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命運‧關鍵十年

國共關係的精闢研析

胡佛（中央研究院院士）

近世以來，在中國，以至整個世界，造成驚天動地，影響歷史進展的大事，必然是日本的侵華戰爭。再深入一層看，即可發現在這一戰爭的烽火下，最具關鍵性影響的則是中國內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分、合及衝突。因之，要探究這一可稱為大歷史的轉折，就不能不研析國共的關係。但國共關係原本複雜，抗日戰爭爆發後，又有美、蘇勢力的介入，政局的推移與變幻，更增加兩黨關係的複雜性。這樣的情勢，常令人難以深入底蘊，作全盤的解析，如再立場偏頗，而強作解人，那就更易扭曲歷史，造成謬誤。這些困擾使得國共關係的研究，成為歷史上的難題，有待學術研究的突破。

關一中先生年少時親身經歷國共兩黨在東北與華北地區的激烈衝突，後來他輾轉來台，再赴美國研讀，就深感西方某些對國共關係的記述與論斷有嫌失真，且不盡公允。他乃決意突破歷史的難題，對國共關係進行深入的研析，並完成基本的論述。他返台後，在大學及研究所任教，並歷任國民黨及政府的要職，現更掌秉國家最高的文官制度，但仍不斷地收集各方面的資料，充實及發展他的基本論述。近日他終能定稿，即將成書出版。我承他的厚愛，得先讀全部的書稿，但一經展讀，我即渾然忘卻只是一個讀者，而隨著一中先生的筆觸，重回到也是少年時親身經歷的歷史現場，且不禁心情起伏，興起無限的慨嘆。我的這一感受，使我更能體認到一中先生在經營全盤論述中的心懷、毅力，以及慧眼、卓識。我必須說：這本著述在國共關係的研究上當然是一種突破。全書的結構非常周延而嚴謹，但析論的範疇則相當廣泛，我只能舉出幾點重要的特色：

首先，一中先生在全盤論述的途徑上，具有突破性的思考。我在前面曾強調抗日戰爭中國共關係的複雜性，很難全面掌握，但一中先生卻找到一條關鍵的線索，即：和談。這條線索巧妙地把許多重大的事件在時空中串結了起來，而循著這條線索，就可清晰地看到整體歷史的脈動。一中先生的論述涵括國共的合作、西安事變、新四軍事件、史迪威事件、赫爾利調解、重慶會談、中蘇條約、馬歇爾調處、政治協商會議等等，這些事件皆有極為複雜的背景，頭緒紛繁，但在和談的串結下，卻能把握重點，化繁為簡，在歷史中各自定位。一中先生對和談的結構與功能也作了精當的解析，這不僅在運用上，可對有關的各個事件，作結構性的觀察，而且在學術理論上，也極具創新的價值。

其次，在和談途徑的運用下，一中先生就可根據各個事件在結構上的作用，收集各方面的資料。他的基本論述早在四十年前留美研讀時就已完成，但一直延至近日始能定稿，主要即在廣泛運用各方的資料，加以對比、論證，以符合結構性析論的需要。一中先生在這方面的努力與執著很使人動容，但也收到良好的成果，那就是全書的析論既能真實，且不偏頗。更重要的是：在如此堅實的基礎上，一中先生的情懷與觀念才能有所憑藉，而得充分發揮，發人深省。這當然是國共關係研究上的另一突破。

