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大震撼

一場醉人的知性之旅

程樹德

首次翻閱古爾德這本書，是在哈佛大學合作社（Harvard Cooperative Society）的書肆內。這棟建築的三樓一整層，都擺著教科書及教授指定的經典著作。對我這不曾在美國念大學、但很想知道點實況的人，最取巧的辦法就是到此書海一逛，看看哪門課開了哪幾本書，就知道該怎麼下手了。而就在普通生物學旁邊，排了一整落平裝本的《達爾文大震撼》（英文直譯為《自從達爾文以來》）。書的封面很滑稽，是白髮禿頂的達爾文，被慢慢從太初混沌演化出來的小蟲子、猿、猴及原始人包圍著。

這本小書到底何德何能，竟能躋身經典叢書之列呢？

當時我還是個剛出爐的分子生物學小學徒（民國七十一年），認為演化生物學冷門得出奇，甚至更搞不懂「天擇」是何把戲。它說︰「適者就是生存者，」但生存者也是適者。那麼天擇豈不成了繞著自己尾巴團團轉的小瘋狗了嗎？

我那時想，既然這本書封底有一大堆書評家高度讚美之辭，便隨手翻一翻，沒想到就像掉進了裝滿醇酒的桶子裡，一醉再醉，染上了古爾德癮。

怪胎古爾德

古爾德是美式學者群當中少見的怪胎，不但專業精深，學問更是無與倫比的淵博。他出生在紐約巿的猶太家庭，從小就迷上了棒球和恐龍——這是他五歲時，跟父親到博物館看霸王龍化石之後造成的結果。他在一九六○年代初，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念古生物學，他的指導教授也在當年啟發他兒時興趣的同一家博物館內工作。

這一刻，美國的古生物學界剛好醞釀著一場小型革命，它不再自甘當地質學的奴隸，不滿足於用化石替地層學定年。新一代的學者想用化石紀錄來研究演化史當中的生物變化實況。這股暗潮剛好鼓舞了充滿熱情及衝勁的古爾德和同窗好友艾垂奇（Niles Eldredge），想另闢一條蹊徑。這兩位造反派年輕人都受過完整的演化生物學訓練，但也都沒辦法接受古生物教科書所謂「生物緩慢演化」的說法；因為，他們從化石上只看到突然的變化，而甚少是緩變的。經過長期的思辯後，他們在一九七二年大膽提出「平衡中斷學說」，向緩變論挑戰。

此時古爾德已經畢業，也開始在哈佛大學教書。雖然研究事業正奮力開展，但另一項事業倒意外落在他身上。因為有人很欣賞他的文筆，便邀他在美國自然博物館所出版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雜誌上寫一專欄，叫「這樣的生命觀點」（this view of life，借用達爾文自己謙稱的演化觀）。古爾德活潑瀟灑的文筆，剛好在此得到很大的發揮，所以很快地便吸引了一群忠實讀者。這個專欄持續進行了二十多年，總共幾百篇恣肆揮灑且妙趣橫生的小品，也凝成了好幾本文集，其中流傳最遠、影響最大的，當屬第一本《達爾文大震撼》了。

為達爾文突圍

雖然書中三十三篇文章所談的話題，從行星的大小及於地質學和社會及政治史，但它們都是由一條精微的演化理論所連貫互通；主旨在解釋達爾文思想為何這麼受人誤解，而達爾文本人又是以什麼樣的心情來對待他這早產的智慧結晶。這一趟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知性之旅，就像一場豐富的盛宴，令人流連痴醉。

演化生物學主要談論的是，地球形成四十六億年以來生物出現以及改變的歷史。因此演化生物學的愛好者對於演化歷史的興趣很深，對創始人達爾文個人的事蹪也極為好奇。

可惜過去一百年來，限於資料不足與先囿於主觀的偏見，許多為達爾文作傳的人常犯嚴重的錯誤。例如，達爾文的父親頗為嚴肅，曾專程寫了封信責備正在念大學的兒子︰「你只顧迷著捉蟲子、獵狐狸，再不醒醒的話，可讓我們蒙羞了。」達爾文三十多歲以後被怪病纏身，就有人亂套佛洛伊德的學說，認為他患了父權高壓下的「軟骨病」。

像這一類無血缺淚的傳記，現在都可以擺在一邊了。當年沉默的達爾文靠老赫胥黎（T. H. Huxley）替他縱橫辯論；如今，飽受世人誤解的達爾文又得到了當代被尊稱為「美國赫胥黎」的古爾德來幫他突圍。且讓我們欣賞達爾文突圍以後的大震撼吧！

展現達爾文新貌

達爾文新貌之所以逐漸展現，應該歸功於兩方面。

首先，近幾十年來，研究科學的風氣愈來愈昌盛，科學史漸漸從史學中獨立成一門新學術，各大學也紛紛成立科學史系。而達爾文以豐富之著述及成就之偉大，遂逐漸成為科學史學者研究的新寵。「達爾文工業」也應時而興，頓成顯學，關於他的論文及專書不斷湧現。

