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音詩集

空谷回音 你問黑夜要回 那一句話——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著 有那回音！ ——林徽音〈別丟掉〉 一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典出《詩經》〈大雅·思齊〉：「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她早年作品署名都是徽音，直到一九三五年，因為總是被人和一個毫不相干的男作家林薇音搞混，才在一氣之下改名徽因。她並不是一個專業詩人，甚至也不是一個專業文學家。從一生的主要事業來說，她是位建築師；從寫作成就來說，她當之無愧地是位詩人和文學家；而從所涉獵過的領域和個人氣質來說，她又是位藝術家。 林徽因什麼時候開始其文學活動，這不大容易說得清。她的文藝細胞當然首先來自她的書香世家。她的祖父林孝恂是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己丑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後來在浙江做地方官；父親林長民早年留學日本學習政法，是當時福建籍的頗有名氣的詩人兼書法家；她的幾位姑姑也都有很高的舊學修養，尤善書法。大姑林澤民就是她的啟蒙教師。一九二○年，當林徽因在倫敦的時候，通過父親接觸了當時英國（也是整個西方世界）最傑出的一批文人，如H‧G‧威爾斯、Ｔ·哈代、A·威利等，這樣一個社交圈子對於林徽因的文學潛能當然有著重要的啟迪和薰陶作用，然而，直接把她領入現代文學之門的，卻是她前半生一位最親密的朋友——徐志摩。她和徐也是在倫敦林長民的客廳裡相識的。當時的徐志摩，既陶醉於以蕭伯納、哈代、曼斯斐爾德等大師為代表的現代英國文學，又對林長民美麗的女兒一見傾心。這裡先不談後者對他的感情有過什麼樣的回應，至少，他本人的詩人氣質和他對英國文學，特別是英詩的極大熱情，確曾深深地感染了這位比他年輕八歲，後來一直是他的忠實聽眾的「小朋友」。毫無疑問，林徽因後來的文學審美觀，她作品的風格，乃至詩的格律，都受過徐志摩的深刻影響，其中有一些大概可以追溯到這倫敦時期。據林徽因的另一位終身好友，美國人費慰梅女士（Wilma Fairbank，美研究中國問題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夫人）回憶，梁思成曾告訴過她：林徽因一九二一年從英國回來之後，便開始自己試著寫詩，而她第一次發表的作品（應是在一九二三年），便是翻譯的王爾德的散文詩〈夜鶯與玫瑰〉，而一九二四年印度詩翁泰戈爾訪華時，林徽因與張歆海、徐志摩、林長民等同台用英語演出泰翁詩劇《吉德拉》，在當時的北京引起了一陣小小的轟動，也可算是她登上文壇之前的一次即興的彩排吧。費慰梅認識林徽因時徐志摩剛剛去世。她回憶說，當時林徽因非常思念徐，而「她對徐的回憶，總是和雪萊、濟慈、拜倫、曼殊斐兒、吳爾芙等這樣一些文學家的名字聯繫在一起。這使我意識到，徐在對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覺地扮演了教師和領路人的角色，把林徽因帶進了英詩和英國戲劇那種新的美、新的觀念和新的感覺的世界，而他自己當時也正陶醉於其中」。 然而，現在我們所能找到的林徽因最早的作品，只是她一九三一年四月發表在《詩刊》第二期上的那首詩。從史家的角度說，只好把這算做她文學活動的開始了。林徽因大概只能算是個「低產作家」，她的存世文學作品——幾十首詩，幾篇散文，三個短篇，再加半齣話劇，合在一起也不過十來萬字，小小一冊而已。然而，使許多人感到驚訝的是，她這僅有的一點東西，儘管略有參差，但總的說來，卻幾乎是篇篇珠玉。她文學活動的高潮時期實際不過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短短六年而已。讀者甚至不大可能分辨她作品的所謂「早期」、「晚期」，「成熟」或「不成熟」。好像她一出場，就已是一名老手了。這不僅表現在她的創作上，而且，也許更突出地，還表現在她的文學評論、編輯、評審、組織以及對青年作家的支持和鼓勵中。從她極少量的文學評論文章中可以看出，她的創作絕不僅是一時的情緒衝動，要藉詩文來抒發排遣，更不是某些人所說的，是「太太客廳」裡的無病呻吟，附庸風雅。林徽因從一開始就確實有她自己的一套相當系統的創作理論和審美哲學。