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與人

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麥克尼爾

大約四十年前，我曾閱讀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這段歷史，部分原因是為了自我充實，以便撰寫《西方的興起：一段人類社群史》這部書。如眾所周知，柯帝茲只帶了六百多名隨從，就征服了統轄數百萬人的阿茲提克王國。這麼一小撮人怎麼可能戰勝？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常聽到的那些解釋，似乎都不夠充分。蒙特祖馬那群人即使在剛開始的時候，錯把西班牙人視為天神，要不了多久，經驗自然會告訴他們實情。另外，即使在第一回合交手時，馬匹和火藥令得土著既驚且怕，武裝衝突後，馬匹的血肉之軀以及西班牙人所舞弄的原始槍炮，自然會露出它們的局限性。當然啦，柯帝茲有辦法號召聯合墨西哥境內多支印地安民族，合力對抗阿茲提克王國，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也那些印地安盟邦若非有理由認定柯帝茲會贏，是不會選擇站在西班牙人這一邊的。

事實上，這一則奇特的墨西哥征服記（過後不久，在南美洲又發生另一段同樣驚人的歷史：皮扎若征服印加王國），只是一個更大謎團中的一部分而已。能夠漂洋過海來到新大陸的西班牙人，數目不多，但是卻能成功地把他們的文化傳播給為數極眾的美洲土著。

然而，單憑歐洲文明以及西班牙人所精通的一祡無法抗拒的科技優勢，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為何會有這麼多土著背離歷史更悠久的印地安生活方式及信仰。

譬如說，為何墨西哥及秘魯的古老宗教會消失得這般徹底？對於庇護滋養他們田園長達無數年代的神祇和宗教，村民為何不再虔誠？傳教士的訓誡以及基督教信念和禮拜，看來也不足以解釋這一切；雖說，在傳教士自個兒看來，這都是因為基督上帝存在的證據實在太明顯了，因此根本不需要解釋他們為何能成功地輚變數百萬名印地安人的信仰。

在柯帝茲征服史的諸多解釋中，有一項不經意的說法（我已經記不得是哪兒看到它的），為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則解答，而且自從我開始審慎思考這個答案以及它背後的含意後，我的新假說變得愈來愈有可能，同時也愈來愈有分量了。

因為，就在阿茲提克人把柯帝茲及其手下逐出墨西班城的那天晚上，天花傳染病正在城中猛烈蔓延。而且，負責率隊攻擊西班牙人的土著將領也死於那場「悲傷之夜」——事後，西班牙人這麼稱呼它。

這場致命傳染病所釀成的癱瘓性效果正足以解釋，為何阿茲提克人當時並未乘勝追擊潰敗的西班牙人，反而讓對手有時間、有機會喘息重整，進而聯合其他印地安族人來包圍墨西哥城，贏得最後的勝利。

不只如此，對於一場「只殺死印地安人，卻對西班牙人無傷的流行病」，心理方面的暗示也很值得考量。這樣的差異待遇，當時也只能用超能力來解釋，而且在這場戰爭中，那一方更受天神庇護也是毫無疑問的。環繞著古老印地安神祇所築起的宗教、祭師以及生活方式，在西班牙人所信奉的神展示了超能力之後，再也無法存活下去。

因此，印地安人會如此輕鬆地接受基督教，向西班牙人稱臣，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了。天神已經顯露站在他們那一邊，而且此後每一場由歐洲（不久後又加上非洲）引進的新型傳染病大流行，都一再地重複這趟教訓。 

■史學家忽略了傳染病

於是，這類一面倒施加在美洲土著民族身上的傳染性疾病，提供了一個門路，以理解西班牙如何征服美洲——不只是軍事上，文化上也一樣。然而，該假說卻又立刻引發了一串新問題。

關於那種為西班牙人在新大陸帶來好運的疾病，他們自己又是在何時、如何獲得染病經驗的？為何美洲土著不具有能消滅入侵西班牙人的土產疾病？只要試著回答這些問題，很快地就會開始發現一處迄今仍被歷史學家忽略的歷史區域：人類與傳染病交鋒的歷史，以及每當舊有疾病疆界被打破，使得某種新傳染病入侵某個對它完全缺乏免疫力的民族時，因而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歷史其實昃供了好些與十六、七世紀美洲事件相當的紀錄。本書將描繪這類致命接觸的主軸。我的結論將會令許多讀者大吃一驚，因為在傳統歷史中備受冷落的一些事物，卻占據了我言論中的樞紐地位。主要原因是在於，成中負責篩檢人類歷史紀錄的鮑學之士，對於疾病模式產生重要變化的可能性，不夠敏銳。

