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路先鋒
南.史東( 前《哈佛商業評論》資深編輯)
許多人對管理都耳熟能詳,而且管理早就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然而開始把管理當作一個正式的研究領域,並視之為一頸專門職業,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此一事實令很多人覺得不可議,事實上,當杜拉克於一九四五年針對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的政策及組織架構進行研究時,用他的話來說,他發現:「從我們今日稱之為『管理』的角度看來,這類書籍和論文實在少得可憐……」
這些在當時的確存在、而且數量極為有限的管理類著作,大多是介紹製造工廠特定的作業方式、教人如何推銷產品,或是教人如何精打細算地理財。當時,管理仍然是個定義不明的觀念:「事實上,大多數經理人甚至不明瞭,自己其實是從事管理的工作。」
半個世紀後,情況已完全改觀。書店及圖書館的書架上擺滿了管理類著作。不僅美國,全世界各國商學院及企管碩士的數目都急速增加,企業主管的養成教育與管理顧問諮詢,也演變為迅速成長的新興行業。
簡而言之,管理已經變成一門基礎紮實的訓練;而杜拉克以通用汽車公司為研究對象所發表的《企業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一書,則是為一訓練奠定基礎的重要憑藉。
杜拉克把當年掌握最佳時機出版《企業的概念》一書的功勞,大部分歸於自己的運氣:「我恰好是第一個研究此一領域的人。」然而對杜拉克、乃至於對任何領域的開路先鋒而言,想要成為某一專門領域的開創者,所需要的絕不僅僅是運氣而已。
一九○九年,杜拉克誕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一群關心政治、社會、藝術及歷史的長輩們陪著他成長、茁壯成人。儘管接受傳統教育,也受過法律學科方面的訓練,杜拉克卻從成長過程中所遇見的人,以及自己的工作經驗中,學到了真正的功課。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法蘭克福一家報社的記者兼教書。具備豐富人生歷練的杜拉克,受到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布朗(Donaldson Brown)的青睞。由於曾拜讀過《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一書,布朗心想,拉克或許願意花些時間到通用汽車公司來作研究,並以社會學者的角度對管理階層提供建議。
儘管清楚知道,選擇大企業作為新的研究領域,可能會遭到傳統學術界的責難,杜拉克仍然願意、甚至可以說懷著無比的熱情,去走這條前人從未嚐試過的道路。他堅定地認為,大企業已經演變為工業化社會中最重要的組織,因此他希望深入了解這類組織的運作方式。
我們實在很難想像,上述抉擇帶給杜拉克本人、以及全世界何等豐碩的果實。在杜拉克一系列關於管理實務、與管理在現代社會所扮演角色的暢銷著作之中,《企業的概念》不僅是最暢銷的一本,而且杜拉克在企業管理領域擔任教授一職的幾十年間,也一直享有極崇高的地位。
杜拉克最初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商學研究所(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教書。擔任教授一職迄今。該校管理中心甚至以他的姓氐命名,以示對他的尊崇。另外,在資深經理人心目中,他崇高的管理顧問聲望,一直無人能望其項背。五十多年來,全球各地不知道有多少大企業的最高主管,曾請求他指點迷津、並欣然接受他的建議;政府部門和非營利機構來向他請益的領袖級人物也大有人在。
自從一九五○年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發表名為﹝「管理」必須被管理﹞(Management Must Manage)的文章開始,幾十年來,杜拉克和此一著名雜誌之間所建立的互惠關係,是另一個值得稱道的地方。
杜拉克最近寫的一篇名為〈鑑往知來〉(The Future That Has Already Happened)的文章,也被《哈佛商業評論》收錄在該雜誌創刊七十五週年的紀念專輯內。杜拉克在《哈佛商業評論》陸續發表過超過三十篇以上的論文,並六度被該雜誌評選為「麥肯鍚年度最佳論文獎」(McKinsey Awards)得主。