其次該歸因於大量原始資料的出現。達爾文本人像松鼠般，善貯片紙隻字，絕不任意銷毀；因之筆記本、舊草稿、來往書信、眉批過的文章、散落的書頁，都被他分類收藏。經過專家數十載的辨讀、轉抄及整理，近來出現的資料已從涓涓細流，匯成汪洋大川了。

自一九八五年《達爾文書信集》（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出版以來，時至一九九一年已出版七大冊。雖然一八八七年所出版的《達爾文的一生及書信選》（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早已是學界熟悉的著作，但這經過嚴格刪修及檢查過的文集，缺少了很多細節，使我們無法知道達爾文的性格，更無法探究他思想與其社會的關係。而完整的《達爾文書信集》則彌補了這缺憾。

第二項大文獻是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達爾文筆記本》（Charles Darwin's Notebooks）。這本七百五十頁的厚書，就像是一座金礦山，讓我們看到他思想一天天發展的過程。

而第三大資料來源，則是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日曆》（Calendar），裡面有一萬四千封達爾文與其他人來往的信件。這對了解他怎樣交朋友，有莫大助益。

從這大量原始資料，我們終於知道達爾文什麼時候想出物種轉變的理念，何時頓悟天擇的道理；也終於明白他為何拖延二十一年才敢發表演化理論，而且他也不曾剽竊華萊士（A. R. Wallace）的創意。更重要的是，他革命性的學說對思想界的衝擊——他一直深怕自己的純唯物哲學掀起巨浪。但到了維多利亞時代末期，他的演化科學反倒成了自由主義的大台柱。

本書第一部首章及次章，就是擷取達爾文新貌中最精采的兩個發現，以饗讀者；第三章釐清「演化」及「進步」的分野；而第四章則分析了「天擇」最細微處——到底是「誰」施行選擇？到底「適應性」如何定義？只要弄通了這兩點，您會有醍壺灌頂之樂。

這是我們的故事

或許是西方基督教及猶太教傳統的影響，西方人對「人類怎麼來的？」「我們人類到底在宇宙中占了什麼樣的地位？」及「人類為何而活？」等問題，一直有很深的關懷。因此，演化生物學既然敢否決「人是瞬間被創造出來」的說法，自然得提出它自己的看法。達爾文在英國社會既恐懼又期盼的等待下，終於在一八七一年出版《人類傳衍》（The Descent of Man）一書，認為人是由與大猿相似的祖先所逐漸變成的。

自此以後，發掘人類的化石，就成了人類學者最重要的工作。

雖然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重要的人類化石，如克羅馬儂人、爪哇人、北京人等，都是在歐亞大陸發現的；但是部分學者聽從達爾文的推測，開始到南非和東非發掘，果然證實了他的假設︰人是從非洲演化出來的。

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類人猿的化石可上推到三、四百萬年前；而且因同時代有多種不同化石出現，也引發單支或多支演化方式的爭論。本書第二部的第六章，便是力主人類演化與其他生物一樣，是灌木式地側枝繁生，而非單系樓梯式節節升高。

主張人類異於其他萬物的學者，汲汲營營想發現人和大猿（黑猩猩及大猩猩等靈長目動物）之間的不同處，以維護人類所自封的神聖超凡地位。但這些努力都被證實失敗了。第五章就是縱橫古今的議論，想申言人類和動物的特徵，其實只有程度數量的差別罷了；人類超凡的心智能力，也只不過是大腦神經細胞數目多了點的結果。馬克思（K. Marx）不是說過「量變而後質變」嗎？

解剖學家觀察到，人類有許多特徵與猿猴的幼年期頗為相似，因此他們提出「幼態持續」（neoteny）理論來統領多項觀察。這種現象在其他動物也存在。例如，蠑螈保存了幼態的鰓、聖伯納狗擁有巨大的身軀，但卻又有個可愛的娃娃頭。這種理論最有趣的推測，就在於「幼態」增加了腦細胞擴充的可能及學習的時間。這在第二部的七、八兩章有精采論述。

如果分子生物學一旦進展到能夠分析發育的遲速，則能對幼態持續論予以檢驗。那麼這將會是令人興奮的一刻。

匪夷所思的演化世界

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有一門所謂「自然神學」的學問，致力於發現生物精巧絕倫的構造和功能，以揭露造物者的智慧。但達爾文演化學說出現之後，如果只是用天擇取代造物者來解釋自然界當中所隱藏的美妙適應，則其在邏輯上並不算是更強而有力的科學理論。

從人的觀點來看，造物者具有良善的特性。因此，如果我們能從自然界當中發現某些被人們認為是極度怪異、且不太能用人類自認的美善來解說，但卻能用天擇說明的生命現象；那麼「天擇論」做為一項科學假設，應該就強過自然神學了。所以，達爾文和以後的演化學家，遇見這些違反人類道德規範的生物行為時，都特別留意。第三部的第十及十一章就提及兩件最令人目眩神移的複雜現象：樹癭蠅為何吃掉自己的媽媽，而竹子為什麼一百二十年開一次花。這兩個例子正好顯示，反常識、反常理的現象，才是理論較好的試金石。

