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四代（下）

《薪火集》編輯說明

應台灣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高希均先生之邀，由我選編的這本文集，包括了梁啟超和他的長子梁思成、長媳林徽音、孫兒梁從誡和曾孫女梁帆的一部分文字。

祖父梁啟超雖只享年五十有六，但卻參與了從清末到民初的一系列重大社會運動，留下了自己的重要影響。他的文字，正是這些社會、學術活動的歷史紀錄。說來慚愧，我讀祖父的作品甚少。小時候見到文言文、又是長篇議論，逃之惟恐不及，成天浸在《西遊記》、《羅賓漢》、《人猿泰山》之類的「男孩書」中；成年後，我的興趣又在其他方面，對前輩缺少研究。

所以，說來慚愧，我對梁啟超和他的著作的認識，遠不如一些文史界的朋友和學者，也不認為自己有資格做他作品的選編者。我在自己的文選部分收了一九八三年為紀念「戊戌變法」八十五周年和祖父誕生一百一十周年的兩篇講話，權充為我對他的歷史地位和貢獻的介紹吧。

但是他的作品實在多得驚人。按現代書籍排印，其總版面字數應在一千萬以上！包括時論、學術等諸多方面，其體裁包括專著、論文、時評、講演、譯作、詩文和家書等等。以他約四十年的寫作生涯，每月平均竟要寫兩萬字以上，這需要多麼驚人的創作精力和毅力啊！作為後代，我除了自愧之外，沒有什麼話可說。

為適應當代讀者，尤其是青年人的需要，這裡有意避開了他的大量時評、政論和學術專著，而主要選取了他對社會，做人、治學等方面的論述。這些遠不足以反映祖父著述之全貌，自不待言。但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特別是「戊戌變法」失敗至抗日戰爭爆發，正是這部分文字，曾激勵起成千上萬關注民族命運的中國熱血青年奮而行動，不論他們後來曾作過什麼樣的政治選擇，投向了哪個營壘。

今天重讀祖父的文章，仍痛感他那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對中國國民，特別是青年覺醒的殷切期望。這也正是他的文章至今仍對讀者有吸引力的緣故。不知祖父如果地下有知，對此是喜還是悲？如果他近百年來的憂慮、呼喊和期待如今仍有其現實意義，不正好說明我們的進展還太小？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曾說：百多年來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種種艱難坎坷，原因都在於它始終未能衝出轉型期的「歷史三峽」。豁然開朗、柳暗花明的日子還須長久等待。然而，這個競爭激烈的世界，究竟還能容我中華民族在自己的「三峽」裡折騰多久呢？

一百過去了，願祖父的「筆尖常帶感情」的文字能在新世紀之初再次燃起年輕人的熱情，為早日實現他——也是我們大家－－對這個民族的期望而奮起。

父親梁思成，在祖父於戊戌變去失敗後為避殺身之禍流亡國外期間生於日本。他是早期清華大學學生，二○年代留學美國，攻讀建築，成為一位建築學家，主要治中國建築史。

梁思成是國內以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古代建築的先驅者。三十年代，他和中國營造學社同仁踏勘了全國二百餘縣，對當時尚存的中國古代建築遺構作了一次全面的徹底調查，為中國建築史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實物依據。戰爭期間，他忍著國仇家恨，提出不轟炸日本文化名城——京都和奈良的建議，為美國遠東戰區空軍司令部所接受。

梁思成也是中國建築教育事業的開拓者之一。曾經創辦了國內兩所大學——前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建築系，桃李天下，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建築人才。一九四九年後，他力爭保護北京古城和城牆，但竟被「從天安門城樓上看下去，要處處都是煙囟」的主張所壓倒。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還遭到種種迫害。

他享年七十一，比祖父長壽，但一生艱辛坎坷——日寇的侵略戰爭、內戰、在「革命」名義下遭受精神折磨，占去了他生命的大半，使他在中年後便先後失去了自己的健康、妻子林徽音和治學的銳氣。在巨大的政治和輿論壓力下，他晚年確曾感到深深的困惑和迷茫，但始終沒有放棄自己在建築教育、古典建築研究、文物保護和城市規劃等方面的基本理念與追求。

今天，已失去古都風貌的北京城，正是他悲劇性的努力失敗的物證。今天，已失去巍峨城垣和古都風貌的「現代」北京城，正是他悲劇性努力失敗的見證。
和祖父不同，父親著述集中於本專業領域，極少涉及其他。但父親的許多作品，文筆活潑生動，並不拘泥於艱深的行業語言，而頗得「科普讀物」之要旨；有一些，更是對非專業者的啟蒙教材，很能引起隔行讀者的興趣。特別是與我母親合著的作品，更富文學韻味。