再次，一中先生熱愛他的國家及所認同的政黨，但又能非常客觀而理性地分析、檢討國與黨的問題與發展。他的這些情懷與觀念通過和談的途徑，使得他的觀察與析論，既不偏誤，且蘊含著對國與黨的關愛，以及對整個世局及人類前途的關懷。一中先生關心國民政府及國民黨的處境與作為，但卻發現在逐次和談中，國民黨常不能保持優勢及貫徹國府的政策與談判的目的。相反地，中共卻能從低調轉為高調，不時增加談判的條件，爭取發展的時、空。這種消長的情勢，雖然有多樣的原因，一中先生則認為實力才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他特別指出：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國軍皆在正面作戰，遭受極大的耗損，導致實力大減，逐漸失去優勢；而中共則在華北、蘇北等後方的廣大鄉村地區，乘虛而入，打游擊戰，並迅速擴大軍力，於是實力大增，逐漸掌握優勢。他並舉出許多實證，反駁共軍主導抗日戰爭的說法，要為他所熱愛的國與黨求一歷史的公道。我常覺得缺乏感情與關懷的歷史論述，少有生命的光彩，一中先生的這本大著則是充滿生命光彩的力作。

最後，從抗戰之初到戰後馬歇爾調處的失敗，美國在國共關係上又扮演怎樣的角色呢？一中先生也透過若干事件的觀察，作了非常精審的宏觀及微觀的解析。他強調基本上美國並無積極而一貫的對華政策。支持中國抗日，不過是為了美國人的利益，利用國民政府牽制日本在華的百萬大軍而已。至於多次介入國共的和解，宣稱是促進「民主、團結的中國」及「統一的政權」，其實也不過在推動國共合作抗日，「維持中國作戰」。即以現實利益的考量看，美國也是重歐輕亞。縱在亞洲，最為重視的則是蘇聯，也不是中國。雅爾達協定就是美國及英國為了遷就蘇聯出兵東北，不惜出賣中國的主權。最直接的衝擊是：中共在戰後快速地接替了蘇聯在東北的勢力，造成國民黨在大陸的最終潰敗。一中先生對美國來華的重要軍、政人士也有敏銳的觀察。他覺得這些人士的視野，從未超越美國現實利益的範圍，且多具民族的優異感，流於自大、倨傲，不僅對中國國情的瞭解常是浮面，也對中國發展的前途，欠缺真誠的關懷。美國對華的政策如此，人物的思維如此，但國民政府則過分依賴美國的援助，甚至期待美國以軍事介入。這種錯誤的判斷，主要來自自身實力的衰退及能力的不足。一中先生不能不感慨系之，他強調：國人必須自立才能自強；執政者更要認清國際情勢，不能寄望外力，且要大力改革。由此可見一中先生的卓識及對國家的高貴情操。

歷史是一面鏡子，但常為塵埃般的難題所遮掩。一中先生用心擦亮了這面國共關係大轉折的鏡子，但從中又看到我們現在是怎樣的情景呢？我只想提出幾個問題：我們的國家已擺脫外力的干預了嗎？已民主、團結了嗎？我們的國人又如何能懷抱真誠的情感及高尚的理念，而自主、自強呢？在我看來，我們恐怕還停留在波濤洶湧的歷史川流中，當然，一切都要放眼向前，但至少也要回轉頭來看看過往的來時路，想想南宋大詞人辛棄疾所寫下的：「鬱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啊！

我與一中先生相知、相惜數十年，近年來更時相過從，有時縱談，不覺夜沉。我十分佩服他對國家無私的關愛及在學術上的不斷專注與高深的造詣。這本論著的出版正是這兩方面的最佳展現與詮釋，非常值得大家的細讀、深思。是為序。

摘自《中國命運．關鍵十年》序

國共關係的精闢研析

關中（作者）

近世以來，在中國，以至整個世界，造成驚天動地，影響歷史進展的大事，必然是日本的侵華戰爭。再深入一層看，即可發現在這一戰爭的烽火下，最具關鍵性影響的則是中國內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分、合及衝突。因之，要探究這一可稱為大歷史的轉折，就不能不研析國共的關係。但國共關係原本複雜，抗日戰爭爆發後，又有美、蘇勢力的介入，政局的推移與變幻，更增加兩黨關係的複雜性。這樣的情勢，常令人難以深入底蘊，作全盤的解析，如再立場偏頗，而強作解人，那就更易扭曲歷史，造成謬誤。這些困擾使得國共關係的研究，成為歷史上的難題，有待學術研究的突破。