第九章所談的愛爾蘭鹿，在生物學史中，因為盛行觀念的不同，而對牠有極不同的詮釋。但這也正符合了科學哲學中對「典範」的定義︰同樣一項事情，在不同典範的觀察下，就有極不同的意義。所以，相信神造萬物的人，絕不相信這種巨鹿會滅種；而相信定向演化學說的人，認為牠的大角是不可逆的趨勢，縱使害處愈來愈多，也依然擋不住這種後果；至於傾向純選擇論的學者，則認為大鹿角是雌鹿欣賞大角雄鹿後的結果。因此雖為同一項事實，但在不同理論之有色眼鏡前，也呈現不同相貌及解說。顯示科學真是反映人心呢！

熟悉創造論的人，一定知道神學的「第一原因」（first cause）︰精巧的鐘錶後面必定有製錶匠，所以極度複雜的生物背後，一定有造物者存在。因此，質疑天擇的人，必然也會問：「精巧如眼睛，是怎樣只憑演化就產生的？」達爾文很重視這一種挑戰，因此謹慎應付。而現代生物學則有更多漂亮的證據，以提出可信的解釋。第三部的第十二章就是關於「完美器官」的奇譚——河蚌演化出一隻餌魚。

課本上學不到的生命史

科學家從物理學和地質學頗為可信的時間考定技術，推知地球出現已有四十六億年左右，但卻一直要到古生代之初的寒武紀，才出現明顯的生物化石。為什麼較大的生物在這一刻才突然出現？這是否意味著造物者在這一刻靈機一動，有創造生物的衝動？

這個「寒武紀大爆發」（Cambrian explosion）事件一直深深困擾著達爾文，而他也提出了一些無根據的假設來解釋。但現代古生物學家在仔細尋找古老的沉積岩、並磨成極薄的薄片觀察後，發現了三十多億年前的細菌化石。因此，在多細胞生物出現的前三十億年，就有單細胞細菌存在。這算是部分解決了達爾文的困境。

細菌在這三十億年的歲月中發明了光合作用，把無氧的大氣變成了氧含量很高的大氣結構；同時也肆行共生，演化出有細胞核的大型細菌群落。細胞聯合在一起分工合作的結果，才有多細胞生物的出現。因此，生物的分類不能再以人的偏見為主，單將生物區分為動物與植物；而應該還要賦與微小的生物——細菌、真菌和原生單細胞生物，更高的地位。這種五界分類法是革命性的新觀念，第十三章即介紹它的故事。

寒武紀大爆發的另一項問題是，為什麼那時動物界各門幾乎同時出現呢？這個謎中之謎因為生態學理論漸趨成熟，而借來有力的新觀念——在一個地區，如果有掠食者侵入了，反而能打破單一植物獨霸的場面，讓其他種植物及更多種動物一起生存。是否在六、七億年前，有位大食客能大肆吞噬藍綠藻鋪成的廣大地毯，創造空間讓物種繁衍呢？這個迷人的理論將在第十四章有精采的論述。

另一個生態學原理「大區域物種多，小區域物種少」，也能漂亮解釋生命史上最巨大的滅絕事件。這次滅絕事件發生在兩億四千萬年前古生代之末，比中生代末期恐龍之死更加劇烈及廣泛。如果這麼一項小觀念居然能成功，豈不讓人驚喜萬分！

關於這顆地球

科學史學者孔恩（T. Kuhn）認為，科學的演變不是漸進式的，而是革命式的。老理論被推翻，而新理論則堅守霸權到最後一刻，才在動盪紛擾中垮台。

地質學中就有兩個重大革命事件，在一番波折後，確立了它今天的面貌。

在聖經主導的時代，地球只被准許有六千年的歷史。果真如此，那又怎麼解釋幾百公尺的沉積岩層和蝕平的山峰及深陷的峽谷呢？所以，大洪水、大災變便成了合理的說法。然而，若純粹只談今天我們所見不著、且無法證實的大災變，又豈非把地質學變成神話學，事事要靠超自然力的干預呢？

律師出身的英國地質學家萊伊爾（Charles Lyell）出場了，他提出「漸變論」，要求以今日能驗證的地質過程（如風化和沉積），來推衍古代可能的事件。憑著他的雄辯，居然在十九世紀初，統一了地質學，將漸變論奉為典範；而達爾文搭著「小獵犬號」出航探險時，也抱著萊伊爾的《地質學原理》當聖經。

二十世紀早期，德國氣象學家韋格納（A. Wegener）發現南美洲東側和非洲西側能像拼圖般的對在一起，甚至五大洲都能剪下來貼成一大塊陸地。如果假設大洲能漂移，倒是能解釋很多地質怪現象，例如，冰河從大西洋流向熱帶非洲。韋氏的大膽假設在一九六○年代終獲革命性的成功，而板塊構造學也成為一典範。

第五部除了談這兩大革命之外，又及於科學界異端的問題。古代的伯內特（R. T. Burnet）牧師、近代的維里科夫斯基（Immanuel Velikovsky），都是「盡信書」的人，他們都為了聖經上的事件而否認舊的物理原理，結果也十分有趣。讓我們一起欣賞吧！

從教堂、大腦到星球

理論物理學家都有個夢想，要把物理界四大作用力——強作用力、弱作用力、電磁力和重力，融合成一個大一統理論。但是在生物學領域裡，重大原理卻實在不多，所以實驗科學家寧可將心力放在細節的追尋上。或許因為知道了細節（例如愛滋病毒感染哪一種細胞、癌細胞是哪一個基因出錯了），方才是實用的關鍵吧。