當然，有幾椿陌生傳染病首次襲擊某族群的搶眼案例，從未被歐洲歷史所遺漏。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則是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後者破壞性雖然沒有那麼大，但卻是比較近代且記載較完備的案例。

然而，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些歸入一個較尋常、具關鍵重要性的疾病爆發等級中，因為這類與新疾病慘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地埋藏在過去之中，在那兒，紀錄如此不完整，以致事件的規模和意義都輕易被後人忽略了。

在評鑑古代典籍時，史學家很自然地會受限於自個對傳染病的體認。由於現代人類放群早已歷經各種疾病，對於許多熟悉的傳染病，都練就出相當程度的免疫力，因此總能很快地鎮壓住一般的疫病流行；受過精良評論訓練的史學家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不由得會把任何疫病造成重大傷亡的言論，當成誇大之辭。

事實上，以前的史學家之所以沒能適度看重這整個主題，基本起因是在於他們不了解，「熟悉的疾病在具有罹病經驗族群中爆發流行」與「同樣疫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間的重大差別。如果預先假設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所有傳染病的模式一直都是和歐洲地區的傳染病模式相同，那麼疫病流行自然就沒什麼好提的了，因此，史學家也傾向於採用很隨興的方式，把這類資料輕輕帶過，正如我在柯帝茲勝利的描述中所看到的。

於是，流行病史成為古物研究者的領地，他們很有興致地在那兒抄抄寫寫，記錄下一堆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數據，為的只是因為它們剛好就在手邊。不過還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幾個例子，都是某方軍營內突然爆發疫病，因而扭轉軍情，有時甚至決定了一場戰爭的輸贏。

像這類插曲當然不可能被人遺忘，但是它們所帶有的那種不可預測的性質，卻令得史學家深感不自在。我們全都希望人類歷史的軌跡有理可循，而史學家為了迎合大眾需求，通常也特別強調歷史中可計算、可定義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當疫病成為戰爭或和平的關鍵時，卻有違這分解析歷史的努力。

因此史學家總是貶抑這類事件的重要性。

當然啦，還是有一些圈外人扮演烏鴉嘴的異議角色，例如細菌學家辛瑟，蒐集了一堆確曾扭轉乾坤的疾病史料。因此，在辛瑟撰寫的那本可讀性奇高的著作《老鼠、蝨子與歷史》中，證明了斑疹傷寒大流行曾經多少次破壞國王與武士的妙計良策。

但是，這類書籍並未嘗試把疾病史擺進人類歷史中更重大的場景。這類書籍和其他書籍一樣，依然把偶然爆發的疫病慘案視為突發且無法預期的，本質上已超出了史學詮釋的範圍，因此才無法引起專責詮釋歷史的正牌歷史學者的興趣。

本書的目的在於把流行病史帶入歷史詮釋的領域，採用的方式為：證明「影響人類世界的疾病循環模式是多麼地變化多端，在古代如此，現代也如此」。我所做的推測以及所舉的例證，許多都仍在試探階段。我必須提出的這些論點，還有待眾多不同且難懂語言的專家細心審視古籍經典，來加以確認或是糾正。像這類的學院派研究工作往往需要一篇論文來測試，需要一個靶的來瞄準。而我所提出的想法和猜測，應該是很合乎上述要求才對。此外，我的想法同時還可以促使一般讀者留意「在有關人類歷史的老式想法之間所存在的重要鴻溝」。

除了我必須提出的詳細資料外，所有人想必都會同意，「更進一步了解人類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斷變遷的地位」應該成為我們解析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沒有人能懷疑，傳染性疾病在過去以及目前都是扮演著關鍵性的重要角色。

■「寄生」無所不在

在開始說故事之前，有幾項關於寄生、疾病、疫病的論調以及相關概念，或許有助於避免讓讀者弄混。

對於所有生物來說，疾病和寄生都是無所不在的。從某個生物體上成功搜得食物，對於宿主而言，就等於是一趟惡性感染或是疾病。所有動物都以其他生物為食物來源，人類自然也不例外。覓食問題以及人類社群在覓食問題上的各種招式，充斥在經濟史中。

