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人盡其才的終極教育目標
王永慶
吳京先生在教育部長任內積極推動各項教育改革工作,舉凡國民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及技職教育,都做了全盤的觀照及思考,針對現狀所存在的種種缺失,不但能夠深入探討其發生原因,並且分別提出了改革的構想。用心之勤,思慮之深,在在令人十分感佩。可惜由於任期有限,致使改革工作不及依照預期理想圓滿落實,不能不說是美中不足的一點缺憾。
職是之故,吳京先生在離開教育部長職務一段期間以後的今天,仍然惦念有關教育改革工作的種種,因此又出版《吳京教改心》一書,細說從前。讀者在閱讀過後,對於吳京先生的一番教改熱忱以及相關的思慮構想,當能獲得更清晰而深入的了解。希望經由本書的出版,能夠引起廣泛的關心及討論,進而形成社會共識,是則對於攸關國家生存發展命脈,必須持之以恆堅決推動的教育改革工作之落實,必將多所裨益。
我們願意在此強調,吳京先生的教育改革計畫構想,可說是相當務實而周密。譬如,以和我們從事工業生產關係最為密切的技職教育而言,吳京先生即深深體會到,由於以往過於重視少數的菁英教育,國內教育制度似乎僅為三成的學生設計,忽略了多達七成的技職學生之教育需求,以致造成今天升學風氣瀰漫、學校未能正常教學,以及社會普遍以文憑用人等偏差現象,因此乃將技職教育的改革列為推動教改工作最重要的切入點,堅持只有打通技職教育的瓶頸,在制度設計上建立等同於普通教育的暢順通道,才是根本解決的方法。
另一方面,為了提升實務教學品質,吳京先生也主張,技職教育必須加強與職業證照相結合,繼續擴大辦理技職學校在校生丙級專案技能檢定及技職教師乙級技術士訓練,教學內容也要求以就業市場需求為導向,強調學生動手和專題製作能力。對於持有證照及具備工作年資之在職人員,在其參加技職學校入學招生時,應予以適當的鼓勵或優先錄取。
除此之外,吳京先生為了加速推動職業證照制度,建立多元文憑體制,讓證照與文憑具有同等效用,亦用心協調政府其他相關單位,研議放寬取得技術士證照者得以同等學力參加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入學考試及公務人員高普考試,並立法落實證照制度,規定各事業機構應雇用一定比例技術士人員,導引技術本位的用人觀念,同時研議修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將技術士證照提升至國家考試層級,增列獲有證照人員得以納入轉任公務人員之規定,並於任用、升等、升級、升遷時予以列入條件考量等等。
任何人只要稍為用心了解就會由衷地認同肯定,以上各項舉措都是必須貫徹實施的重要改革工作。我們知道,技職教育和普通教育對於國家社會而言,就像是人體的雙腳,必須平衡發展,才能夠帶動社會的正常發展。雙腳當中若是有任何一隻萎縮,或者發育畸型,必然導致不良於行。同樣的道理,技職教育如果不能和普通教育並駕齊驅,同時都獲致正常的發展,也必定會造成社會進步的阻礙。
升學主義的緣由
針對國人普遍重視文憑、講究升學主義的現象,一般認為是受到封建的餘緒影響。不可否認,在以往的封建社會中,有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普遍現象存在,任何人凡是要獲取良好發展前途,唯有經由讀書,參加國家科舉考試一途,否則就只有自甘於平凡之處境。雖然如此,我們如果據此即認定,當前社會重視文憑和升學主義的現象是受到封建社會的餘緒影響,恐怕和事實有相當大的出入。