關一中先生年少時親身經歷國共兩黨在東北與華北地區的激烈衝突，後來他輾轉來台，再赴美國研讀，就深感西方某些對國共關係的記述與論斷有嫌失真，且不盡公允。他乃決意突破歷史的難題，對國共關係進行深入的研析，並完成基本的論述。他返台後，在大學及研究所任教，並歷任國民黨及政府的要職，現更掌秉國家最高的文官制度，但仍不斷地收集各方面的資料，充實及發展他的基本論述。近日他終能定稿，即將成書出版。我承他的厚愛，得先讀全部的書稿，但一經展讀，我即渾然忘卻只是一個讀者，而隨著一中先生的筆觸，重回到也是少年時親身經歷的歷史現場，且不禁心情起伏，興起無限的慨嘆。我的這一感受，使我更能體認到一中先生在經營全盤論述中的心懷、毅力，以及慧眼、卓識。我必須說：這本著述在國共關係的研究上當然是一種突破。全書的結構非常周延而嚴謹，但析論的範疇則相當廣泛，我只能舉出幾點重要的特色：

 首先，一中先生在全盤論述的途徑上，具有突破性的思考。我在前面曾強調抗日戰爭中國共關係的複雜性，很難全面掌握，但一中先生卻找到一條關鍵的線索，即：和談。這條線索巧妙地把許多重大的事件在時空中串結了起來，而循著這條線索，就可清晰地看到整體歷史的脈動。一中先生的論述涵括國共的合作、西安事變、新四軍事件、史迪威事件、赫爾利調解、重慶會談、中蘇條約、馬歇爾調處、政治協商會議等等，這些事件皆有極為複雜的背景，頭緒紛繁，但在和談的串結下，卻能把握重點，化繁為簡，在歷史中各自定位。一中先生對和談的結構與功能也作了精當的解析，這不僅在運用上，可對有關的各個事件，作結構性的觀察，而且在學術理論上，也極具創新的價值。

 其次，在和談途徑的運用下，一中先生就可根據各個事件在結構上的作用，收集各方面的資料。他的基本論述早在四十年前留美研讀時就已完成，但一直延至近日始能定稿，主要即在廣泛運用各方的資料，加以對比、論證，以符合結構性析論的需要。一中先生在這方面的努力與執著很使人動容，但也收到良好的成果，那就是全書的析論既能真實，且不偏頗。更重要的是：在如此堅實的基礎上，一中先生的情懷與觀念才能有所憑藉，而得充分發揮，發人深省。這當然是國共關係研究上的另一突破。

 再次，一中先生熱愛他的國家及所認同的政黨，但又能非常客觀而理性地分析、檢討國與黨的問題與發展。他的這些情懷與觀念通過和談的途徑，使得他的觀察與析論，既不偏誤，且蘊含著對國與黨的關愛，以及對整個世局及人類前途的關懷。一中先生關心國民政府及國民黨的處境與作為，但卻發現在逐次和談中，國民黨常不能保持優勢及貫徹國府的政策與談判的目的。相反地，中共卻能從低調轉為高調，不時增加談判的條件，爭取發展的時、空。這種消長的情勢，雖然有多樣的原因，一中先生則認為實力才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他特別指出：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國軍皆在正面作戰，遭受極大的耗損，導致實力大減，逐漸失去優勢；而中共則在華北、蘇北等後方的廣大鄉村地區，乘虛而入，打游擊戰，並迅速擴大軍力，於是實力大增，逐漸掌握優勢。他並舉出許多實證，反駁共軍主導抗日戰爭的說法，要為他所熱愛的國與黨求一歷史的公道。我常覺得缺乏感情與關懷的歷史論述，少有生命的光彩，一中先生的這本大著則是充滿生命光彩的力作。