自《哈佛商業評論》創刊以來,從未有任何一位作者能夠像杜拉克這樣多產,或像他一樣不斷以極為精闢的言論,成功地觸發讀者思緒。儘管一向扮演語出驚人的鮮明角色,與其說杜拉克在文字中,存心要讓人感受到那種近乎煽動的特質,不如說這是他思考事情的習慣。
具體言之,杜拉克不是只看表面現象、或人云亦云的人,而是習慣用敏銳的眼光去探究真相,進而用嚴肅的態度去思考事件的發展、研判它們將對社會產生何種影響的人。這本論文集用「鑑往知來」作為序言的標題,用來傳達我前段文字的意思再恰當不過了。
當《哈佛商業評論》的編輯問道:下一紀管理所面臨的最大挑戰為何?杜拉克既未採取時下流行的說法(如科技變動或全球化趨勢),也未作任何臆測。相反地,他只是提醒世人,應特別留意人口統計學家早已觀察到的現象(已開發國家的嬰兒出生率續降低),同時向世人解釋,這個趨勢為什麼、以及如何影響企業未來的競爭環境、乃至於影響經理人最重要任務的本質。
一九八八年,杜拉克發表了〈新時代,新組織〉(The Coming of New Organization)一文。那是我頭一次以雜誌編輯的身份和這位大師合作。這篇文章深入探討新資訊科技即將產生的深遠影響力,認為它不僅會改變工作方式,也會促使組織結構作大幅度轉變。事實證明,杜拉克的確有先見之明。
在那個時候,杜拉克就預測,到了九○年代,全球各大企業都不得不歷經各式各樣的變革,而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一詞,更貼切地說出了這些變革的本質。許多杜拉克的遠見,十年後一一成為主流管理思想,對於這些無疑是真正創新的想法,我們幾乎說不出有多麼地感激。
從杜拉克的眾多論文中挑選部份編輯成冊,顯然是一項極富挑戰性、能夠讓主事者更加謙卑,又能從文中享受無窮樂趣的任務。一旦進入杜拉克鞭辟入理的文字世界,讀者偶爾(或經常)會不自覺地忘記自己對某些事情的慣有看法,而欣然接受經過杜拉克分析之後所介紹的新觀念。字裡行間,杜拉克送給讀者的歷史知識與道德層面的想像力,是相當微妙且深奧的。
簡而言之,杜拉克是人類所能想像,最直接、最不會偽裝的人,和他共事的確是一件愉快的事。他說出內心深處的想法,也希望得到相同的回報。他不僅鼓勵旁人發問,更重要的是,不管是知名的管理專家,還是編輯群裡不知名的小編輯,杜拉克對他們的貢獻一樣心存感激。
在挑選適合的文章嚐試堡結成這本論文集時,我只問兩個簡單的問題:某篇文章是否歷久彌新,至今仍與現在的讀者息息相關?它是不是一篇獨立的文章?如果一篇文章需要編者寫一段引言、或加一些注釋,以提醒讀者留意文中所提已經發生的特定歷史事件,那麼就算它的立論多麼精闢、或是多麼地有遠見,我也不考慮把它編入這本精選集中。
我如此強調本書應具備現代感的理由很多,其中包含杜拉克的一項堅持。具體一點說,無論用什麼角度收錄他的文章,他要求我們編出來的精選集要能清楚回答讀者的疑問:為什麼要出這本書?如今我們總算完成了編輯的任務,終於能請杜拉克現身說法,用他自己的話直接告訴你們,在不同的時代,哪些是他認為重要的課題,就像他多年來經常在《哈佛商業評論》上適時發表他的警世之語一樣。
一部依上述過程精心編輯的論文精選集,終於呈現在讀者面前。全書包含十三章,並依各章內容屬性區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為「經理人的責任」(The Manager‘s Responsibilities),探討經理人所從事最基的管理工作。在上篇中,〈企業績效管理〉(Managing for Business Effectiveness)和〈經營假說〉(The Theory of Business)這兩篇文章對外發表的時間相差了三十年之久。
不過從這兩篇文章的中心議題「經理人最重要、最困難,也是風險最高的任務,就是設法確保企業組織長期維持健康體質」來看,雖然經過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杜拉克顯然並未改變他對經理人職責的看法。上篇還包括一些經常被拿來討論的課題,如有效制定決策、有系統的創新實務,及負責任的管理他人等………。
至於下篇「執行者的世界」(The Executive,s World),則特別著重於探討知識型經濟中,企業主管可能碰到的各項挑戰。杜拉克是最早觀察到工業型經濟逐漸轉型為知識型經濟,並進一步將此一新挑戰應用於管理實務的人士之一。
事實上,早在一九六九年,絕大多數學者專家仍在關心藍領階級勞工的生產力時,杜拉克已經開始以知識工作者為主題撰寫有關的著作了。那時候,杜拉克的著作就開始討論「如何激勵、組織知識工作者」、「如何應付提高服務性工作生產力的挑戰」、以及「經理人應重視哪些有助於組織成功的資訊」等課題了。
除了請讀者「先賭為快」之外,至此我已無話可說了,希望你們閱讀這部精選文集時所得到的樂趣,和我在編輯它時得到的一樣多。