但單純的物理原理，卻是我們欲明白生物特性的極根本之處。

為什麼沒有一尺長的大蜜蜂？為何沒有一丈高的巨人？這當然是因為物理和化學的基本限制，所以科幻電影中的大怪物也不可能存在。天文學家伽利略是第一位發現大小形狀對生物影響重大的人，而隨後生物學家霍登（J. B. S. Haldane）也有精采的補充。這便是第六部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主題。

地球為什麼是宇宙中充滿生命的小藍鑽石，而金星、水星、火星卻只是死寂大地呢？答案其實沒有更深奧的理由，「大小」幾乎就是最關鍵的原因︰它夠大，才能捉得住大氣層，才能有活躍的地殼運動；光是重力一項，即決定生命發生的可能性。第二十四章把眼光從地球延伸到太陽系，更點出物理對生物的規範性。

科學的應用與誤用

科學家不是離群索居的人，他們在成長階段也同樣深受當時社會文化偏見的影響，不知不覺塑造了他們對大自然的觀點，而多多少少會扭曲真相。所以，我們在剖析他們的錯誤時，也該提醒自己不要掉入相似的陷阱。

十八世紀的胚胎學中，有一派理論相信精子或卵中含有預先形成的小人，而且小人睪丸中的精子裡還有更小的人。這種說法從現在的觀點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但若深入探究他們的著作後，反而可發現他們是理性的堅持者；在「邏輯推論」和「眼見為憑」的衝突中，毅然選擇了前者。

雖然被笑罵了幾百年，但分子生物學終於還給了他們公道。形成生物個體各種特徵的密碼，不就是藏在極小的染色體上嗎？第七部第二十五章，就是要我們設身處地去了解前人。

科學家多是社會的中產階級，所以他們的觀點可能無法跳脫某些既定格局︰例如，相信自己頭腦的工作有優越性，因此以為在人類的演化過程中，「腦子變大」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重要特徵。但當考古學家挖出小頭而直立的猿人時，卻讓他們困惑之至。這種「姿勢」與「腦容量」孰先的爭議，在第二十六章中有精采的重現。

人類本色

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顯然中國哲學早就設定人有一種「不教就會」的傾向；同樣的，西方思想中也有相似的「本性」與「教養」之議。究竟人有沒有本性？如果人有「部落」的本能，是否只能親近家族成員，而視外人為寇讎？在這種前提之下，博愛的情操又哪裡來？如果男人有多妻縱慾的傾向，又怎樣解釋神父、和尚的忍慾節操呢？

這不只是科學爭論的焦點，也是極度激情的政治法律話題。主張「人有各種本性」的科學家不一定有排他的意圖，也不一定容忍本性之發揮，但卻未預料到理論被濫用的後果。例如，種族歧視、性別偏見，就常把帳掛在他們身上。

第八部力主人性科學其實是「生物決定論」偏見下的研究；它為社會現狀辯解、它替既得利益階級說話，它否決了人類主觀努力後，能改造命運的可能性。而古爾德則力主「生物潛能論」，他認為本性並不干緊要，人既從社會文化裡學到絕大多數的觀念，就該致力改善人所處的環境，並激發潛能。一九七五年威爾森（E. O. Wilson）所出版的《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算是一項最新嘗試建立「人性科學」的努力，也是生物學家野心勃勃想攻入心理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的一大持續努力。而自由主義派的生物學家如古爾德、路翁亭（R. C. Lewontin）應聲反擊，則是近三十年來思想界的大事。這一部的各章都繞著這主題打轉。

其實，人都是依照自身的利益來區分大小圈圈的。當人們為了要爭取未得利益時，就「去異存同」，強調四海一家；而一旦企圖把持既得利益時，就「同中求異」，硬把別人歸為居心叵測的異類。所以，若我們能看穿這種意圖時，不管它是「劣根性」還是「學來的」，總該有所警惕和自制吧！——一九九五年寫於陽明大學微免所；二○○九年修訂

達爾文誕生兩百年紀念文

天演論的百年命運

程樹德

光緒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初夏天津，待在水師學堂辦公廳的校長嚴復，熬著寂悶的酷暑，內心翻騰著無數的煩惱。

多年前，嚴復的慈母與髮妻相繼過世，為了生活上有人照顧，他續絃一妾，沒想到這小女人脾氣大，鎮日尋他爭吵。個人的苦悶之外，他經世濟民的抱負也不得發展，從船政學堂以最優等畢業後，他受李鴻章賞識，派往英法留學，沒想到回國後未受重用。那時嚴復雖貴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類似海軍官校校長），仍只能紆尊降貴與那些毫無見識的貢生監生一齊，背著桌子板凳去趕鄉試，四次落第，壯志難伸哪。

而國事更加危急，兩年前甲午戰爭，北洋水師覆沒，馬關條約簽訂，割台澎，賠巨款，在在使這海軍官校校長的嚴復中夜徘徊，熱血沸騰。沒有槍桿子，沒有權柄，滿腹中西學問的嚴復就在這炎夏，舉起筆桿子，著手翻譯兩年前才出爐熱烘烘的科普作品，即英國學者赫胥黎的演講集《演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