 最後，從抗戰之初到戰後馬歇爾調處的失敗，美國在國共關係上又扮演怎樣的角色呢？一中先生也透過若干事件的觀察，作了非常精審的宏觀及微觀的解析。他強調基本上美國並無積極而一貫的對華政策。支持中國抗日，不過是為了美國人的利益，利用國民政府牽制日本在華的百萬大軍而已。至於多次介入國共的和解，宣稱是促進「民主、團結的中國」及「統一的政權」，其實也不過在推動國共合作抗日，「維持中國作戰」。即以現實利益的考量看，美國也是重歐輕亞。縱在亞洲，最為重視的則是蘇聯，也不是中國。雅爾達協定就是美國及英國為了遷就蘇聯出兵東北，不惜出賣中國的主權。最直接的衝擊是：中共在戰後快速地接替了蘇聯在東北的勢力，造成國民黨在大陸的最終潰敗。一中先生對美國來華的重要軍、政人士也有敏銳的觀察。他覺得這些人士的視野，從未超越美國現實利益的範圍，且多具民族的優異感，流於自大、倨傲，不僅對中國國情的瞭解常是浮面，也對中國發展的前途，欠缺真誠的關懷。美國對華的政策如此，人物的思維如此，但國民政府則過分依賴美國的援助，甚至期待美國以軍事介入。這種錯誤的判斷，主要來自自身實力的衰退及能力的不足。一中先生不能不感慨系之，他強調：國人必須自立才能自強；執政者更要認清國際情勢，不能寄望外力，且要大力改革。由此可見一中先生的卓識及對國家的高貴情操。

 歷史是一面鏡子，但常為塵埃般的難題所遮掩。一中先生用心擦亮了這面國共關係大轉折的鏡子，但從中又看到我們現在是怎樣的情景呢？我只想提出幾個問題：我們的國家已擺脫外力的干預了嗎？已民主、團結了嗎？我們的國人又如何能懷抱真誠的情感及高尚的理念，而自主、自強呢？在我看來，我們恐怕還停留在波濤洶湧的歷史川流中，當然，一切都要放眼向前，但至少也要回轉頭來看看過往的來時路，想想南宋大詞人辛棄疾所寫下的：「鬱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啊！

 我與一中先生相知、相惜數十年，近年來更時相過從，有時縱談，不覺夜沉。我十分佩服他對國家無私的關愛及在學術上的不斷專注與高深的造詣。這本論著的出版正是這兩方面的最佳展現與詮釋，非常值得大家的細讀、深思。是為序。

摘自《中國命運．關鍵十年》序

序言

一本書要寫四十年，不是作者太笨或太懶，或根本不是一塊料。我就是這個又笨、又懶又不成材的作者，不過我總要找些理由解釋。

這本書是由我的博士論文譯成中文，論文從1969年開始到1974年完成，其中三年回台灣找資料，二年回到美國寫完。論文的範圍一變再變，基本上是以國共關係為主軸，最後決定以1937年至1947年的國共談判為題目。因為當時此一時期的中文資料公布的不多，基本上是以英文的資料為主，尤其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外交檔案十分完整，1972年又出版了1946年的美國對華關係文件，對我的論文非常有幫助。當時討論中國問題和中美關係的專書並不少，但專門討論國共談判經過的卻尚未出現（版），我便占了這個便宜，得到指導教授和口試委員們的肯定，順利地拿到了博士學位。

論文完成後，幾位在美國愛護我的師長如冷紹銓教授和丘宏達教授，鼓勵我將論文出版並協助找出版商，但我婉拒了他們的好意。我的理由是國共談判是中國的大事，但在我的論文中絕大部分的資料來源是英文（外國資料），我認為出版這樣的書對中國人無法交待，所以就耽擱下來。

回國教書後花在準備上課的時間比較多，我求好心切，每一門功課都準備了許多教材，根本沒有餘力作論文補充中文資料的工作。以後轉到政黨和政府部門服務後，更沒有時間去做研究工作了，這一耽誤又是二十幾年。但我對蒐集相關資料的興趣從未間斷，只要稍有空閒，我還是做一些增補的工作。

