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結束的生命
多年前某個夜晚,正和家人在鄉間渡週末的我,步出小木屋,站在門廊上,仰望夜空。當晚的天空就像卡兹奇山的尋常夏夜般清朗,熟悉的北極星、小熊星座,以及穹蒼中央的銀河看來格外顯大,此情此景就像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在作品《不朽頌》中所描述的,整座大地彷彿「披著天堂之光」。陽台前,幾百隻螢火蟲的亮光在不遠處忽明忽滅。倚著欄杆,我可以聽見小屋內傳來出奇平和的呼吸聲,來自我的太太和兩個孩子。我搜尋夜空,希望能看到流星。我心裡甚至已經備妥要許的願望了。
雖然那晚一直沒有看見流星,我想,在此透露我的心願,應該沒有違背流星許願的規則,況且這個心願再容易猜測不過了。我祈求全家人都能活得豐富、健康而且長壽,尤其是我的孩子。我知道,許這個願,是出於亙古以來人類對老天爺的欲求,是一股歷久不衰的強烈生物本能:保護自身的血脈。事實上,這種欲望是這麼的古老,不僅存在自然界,而且已經成為人類天性的一部分,至少對於地球上唯一能意識到生命大限的物種來說,是如此。
另外,身為老化科學的業餘學生,我也知道,我那份達爾文演化保障已經快要用罄了。用比較精確的演化名詞來說,就人類這個物種而言,我已經老了,不再具有生物上的效能,而且我也將無法再享用太久的遺傳保護傘,那是世世代代的天擇為我們保留在基因中的。沒錯,我終將死亡,屋中沉睡的那兩個小天使,便是我身後的代理人。演化只保護我(及我的妻子)成長到能夠生兒育女,但是等我們達到某個年歲,演化對我們就開始展露生物學上的(也可以說是致命的)冷漠。
從草履蟲到靈長類,從池塘表層的單細胞浮游生物到桂冠詩人,一旦壽命超過生育年齡,天擇就不再投以關愛的眼神。就這個角度來看,演化好比一艘奇怪的船:它在惡水中乘風破浪,保護各物種的香火持續傳遞,但在同時,卻又沿途將各物種的個體一一拋出船外。
我在這個盛夏夜晚所許的願,去掉外表上互相衝突的謙虛與偽善,顯現出骨子裡赤裸裸的自我中心。因為我當時真正祈求的是:讓我們全都活得長命,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去……去……,我就是沒法說出「死亡」那個字眼,即使是自言自語。仰望星光閃爍的黑暗夜空,對著冷漠的神祇,我一心一意的重複祈求那個古老的願望。
同樣的,我也覺得我們這一代的所有人,也就是剛剛體認到生命大限將至的這一代,已經準備提起集體訴訟,抗告大自然幫我們設定好的定律。我們當中許多人可能都曾像我這樣,在邁入中年之際,為父母、子女,當然還包括我們自己,熱切的祈求同樣的願望。我這裡所指的,部分是美國的嬰兒潮世代,單單是美國這個世代的人數就超過七千五百萬人,另外,我也將其他已開發國家中同樣出生於二次大戰後的世代囊括進來。不用說,這個年代的人認為自己的心願就是與眾不同,而且這個年代的人,也更堅持自己的心願應該有求必應。
這一點看起來很膚淺。你幾乎很難相信,嬰兒潮世代對生命大限的關注程度會超出上一代的人,或是古代人。比起一萬年前靠狩獵採食的原始人,他們能不能活命,全靠下一頓飯有沒有著落,我們所經驗到的情緒難道會更原始狂野嗎?比起古羅馬時代,平均大約只能活到二十或二十五歲的人,現代都市人的煩惱難道會超過他們嗎?捫心自問,我們敢說,比起「最偉大的一代」(也就是二次大戰期間,響應美國政府號召,慷慨從軍,而窩在散兵坑、閃躲槍林彈雨的青少年士兵),我們對死亡的恐懼會比他們的更高貴嗎?怎麼想,我都很難說服自己。