反例是「避免成為其他生物的食物」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少見，大體是因為人類早在相當遠古時代，就已經不再畏懼大體積的天敵，像是獅子或野狼。話雖如此，我們或許還是可以把大部分人類生命視為一場介於「病菌的微寄生」以及「大型天敵的巨寄生」間的危險平衡；而所謂大型天敵，最首要的便是其他人類。

微寄生蟲指的是小型生物（病毒、細菌或是多細胞動物）它們能在人體組織中，找到它們維生所需的食物源。有些微寄生蟲會引發急性疾病，結果要不是很快地把宿主殺死，便是在宿主體內引發免疫反應，讓自個被宿主殺死。有時候，某個這類致病生物不知怎的，也能進入一個特殊的宿主體內，使宿主成為帶原者，有能力感染其他人，自己卻不生病。然而，另外還有一些微寄生蟲，有辦法和它們的人類宿主達成規模的平衡關係。像這類型的感染，無疑也會吸走宿主體內的部分能量，但是它們的存在並不會妨礙宿主的日常功能。

巨寄生蟲也展現出類似的多樣型態。有些會立即致命，例如，當獅子、野狼在吃人或是吃其他鮮肉時，就必須如此；有些巨寄生蟲則容許宿主無限期地存活。

早在遠古時代，人類獵食者的技巧和威力便已超越了天敵。人類於是竄上了食物鏈的頂端，從此不再那麼容易被天敵動物所吞噬。然而從那之後，好長一段時間，吃食同類幾乎可以肯定是相鄰人類社群互動中的一個重大項目。這使得成功的人類獵食者真正躍上和獅群、狼群同等級的地位。

接著，當生產食物成為某些人類社群的生活方式後，另一種修改過的巨寄生方式也跟著出現了。征服者可以從生產者手中取走食物，供自己消耗，因此對於工作者而言，征服者便成為另一種新型態的寄生蟲了。尤其是在土地富饒的地區，甚至證明在人類社會中，可以發展出相當穩定的這類巨寄生模式。

事實上，早期文明就是建築在下列的情況上；僅僅奪走臣服社群的部分糧食，以留下足夠的食物，好讓被略奪的社群能夠年復年地無限期生存下去。在早期，以巨寄生為基礎的文明依然非常無情、徹底；後來漸漸地在城邦和鄉間發展出互惠模式，消除原本全然單向的租稅繳交。

不過，在剛開始的時候，飽受壓迫的農民在供養教士、國王以及他們手下那批城裡人食物之餘，並沒能得到太多回報，只除了一層算是有點明確的保護，好讓他們不要被另一群更無情、短視的侵略者所滋擾。

食物與寄生蟲間的互惠關係鞏固了人類文明史，而且它也和每個人體內的另一種互惠關係相平行、類似。人類內防禦傳染的主要元素為白血球，它們能夠真正消化掉入侵者。凡是白血球無法吞噬消化的外來生物，則變成寄生蟲，能夠反過頭來消化人體內它們發覺有營養的東西。

然而，對於入侵某特定人體的某特定生物而言，上述情況只是決定能否順利入侵繁殖的複雜程序中的一個面相而已。事實上，雖然最近這一百年左右的醫學研究進展快速，還是沒有人能完全了解它們的反應。我們在任何層次的組織（分子、細胞、生物以及社會）裡，都會碰到平衡的模式。

在這類平衡狀態中，任何來自「外界」的變化都容易引發系統裡的互補式變化，以便將整體動亂減至最低，雖然總是有個底限，一旦踰越了它，便會使得越本存在的系統崩解。

像這樣的慘案，可能會包括把原有的整體崩解成更簡單、更小巧的單元，而這些小單元各自以專屬的平衡模式存在；又或者，相反的是，它也可包會包括將小巧單元結合成較大或較複雜的整體。事實上，這兩種程序也可能相結合，就像有關動物消化過程的熟悉案例般，取食者將食物細胞及蛋白質分解成更簡單的單元，只是為了把它們再合成自己軀體所具備的新蛋白質以及新細胞。