鑑往知來
彼得.杜拉克
試圖憑空臆測政治、社會、經濟及商業等人類活動的未來,是沒什麼意義的,更不用說試圖臆測未來七十五年的發展趨勢了。不過,我們卻可以想辦法辨標示出一些已經發生、而且無可挽回的重大事件。這樣做對人類確實有幫助。因為我們可以估計這些重大事件對未來一、二十年的發展將產生何種影響。換言之,我們可能有辦法從「曾經發生」的重大事件推測未來趨勢,從而預作準備。
排除戰爭、各種污染與毒害,或彗星撞擊地球的威脅,未來主導人類商業活動的,將不會是經濟或科技因素,而是人口問題。但是,左右人類商業活動的主要因素,不是過去四十年來許多專家一再警告的全球人口「過剩」問題;而鑑往知來試圖憑空臆測政治、社會、經濟及商業等人類活動的未來,是沒什麼意義的,更不用說試圖臆測未來七十五年的發展趨勢了。
不過,我們卻可以想辦法辨標示出一些已經發生、而且無可挽回的重大事件。這樣做對人類確實有幫助。因為我們可以估計這些重大事件對未來一、二十年的發展將產生何種影響。換言之,我們可能有辦法從「曾經發生」的重大事件推測未來趨勢,從而預作準備。
排除戰爭、各種污染與毒害,或彗星撞擊地球的威脅,未來主導人類商業活動的,將不會是經濟或科技因素,而是人口問題。但是,左右人類商業活動的主要因素,不是過去四十年來許多專家一再警告的全球人口「過剩」問題;而是從日本、歐洲到北美洲,許多已開發國家中愈來愈嚴重的人口「不足」問題。
已開發世界正在集體自殺,許多先進國家新生兒出生率不斷下降,使得人口總數持續萎縮。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相當明顯:面對家庭中逐漸增加的老年人與非勞動人口,年輕一輩的生活擔子日益沈重,既然收入僅能夠負擔家中長輩的生活所需,這些年經人只好減少另一些依賴他們的人口,也就是少生幾個小孩,或完全不生育。
或許將來情況會有所改變,但是直到目前為止,已開發國家的出生率仍然沒有絲毫止跌回升的跡象。就算這些先進國家的出生率,一夜之間回升到五十年前美國嬰兒潮時期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等到這批新生嬰兒受完教育、變成有生產力的成人,也是二十五年以後的事了。
換言之,未來二十五年內,在已開發國家中,人口不足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這些國家的社會與經濟體系,可能會面臨以下課題:
● 在所有已開發國家中,身體健康、在總人口中佔大多數的那群人,他們的實際退休年齡〈不再從事任何工作的年齡〉將延後到七十五歲。不必等到公元二○一○年,我們就會看到這種被迫延後退休的情形了。
● 將來不論是增加勞動人口(也就是像以前一樣,儘量投入更多資源)或是刺激消費者需求,都無法再促進經濟成長了。想要見到經濟成長,已開發國家唯有針對知識性工作及知識工作者;也就是這些先進國家唯一仍擁有優勢的資源,持續且大幅提高生產效率。果真如此,已開發國家或許還可能保持幾十年的優勢。
● 將來不會再有主導世界經濟的單一強權了 。因為任何已開發國家都沒有足夠的人口讓它們扮演這種角色。對任何一個國家、產業或企業而言,都不再有所謂的長期競爭優勢。因為在任何期間,不管是資金還是科技,都無法抵消越來越不均衡的勞動資源。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展出來的訓練方法,已經足以讓沒有工業製造經驗的生手,在極短時間內搖身一變,成為具備世界級水準的熟練工人(三十年前的韓國與現在的泰國,就是兩個活生生的例子)。
在公開市場上,誰都可以取得必要的科技以發展自己的品牌,再設法引進最新科技強化現有品牌。這種做法已經成為定律,而且付出的代價相當有限。對已開發國家來說,知識工作者已成了唯一的相對優勢來源。它不是以質取勝的優勢,和先進國家的知識工作者相比,新興國家中受過教育的人在聰明才智方面毫不遜色。相反地,它是以量取勝的優勢。易言之,在人數方面,已開發國家中知識工作者的確佔有相當大的優勢。
想要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維持現有競爭地位,如何將量的優勢轉變為質的優勢,是已開發國家應該努力的方向。這意謂著已開發國家應該有系統地以知識性工作及知識工作者為對象,設法持續提高這兩者的生產力。但是截至目前為止,此一課題仍未受到重視,以致知識性工作及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普遍偏低。