不過,這些古老的心願,此時此刻之所以顯得如此不尋常,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心願有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伴隨現在無法預料的後果,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得到回應。那天晚上,我搜尋許願流星恐怕是找錯地方了,因為真正能許我這些願望的,恐怕不在天文學,而是在生物學;掌管我們長命百歲的大祭司,也就是分子生物學家,已經開始討論生命的大限,他們所討論的內容,是之前任何團體、任何世代或是任何社群,做夢都想不到的。
當然,它們不見得會實現,而本書的目的,也不在於想將這個被看好的熱門科學,與這整個世代的夢想,硬給綁到一塊。然而,最近這十年來,世界上最能幹、最具野心,同時也最自大的科學家,不約而同的群集起來,以醫學上前所未見、完全不同的角度與方式,來處理老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死亡)「問題」,卻也夠引人矚目的了。
而這個時機,剛好正逢我們這個人數眾多的嬰兒潮世代開始處理父母的後事,以及開始攬鏡拔白髮。而匯聚成這些潮流的,是一股不容小覷的社會集體欲望以及科學野心;是一股深沉的個人心理需求(與恐懼),以及來自生物學者、商人以及超級樂觀者,對大眾所開出的大言不慚的承諾;是終將衰敗的人體,加上培養皿裡具有再生能力的培養細胞;是現階段文明所能操控的最高段基礎知識,加上人性中亙古長存的貪婪與自私的汙點。
站在這個交叉點,就某個角度來看,再沒有比局部、甚至全面廢除生命大限,更事關重大的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可能會親眼見識到後現代版的青春之泉神話,它的前景、它的自大、它的失敗,都足以讓十六世紀西班牙探險家龐塞德萊昂(Juan Ponce de León)尋找青春之泉的事蹟,彷彿像是小劇場的蹩腳戲。
醫學,尤其是上個世紀的醫學,不斷的在幫我們延長生命(又或者,你也可以說是預防死亡),結果使得已開發國家的大多數人,壽命都超過有史以來的人類壽命。這是因為我們非常成功的儘量降低各種令人早逝的因素,像是疾病、意外事件、衛生不良以及外傷等,更不用提遭野獸吞噬、餓死或是餐風露宿的風險。結果,我們的命變得這麼的長,長到「老化」最近已晉級為醫學領域裡的一個新學門了。
就某方面來說,我們人類是一直等到壽命超越生育年齡(這個年限才是演化真正有意要保護的)之後,才曉得老化也可以看成是一種生物現象。現在,我們知道老化是自成一格的退化現象,而且才要開始了解它,我們自然也很想試試看,能否動手將這個過程修補一番。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而這也是本人在此打算忠實記錄下來的:描述某些已經對「老化」展開劃時代醫學進攻的人,以及他們所做的科學研究。不能免俗的,我的描述也會帶到文化省思層面,探討如果真的撤銷大自然的壽命限制,對於個人及社會究竟可能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在大部分的歷史記載中,人類的平均壽命大約只有二十歲(不過這個數據有點偏低,因為古代嬰兒及孩童的意外死亡率非常高)。約一百年前,一九○○年代出生的美國人,平均只能活到四十九歲左右。當然,其中有些人壽命比較長,但英年早逝的人相當多。文明,藉由無菌醫學、衛生設備和公共衛生、疫苗以及其他醫療方法的形式,大大的拉長了我們期盼逗留在地球上的時限。事實上,研究老化的著名科學家黑弗利克(Leonard Hayflick)甚至這樣形容:「老化是文明的人工產物。」
我們會活得更好、更長命嗎?