我們必須實事求是,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乃是道理使然。在現實環境中,究竟是只有經由普通教育才可以獲取良好的人生發展成就,或者是經由技職教育也同樣能夠達到此一目的,當然會對於青年學子的就學選擇產生深遠影響。如果接受技職教育者的發展機會處處不如人,則除非學生自認成績實在太差,完全沒有考取的機會,否則必定會想盡辦法擠進高中和大學的窄門,以此為日後發展奠定較佳的基礎,升學主義的風氣即是由此而形成,這和所謂受到封建社會的餘緒影響,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
精簡教材,加速改革創新
當前教育的另外一項重大癥結所在,應該就是教科書的問題。目前在各種教科書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符現代社會文明、墨守成規的種種所謂思想和主義。學生除了必須浪費許多寶貴時間研讀,以應付考試的需要之外,更為嚴重的問題是許多學生在一知半解之下接受了錯誤的引導,因而形成一種負面性的教育效果,造成思想上及心態上的偏執。
今天國內社會人心妄動,秩序敗壞,恐怕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受到了這些墨守成規的教科書之負面影響所造成。除此之外,現在許多已經完全偏離實務、淪為空洞理論的教科書,可能也是導致學習成效不彰的癥結所在。為了謀求改善此等缺失,除了學校當局必須自行檢討,也有賴教育行政主管單位設法匯集各方面專家的智慧,加速改革創新,使之充分符合教學的實際需要,以免全國師生的用心努力,大量虛耗在追求無益的空洞理論上,形成難以想像的可怕浪費。要談教育改革,這也是不可輕忽的重要一環。而我們了解,吳京先生在推動教育改革當中,也是十分重視精簡教材的工作,可見對於改革重點的掌握非常精確而周延。
配合企業需求,推動職業證照制度
過去技職教育長期遭受漠視,主要原因就是未能和工商企業的實際需要做適度配合,甚至彼此脫節,以致培養出來的人才無法獲得肯定及發揮。因此我們如果實事求是,要謀求真正落實技職教育,即必須針對此一問題著手,設法加以紓解。其改善方法,不外就是加緊著手修正技職教育課程,使之適合於工商企業的實際需要,讓工商企業樂於廣泛採用,並提供適當的發展機會。技職學校學生畢業後若是能夠找到適當工作機會,同時也有良好的發展前途,年輕人自然樂於就讀技職學校。
因此我們也必須同時加緊推動職業證照制度,使具有證照者能夠優先獲得工作機會,甚至享有較佳的待遇。譬如針對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可以規定承包廠商必須採用一定比率具職業證照的專業人員,或者在政府體系之內,對於擁有證照者規定給予某種優惠,甚至針對工商企業,也可以適度考慮做類似的規定,促使一般工商企業樂於採用擁有證照的技術人才,並且給予較佳的待遇。
開始的時候,所規定採用職業證照的人數比率不妨從低,以免引起反彈甚或抗拒,等業界實際體會到採用這類技術人員的好處,並且樂於接納以後再逐年提高比率,終致達到正常的水準。屆時不但可以大量鼓勵年輕人接受技職教育,促使國內技職教育獲得正常發展,同時當職業證照制度落實執行以後,也能夠提升專業技術工作的水準,形成工業升級的一大助力,對於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裨益匪淺。
再者,配合不同層次的技術水準,職業證照有其等級之分,為了促使各不同層級的技術都能夠穩固扎根,應該明確規定晉等者必須具備若干實務工作年資,以及必要的訓練和檢定。而與此相對應者,對於擁有更高等級證照者應規定給予更高的職位和待遇,至此職業證照制度才算完備。