這不僅是她自己創作的依據和總結，而且她還以之來評議、褒貶和選編他人的作品，組織和參與當時北平文藝界的各種活動。其實，林徽因最反感的，恰恰就是無病呻吟。在她看來，文學活動的意識形態化也是無病呻吟之一種，因此她強調「作品最主要處是誠實」。 二 雖然出身於舊式的上層家庭並生活於優裕的環境，但可貴的是，林徽因確實表現出某種突破自身局限的傾向。而多次在華北農村地區進行的古建築野外調查，使她有機會親眼看到當時那些偏僻農村中困苦的生活，多少體會到勞動者的艱辛、質樸和憨厚。她對他們充滿了同情，但又發覺自己同他們之間有著一道她在當時還不能理解也無法逾越的無形的牆，於是寫下了以這種矛盾心情為基調的散文《窗子以外》。 如果說，她通過自己的小說、劇本和散文，是有意識地要對當時她所觀察到的社會現實有所反映的話，那麼，她的早期詩作，除少數幾首曾表露了對民族命運所懷的憂患感和深沈的愛國心之外，更多地卻是以個人情緒的起伏和波瀾為主題的，探索著生活和愛的哲理；是一種恬靜生活中內向的精神發掘，因而其社會意義不如前一類作品那樣顯著，題材也顯得比較狹窄。她的詩之所以受到一些讀者的讚賞，主要是因為詩中所流露的情感的真摯、細密和純淨，以及在表現形式上和手法上的清新和完美。她在詩中所用的語言，明快而雋永，常能準確、生動地捕捉和描繪出瞬息即逝的意境的幻動和思緒的微妙變化，並有著鮮明的韻律性。特別是在她自己朗讀的時候，常常像是一首首隱去了曲譜的動聽的歌。她的詩，又長於用寫景的手法來抒情。尤其具有特色的是，她對中國古代建築的了解、熱愛和她在美術方面的修養，常常使她的作品中出現對建築形象和色彩的描繪，或以之作為文學上的比喻。例如，在她的詩《深笑》中，人們就可以讀到這樣的句子： 是誰笑成這百層塔高聳， 讓不知名鳥雀來盤旋？是誰 笑成這萬千個風鈴的轉動， 從每一層琉璃的檐邊 　搖上 雲天？ 在寫於抗日戰爭初期的〈昆明即景〉中，她曾把當地民居底樓高八尺、二層高七尺的典型制式也納入了自己的詩句： 那上七下八臨街的矮樓， 　半藏著、半挺著，立在街頭， 瓦覆著它，窗開一條縫， 夕陽染紅它，如寫下古遠的夢。 …… 這一切，使她的詩別具一格，在我國白話詩的園地裡，走了一條旁人沒有走過的路。 自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她和梁思成帶著全家老少匆匆逃離日本軍隊剛剛占領的北平城，整整九年，她和一家人輾轉長沙、昆明，最後遷到川西李莊，嚐盡了流離顛沛、貧病交加的苦處。那生活是她前半生所絕想不到的。如果說，抗戰初期，儘管在長沙挨了日本人的轟炸，在昆明天天「跑警報」，當年文壇上被暱稱之為「小姐」的林徽因也要捲起袖子買菜、刷鍋、洗被單，而她還能保持樂觀歡快的情緒，不時還小有詩興的話，那麼，一九四○年冬，在「大西南」崎嶇蜿蜒的公路上，冒著寒風苦雨，蜷在卡車槽幫的行李捲上顛簸了五六天。一個人把老太太、兩個孩子「背」到了人地兩生的李莊，一路還惦記著臥病昆明無法同行的梁思成之後，林徽因卻再也支撐不住，一病不起了，從此便再也沒有討回過自己的健康。殘留一點文思，與其叫作詩興，不如叫作詩愁。這在她後期的少量作品中表現得很明顯。她那日漸衰減的精力，除了對付自己每日的燒熱、頭痛、咳嗽、痰喘、無食欲等等的折磨，還有一個家庭主婦，不管有病沒病，都無可逃避的打點柴米油鹽以及丈夫的襯衫、女兒的鞋子之類的職責之外，剩下的一點點，全投入了對古建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協助梁思成在外人難以置信的簡陋、艱苦的條件下，對他們戰前所作的大量野外調查進行總結，並在這個基礎上，寫成了當時的第一部《中國建築史》。 所以，若問林徽因後來的文學作品為什麼那樣少，也只好學著她自己的口吻說，那是因為她「抗戰去了」。不同的是，人們說這話時大概笑不出來。 三 林徽因留學美國，本來想和梁思成一道學建築，因為當時賓大建築系還不收女生，便入了那裡的美術學院，畢業後又曾到著名的耶魯大學戲劇學院，師從Ｇ．Ｐ．帕克教授學習舞台美術。儘管她後來也從來不曾成為專業美術工作者，但她一生的活動幾乎都與美術分不開。公平地說，她手底下的功夫並不好，稱不上是畫家或雕塑家，但是她對於形體、線條、光影、色彩和構圖卻有著一種特殊的敏感，一種深刻而細膩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其實，細心的讀者從她的詩中也可以感受到這一點：幾乎她的每一首詩中，都有對於形體、色彩等等的細緻描述；讀她的詩，其中描繪的景色就會像一幅幅清麗的水彩畫，生動地呈現在你內在的視野中。 