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冷漠的知識人

反冷漠的知識人

高希均

用這篇短文作為這本書的代序，不是在重溫自己的先見之明，而是在反映不幸言中的痛楚。它發表的時間距今剛好十年，現在一字不動地重新刊出。

十年已去，人民冷漠依舊；否則最近又怎會有紅十字會總會長陳長文及國際扶輪第三五二○地區蔡有成、趙六星先生等人所發起的「反冷漠運動」？

十年不算短，再能幹的美國的總統，也只能做二任八年。台灣這十年像日本一樣，是失落的十年。國民黨失去了政權，正如十年前的文中就已經直率地指出：「國民黨內部失敗的種子，今天已經擴散到難以收拾。」

二○○○年五月，民進黨執政。可惜近三年來，政治掛帥、政策空轉、經濟蕭條、信心衰退，台灣正在被邊緣化中；對岸的大陸經濟在這十年中，因持續改革與開放，卻正持續成長。

十年前，我已經指出：台灣的根本危機，在人民的「冷漠」；十年後的今天，解決台灣危機的根本之途，只有靠人民的「反」冷漠。

台灣的根本危機在哪裡？在人民的冷漠（一九九三年九月號遠見雜誌） 

不是危言聳聽

台灣的政治鬥爭一波接一波；台灣的選舉一年接一年；在法治與民主二者都殘缺下，台灣的不確定感一陣又一陣地加深；台灣的危機一層又一層地擴大；台灣的二千萬人民一天又一天地陷入民意受到重視，民意受到忽視的迷惑之中。

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一九九三年台灣的寫實。

當政界與商界居高位者，時時刻刻在赤裸裸地爭權奪利之際，其結果就是慢性地、公開地在謀財害命──謀自己之財，害國家之命。

台灣「經濟奇蹟」所放射的光芒已日薄西山；所號稱的「政治奇蹟」工程，在構建的中途就頻頻偷工減料、弊病百出。

愛護台灣前途的人、關心中國命運的人，應當要一起來認真探討當前台灣的危機。

六項衰敗的因素

從一個政權的興亡到一個國家的盛衰，近代歷史所顯示的事實是十分明確的：

(1)施政與民意相違背，人民的生活未有改善。

(2)政府部門（包括國營事業）貪污腐敗，社會公平與正義消失。

(3)高層官（包括民意代表）勾結、貧富差距擴大。

(4)當權者獨裁攬權，民主、法治難以建立。

(5)政府肆無忌憚、擴張軍力。

(6)社會福利支出過於龐大，發生嚴重財政危機。

即以最近三年熟悉的事例來看，不論蘇聯的崩潰、東歐的解體、美國老布希的連任失敗、日本自民黨的下台，都逃離不掉上面失敗的軌跡。對執政者非常殘酷的一個現實是：只要上面任何一項發生，即足以遭遇到被選民拋棄的噩運。如果數項同時發生，不僅政權要喪失，國家也要面臨崩潰。

失敗的種子

從上面泛舉政府失敗的六個因素來看台灣政局，其中二項錯誤我們的政府沒有犯：人民生活未有改善、軍力漫無顧慮地擴張。然而其他四項，正以不同的速度日漸蔓延擴散。否則民進黨就不會在本屆立法院擁有近三分之一的席次，新黨也就沒有發展的空間，以及成立的必要。

在去年（一九九二年）立委選舉中，雖然頻遭國民黨的封殺，王建★與趙少康分別以最高得票率及最高票當選，原因無他，選民就是要選出正義的化身，來為他們發言。

筆者在海外讀到國民黨十四全的報導，整體的印象是：當權派在掌握了絕對多數之後，仍然缺少對極少數非當權派的容忍。票選十六位中常委的全額連記，更表現出沒有折衷的善意。從整版的新聞中，讀者只體會到這百年老黨最擅長的，還是內鬥而不是包容；開這個會最大的目的，還是為自己搶位，而不是為人民做事。

《聯合報》記者陳世耀對十四全有一段極為生動的評論：「十四全整個權力改組，呈現的是中下層不涉關鍵的職位可以有民主的『實質』；上層負責實質決策權者只能有民主的『形式』，中央操控的心態未變。下層民主，上層操控，國民黨似乎創造了罕見的『上空』民主模式。」

政治儘管是殘酷而骯髒的，但在一黨之內，終不能沒有誠信、沒有倫理、沒有是非。國民黨內部失敗的種子，今天已經擴散到難以收拾。

冷漠是最大的危機

台灣的危機還不在於國民黨本身的不爭氣。事實上，民進黨與剛成立的新黨，應當構成國民黨遲早不得不改革的動力。

台灣的危機，也還不是在經濟領域，儘管近年來中小企業出走，大企業投資意願低落，今年（一九九三年）經濟成長率已兩次向下調整，但是我個人相信，只要讓民間企業有發揮實力及潛力的誘因及空間，台灣經濟的前景毋需過分悲觀。