在這樣的職業證照體制之下,既然經由職業證照的取得,可以獲得良好工作機會及較佳的待遇,而且循此體系不斷努力以赴,也能夠持續晉等得到更好的待遇及職位,社會地位當然隨之提高,發展機會不但無遜於普通大學的畢業生,也有可能超越,是則技職教育即能獲得普遍且充分的肯定,學生自然就會依照自己的性向及專長來選擇研習的方向,不至於一窩蜂湧向普通教育體系。
屆時不但高中和大學聯招擠破頭的景象不復存在,學生惡補的多年沈?也能夠自然獲得紓解。年輕人依照各自的興趣選擇升大學,或者經由技職教育體系養成專業技能,則其學習興趣當會提高,日後實際工作的成效亦必更佳,因而能夠充分發揮潛能,人盡其才的終極教育目標得以落實。
以上所述種種,在吳京先生新著《吳京教改心》書中都有著墨,而且析論頗深。值此新書出版之際,應吳京先生所囑,實樂於為之序。
自序
吳京
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九日我離開教育部未幾,天下文化社長高希均教授邀我寫本自傳,當時我認為自己在台灣做的事還不夠多,仍繼續努力工作中,似乎還未到退休寫自傳的時候,因此婉拒了高教授的美意。然而,在我離開教育部一陣子後,外界包括我在美國的友人都想知道我的教改經驗,因為國內外從事教改工作者,總是說的人多,真正執行的人少,他們很想了解我的那一段教改實驗成果,於是我決定將二十個月的教改工作經歷集結成書,留下一個紀錄。而這二十個月的工作的確有值得向社會大眾報告的部分。
從回國接下成功大學校長一職到進入教育部服務,這是我人生中始料未及的事。回想先前與家人溝通返國服務的意向時,我告訴我的孩子,希望盡一己之力回饋母校,那時像他們這種在美國生長的孩子不太能夠體會「回饋」二字;等到我接任教育部長新職時,他們不解地問我:「你不是待在台南嗎?怎麼跑到台北去了?」我只記得自己唏哩呼嚕地回答「要回饋國家」來搪塞他們。後來我離開了教育部,他們又說:「現在不是你回不回饋的時候,而是他們不要你了!」
台灣是活力充沛的地方
在美國生活、工作超過三十四年,我曾有幾次機會被提名出任大學校長,但當時我並沒有接受;選擇回到成大,一方面是我覺得不可以拒絕母校的徵召,另一方面則是受到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的鼓勵。
民國八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帶著簡單的行囊返台,在飛機上我知道這是一次不一樣的飛行,這一回不會只是一遊而已。在中山高速公路上,晚風拂面,吹走些許長途飛行的疲憊,令我清醒不少,深感自己對成大的責任重大;走進榕園,看到一棟棟校舍,更再度提醒我不能辜負眾望。
在成大和教育部的三年六個月裡,我深深地體會到台灣是個有活力的地方。我還沒有看過世界有哪一群人像台灣人這麼活力充沛,這可從我國政治、經濟改革快速,以及國人能迅速地接受外來流行文化資訊得到證明,所以我常說,「台灣是個有事可做,而且有機會把大事做成的地方。」與其他國家的人民相較,台灣人算是純樸的,只是有些地方被少數只顧一己之私的政治人物給帶壞了。
邁向「人文科技大國」
以前,我出席行政院院會發言最多的內容就是談如何提升國家競爭力,那時,政府對「高學歷、高失業率」的問題頗為憂心。從每個月行政院經建會提出的我國產業出超、入超值報告中,我體認到台灣要維持現有的經濟發展水準,就必須走向「技術輸出」。儘管美國管理大師波特(Michael E. Porter)建議我國應發展為一座「科技島」,但我堅信要發展為一個「人文科技大國」,成為亞太地區的科研中心,並兼具有秩序和高品質的生活,才能維持國家的永續發展。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有一次到教育部對大學校長進行專題演講時曾指出,國內現在做的都是以前人家做過的東西,還沒有做過別人沒有做過的事。這句話正點出了國內企業或政府的創意仍落後他國。我認為,如果國內的製造業要出走,就讓他們走,不過,政府必須要求他們把企業的研發部門留在台灣,以創新的技術吸引更多國外的研發單位來台。