抗戰時期有一些小事也可以說明林徽因對美的追求：比如，當時她們一家為躲空襲，住在昆明鄉下，附近有個瓦窯村，有許多民間製陶的小手工作坊，林徽因非常喜歡去那裡看老師傅在原始的轉盤上用手捋製各種器皿的泥坯。當馴服的陶土隨著師傅的手不斷地變化形狀，忽而修長，忽而墩碩時，她簡直看入了神，當一個特別漂亮的造型突然在師傅手下出現時，她總是情不自禁地大喊：「快停下，快停下，就要這個！」但是，如她後來總是當笑話講的那樣，老師傅根本不睬這個「外省女人」的大呼小叫，慢條斯理地照老規矩幹他的活。 「那麼最後呢？」 「最後？」她這時常常是已笑不可支地說：「老師傅兩手往外這麼一撇，就成了一個——痰盂」！ 一九四九年以後，林徽因在建築方面的活動有了更多「實」的內容。她被聘為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北京市都市規畫委員會委員、人民英雄紀念碑建設委員會委員。五十年代初，她在建築教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工作方面，都做出過重要的貢獻。 然而，在古建築的研究和保護工作中，人們應當知道的，也許還不只是她的成功，而更是她的那些重大的失敗。是她，當年和梁思成一道，耗盡了自己最後的心血，想要把北京城，這「都市計畫的無比傑作」，作為當時全世界僅存的完整古城保存下來，成為一個「活著的博物館」留給後人。然而，他們卻抵不過當時那種要「從天安門上看下去，到處都是煙囟」以示「現代化」的權威意志，而節節敗退。或許林徽因真有預感？早在二十年前，當舊北平剛剛冒出幾處煙囪時，她就已經警告過： 時代把握不住時代自己的煩惱—— 輕率的不滿，就不叫它這時代牢騷—— 偏又流成憤怨，聚一堆黑色的濃煙 噴出煙囪，那矗立的新觀念，在古城樓對面！ 〈古城春景〉 四 關於林、徐之間的感情關係，幾十年來都是社會上一些人喜歡議論的話題。可以說，這是一個帶有悲劇色彩的故事。其悲劇性就在於：做為詩人，他們在志趣上是那樣投合，徐對林又是那樣地一往情深，但兩人卻不僅始終無緣，而且事實表明，他們本來就不可能走上同一條生活道路。可以說，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因後來是完全理解的，而反過來，林徽因所追求的，卻未必都能得到徐的理解，更談不到專業性的支持。從古建築研究和美術創作的角度看，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天生的搭檔。雖然梁思成不搞文學，但抗戰前那幾年，林徽因在古建研究方面的成就不僅沒有妨礙她的文學活動，而且實際上兩者相得益彰，使她在兩個方面都得到了相當輝煌的成績。但如果真是徐志摩和林徽因生活到了一起，那麼，我們就肯定不會有——如最後她的墓碑所銘刻的——「建築師林徽因」了；而生活裡沒有了建築和美術活動，又會有我們所認識的這個「詩人林徽因」嗎？回顧徐志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易受情緒支配，充滿幻想，有時甚至放蕩形骸之外的浪漫主義者；而林徽因在精神上卻比他保守，比他更重務實。她在少年時代就一心要以「把美術創作與日常生活需要結合起來」的建築學為自己的終身事業，說明了她在氣質上和徐詩人之不同。 徐志摩的詩人生涯，可以說是倫敦邂逅林徽因之後開始的，在隨之經歷了巨大的感情波瀾和生活挫折之後，他生命之路的終結，竟又是為了趕去聽林徽因關於古建築的一場學術報告。是不幸的巧合，還是天意？ 徐志摩遇難後，輿論對林徽因有過不小的壓力，更有原來被她視為朋友的人，顯然是出於嫉妒，對她的欺騙和侮弄。林徽因在〈紀念徐志摩去世四週年〉中寫道：「我們的作品會不會再長存下去，就看它們會不會在那些我們從來不認識的人，我們作品的讀者，散在各時、各處互不認識的孤單的人的心裡的。」 一九五五年，在林徽因的追悼會上，她的兩個幾十年的摯友——哲學教授金岳霖和鄧以蟄聯名給她寫了一副輓聯： 一身詩意千尋瀑， 萬古人間四月天。 願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能夠通過文集、詩集，化作中國讀書人的共同財富，如四月春風，常駐人間！ 現在，她自己也許應該感到欣慰：這本詩集的出版就足以說明，在她出生九十年後的今天，她的詩也還活在許多與她素不相識，乃至隔了幾代的讀者心裡，也確實還有許多人仍然相信，在她那空靈的山谷中留著，有那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