二○○一年是他的百年誕辰。大陸建築、文物界為他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出版了他的全集共九卷，總篇幅（包括圖版、照片）近四百萬字。

本文集所選的，主要是那些非專業讀者也可能感興趣的文章（或片斷），當然只是他學術著作的極小部分。我所依據的藍本，主要是由我的繼母林洙為父親編選的一個通俗選集——《凝動的音樂》。

母親林徽音，是詩人，更是父親的同行。她的文集早已在台灣流行，其中也有不少對她生平的介紹，包括我本人寫的三篇。對於許多台灣朋友已經熟悉的「徽徽」，這裡就不再做介紹了。只希望朋友們早日擺脫某些影視作品所留下的扭曲印象，許徽徽一個真實的原貌！因台灣已有過她的文集，出於篇幅考慮，此次對她的詩和書信作了一點刪減，但其中沒有任何評價意義。對此希望讀者能夠理解。

需要說明：從三位先輩浩翰的文字中恰當地選取有限篇幅，實在遠超出了我的學養功夫。結果，我的選本也就談不上什麼學術標準或原則，說是「跟著感覺走」，也未嘗不可，選收不當處必多，還要請內行讀者多多包涵。

我本人於戰前生於北平，當時祖父已經去世三年。抗日戰爭爆發，隨父母逃難到雲南、四川。童年是在對日本戰機轟炸的恐懼和對戰後美好生活的嚮往中，在西南窮僻的鄉村中度過的。我自幼頑皮好動，不愛讀書。六十年後，我和老伴重返四川小鎮李庄，一位當年的鄰居，現已八十多歲的農民老太太指著我說：「我認得你，小時候不是老掛在樹上嗎」？

父母都曾指望我繼承父業。在他們的薰染下，我也曾對古建築發生過興趣。可惜一九五○年報考清華建築系未第，入了歷史系（後併入北京大學）。但研究生畢業後在歷史專業裡工作僅有四年。文化革命中，正值最好年華，卻戴著半頂「反革命」帽子，「下放」到江西農村勞動，「修理地球」達八年之久。文革結束，回北京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做了若干年編輯，培養了一點對百科全書比較研究的興趣和對官辦機構的厭倦。一九八八年，從出版社辭職，扔掉了「鐵飯碗」；一九九四年創立了民間的環保組織「自然之友」，走上了一條坎坷的綠色之路。

回顧大半生，雖然大體未出文化圈子，始終沒有形成自己的專業，也沒有專著，只有幾部譯作。因此，不夠資格被稱為「專家」、「學者」。間或寫一點東西，不過是一個無法擺脫那幾乎是與生俱來的社會責任感與人文關懷的知識分子的一點拉雜的心得筆記而已。不成體系，和祖父、父輩文集放在一起，實在有辱於先人。

女兒梁帆，出生時林徽音已去世近二十年，梁思成也已故去三年，和我一樣，無緣親聆祖輩教誨。一九九二年國內高中畢業後便入了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此後又在威斯康新大學哲學系獲碩士學位。目前在紐約市立大學讀博士，仍攻哲學。

在她出國前，我最擔心的是：年紀輕輕，會不會被異國文明「吞沒」而忘了祖國、忘了中華文化，忘了億萬仍然貧困的同胞？然而她回國度假，仍堅持穿從箱底翻出的當年舊衣；遇華北乾旱，為節水而拒用機器洗衣。但願這點生活瑣事和本文集發表的幾封家信能表明，我的擔心是不必要的。

最後需要說明：梁啟超有子女、孫輩多人。其中一些在各自的領域中都曾有其成就。如我的三叔考古學家梁思永，曾是三十年代安陽殷墟發掘的領導人之一，有過許多考古專著；三姑圖書館學家梁思庄，曾先後是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領導人；八叔航空專家梁思禮，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外甥楊念群（梁思庄外孫），是一位很有造詣的中年清史專家……。這個特選的集子不是梁氏家族文庫，集中未包括他們的作品，當然並不意味梁啟超其他後人在大陸學術文化界沒有他們各自的重要貢獻。

梁從誡二○○一年八月四日（六十九歲生日）

中國猶待新民人（代序）——百年回首看梁啟超及其家族

張作錦

一八四○年中英「鴉片戰爭」之後，外國漸漸「不重視」中國；等到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外國開始「輕視」中國。中國不僅失去尊嚴，失去國際地位，且瓜分豆剖之禍迫在眉睫。此時不忍坐視國族淪滅的志士仁人，開始救亡圖存的努力。