赫胥黎就是綽號「達爾文的牛犬」的著名學者。當《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一八五九年出版後，英國教會奮起挑戰達爾文的演化觀，達爾文不願加入戰局，就由赫氏擔綱，負責護衛科學的立場，防止宗教勢力入侵。而這本《演化與倫理》，是赫氏最後言論，代表他對自然與社會的沉思。

百年後掀起科普熱潮

嚴復的《天演論》一出版，即造成熱潮，先後出現三十多種版本，但國家社會更大的動亂及災難接踵而來，終未能有系統的翻譯西方演化論的作品。

一九九一年，天下文化開始有系統地翻譯西方科普書，演化論的科普書陸續引進，加上其他出版社也加入這一熱潮，將英美近二、三十年來的名著，一一推介給中文讀者。

近代英美傑出的科普作家，如近年過世的古爾德，雖因其提倡的平衡中斷說掀起學界爭議，政治立場也趨近馬克思主義，但他文筆生動、學問淵博，他的演化文集，風行英文世界多年，其《達爾文大震撼》及《貓熊的大拇指》兩岸都有譯本。英國牛津大學動物行為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文筆冷雋、說理清晰，鼓吹學者漢彌敦（William Donald Hamilton）的親族選擇最力，《自私的基因》與《盲眼鐘錶匠》中譯本在台出版，另外多本則未譯出。美國學者戴蒙（Jared Diamond）文筆親切，他綜合歷史地理及演化的大作《槍炮、病菌與鋼鐵》，有啟發力，乃難得佳作，近作《大崩壞》也極有影響力。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生物學家的威爾森，雖以螞蟻及生態學成名，但他領頭創立社會生物學，爭議雖大，但已然成為重要研究領域，他的多本書中，自傳《大自然的獵人》、《論人性》、《Consilience：知識大融通》、《繽紛的生命》都有中譯本。而新銳作家、英國記者瑞德利（Matt Ridley），敘事委婉，擅講故事，《德性起源》及《天性與教養》二書，也都有中譯。

達爾文影響力方興未艾

從二十一世紀初回頭檢視過往百年的出版史，嚴復在那個漫漫長夏所譯的《天演論》，無疑是首部演化的科普書，也是公認名氣最大、影響最廣的，這究竟是何原因呢？我綜合歷史及經驗，提出三個理由，就教於方家。

《天演論》初稿完成後，嚴復就交給桐城派古文大家吳汝綸，以及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及譚嗣同等人看。康閱後感慨說：「眼中未見此等人，」認為「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筆端充滿感情的梁啟超讀後，也說嚴復「於西學中學，皆為我國一流人物」。吳汝綸不只寫序，甚至刪節天演論，讓中學老師當國文教材。是以在出版前，嚴復此書已普遍得到士林的讚許，替他大力宣傳。

其二是嚴復借赫氏佳醪，澆自己心中之塊壘。赫胥黎秉承維多利亞時代以來英國之自由主義傳統，認為雖然萬物競爭，優勝劣敗，但人類社會之倫理關係不同於自然法則，若要能相親相愛，互敬互助，必須與自然之道相抗才行。對此嚴復並不贊成，他本著救亡圖存的愛國思想，反指出人類善相感通的天良及互助團結的保群，都是天演的結果，既然人人皆有，只要奮起，必能救國保種，免於歐西及東洋的侵略。大英帝國的極盛時代，一位演化學者的哲學思考，被嚴復一轉成爭勝競存的一個信念，這該是他成功的另一要訣，即轉學術思辯為政論。

此外，當時中國正渴求一個新的意識型態。余英時分析清末民初的思想，是不停喪失信心，不停拋棄中學，不停激進化的時代，原先以為學學「船堅砲利」即足以趕走外夷，證明不足之後，再改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口號，待到甲午戰敗後，進一步要拋棄中學了。嚴復在他政論中「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正代表知識人要更激烈地拋棄舊學。而新學為何呢？嚴復所引「物競天擇」正是一個奮鬥哲學，一個自強口號，正足以激動愛國讀書人的胸懷。

今年正值達爾文出生二百年，以及巨著《物種原始》出版一百五十年，他的影響在西方持續加深，當然也會對中國，除了物競天擇的口號外，有更進一步衝擊。日換星移，我們拭目以待。——二○○九年寫於陽明大學微免所

這樣的生命觀點

古爾德

美國著名的遺傳學家繆勒（H. J. Muller, 1890-1967，一九四六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在一九五九年悲歎地說︰「整整一百年來沒有人了解達爾文，這段日子實在是太長了。」

這段話聽在很多人的耳裡，可能會覺得繆勒長了一張烏鴉嘴。難道他要用這種方法來慶祝《物種原始》出版一百週年嗎？不過話雖然不怎麼中聽，但的確沒有人能夠否認這句話的真實性，也沒有人能夠否認繆勒真實地表達了他內心所有的挫折感。