事實上,許多國外企業在亞太地區的投資日益增加,也有意在此設置研發單位,我們必須想辦法用最多的人才吸引他們來台灣;而為配合外國企業優秀人才在台發展,政府應該在土地的取得、稅賦等方面給予他們適當的優惠措施,外國廠商也可以就地取才,國內自然就沒有高學歷、高失業率的問題。
我常不能理解,台灣的面積不大,為何我們總是以美國這種「大國」為師,似乎把台灣每一個縣當作美國的一個州來管理,造成嚴重的城鄉差距。其實,美國因為地方大,採地方分權,但這種分治的情形對台灣而言並不適宜,如果我們能在國家主權的爭論以外認清事實,把全台灣當成大都會(在台灣,無論去哪個地方,只要搭班飛機,四十分鐘就可到達)來管理,相信政府可以周全照顧到每一個角落,國家資源更可以集中並有效地使用。
以我小時候居住的台東縣來說,當地人的工作機會可以藉由彌補都會區的不足等方式進行調整。舉例而言,美國紐約人壽每天要處理一大堆客戶資料,在網際網路還不是那麼發達的時代,他們已將資料處理中心設在愛爾蘭,運用當地較便宜的勞工和物價,解決紐約人力不足的困擾,每天晚上再將處理好的資料存在磁碟片送回紐約;再拿租房子來講,紐約只能租一層樓的錢,在愛爾蘭可以租一棟樓。
同樣地,李登輝總統曾宣示「產業東移」政策,如果財政部國稅中心、檔案中心須雇用一批專職人員處理文書資料,這些工作不妨交給偏遠地區的人來做,不但可以提升當地的專業水準,也能紓解工作機會不多的問題。另外,政府機構到東部發展之後,較便宜的成本會吸引民間企業到此設廠。
這些就是我常說的「動起來」。任何一個領導者必須拉大空間,讓眾人有舞台可以發揮。所以當我開始要做高職免試入學方案時,台灣省教育廳的同仁便要求教育部連高中、五專一起做;而在我卸任後,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陳立祥也告訴我,我在教育部留下了一些事,「以前同仁不敢想的事,現在敢想了。」還有人說:「以前,我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這麼多事。」我想,我令同仁覺得海闊天空,讓他們感受到可做的事是無限的。
立足台灣,放眼天下
邁向新世紀,我們必須培養下一代具有宏觀及前瞻性的眼光,不能局限在一座海島上。我記得,有回我到台北市與中小學老師座談時曾告訴前台北市長陳水扁,關心台灣這塊土地是件好事,但是,如果考試時台灣的部分要占掉三到四成,下次出題時我們可能就沒有東西可考,得考孩子台北市的公車路線了。
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孩子到了二十一世紀這樣競爭激烈的年代,看事情還用這麼狹隘的態度。「本土化」的意義,在於了解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人、事、物,對斯土斯民產生愛心與驕傲,但絕不是要我們不關心世界上其他的事。我們要在本土生根,更要走出去,「立足台灣,放眼天下」;關起門來做老大,沒有什麼意義,每個人應該解除武裝,不要只想著鞏固自己的地盤。
我任成大校長時曾多次廣邀海外學人返國服務,他們卻告訴我回國做研究沒有多大意思,因為國內許多學者總認為學術研究做到台灣第一就好了,回來會局限了他們的發展。這是我到教育部以後一直刺激國內大學競爭的原因。國內大學因為一個聯招排行榜排成一路縱隊,不論學校辦得如何,有潛力的學校永遠衝不出來,辦得不好的學校反正都有學生會念,久而久之,競爭力一路下滑,如何走向世界舞台?
