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未來

前言　夢想，為了後世子孫

戴森

我太太的叔父布魯諾是鄉村醫師，住在德國某鄉鎮的一座大宅中。他由父親那兒繼承了這棟大宅子以及懸壺濟世的行業，一輩子都沒有變過。在他所處的時代裡，德國曾歷經多種強權統治：帝國、共和黨、納粹黨以及共產黨。就像牆頭草般，布魯諾叔叔儘量和當權黨派和平共處，並繼續他的醫師生涯。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曾去他家探望他，當時他的身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的公民。他對於身處的共產社會並沒多大好感，但是，他很感謝共產黨沒有來干擾他的生活。

這座寬敞的宅子和花園，是他晚年最心愛而且最驕傲的事物。然而，當我讚揚屋前那棵大橡樹時，布魯諾叔叔卻以一種實事求是的口吻說道：「那棵樹得砍了；它的黃金歲月已經過去了。」就我當時的眼光來看，那棵樹還健朗得很，一點兒也沒有即將傾倒的徵兆。我不禁問道，他怎麼可以這樣亂砍樹木。他答道：「這是為了孫子們著想。那棵樹不會比我先死，但是它活不過孫子女輩。我要另外種一棵小樹，好讓他們在跟我一樣老的時候，也能享有大樹相伴的樂趣。」他期望孫子女不但能繼承他的衣缽，也能在他的屋子裡安居終身。這種想法才是他所認知的。不同的政權來了又去，唯有家庭始終長存。你是為了你的子女、孫子女而活。這種想法是很長遠的，因此很自然地，他們就會把眼光放在未來的一百年，也就是橡樹生長所需的時間長度。

當我還在英國劍橋大學讀書時，我的學校也曾做過類似決策。有一條沿著河畔通往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的車道，原本會穿越非常壯觀的榆樹林蔭道，這些榆樹是在十八世紀種起來的。當時，那些榆樹丰姿依舊，只是黃金年華已逝。校方做出和布魯諾叔叔一樣的決定：為了未來著想，犧牲眼前。於是，林蔭大道被砍倒了，替代的是兩排骨瘦如柴的小樹苗。如今，事過境遷五十年後，那兩排小樹苗已茁壯成熟。林蔭道又再度美麗起來，而且這些樹木會在邁入二十一世紀後，成長到它們的最高高度。三一學院打從十六世紀創校以來，一直是個偉大的學習殿堂，而且它也希望在二十一世紀，繼續做為偉大的學習殿堂。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到斯洛維亞（Slovenia）參加由我女兒所籌辦的「東、西方高科技論壇」會議。這項會議的目的在於促使東、西方的電腦及軟體工業界領袖們共聚一堂，以交換意見。許多與會者來自俄羅斯和東歐，另外也有相當人數來自美國和西歐。他們在工作上全都表現傑出，但是仍舊希望更上一層樓。他們是一群走捷徑的人。東歐與會者代表的是，自前共產社會灰燼中掘起的新潮商業經理人；西歐與會者則代表了，進駐新開放東歐市場的前瞻業務。兩邊人馬都具有下列基本共識：他們相信自己正騎乘在歷史的浪頭上；他們相信，自由市場經濟的勝利是必然的，而且他們正在推波助瀾；而他們的眼界，都是短淺的。

在他們所來自的資訊世界裡，五年就算是長期的了；財富往往在一兩年內便有起落。擬訂超過五年的計畫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資訊科技的成長無法預估，此外，自由市場的運轉更是難以逆料。這批年輕的新貴資本家所成長的背景，正是長程社會主義計畫慘敗的年代，也因此，他們大大看輕任何形式的長程計畫。在我所聽到的討論中，幾乎難得有人提到二十一世紀。
看來，最近幾年，世界潮流的走向已經變得愈來愈短視了，彷彿社會主義經濟的挎台以及自由市場的勝利，便足以使得所有長程遠見都成為幻想。布魯諾叔叔和三一學院的主張──為我們的子孫盡力保存小片自然美景──也似乎全都淪為落伍的思想，在這片日益增強的變革旋風中，微弱地幾乎聽不見了。現在我們這個年代的大眾議題，主要是自由市場經濟專家和保守主義者之間的辯論，保守主義者力圖保存過去，自由市場經濟專家則把「未來」估計成每年貶值百分之七。辯論雙方都不提未來。