「天擇」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達爾文的理論這麼難了解呢？

事實上，在《物種原始》發表後的十年內，他已經讓學術界相信演化過程的確存在；但是在達爾文的有生之年，卻始終不見他的天擇理論被大眾所青睞。一直要到一九四○年代，天擇說才在學術界獲得全面的勝利。然而，即使現在大家都承認它是達爾文演化理論的核心，但它依然普遍受到誤解，以及人們的錯誤引用，甚至被誤拿來當作達到某些目的的工具。

天擇說之所以難了解，並不是因為它的思考邏輯有多麼複雜。其實天擇本身的理論基礎相當簡單，只包含了兩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以及由這兩個事實所推衍而得的結論。

第一，生物會改變，而且這些改變能夠遺傳給後代。
第二，生物所產生的後代很多，但並不是每一個後代都有生存的機會。
第三，一般來說，在眾多發生各種變異的後代中，最能適合環境條件的個體，獲得生存繁衍的機會就更大；所以這些利於個體的變異，便能夠經由天擇而在族群當中累積。

然而，前面三項敘述只是保證天擇能夠運作，但並不能完成達爾文另外賦與它的角色。

達爾文理論的精髓在於，天擇不僅只扮演「淘汰」對環境適應不良的生物而已，它還是演化過程中、創造新特性的主要動力。此外，天擇也應該能建構出更適合生存環境的生物；藉由一代代將這些有利的變異保存在基因庫裡，並血脈相傳，天擇便能一步步創造出生物新的適應性。

如果說天擇具有很高的創造力，那麼，剛才第一點所提到關於變異的敘述，就必須再補充另外兩個限制。

演化既沒有目的、也沒有方向

首先，個體所產生的變異必須是隨機的，或至少不會只偏好某個特定的適應方向。因為，如果變異只朝某個「正確」的方向產生，那麼天擇就失去了它創造性的角色，而僅僅只是消除掉那些不往正確方向變異的不幸個體而已。

所以，拉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 1744-1829，法國博物學家）主義所堅持的「動物能夠了解自己的需求，而且會朝那個方向變化，並把獲得的性狀傳給後代」，並不符合達爾文主義。目前我們所了解的基因突變，已經證實達爾文的立場是對的；因為他所認為的「變異並不會事先預期該朝哪個好的方向，去產生變化」符合我們所知道的基因突變現象。

演化是「機會」和「必要性」的混合物，各種變異都有機會存在，而天擇則保存了必要的性狀（即適應良好的性狀）。

其次，相對於產生新種的演化變異，族群裡的個體變異一定要很小。換句話說，新種的產生是由於族群個體變異的累積。因為，新種若是「突然」出現的，那麼天擇只需要除掉以前的品種，讓出空間讓新的品種生存即可；但這些新種就不是天擇所塑造的了。

因此，我又得再次強調，以我們現在對遺傳學的了解，更能支持達爾文當時的觀點——小突變是演化過程中的素材。

所以說，達爾文這看似簡單的理論，其實也有細微複雜處和額外的要求。

但不管怎樣，我認為它之所以很難被大家接受，並不是因為有什麼難以了解的科學理論。我想，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達爾文所傳達的訊息裡，隱藏著激進的涵義。這些激進的哲學思想挑戰了根深柢固的西方傳統，而大家卻還沒有準備好要放棄這些傳統概念。

演化既不是進化，也不是退化

首先，達爾文主張演化沒有特別的目的。個體的奮鬥只是想在未來一代代的子孫身上，增加自己基因的比例而已。世界上所呈現的和諧與秩序，也只不過是個體為了求取自己的利益所展現出的表象罷了。關於這點，我們可以藉由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自由經濟體系，來了解大自然的運作（詳見第十一章）。

達爾文所傳達的第二個訊息是，演化沒有方向，它不會一直朝著更高等的事物演化；生物只是為了要更能適應它們的生存環境，並沒有所謂的進步或退步。一種寄生蟲慢慢地「退化」，是為了符合牠們在宿主體內的生活方式，這其實就跟羚羊那優雅的步態一樣完美。

第三個訊息則是，達爾文始終以他一貫的唯物哲學來解釋大自然。他認為物質是所有「存在」的根基，而心智、精神或上帝，只是我們複雜的神經交錯連結後的產物而已。

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英國詩人及小說家）就曾經對於大自然的目的、方向和精神遭到科學的摒棄，表達了他的沮喪和不滿︰

當我在黎明放眼遠眺，
池塘、田野、羊群、孤獨的樹，
統統都默默朝著我看，
好似靜靜坐在學校課堂中天真無邪的孩子們；
他們嘴唇輕輕開啟，
像要告訴我什麼似的，
但卻都靜靜地，
大氣都不敢出一聲地說︰
「真奇怪，真想知道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

自從達爾文以來

是的，自從達爾文以來，這個世界的確是不同了。它變得更精采、更有趣、更能提振我們的心靈；因為我們在大自然裡找不到目的，所以我們得自己去追尋、去定義。達爾文並不是個道德笨蛋，他只是不願意把西方思想中的各種偏見，強行附會到大自然身上而已。

事實上，我認為達爾文主義的真正精神，足以拯救我們這個蒼白、貧瘠的世界；它的精神完全否定西方的驕傲與自負。因為西方的傳統觀念認為，我們既是上帝創造的最高產物，當然就有權控制、並奴役世界上其他的萬事萬物。