近一、二十年對此一時期的中文資料，公布和出版的較多。台灣方面，國史館、中研院、國防部史政局、國民黨黨史會出版了很有價值的文獻和資料。大陸方面，中共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會、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國社科院也出版了許多珍貴的史料；改革開放後，學術界的作品也愈來愈多，對了解這一時期的歷史，有很大的幫助。

在中文資料蒐集的較為齊全之後，便開始與論文英文資料作對比工作，原則上，對每個重大問題的討論、決定和發展都要做到三方面（美方、國府、中共）原始資料的佐證。這一工作較為費時，先後請了五位研究所的同學協助整理和校正，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始告完成。

本書是一個歷史的紀錄，主要的內容以國共在1937年至1947年的接觸和談判為主。我在美國寫作報告的訓練，一是專注（focus）、二是精簡（conciseness）。既然專注，對一些枝節的事就不需花太多篇幅去交待，尤其是一些大家熟知的事件，如西安事變、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新四軍事件、史迪威事件等。在精簡方面，敘述事情時儘量排除任何不確定的因素，至多在註釋中予以說明。在論文完成後，雖然有許多新的資料可供選擇，但在不影響原來結構的前提下，也很少使用，所以這本著作還可以加上一項特色──存真（authenticity）。

※※※

促成十年國共談判的背景是，日本侵華以及蘇聯面臨可能兩面（德國和日本）受敵的壓力，指使中共與國府合作、共同抗日，八一宣言和西安事變的結局就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正式揭開日本侵華的戰爭，中共一方面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另方面卻決定利用抗戰展開全面的擴張。毛澤東指示共軍只能打敵後「山地游擊戰」，正面作戰由國軍擔任，他說這樣的分工是合理的。

結果八年抗戰下來，國軍損失慘重，整個國家生產力喪失、經濟凋蔽、人民苦不堪言。相反地，中共卻在敵後和淪陷區建立根據地，同時以民族主義作號召，爭取了廣大農民和青年的支持。在日本投降時，中共已在華北控制了廣大的土地和人民。

在戰爭時，美國一切考慮均以軍事為先，國共兩黨不能合作抗日是美國人無法理解的。為了協助中美聯合作戰，美國開始介入國共談判，這一步決定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戰後遠東的權力結構。

1943年蔣委員長寫了一本《中國之命運》，毛澤東很不服氣，說他也要寫一本；但事實上，中國的命運從1944年開始就由美國決定了。或許國府的命運真的不好，美國首先派來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不但親共、反蔣，而且囂張跋扈，結果終被國府要求撤換。其次是當時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年輕外交官也多為親共份子，他們對中共的美化和稱讚已經到了肉麻的地步，但他們所寫的政情報告卻是美國決定中國政策的基本依據。最後，戰後派來調處國共紛爭的馬歇爾（George C. Marshell），就是當年最支持史迪威的人，他和杜魯門（Harry S. Truman）共同決定了中國戰後的命運。

在這一期間，美國不乏對國府同情和友善的人士，如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和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人，主張美國應堅定支持國府，但他們的意見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共和黨一些對國府友好人士，如眾議員周以德（Walter H. Judd）、參議員諾蘭（Robert R. Knowland）和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等人，為了支持國府，批評美國外交政策軟弱，則被視為黨同伐異。至於美國媒體大亨魯斯（Henry R. Luce）和霍華德（Roy Howard）等人為國府仗義執言，則被馬歇爾譏諷為「膚淺」和「偏差」。