二○○○年十二月,一個陽光普照的日子,我駕著租來的汽車,從舊金山往北走,進行一趟與工作有關的朝聖之旅,我要去訪談黑弗利克,他在生物學界很有名,應該說是大大有名,然而出了生物學圈子,卻鮮為人知。
一九六一年,黑弗利克因為一項研究突破而在學術界暴紅,他發現實驗室裡培養的正常人類細胞所具的壽命有限。也就是說,這些細胞能夠分裂的次數已經內定了,這個數值現在稱為「黑弗利克極限」(Hayflick limit)。超過這個極限之後,細胞就會停止複製,開始衰老。細胞的衰老過程最早先是生物功能的困乏,然後衰敗,最後導致細胞死亡。黑弗利克的發現,將諸多吸引人的科學議題,像是老化、生命週期、細胞生物學以及長生不老,給集中到了一塊。而且,這也使得老化的生物學,也就是關於生與死的生物學,給直接放置到生物學家的顯微鏡底下。
黑弗利克事先給我極為詳盡的路況指示。當我順著一○一號公路往北走,朝著太平洋的方向開去時,一路上,觸目皆是關於老化及終將一死的徵兆,即使是透過車窗來看。快要到葛維爾市時,幾株鶴立雞群的高大紅杉,緊挨在柏油路邊。這些長命的大傢伙,有些已經盤踞在這片土地上好幾百年之久,它們本身就像是一堂活生生的課程,向世人展現複雜、矛盾與長壽。俄羅斯河的一片狹長陸地上,我看到幾隻像是鵟的鳥,這些肩膀高聳、怒目而視的陰間守門人,在電線上候著,牠們的耐性彷彿在昭告世人:牠們不必等太久。
就算你並沒有真正在尋找這類徵兆,有關生與死的象徵,還是隨處可見、無日不在,融入我們忙碌的日常生活,溫和但堅定的一再提醒我們。
而這,也是我那趟朝聖之旅的原因之一。那年我剛滿四十九歲,即將逼近人生旅途的一個關鍵點。我那七十幾歲的父母都還健在,而且健康情況良好。我有一個剛滿五歲的女兒,還有一個快要三歲的兒子。一般情況下,這些瑣碎小事通常都與科學敘事無關;但在這裡,卻是我們要討論的科學主題的背景之一。尤其是我們的子女,這門新興科學很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人生。就算不是一味的只關心自己,我們還是很難不以個人的角度去思考這門科學。
接下來的那幾天以及往後數月,在與黑弗利克以及其他幾位科學家談過話之後,我聽到的一些細節,雖然只能算是梗概,卻已令人著迷。這門醫學的未來,野心如此之高,可能引發的衝擊如此之大,即便最後只能實踐十分之一,都將徹底改變我們對生命的看法,以及人之為人的定義。
有人談到,如果把基因操控得宜,可能會大大延長我們的壽命。有人談到,幹細胞療法這門剛剛竄紅的新科技,可望能置換老化、失能、生病的器官或是身體的其他部位。我甚至還碰到幾名人士,已經拿他們的細胞去複製了,看看能不能創造出壽命較短、以實用為目的的胚胎,以便培養、採收幹細胞或是與自體免疫相容的細胞及器官。此外,幾乎每家已成立或是籌備之中的生物科技公司,全都夢想著把能夠延長壽命或是讓人體組織及細胞再生的科技推向商業化。
事實上,「再生醫學」已經成為現代最吸引人的字眼,這個學門不僅有專屬的研討會、專屬的研究贊助經費和贊助基金會、自訂的宏大目標,甚至還擁有一群專屬的生物倫理學家和記者成天繞著打轉,想弄清楚這個學門究竟在搞什麼名堂。而且這一切都來得很快:在我開車前往黑弗利克家的途中,收音機正在播報二○○○年美國總統大選佛羅里達州計票未決的熱門新聞。我想,在選舉結果懸而未決的那幾週裡,大概沒有人會猜到,未來新上任的總統在諸多議題當中,竟然會選擇胚胎幹細胞研究做為第一次全國電視演說的主題。
當我四處訪談,聽他們敘述這些事情時,我聽到腦袋裡有一個小小的聲音在發問:這些東西對我有什麼影響?它們對我的人生有何影響?我會活得更長命,或是活得更好嗎?還有我的父母,他們的年齡都已達到美國人的平均壽命,然而可預見的是,在不久的將來,他們的健康一定會出現某些問題,而這類研究對於他們會有什影響?當然最重要的是,它們對我的子女,以及所有的兒童又有什麼意義?等他們到了中年,是否真的有辦法得到完全不同的一系列療法,像是細胞療法、換一個全新的器官、或是注入能使細胞不死的酵素?對我及我的子女來說,壽命到底要延得多長,我們才會覺得滿足?此外,如果老年人比例嚴重偏高,對整個社會來說,又意味了什麼?
要確切回答這些問題,目前時機還嫌早,但是現在開始發問,卻正是時候。而且,正如我很快就發現,對於眼前這片遠景,世人有許多強烈且互相衝突的意見。讓我們就從起頭的這一位開始談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