對於這類系統而言，單純的因果分析是不夠的。由於有許多變數同時運作，不斷地交互作用，並且還以不規則的速率變換它們的規模，因此，如果把注意力全擺在單單一個「原因」上，並試著為它賦與某個特定的「效果」，通常都會造成誤導。

研究多重程序裡同時發生的事件，當然會是比較好的理解方式。但是若想這麼做，無論在觀念上或實際執上，都會遇到極大的困難。就大多數組織層次而言，單是辨認模式以及觀察它們的存續或崩解，就已經令人吃不消了；此外，在某些層次上（包括社會組織層次），甚至連哪些模式值得關注或是能夠可靠地偵測出來，都還存有很深的爭議以及不確定性。不同的用語會把注意力導引到不同的分類方式上；然而，要找出一個廣為各方接受、合乎邏輯的測驗，以決定是否某個系統的用語勝過對手系統的用語，通常又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然而演化的緩慢腳步不只適用於人類身體，也同樣適用於人類社會以及人類社會的符號系統，因此，遇到邏輯無法決定的問題，生存終會出面解決。對於人類而言，能將注意力導向「某情境中利害關鍵之處」的辭彙，顯然具有非常大的生存價值。

也正因為我們具有彼此溝通的能力，人類這種動物才得以穩霸生物世界。然而，沒有任何辭彙系統有可能耗盡或涵蓋我們周遭現實世界裡的每一個項目。我們必須盡全力運用我們所承繼到的語言及良知，而不必費心尋覓一項能夠在所有時空背景下滿足所有人的真理。

正如同言語為一項社會及歷史產物般，疾病就相當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眾多歷史文件裡的所謂「聖者」，假使活在今日的美國社會，恐怕難逃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命運。相反的，現代我們認為算是健康的近視眼及遲鈍嗅覺，很可能會被我們的狩獵遠祖視為生理殘疾。

但是雖然有這些變化存在，所謂疾病的概念，依然保留了一個堅定且共通的核心。某人如果因為生理缺限，無法完成預期的任務，這人將總是會被族人視為「有病」；而這類生理缺限當中，又有許多是因為遇到寄生生物所引起的。 

■人與病菌的互動

當然，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社群，對感染的易感程度以及（或是）免疫程度，變化幅度相當地大。像這樣的差異，有些是遺傳來的，但是它們更常是取決於是否和入侵生物有過接觸。不只個人體內會不斷地調整對疾病的抵抗力，整個族群內也同樣如此。於是，抵抗力及免疫力便因此而起起伏伏。

正如同個別人體以及整個族群在對付傳染病的能力上，會不斷地變化般，各種能引發傳染病的致病生物，也必須不斷地調整適應它們的環境。很典型地，這個環境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雖說不是全部）要算是宿主的體內狀況。

畢竟，對所有寄生蟲（包括致病生物）來說，不斷反覆出現的老問題在於：當宿主們幾乎都是不相接壤的獨立個體時，如何才能由某個宿主換到另個宿主身上。

人類宿主和感染生物間的長期互動，在歷經許多世代以及雙方相當可觀的族群數目後，會創造出一種能容許雙方存活的相互適應模式。某致病生物若是能很快地殺死宿主，將會替自己帶來危機，因為它必須想辦法找到，而且是很快地找到下一個新宿主，以便繼續傳衍它的後代。

反過來看，某個人體如果能徹底抵抗感染，那麼原本會存在的寄生蟲將找不到居所，這麼一來，顯然也會替感染生物帶來另一種生存危機。事實上，許多疾病合夥關係之所以沒有辦法持續到我們的時代，就是因為上述這些極端情況之一；此外，如果某些自信滿滿的衛生官員說得沒錯的話，一些名氣響亮而且相當重要的致病生物，現在正面臨絕種的危機，這要感謝全球的疫苗普及以及其他的公共衛生措施。

最適合宿主和寄生蟲共存的狀況，通常（但並非必然一定）是這樣子的：兩者皆能在對方存在的情況下，持續無限期地存活，而且雙方的正常活動都不會因為對方而嚴重受損。這類生物平衡的已知案例相當多。例如，人類下腸道部分便帶有大量的細菌，但是卻不會出現明顯的病徵。另外，我們的口腔和皮膚上，也聚集了許多生物，而它們在正常情況下，通常對我們不造成任何實質影響。這類生物當中，有些能幫助消化作用；有些則被認為能夠防止有害生物在我們體內任意增生。不過，有關人類感染或是被滋擾的生態學，通常還缺乏扎實的數據證明。 