知識不同於其他各種資。因為知識會不斷地自我淘汰。今天擁有最先進知識的人,明天很可能就變成最無知的人。另一個原因是,知識常常被快速甚至突如其來的變動所左右。例如:醫療領域從傳統製藥方法到基因技術,電腦業從個人電腦到網際網路,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當然,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知識性工作及及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並非唯一的競爭要素。不過,至少對已開發國家的大多數產業而,它有可能演變為決定性的競爭要素。如果此一預測屬實,企業界及主管氜將面臨以下的課題。
● 第一個、也是影響最深遠的課題是:不論本質還是內容,各類與商場運作相關的知識,將以不可預知的模式持續改變;而這種突發的改變,將迫使世界經濟一直處於高度變動與高度競爭的環境中。
● 企業組織與主管所需要的資訊,可能會一直快速變動。過去多年來,人們一直專注於改進傳統資訊。具體而言,人們幾乎只關心組織「內部」的資訊,「會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時至今日,此一忠實記錄公司所發生大小事情的傳統資訊系統,仍然是大多數主管賴以為生的重要決策工具。
從活動基礎會計制度(activity-based accounting)、執行評量卡(exec-utive scorecard),到經濟價值分析(economic value analysis、EVA),近年來,學者專家在會計領域所作的改變與改進,仍然離不開「如何提供公司內部更適切資訊」的範圍。利用最先進資訊系統產生的資料,也具有同樣目的。
事實上,任何組統蒐集來的資訊,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該組織內部所發生的事件。將來,如果企業主管想要制定出贏的策略,勢必要取得更多與組織「外部」事件及環境有關的資訊:非顧客(noncustomers)的情報、非本身和既有競爭者所使用科技的發展趨勢,以及非現有市場的資訊‧‧等。
唯有取得這類資訊,企業組織才能夠決定如何分配所擁有的知識資源,從而創造最高的投資回收。也唯有取得更多這類資訊,在面對世界經濟環境與知識本質所帶來的突發性變動時,企業組織才能做好充分的準備,以因應各種新的變革與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針對外部資訊發展出更嚴謹蒐集與分析方法,將逐漸成為企業組織與資訊專家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
● 知識造就了移動性資源。知識工作者和製造工人不同,因為知識工作者本身擁有生產工具,也就是他們腦袋裡的知識。因此他們可以帶著生產工具四處移動;而在此同時,企業組織所需的知識,也有可能不斷變動。
因此,在已開發國家中,企業組織愈來愈不能用傳統方式去「管理」這批逐漸增加、而且支領高額薪資的主要工作人口。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批知識工作者甚至不能算是組織的正式員工,而是承包者、專家、顧問、兼職人員,或風險投資事業的合夥人等……。逐漸的,我們將以他們所擁有的專業知識、而不是以付酬勞給他們的企業組織來辨認他們。
● 從每一個角度看來,上述所有課題,都將改變「組織」的意義。從美國的摩根(J.P.Morgan)、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德國的西門子(George Siemens)、法國的費堯(Henri Fayol),到通用汽車公司的史隆(Alfred P.S),再到現在最流行的團隊模式,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一直在尋找最商合自己公司的「正確的組織」。
將來不會再有這種東西了,以後將只有各種「組織」(organizations),正如同一座煉油廠,一座天主教堂及郊區的一棟房屋,雖然都是「建築物」(buildings),彼此之間卻有很大的差異。已開發國家的每一個組織(不限於企業組織)都將針對特定任務、時間和地點,設計出最商合的組織結構。
● 上述所有的趨勢也告訴我們,管理藝術與科學的應用範圍將逐步擴大。大約在一百二十五年前,人類為了生產「東西」,從而發明了管理,企圖以有組織的方式提高生產效率。今後,管理將從商業組織逐漸擴展到更多領域。
未來對於社會知識資源(knowledge resources)的管厘,將是發展新觀念、新方法以及實踐的最重要領域,特別是目前管制過多或是管理不足的教育與醫療機構。
以上所言是對未來的預測嗎?不是的。它們是「鑑往知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