不管怎樣，我們還是應該要和達爾文達成共識。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對他的思想及其衍伸的涵義有真正的認識與了解。本書的各個章節，就是想探討達爾文所謂的「這樣的生命觀點」（這是達爾文在《物種原始》一書當中，提到他「演化新世界」時的用語）。

我要替樹木講話

本書這些短文是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七年之間所寫的，原本是發表於《自然史》雜誌每一個月的專欄。這個專欄的名字就是「這樣的生命觀點」，範圍涵蓋了星球、地質、社會以及政治的歷史。

在我的心目中，這一連串的歷史都已經在達爾文的演化思想之下獲得串連，並得以整合。我專攻生物學，而非萬事通先生，對其他的學問並不精通，所以我對行星和政治學的了解，只是因為它們跟生物演化有接壤之處，才能略知一二。

我知道「拿昨天的報紙包今天的垃圾」是對新聞從業人員的一種嘲諷，也知道出版由單篇文章所集結成的書，其實對我們的森林有莫大的傷害。但就跟兒童作家舒斯博士（Dr. Seuss）故事裡面的勞瑞（Lorax）一樣，我覺得自己是在替樹木講話。

除了老王賣瓜之外，我之所以出版這個文集，是因為很多人喜歡這些文章（當然也有人表示不屑）；而且它們都圍繞著一個共同的主題——達爾文的演化觀點。事實上，達爾文的演化觀點對我們這些囂張自大的人類來說，是一帖最好的解藥。

本書的第一部是探討達爾文理論的本質，尤其是引起繆勒悲歎的那些激進哲學思想——演化沒有目的、不一定會進步，而且是純粹唯物主義的。

此外，我會引用一些有趣的謎題做為開端，來解釋達爾文深邃的思想。誰是「小獵犬號」軍艦上真正的博物學家呢？答案可不是達爾文喔！還有，達爾文當時為什麼不用「演化」這個字眼？他又為什麼整整等了二十一年，才將他的理論出版問世呢？

繽紛的生命

把達爾文的理論應用在人類演化，是第二部的主題。我想強調人類和其他生物之間的獨特性和一致性。這種獨特性只是藉由一般的演化過程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因為有什麼其他預設的原因（這點所有的生物皆同）。

在第三部當中，我探討演化理論應用在特殊生物方面的複雜問題。從某個層面來看，這些文章似乎只是描述了具有一對大角的鹿、在媽媽肚子裡把媽媽當作食物的蠅、在身上偽裝一條假魚的蚌，以及一百二十年才開一次花的竹子等特殊的生物現象；但若從更深一層的角度來思考，我所要談的主題其實是「適應」、「完美」，以及相對來說無意義的表象。

第四部則把演化理論延伸到對生命史上「生命形式」的探討。我們發現生命並不是一部莊嚴的進步史，而是一個不時發生大滅絕，並在長久的寂靜中，又不時有新種快速誕生的世界。我把重點放在兩個最偉大的事件上︰一個是大約六億年前開創了複雜動物世界的寒武紀大爆發，另外一個則是兩億兩千五百萬年以前，毀滅了半數以上海洋無脊椎動物的二疊紀大滅絕（Permian extinction）。

到了第五部，我把焦點由生命史移轉到地球史；將討論的重點放在古代的英雄萊伊爾，和現代的異端維里科夫斯基這兩位的理論。這兩人對一些最基本的問題︰「地質史的發展有沒有方向性？它的改變是緩慢、莊嚴的，還是快速、帶來災變的？生命史和地球史有沒有相關？」做了一番曲解。而我發覺現代地質學的大革命——板塊構造和大陸漂移理論，正好可以為這些問題提供解答。

第六部則是想要理解小的東西。物體的形狀其實和它的大小是息息相關的，大小的本身就能影響物體的形狀。我還可以把這一個簡單的原理，應用到範圍廣大的現象上。我所談的包括行星表面的演化、脊椎動物大腦的演化，以及中世紀大大小小的教堂其外表特別的差異。

社會、政治、科學與人性

就邏輯順序來講，有些讀者可能會認為第七部和前面的內容有一點不連貫。因為我已經很努力地從一般原則談到它們的特殊應用，然後又進一步談到它們對生命和地球史上主要形式的作用。

但在這個部分，我要把話題轉移到演化思想的歷史——尤其是社會和政治對所謂「客觀的」科學所造成的衝擊。我們要談科學裡隱埋的自大，以及科學內隱含的政治偏見。

科學並不是直通真理的大道，而是一路上得破除過去古老的迷信，並努力蒐集客觀的資料，才能到達目的地。科學家也是凡人，無意之中就可能把當時的社會和政治觀念溶入自己的思想中。尤其科學家多半是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階級，因此他們常常不自覺地認為現存的社會秩序，在生物學上是早就命中注定的，藉以護衛現存的社會形式、保衛既得的利益。

所以，我討論的主題包括十八世紀胚胎學界的爭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德國社會主義者）對人類演化的看法、隆布梭（Cesare Lombroso, 1836-1909，義大利醫生）認為人類具有犯罪內在本性的理論，以及種族偏見理論中的奇怪故事。