這些志士仁人為數不少，其中最熱心、最積極，而又影響最深遠者，依我之見，應首推孫中山和梁啟超。孫氏認為時局緩不濟急，要立即換一個新政府；梁氏認為國家若想長治久安，國民要先換新精神。儘管兩人的救國步驟容或不同，但他們獻身國家同胞之忠誠則並無二致，都是念茲在茲，廢寢忘食，嘔心瀝血，艱苦遍嘗，真正做到了「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世人皆知梁啟超名其書齋為「飲冰室」，自號「飲冰室主人」。「飲冰」一詞，典出《莊子》〈人間世〉篇：楚莊王的玄孫諸梁為楚大夫，奉命出使齊國，自覺責任重大，特來向孔子請益，他說：「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早上接到詔命，傍晚就要喝冰水解熱，其內心憂急焦躁可知。梁氏以「飲冰」自況，足徵其對國事思慮與不安的程度，也象徵他把救國的責任義不容辭地放在自己的肩膊上了。

梁啟超畢生盡瘁國事，還有其他不少事證：

第一、追隨康有為「公車上書」時只有二十三歲，撰《變法通議》倡導維新時只有二十四歲，可見年輕時就立定了救國的志向。

第二、他用「哀時客」、「愛國者」、「中國之新民」等筆名寫時論文章，都足以明其心、言其志。

第三、後人為他編輯的《飲冰室合集》，共一百四十八卷，約一千四百萬字。若從他二十四歲寫《變法通議》算起，到五十六歲逝世，一共寫了三十二年，每年要寫四十三萬字，就是「全年無休」，每週也要寫一萬字左右，且都是匡時濟世的有力之作。如果不是對國家有情，對同胞有愛，還有什麼力量可以長期支撐他如此辛勤？

梁啟超的文章，絕大部分發表在他自辦的刊物上，從《萬國公報》到《時務報》、《清議報》以迄《新民叢報》，其中又以發表於《新民叢報》者最多，也最關重要。

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日本。此時日本承「明治維新」之餘緒，大量譯介西方新學說，引進和闡揚西方新文化。讀了這些書，與日本這些新人物來往，使梁啟超的思想受到很大的衝擊，也得到很多的啟發。他更了解日本為什麼能強盛，也更知道中國為什麼會積弱。

梁啟超的忘年交黃遵憲（公度）曾在駐日使館任職，對日本甚有認識，撰《日本國志》，書成多年始出版，梁啟超為之作序，有云：

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志》，梁啟超讀之，欣懌詠歎黃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懣憤責黃子曰，乃今知中國，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鑑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其實，梁啟超早就理解到，僅追求「船堅砲利」並不能救中國。在寫《變法通議》，講到〈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時，他就引德國人的話來做說明：

昔同治初年，德相俾斯麥語人曰：「三十年後，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遊歐洲者，討論學業，講求官制，歸而行之；中人之遊歐洲者，詢某廠船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強弱之原，其在此乎？」嗚呼，今雖不幸而言中矣。

總而言之，梁啟超認識到，要強中國，先要強中國國民之精神。於是在一九○二年，他在橫濱創辦了《新民叢報》，開始他「喚醒國魂、改造中國」的大工程、大事業。在創刊號首頁，以廣告刊出〈本刊告白〉，揭櫫《新民叢報》的宗旨：

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我國，當先維新我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採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

也從創刊號開始，梁啟超以「中國之新民」這個筆名，開始連載《新民說》系列文章。何以要「新民」？梁啟超在〈敘論〉中慨然指出：

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中國人幾千年來，企盼「聖君賢相」的政治，但梁啟超指出，「國民之文明程度低者，雖得明主賢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則政息焉。」反之，「國民之文明程度高者，雖偶有暴君污吏虔劉一時，而其民自能補救之而整頓之」。所以梁氏堅決認為，「新民為中國第一急務」。他說：

然則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於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不過梁氏亦恐國人誤解中國固有的文化均為糠粕，要「全盤西化」，所以趕忙解釋：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篤與變化氣質之兩途，斯即吾淬厲所固有、采補所本無之說也。一人如是，眾民亦然。

既然「新民」始可以「新國」，那麼，怎樣「新民」呢？梁啟超主張，首先要新「民德」。梁氏此處所指之「德」，不是「私德」，而是「公德」。他說：「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動物也。人而不群，禽獸奚擇？而非徒空言高論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貫注而連絡之，然後群之實乃舉，若此者謂之公德。」令梁氏遺憾的是，「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為了提高國民生活在「群」中必要的道德，梁啟超撰〈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長文，提出十種德性：獨立與合群、自由與制裁、自信與虛心、利己與愛他、破壞與成立。這些德性，在形式上好像相反，在精神上卻是相成，為走向文明國家的國民所必備。他解釋說：

知有合群之獨立，則自由而不亂紊；知有虛心之自信，則自信而不驕盈；知有愛他之利己，則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壞，則破壞而不危險。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國之道亦在是。