美國在十九世紀末以門戶開放政策開始介入遠東，並從此贏得中國人民對美國的尊重與好感。但事實上，美國自始對中國的政策就是消極的，所謂門戶開放只是表示列強在瓜分中國時，不要把美國排除在外，美國又為門戶開放做過什麼建設性的工作？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占領中國的東北時，美國有採取任何行動嗎？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美國又做了什麼？美國人在感情上或許對中國有些同情，但在理智上從未有為中國打仗的想法。在中國抗戰頭四年中，美國所做的是稱讚中國人民的英勇、肯定蔣委員長的卓越領導、鼓勵「中國繼續作戰」（keep China in the war），唯一稱得上的行動，是由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領導非官方的飛虎航空隊而已。

一直到了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才被迫對日開戰，中國也成了美國的盟國，但中國從未享有其他美國盟國的待遇。為了讓中國有效牽制日本在華的百萬大軍，美國的政策調整為要讓中國軍隊打戰。美國人以西方政黨政治的理論，認為即使是不同政黨也可組成聯合政府、一致對外，豈不知當時的中國已是「國中有國」、「戰中有戰」，美國的想法必然落空。

由於調處不成，國共對立日熾，美國在日本投降前後的對華政策又改為防止國共內戰，同時還要避免美蘇衝突。事實上，這兩個目標是矛盾的，蘇聯支持中共，美國不支持國府，如何能避免內戰？美國戰後外交一切以蘇聯為主要考慮，為了拉攏蘇聯，美國在雅爾達密約（Yalta Agreement）中出賣中國；為了使雅爾達密約合法化，中國被迫與蘇聯簽訂中蘇條約，但美國又不支持中國在談判中的立場；蘇聯大軍開進東北掠奪東北工業資產，美國只能調查了事。一直到了蘇聯協助中共控制了東北，美國才發現原來中共不再是「所謂的共產黨」。以上的事例只說明了一件事，美國根本不想與蘇聯衝突，根本沒有什麼避不避免的問題。套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蘇聯是真的議題，中國只是一個「假議題」。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唯一的選擇就是放棄國府。借用艾奇遜（Dean Acheson）的話「直到塵埃落定」，從1945年12月15日的杜魯門對華政策聲明，到1949年8月5日美國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就是執行這一政策的過程和結果。

對美國來說，中國從來不是她戰略上的主要角色，美國的主要角色在戰前是日本，在戰後是蘇聯。只靠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的一番好意，把中國捧為四強之一，事實證明戰勝的中華民國政府之處境，比戰敗的日本和德國好不了多少。

美國為了反對日本控制亞洲而參戰，結果是蘇聯共產集團取代了日本的地位；美國為了支持中國成為戰後四強之一而支持國府，結果導致國府在大陸的潰敗。美國可以以一紙白皮書把責任推給國府本身，但美國能自認沒有錯誤，問心無愧嗎？

1948年馬歇爾被問到中國和希臘同樣是被共產黨侵略的國家，為何美國援助希臘而不援助中國時，馬歇爾的答覆是兩者不同，希臘有外國力量支持，中國則否，事實真是如此嗎？

嚴格地說，杜魯門和馬歇爾背叛了羅斯福總統的對華政策，雖然美國不應為失去中國負責（本來也不是美國的），但美國戰後的對華政策是徹底失敗的；如果沒有當年中國大陸的失敗，美國可能不會為以後的韓戰和越戰犧牲那麼多美國子弟！

美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但種族優越感和自大心理太強烈了。馬歇爾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為了調處中國的內戰付出那麼多心血，犧牲一個不爭氣的政府又算什麼？馬歇爾的對華政策居然從來沒有被挑戰過或辯論過。

※※※

剛到美國唸書的時候，一提到戰後中國的問題，美國人的邏輯就是一個簡單的「成王敗寇」理論；因為中共抗日所以才會在戰後的內戰中成功，國民黨由於不抗日，所以失去中國大陸。聽到這種說法心中不免存疑，但苦無充分的資料去反駁。經過研究國共談判的過程以及美國介入的影響，尤其是馬歇爾的調處，我終於有了一些答案。