■虐原蟲威力健在

話雖如此，若從生態觀點來看，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許多最最危險的致病生物，其實都未能妥當扮演它們的寄生蟲角色。在某些案例中，它們對於人類宿主依然停留在生物適應的早期階段；雖然我們千萬不能據此假設「長期共存必定會導向互不傷害」。

譬如說，瘧原蟲很能算是最古老的人類（以及前人類）寄生蟲之一；然而，它到現在依然會對人類宿主造成嚴重的熱病。至少有四種瘧原蟲能感染人類，其中又以鐮狀瘧原蟲最具破壞力。據了解，鐮狀瘧原蟲進入人類血液是比較晚近的事，因此它們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像其他種原蟲般適應人類宿主。

然而在這個案例中，宿主和寄生蟲間的演化調適，又會因著宿主的多樣化而更君複雜，因為寄生物必須按照宿主來調適自己，以便完成生活史。但是，「有助於瘧原蟲無限期居住在人類紅血球細胞內」的調適，對於「成功地由某宿主轉移到另一個宿主身上」，卻沒有多大好處。

事實上，真正占上風的「模式」中，包括了周期性地被破解、摧毀數百只紅血，球人類宿主體內引發熱病，好讓原蟲得以在宿主血流內自由移動個一、兩天，直到重新寄生新的紅血球為止。

這樣的過程會在人類宿主體內激發熱病以及虛重的虛落；但同時，它也能令原蟲有機會以獨立存活的原蟲形式，趁著體外瘧蚊吸血之便，搭個「瘧蚊便車」。一旦成功進入瘧蚊胃部，原蟲便會展現不同的行為模式，最終完成有性生殖。結果是，數天以後，一代新生原蟲便會旅行到瘧蚊的唾腺中，準備在瘧蚊吸食下一餐時，穿透進另一位新的人體宿主。

就目前所能測得的資料而言，瘧原蟲在這個了不起的傳染過程中，不會危害到負責把它們從甲宿主托運到乙宿主身上的瘧蚊。瘧蚊並不會因「這種寄生蟲吃食牠們的身體組織以完成整個生活史」，而縮短壽命或是活力衰退。關於這一點，有一個很淺顯的原因。

假使原蟲想要成功進入另一個新的人類宿主，負責運載它的蚊子必須擁有足供正常飛行所需的精力才行。一只重病的瘧蚊不可能在瘧原蟲生活史中，成功扮演運載寄生蟲到新的人類宿主這樣的角色。

反觀，身體虛弱、發著高燒的人類，卻一點兒都不會妨礙上述的原蟲生活史。於是，這種流傳久遠的傳染病竟然會一方面不傷害瘧蚊，同時卻又維持它對人類的殺傷力，也就不足為奇了。 

■地底城玄機

其他還有一些重要的人類傳染病，也和瘧疾一樣，感染生物必須調整自己適塵不只一種宿主。假使人類以外的宿主對於該寄生蟲更為重要的話，穩定的生物平衡適應將會集中在適應非人類宿主上。

然而，這類感染一旦傳到人類身上，卻可能對人類生命造成極猛烈的損傷。腺鼠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鼠疫桿菌這種寄生蟲，正常情況下，只感染嚙齒類動物以及牠們身上的跳蚤，偶然才會進犯人體。在穴居地底的嚙齒類動物社群中，這種感染能夠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感染及復原的模式，通常包括共居同個地穴中不只一種嚙齒類宿主，非常複雜，我們到現在仍未完全了解。

然而，對於某些穴居大型「地底城」的嚙齒動物來說，感染鼠疫桿菌等於是童年期的必經疾病，那種情況就好比地面城市居民習以為常的天花或麻疹般。換句話說，嚙齒類宿主和這種寄生桿菌間的調適狀況，已經達到相當穩定的模式。只有在這種疾病侵犯之前未曾感染過的嚙齒類或是人類族群時，才會釀成不尋常的後果，例如特別令我們老祖宗害怕的腺鼠疫天譴。

