產政府去參加的。為了讓故事能說得通，中國以不說白的方式，明顯重新肯定了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的貢獻。而平反國民政府的過程，正是本書的主題之一。

這種修正主義說法對歷史研究有其重要意義。中國對二戰的貢獻也許並不像支持這套說法的人所宣稱的那麼大，但在目前全球戰爭史學中確實被嚴重低估。儘管如此，我並不認為中國可以用在二戰中對盟軍勝利的貢獻為由，恣意改動目前亞洲的領土與法律秩序。雖然目前的秩序是奠基於二戰的遺澤，但也包含了很多別的東西，例如亞洲各國在文化與價值觀上走向民主，就跟美國的影響有很深的關係。而2010年代浮現的大問題之一，就是跑出一個比之前的美國總統更不在乎民主規範的川普，和公然反對自由主義的中國，這些問題究竟是會讓亞洲的民主成為一閃即逝的煙火，還是開啟新紀元的嚆矢？這個問題的答案在2020年代便能見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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