■科學與宗教之聲

在當下這個年代，還有那些人對於兒孫輩以後的事懷有夢想？替未來代言的有兩種聲音，科學之聲以及宗教之聲。科學和宗教是人類兩大文化產業，它們已歷經了多少世紀，將我們和我們的子孫連結在一起。我是一名科學家，因此當我在這本書中，試圖前瞻未來，我會以科學的聲音來訴說。我會從我所熟悉的科學觀點來描述過去與未來。但是我並沒有聲稱，唯有科學才有資格發言。宗教在釐清人類命運方面，擁有最起碼與科學相當的權威。宗教比科學更接近人性中心，而且流傳程度也比科學更廣。宗教經常被濫用而且很殘酷，這點正和它所反映出來的人生相若。當科學獲得與宗教相當的權力後，也開始變得殘酷，也開始被濫用。

詩人奧登（W. H. Auden, 1907-1973）是一名基督徒，他曾經寫過有關基督教對於促成現代文學誕生的重要性：「不論喜不喜歡基督教，沒有人能否認，是基督教和聖經讓西方文學起死回生。由於深信『上帝之子誕生於馬槽，混居在一群來自藉藉無名的小地方的卑微人民之中，最後像罪犯般死去，而且祂這樣做是為了替萬民贖罪，替富人也替窮人，替自由人也替奴隸，替文明人也替野蠻人』，因此，需要用另一種嶄新的方式來看待人類；假使我們全都是上帝的兒女，全都能夠被拯救，那麼，不論階級與才能，所有的罪惡與美德，都應該受到詩人、小說家以及歷史學家的慎重關注。」

這是詩人奧登所發表的強烈聲明，關於宗教對我們人類自我形象所產生的衝擊。他也曾經在另外一個場合，發表了一篇同樣強烈，有關科學重要性的聲明：「既然生物是由物質組成，我們人類自然得服從物理及生物法則：生為能創造自個兒歷史的有意識的人類，我們有自由來決定我們應該擁有怎樣的歷史。要不是科學，我們不可能有平等的概念；要不是藝術，我們不可能有自由的概念。」

在歐洲地區以外的文化裡，許多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也都對於文明的生成非常重要。在世界各地，宗教和道德都是緊密連結的。至於本書的主調，則在於科學與道德的連結。我們或許可以寄望，基於道德良知而結合起來的各國族群，能凝聚出足以塑造未來歷史的力量，就如同他們從前曾經達成的。但是，唯有把宗教的聲音加入科學的聲音，道德考量才可能戰勝短視的自私自利。假使我們的道德抉擇想要同時符合理性和人性，那麼，這兩種聲音都是不可或缺的。

科學界可以說是一個頗友善的跨國俱樂部，我有幸身為其中一員。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全都團結在期待「明天會更好」的文化之中。然而，任何一位有遠見的科學家，都必定會試圖找出，目前雖然只有巴掌大小，但是未來卻有可能釀成大洪水的小雲塊。宗教和科學的聲音都在警告我們，要小心警醒。知識是很危險的，這是亞當和夏娃在嚐過分別善惡樹上的禁果後，所領悟到的。我們知道得愈多，就應該傳給子孫更強大的分辨善惡能力，同時我們也更有責任及早對他們發出災難預報。