在台灣,我們似乎常常看到有人比來比去,在比較的同時,另一群人已經從他們身邊超越過去了還不自知。要提升國家競爭力,絕對不是一部分、一個人提升上來就好了,必須全面帶動起來。所以,我要求貫徹常態編班、提升技職教育的尊嚴,目的是使人人皆有所用,每個學生都在自己領域裡獲得價值,受到外界的肯定。
經歷了教育史上最活躍的一段
我在教育部的二十個月,自認是經歷了中華民國教育史上最活躍的一段。
民國八十八年二月,我赴美國愛荷華大學與總統府資政閻振興一起接受母校頒贈的傑出校友獎。愛荷華大學校長介紹了我的科學研究成就後,提到教育部在我任內是民調顯示最受肯定的部會。隨後該校一位教授站起來問:「這份民調是哪個機構做的?」當他得知是蓋洛普公司做的調查後,他告訴與會者,台灣人民真是與眾不同又可愛,世界上除了台灣以外,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這麼肯定他們的文教工作。對此,我感謝所有與我並肩打拚的教育伙伴。
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在八十七年的院士會議上,說我過去二十個月帶動起國內的教改浪潮,是不是這樣,我不敢說,但我很清楚,教改的浪潮必須持續地推動。
我一直很自豪自己在教育部工作二十個月裡,為社會上沈默的大多數做了事,為優秀人才「鬆綁」,讓他們有更大的空間做事。在台灣各行各業都蓬勃發展的今天,政府拿全國納稅人的錢應該有道德勇氣,多多照顧弱勢,國家資源不能被少數人壟斷,否則國家的競爭力永遠不會提升,人民的素質會有愈來愈大的落差。
而這也是我們教育的終極目標。
民國八十八年九月,謹記於台南
為台灣教改做領導性的推動
田長霖
二十幾年前,我在美國就常聽聞吳京教授的大名,大都是在工程科研方面的相關工作,尤其是他對水表面波與大氣交互作用的諸多貢獻。然而這個領域與我個人的工程熱物理專業並不很接近,所以我們在美國沒有太多接觸的機會。
開始對吳京有比較進一步認識,還是在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年)他回台灣接任成功大學校長之後,那時我正擔任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校長,有許多共同的討論議題,而我也經常回國參與一部分教育科研的諮議工作;不到兩年後,他入閣任教育部長,使我們更常有機會接觸,猶記得那時他公務繁忙,有幾次我們甚至趁著深夜晤談、交換意見,令我對他的印象更加深刻。
雖然吳京擔任成大校長與教育部長僅有三年半的時間,但他對台灣整個的教育改革與重組已留下相當深遠的影響。
在成大校長期間,他許多嶄新的理念措施與強勢大膽的執行力,對當時的成大及全台灣高教體系帶來一種極適時的創新改革風尚。想到他多年在美工作,剛回國時必定對種種人事體制生疏,居然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對一個慣性根深柢固的高教體系產生深巨的影響,又想到當時我任柏克萊加州大學校長多年來積極推動改革的艱苦緩慢,使我對吳京的行政領導能力更加欽佩。
從成大到教育部,吳京迎接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新挑戰,不只要處理全面性的教育事務,其中還包含許多他過去沒有直接參與經驗的領域。但是「吳京旋風」威力不減,許多新的理念方案很快就得到社會基層的認同與支持,也因此贏得了「點子王」的稱號。雖然任職只有一年八個月,但吳京的影響力及知名度是近年來幾位教育部長中最領先的。
當然,「旋風」過境,一定會產生許多反應,「吳京旋風」也不例外。吳京的教改工作在普遍民眾的喝采之餘,同時伴隨了一些爭議,這是任何改革必然產生的現象;再加上「點子王」明快強勢的作風,沒有給予太多的調整時空,更加深了爭議的強度。其實,我個人對吳京教改的部分工作也常有不同的看法。這些都是可以理解,也是難以避免的。
迄今吳京卸下教育部長一職已有一年半了,這段期間先後又有兩位先生繼任。在這個時點上由吳京親自述說他的教改心路歷程,我相信將使大家對當時的教改有更深入的了解,並對今後的台灣教改增添助力。
我們要謝謝吳京的重大貢獻,他在台灣教改史上必有一定的歷史地位;我們更期盼他繼續以其無窮的衝勁活力,為台灣教改工作做領導性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