中共在內戰中得到勝利是不爭的事實，但這和中共是否真正抗日，以及在抗日戰爭中有何貢獻是兩回事，如果只靠在敵後地區打「山地游擊戰」就能打敗日本，也用不著美國從太平洋反攻，用原子彈解決日本了。我承認國民政府並沒有能力打敗日本，但國民政府以焦土戰略，正面迎戰日本，犧牲了360多萬國軍，包括206位將軍，使日本的百萬大軍陷於中國戰場的泥淖，不僅保衛了中華民族，也對戰時的同盟國家做出不小的貢獻。

中共的成功有很多因素，包括掌握了民族主義的號召、戰略的靈活、談判的技巧、蘇聯的支持、美國的錯誤對華政策，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國民政府本身的失敗，但絕對不是由於中共抗戰的貢獻。中共可以假報戰績，但無法篡改歷史。

「不容青史盡成灰」，公理是喚不回來了，但歷史應給中華民國一個公道。易勞逸（Eastman E. Lloyd）是對國府沒有好感的一位學者，但在他的大作《毀滅的種子》（Seeds of Destruction）中，有這麼一段話：

如果歷史在1945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台，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

希望中國人能記著這個歷史！

※※※

本書的出版首先要感謝我的內人張惠君，當年為我論文打字，打壞了兩台打字機，還經常忍受鄰居的抱怨。其次要感謝指導教授Allen Cole的悉心指導和耐心修正，以及丘宏達、冷紹銓兩位教授的鼓勵和協助。近幾年在台灣蒐集資料和整理資料過程中，先後有陳貴博、許家文、李滋原、談虹均、萬德禹、游佳霖等同學的大力協助，沒有他們的幫忙，這本書不可能完成。本書之出版，承連前副總統永平、胡院士佛和國史館林館長滿紅作序，予以鼓勵，使本書增加極大的光彩，特此致謝。最後，更要感謝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董事長高希均教授的熱心支持出版，以及吳主編佩穎和李協理雪麗的全力協助，得以在七七抗戰紀念日前順利出版，實現作者的心願，在此要特別表達謝意。

書中有任何錯誤，一切由作者負責。歡迎各界先進不吝指教。

摘自《中國命運．關鍵十年》序言

本書史料豐富，對這麼一個重要而又牽涉到國家命運複雜的問題，其間有長達十年的歷史轉折，讀者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得到清晰而深刻的認識。更值得肯定的是，作者關中博士引用了十分完整的原始資料，並且予以客觀敘述、理性分析，構成了一本既嚴謹而又具可讀性的歷史性著作。 

──連戰（中華民國前副總統、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

關中博士學術研究的專業訓練，使他能夠在這本研究國共談判的大作中，特別突顯出影響國共談判的國際關係與美國外交政策。從史學的角度來說，這樣一本著重本國史與世界史互動的專著，値得重視。 

──林滿紅（國史館館長）

 關中先生年少時親身經歷國共兩黨在東北與華北地區的激烈衝突，後來他輾轉來台，再赴美國研讀，就深感西方某些對國共關係的記述與論斷有嫌失真，且不盡公允。他乃決意突破歷史的難題，對國共關係進行深入的研析，並完成基本的論述。……我必須說：這本著述在國共關係的研究上當然是一種突破。全書的結構非常周延而嚴謹，但析論的範疇則相當廣泛，非常值得大家的細讀、深思。

──胡佛（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0年生於天津市。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美國佛萊契爾外交與法律學院文學碩士、外交法律碩士、國際關係博士，印第安那玻里斯大學榮譽法學博士。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副教授、台灣大學兼任副教授、淡江大學講座教授、中國政治學會秘書長、亞洲與世界社董事長、民主基金會董事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召集人、美國研究學會理事長、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國民黨副主席，現任考試院院長。主要著作包括國際社會與國際關係、變動世界秩序中的國際關係、美國外交與中美關係、美國對華政策的檢討、認識美國霸權主義、意識型態和美國外交政策等二十餘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