■威爾斯的科幻國度

科學是我安身立命之地，但是科幻小說則是我的夢想國度。一九九五年，正是威爾斯（H. G. Wells, 1866-1946）的《時光機器》（The Time Machine）印行一百周年紀念，這本書對於人類前景的想像觀點，或許稱得上是最悲觀的了。威爾斯藉由一則極富戲劇性的故事，讓世人稍稍窺視到一個可能成真的未來世界。他的目的不在於預測，而是在於警告。對於人類的種種失敗和愚行，他十分氣惱。其中最最令他氣惱的，莫過於他個人曾深受其苦的英國社會階級制度，這種制度把人們畫分為無所是事的富人以及飽受剝削的窮人，富人們享受藝術和美感的精緻，然而窮人卻淪落在無知和醜陋之中。威爾斯警告他的讀者，尤其是那群英國上流社會的讀者，存在他們社會裡這股巨大的不公不義，正將他們全體導向災難。他的故事告訴讀者，假若你們還是繼續這樣走下去，你們的結局將會是，把人類一分為二，獵物與獵者：當艾洛伊族（Eloi）在陽光下載歌載舞之際，莫洛克族（Morlocks）卻在地底忙著照管眾機器的運轉；艾洛伊族由於太過慵懶，逐漸喪失了他們的智力以及工作能力，而莫洛克人則負責看顧這批昔日的同胞，就像看顧牛群般，把他們當成肉品來源。

我們無法估算出，威爾斯的作品對於英國社會史直接造成的影響有多大。二次大戰期間，當我以科學家身分在英國皇家空軍擔任科技顧問時，我的長官史密德（Reuben Smeed）為我們的工作績效擬出一條準則。史密德準則是這樣說的：你可以把某件事搞定，或者是去攬那件事的功勞，但是你沒法兩者兼得。為了要有效地影響政策或是改變社會，你最好能讓高居上位的當權者，把你的主張據為己有。因此，你永遠沒法得知，你個人的影響力究竟是不是關鍵性的。就拿威爾斯的例子來說，我們都知道，《時光機器》一上市就轟動，而且威爾斯本人也躍居英國社會路線最暢銷的作家達許多年之久。威爾斯和他那群「費邊學社」（Fabian Society）的友人，不厭其煩地一再宣導社會正義的理想。我們曉得，在威爾斯活躍期間──自一八九五年出版《時光機器》，到他於一九四六年過世為止──由於英國統治階層終於發展出社會良心，英國社會裡的不公不義狀況也逐漸有了轉機。然而我們也知道，自從威爾斯過世後的五十年期間，英國又漸漸逆轉回一個極不公平的社會階級制度，不公平的嚴重程度，簡直就和威爾斯年輕時奮力抗爭的社會時況，以及他在小說中大力反諷的背景相若。基於這項證據，我認為，雖然史密德準則很有道理，我們還是可以把英國社會在威爾斯生前的改善，歸功於他。

在《時光機器》中，威爾斯傾入了他個人主觀上的憤怒以及他在科學上的客觀，同時也傾洩出他對人類個體的同情諒解以及對於人類整體的不諒解。他是第一位把筆下擁有七情六欲、各種性格的人物，置入生物演化大框架中的小說家。在他看來，人類這個物種就像是一場缺陷深重的生物實驗，即使沒有遭逢外界災難，也很容易因為內在的弱點而覆亡。二十世紀的慘痛歷史使得威爾斯的見解依然流行。

小說的結尾饒富哲學傷感意味。在陳述過時光旅行者恐怖、退化的故事後，時光旅行者本人也和他的機器一塊兒消逝無蹤，然後小說旁白者開始反省自身旅程的意義。「對我來說，未來依舊是一團漆黑和空白──是一大片無知，只在偶然幾個地方由於他的故事所留下的記憶，而閃著光芒。至於陪在我身邊、帶給我安慰的，是兩朵奇特的白花──如今它們已枯萎、發黃、扁平且易碎──它們見證了一件事：即便心靈和力量都已消逝無蹤，感激和相互的溫情卻可以始終長存人心。」《時光機器》的結尾，超越了暴力以及一般科幻小說經常出現的劇變場面，正如同《李爾王》的結尾，超越了《馬克白》及《哈姆雷特》屍橫遍野的最後場景，而邁入更深沈的安寧境界。就藝術家而言，威爾斯和莎士比亞一樣多產，而且也幾乎同樣多才多藝。和莎士比亞相同，他也寫悲劇、喜劇及歷史。和莎士比亞不同的是，他先從悲劇開始，然後進入喜劇與歷史。其他天分不如威爾斯高的作家，也曾撰寫過一些對未來憂心的作品，但是就藝術成就而言，再沒有一部能及得上《時光機器》。