台灣的真正危機也還不是在那些大家熟知的問題上：如利益輸送、金權勾結、工程舞弊等等，這些本是政風敗壞的結果，現在當然也變成了積疾難返的原因。

台灣的真正危機在於：除了少數意見領袖及知識份子之外，絕大多數的人民，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裡，對公眾事務的冷漠。西方社會有所謂「沈默的大多數」，而台灣卻有「冷漠的大眾」，這也正是上期本刊（《遠見》雜誌）中南方朔所指出的：「台灣得了集體冷漠症」。因此，我們不得不宿命式地承認：有冷漠的國民，就有缺少紀律的國家。

只有在四年（或六年）選舉投票的時刻，才關心國是是不夠的，那只是在那一刻來表達支持或否定。國家的施政是日積月累的結果，如果大多數人民，或者大多數民意代表，真是持續不斷嚴格地在監督政府，台灣社會怎會在今天出現這些極端不合理的情況：

●有超過一萬美元的每人所得，但只有第三世界的生活品質。

●台北市有多國際第一流的五星級旅館，但台北市的人行道卻比大陸任何一個大城市破落。

●重大工程幾乎一定有特權介入，也就幾乎一定有舞弊；即使受到揭發，也常常是「大幅報導，小幅處理」。

●一個普通收入家庭，窮畢生儲蓄，也難以在市區買得起自用的住宅。

●當政者花盡心思所要推動的施政（如開拓國際空間），常常不是一般人民認為最迫切的需要（如交通、肅貪）。二者的差距不容再忽視。

這些大家熟悉的實例各別反映出：公共建設的嚴重落後、市政的低效率、對特權介入的束手無策、財富分配的不均，以及執政者未必知道真正的民意在哪裡。

二千萬人的自覺

面對上述這些缺陷，再加上泛政治化帶來國家認同、省籍情結等的衝突，生活在台灣的二千萬人民，只有透過自覺，才能挽回頹勢。很顯然，是我們的冷漠，助長了社會紀律的敗壞；是我們的縱容，才使少數政客的挑撥得逞。因此，在過去威權體制下養成的「冷漠」，一定要在多元化社會中提升成「參與」。讓我們這些老百姓坦白地承認：

(1)我們過於短視與自私：像當權者與既得利益者一樣，我們又何嘗不時時刻刻只看到自己一時的利益？我們又何嘗肯願意多付一分稅，願意少一分政府的津貼？除了在投票時，表現了一些自主性外，我們也極少關心公眾事務。只有「利益團體」才關心它們自身的利益。代表大家利益的「國會觀察基金會」，就因為缺少公眾的資助，陷入難以為繼的處境。

(2)我們過於自愛及自保：像所有那些想討好當權者一樣，我們又何嘗敢、何嘗肯「對有權人說實話」？過去是「明哲保身」，當前是「趨炎附勢」。我們太缺少自尊與自信了。

(3)我們過於聽話及健忘：對上層所宣稱的、所交代的都信以為真；對上層所一再犯的錯失，總以為下次會改善。但是，事實證明只是自己太過於天真。

(4)我們過於寬容及忍耐：從來沒有一個講究法治的社會，會出現像台灣這麼多的工程舞弊，選擇時出現這麼多的賄選，以及執政黨會主控這麼多媒體。中國人真太懂得容忍了、太厚道了。

不幸的是，今天台灣的危機，正是在老百姓自己的短視與自私、自愛及自保、聽話及健忘、寬容及忍耐之下，愈來愈惡化。

試看今天的台灣：少數政客與少數富豪，正以各巧妙的方式安排、掩護，來相互換取政治利益及龐大財富。在這個交易過程中，有人得到權勢、有人得到錢財，更有人是兩者得兼，而且這場交易正方興未艾，規模愈來愈大、關係愈陷愈深。

反對黨勢力的上升與「新黨」的成立，應當會對這種敗壞的政風稍有嚇阻作用。但最根本的辦法，還在於二千萬人民的自覺。民進黨撼醒了一部分人民，新黨也會激發一部分人民。

從現在起，每一位選民要挺身而出，勇敢而理性地對施政的成效，做嚴格的批判；對官員的能力與操守，做嚴格的挑剔，對三個政黨做嚴格的評估。

我們不再做選舉投票日那「一天」的主人，我們也不做冷漠的一群，我們不放棄時時刻刻要做一個嚴格的裁判者。

有挑剔的選民，才有廉能的政黨，才會有廉能的政府。

高希均，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南京出生，江南度過童年，1949年來台。先後在台北商業大學（原為台北商職）、中興大學（原為省立台中農學院）與美國南達科達州立大學（碩士）畢業，並獲三校傑出校友獎。

1964年獲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經濟發展博士後，即任教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經濟系逾三十年，先後獲得美國傑出教育家獎、傑出教授獎、威州州長卓越貢獻獎、傑出校友獎等。

1980年代在台灣發起創辦《天下》雜誌、《遠見》雜誌與「天下文化」。現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董事長。

曾任台灣大學講座教授、海基會董事、行政院政務顧問。2002年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特別貢獻獎；2013年後先後獲亞洲大學、中興大學（2014）、台北商業大學（2020）名譽管理學博士；2016年獲總統頒授二等景星勳章。

著作曾三次獲金鼎獎。中文著作在台北出版三十餘種，大陸出版九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