血吸蟲病（經由蝸牛傳染）、昏睡病（經由采采蠅傳染）、傷寒（經由跳蚤、蝨子傳染）以及一些其他的疾病，由於它們的寄生調適相當複雜，必須針對二種以上不同的宿主，因此這種疾病對人類來說，依然十分可怕。傷寒就是一個特別好的例子。種系相同或近似的傷寒病源立克次菌體，如果寄居在某些種類壁蝨體內，會呈現相當穩定的狀況，也就是說，能夠一代代地傳遞下去，而不會使得壁蝨或寄生菌產生明顯的病徵。

但是，老鼠和牠們身上的跳蚤卻能從傷寒當中復元過來，換句話說，牠們在發病一陣子之後，便會拒絕這種入侵生物進到牠們的系統中。然而，當傷寒寄生物活動到人類體蝨乃至人體內時，結果總是會要了蝨子的老命，而且對人類來說，通常也會致命。像這樣的模式，暗示了漸近式的轉移，從和壁蝨的穩定共存，到和老鼠及鼠蚤的次穩定調適情況，最後再到與人類及人類體蝨間的高度不穩定（因此也很可能意味著晚近才感染）狀況。 

■疫病流行模式不斷變遷

不過，還有另外一些人類疾病是不需要中間帶原者的，它們能快速地直接由甲宿主傳給乙宿主。肺結核、麻疹、天花、水痘、百日咳、流行性腺腺炎以及流行性感冒，全部屬於這類疾病。事實上，它們建構出一分現代人依然再熟悉不過的傳染病名單。除了肺結核及流行性感冒之外，只要感染上述疾病一次，就能引發長期（通常是終生）的免疫力。結果，這些病通常都會感染小孩，而且在那些疫苗或其他人工方法尚未改變疾病傳染模式的地區，依然如此。

像這類幼兒疾病不一定會很嚴重，因為只要細心看護，通常都能康復。不過，同樣的疾病，一旦侵入某個從未接觸過它們的人類族群，很可能會使相當高比例的病人送命。正值盛年的青年通常族群中其他年齡層的人，更容易因這類疾病而死亡。換句話說，一旦入侵初次接觸它們的族群，這類傳染病將有辦法催毀或重挫整個人類社群，方式就好比天花以及一系列其他疾病對阿茲提克和印加文明所造成的影響般。

無疑地，其他一些疾病（不論是慢性傳染疾病、精神病或是老年所引起的退化）能夠說明數目更多的人類病痛。它們建築起某種老是存在人類生活中的「背景雜訊」。到了近代，這類病痛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這是因為我們的壽命日益長過我們的老祖宗。

但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疾病模式，已完全不同於我們老祖宗所經歷過的疾病模式。在他們經歷的疾病模式中，不定期的疫病大流行不論是以何種可怕形式呈現，永遠都具有令人畏懼而且總是存在的可能性。

雖然，能夠供人詳細估算「何種傳染病在何時、何地殺死多少人」的統計、臨床數據，在十九世紀之前的，目前已無法取得——而且它們彼此間也並不諧調。但是，我們現在依然能夠觀察疫病流行模式的主要變遷情況。事實上，這也正是本書要討論的主題。

當代史學泰斗，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

1917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194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40年，1987年退休。

麥克尼爾教授史學著作豐富，超過三十冊，包括《世界史》（A World History）、《西方文明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人類社群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權力的追逐》（The Pursuit of Power）等。他所著的《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曾於1964年榮獲美國國家書獎，在歷史理論領域有顯赫的影響力。 

輔仁大學生物系畢業。曾任《牛頓》雜誌副總編輯、《天下》雜誌資深文稿編輯。目前為自由撰稿人，專事科學書籍翻譯、寫作。 

著作《肝炎聖戰》（與羅時成合著）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創作首獎金籤獎、《台灣蛇毒傳奇》（與羅時成合著）獲行政院新聞局第二屆小太陽獎。 

譯作《生物圈的未來》獲第二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首獎金籤獎、《消失的湯匙》獲第六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銀籤獎、《大自然的獵人》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譯作佳作獎、《小提琴家的大姆指》獲第七屆吳大猷科普譯作佳作獎、《雁鵝與勞倫茲》獲中國大陸第四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三等獎。

另著有《一代醫人杜聰明》；譯有《基因聖戰》、《大腦開竅手冊》、《幻覺》等數十冊（以上皆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