我藉由這些故事所要傳達的訊息，就是想討論這些社會既存的觀念對科學家的影響。

我在最後一部仍討論相同的主題，只是延伸到現代對「人類本性」這個議題的討論；而這個主題正是演化生物學被人錯用到現代社會政策上的實例。現代媒體和書籍大量充斥著人類具有殺人狂般的猿猴祖先、人類有內在的侵略性和領域性、大自然命定女性是被動的，以及不同種族間的智商差異等「生物決定論」的論調。

所以，這一部的前半段主要就在批判「生物決定論」，認為它只是政治的偏見而已。我認為這些講法完全沒有根據，它們只不過是西方歷史當中的悲慘故事借屍還魂罷了——把那些被社會犧牲的人貼上「劣勢生物」的標籤，認為他們之所以被犧牲只是咎由自取。若套用康道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法國數學家及哲學家）的話，這些論調簡直就是「把生物學拉過來當共犯」。

本部後半段則討論最近興起的社會生物學，談它帶給我的快樂和我對它的憤怒，尤其是它對「人類本性」這個議題做了一番達爾文式的陳述。我認為社會生物學當中的許多獨特論點，其實只是套用「生物決定論」的模式，根本就是沒有證據的猜想。不過，社會生物學用達爾文主義來解釋「利他主義」卻深具價值。因為那倒支持了我一向的觀點︰遺傳其實賦與我們很多彈性，天擇並不會造成一個守成不變的社會結構。

誌謝

這些文章和原本發表在《自然史》雜誌中的專欄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我只有改正其中的錯誤、重新以較為客觀的角度做些修正，並加入一些新資訊。此外，我盡量避免文章之間的重複（至少從沒有重複引用同樣的例子）。

最後，我要深深感謝主編特尼斯（Alan Ternes）先生，以及本書編輯愛德斯坦（Florence Edelstein）和貝克宏（Gordon Beckhorn）。他們在處理讀者來信時非常有效率，而且對文章的內容也相當尊重與謹慎。

不過，你如果不喜歡那些聳動的標題，儘管去罵罵特尼斯，因為這些都是他想出來的。

探索生命意義

佛洛伊德講得好，他認為演化觀念對人類生活和思想產生了不可磨滅的衝擊。他說︰

人類的自我觀念在科學發展的衝擊下，受到兩次重大的打擊。第一次是科學讓我們了解，地球不但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還只是巨大宇宙中的一小粒塵埃……。第二次則是生物學的研究剝奪了人類自以為是的尊貴地位，並把人類貶斥到「我們都是動物世界的子民」這個事實當中。

我認為，如果我們想要在這脆弱的地球上繼續延續生命，那麼首要的條件就是必須接受和體認這些科學知識對我們的啟發。我也希望「這種生命觀點」能在它的第二個世紀開花結果，幫助我們了解科學研究的教訓跟限制。

就讓我們像哈代詩裡「池塘、田野、羊群、孤獨的樹」一樣，繼續去思考、繼續去探索我們為什麼會活在這個世界上。

★《中國時報》開卷版一週好書推薦
★《聯合報》讀書人版每週新書金榜推薦
★新聞局推介優良中譯圖書
★香港暢銷書排行榜

「古爾德不僅解釋了科學理論，並以清晰的條理以及風趣的文筆評論科學本身，兼具娛樂性與啟發性。」

——高曼（James Gorman），《紐約時報》書評

「從各方面來看，都是了不起的傑作。古爾德非常有智慧，也是文章逸趣橫生的一位作家，而且他的素養與學識之廣，遠超越自己的學術領域……」

——華爾斯坦（David Walsten），《芝加哥論壇報》

「古爾德是敏銳、博學的知識份子，他所寫關於達爾文的散文極具文采，而且他的寫作本領足可用來撰寫……文學評論了。」

——梅達華（Peter Medawar），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

出生於紐約市的猶太家庭，從小就是一名標準的棒球迷。五歲時與父親到博物館參觀恐龍化石展，自此啟發他對古生物學的興趣。古爾德於1960年代初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1967年開始任教於哈佛大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和科學歷史，都是他的專長。他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也曾任美國科學促進會主席。除了授課以及做研究外，這位博學的演化生物學家，更長期在美國自然博物館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雜誌發表專欄文章，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他的文筆幽默有趣，是全球知名的科普作家。目前，古爾德1970年代以來所發表的數百篇文章，已集結為好幾本文集。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第一本收錄了他1974到1977年文章的《達爾文大震撼》了。其他作品還包括：《貓熊的大拇指》（Panda‘s Thumb）、《壯闊的生命》（Life\'s Grandeur）等。古爾德在1982年診斷出罹患腹部間皮癌，但他從不放棄，一直努力抗癌。直到2002年因肺腺癌與世長辭。

出生於高雄，成長於花蓮。少年時代即著迷於分子生物學之重大發現，憧憬能對生命科學有所貢獻。台灣大學動物系畢業後，即負笈美國哈佛大學，獲細胞及發展生物學博士學位；並曾任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後研究員，波士頓生物醫學研究所研究員。專研分子遺傳學及演化生物學，現已從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退休。

業餘嗜好為教育改革及創作，譯作有《達爾文大震撼》、《貓熊的大拇指》及《科學革命的結構》（與傅大為等合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