■想像的世界

自威爾斯之後，我們已有超過百年的科學知識等著我們去學習，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等著我們去省思。我們從科學和歷史中學到了一課：未來是無法預測的。即使威爾斯受過生物學家的專業訓練，也從未想像到，就在他死後不久，一連串的發現竟然創造出分子生物這項新科學，而且還在人類邁入下一千年之際，宰制了整個生物學界。威爾斯在他的著作《歷史大綱》（Outline of History）中，將民族主義的象徵稱為「十九世紀的部落神明」，但是他並沒有想到，這類部落式忠誠的遺跡竟然會留存到二十世紀末，而且還醞生出更深的仇恨與惡意。當威爾斯企圖預言未來時（他晚年經常這麼做），通常就會失敗。但是當他自由幻想未來世界，利用身為小說家的技巧來擴張我們的視野，並提醒我們所肩負的責任時，他的成就卻是光燦逼人。

展望未來，我選擇撰寫的是那些我最熟悉的事物──一小部分的科學，以及甚至更小部分的科技。我利用或想像、或真實的故事，來探討「科學和科技」與「演化和道德」之間的互動。對於時興的科學話題（例如複雜學、超弦理論）以及流行的環保問題（例如全球增溫、人口爆炸），我將會默默略過，倒不是因為我認為它們不重要，而是因為我對它們並沒法提出什麼新奇洞見。在探討人類事務時，我並不會轉向社會學的導引，而寧可求助於個案研究以及科幻小說。對我來說，威爾斯的《時光機器》比任何統計學上的分析，提供了更多有關過去及未來世界的洞見，因為洞見需要的是想像力。

全球知名科學家、科學作家，現為普林斯頓高研院名譽教授。

戴森為量子電動力學第一代巨擘，二十九歲即成為普林斯頓高研院教授。曾協助設計TRIGA反應爐、獵戶座太空船，也受美國政府邀請擔任國防部、航太總署、裁軍署等單位的顧問；積極參與公眾事務，對於全球暖化、軍備裁減、禁絕核武等議題皆有建樹。他延伸構想的「戴森球」概念，影響了全世界的科幻作品。即使高齡，但仍不減熱忱，他在八十九歲與同事共同發表的賽局理論新解，為賽局研究注入了活水。

戴森一生優游於數學、物理、核能工程、天文、生命科學等領域，志在探索未知的世界。他不僅是極為優秀的科學大師，更是關心人類命運，嚮往無限宇宙的睿智哲人。

輔仁大學生物系畢業。曾任《牛頓》雜誌副總編輯、《天下》雜誌資深文稿編輯。目前為自由撰稿人，專事科學書籍翻譯、寫作。 

著作《肝炎聖戰》（與羅時成合著）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創作首獎金籤獎、《台灣蛇毒傳奇》（與羅時成合著）獲行政院新聞局第二屆小太陽獎。 

譯作《生物圈的未來》獲第二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首獎金籤獎、《消失的湯匙》獲第六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銀籤獎、《大自然的獵人》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譯作佳作獎、《小提琴家的大姆指》獲第七屆吳大猷科普譯作佳作獎、《雁鵝與勞倫茲》獲中國大陸第四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三等獎。

另著有《一代醫人杜聰明》；譯有《基因聖戰》、《大腦開竅手冊》、《幻覺》等數十冊（以上皆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