梁氏並強調，在道德上不能獨立，個人就不能獨立，國家也就不能獨立。他說：

今世之言獨立者，或曰拒列強之干涉而獨立，或曰脫滿洲之羈軛而獨立。吾以為不患中國不為獨立之國，特患中國今無獨立之民。故今曰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先言道德上之獨立，乃能言形勢上之獨立。

《新民說》約十一萬字，分二十節，內容包括〈論公德〉、〈論私德〉、〈論國家思想〉、〈論進取冒險〉、〈論自由〉、〈論自治〉、〈論進步〉、〈論自尊〉、〈論合群〉、〈論毅力〉、〈論生利分利〉……。

舉凡現代國民所應有之修養、現代國家所應備之條件，梁啟超都深刻地討論到了。《新民說》還只是《新民叢報》刊出文章的一部分，梁氏還寫了其他大量的論著，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的議題。

梁氏本來學問淵博，國學根基深厚，到日本後，接觸西學，思想境界更大為擴張，再加上他「筆鋒常帶感情」的特殊文體，使《新民叢報》一紙風行，從日本傳入內地，各處大量翻印；且亦流傳到美國、加拿大、澳洲、朝鮮和東南亞各地華人地區，對中國人新知識的灌輸、新思想的啟發，影響至為深遠。

論者有謂，中國新文化的啟蒙，不自「五四」，而自梁啟超的《新民叢報》。

中國當時仍在清朝統治之下，學校禁止學生讀《新民叢報》，學生反抗，有為此釀成學潮者。當時中國年輕知識份子，如胡適、陳獨秀、毛澤東這班人，都受到梁啟超文章的感動。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寫道：

我們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震盪感動的，他在那個時代（我那時讀的是他在壬寅、癸卯所做的文字）主張最激烈，態度最鮮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在這十幾篇文字裡，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歷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後重讀，還感覺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

陳獨秀辦《青年雜誌》，不久就改為《新青年》，這個「新」字，與《新民叢報》、《新民說》，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毛澤東早年仰慕梁啟超，因梁啟超字任公，毛乃為自己取名「子任」。他讀《新民說》，每在文章旁邊加上標點和評語。現在湖南韶山毛澤東紀念館裡，就藏有一張毛註上「讀書心得」的《新民叢報》第四號影印本。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梁啟超病逝，胡適輓以聯曰：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許，中國新民。

此時的胡適，已非青年時期的胡適，不是對梁啟超只有崇拜。他在是年二月二日的日記中寫道，「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統的訓練」，所以對社會的影響雖很大，而自身的成就卻並不大。不過胡氏仍說：

近幾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傳世不朽者何在，頗難指名一篇一書。後來我的結論是他的《新民說》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貢獻。《新民說》篇篇指摘中國文化的缺點，頌揚西洋的美德可給我國人取法的，這是他最不朽的功績。故我的輓聯指出他「中國之新民」的志願。

胡適純從學術層面來看，對梁啟超的「蓋棺論定」，也許有他所持的理由，然而梁氏以一人抵萬軍，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希望使中國人知恥知病，希望登中國人於文明水平之上，其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實在叫人敬佩。就其影響而論，也足可不朽！

近人王曉波在給龍應台的一封信裡說：「關於你對魯迅和梁啟超的『感覺』，我非常同意。……梁啟超是『有教養的人』，有感情而無激情，是林獻堂崇拜的偶像。以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言，梁博學多識、貫通古今中外，借用日譯介紹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其開創新文化之功不下於嚴復。胡適只會吹牛作秀，等而下之耳。」龍應台把這封信附載在她《百年思索》這本書裡。胡適是不是只會「吹牛作秀」，大概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對梁啟超「啟蒙」的肯定，似乎所見略同。

《新民叢報》當年曾和革命黨的《民報》，就國家救亡圖存的方法、路線問題，做了長時期的大辯論。一方主張從改良國民德性著手，並透過立憲來改革政治，以免陷國家於亂局；一方則主張快刀斬亂麻，用武力推翻滿清政府，以畢其功於一役。最後是革命派勝利了。

不過，不僅民國初年國家支離破碎，國事如麻，不能說梁啟超所擔心的為過慮；就是後來大陸換了個「新中國」，台灣自許為中國的正統，兩岸的政治秩序仍然不夠堅穩，社會仍有固陋的一面，人民的品德依然有待提升。我們可以說：「革命已經成功，新民尚待努力。」因此，梁啟超仍然值得我們懷念，梁啟超的學說我們仍然應該重視。

余生也晚，梁啟超先生逝世幾年後才來到人間，無親炙的機緣，也沒有那樣的資格。但年輕時讀他的文章，常熱血滿腔，不覺奮起。他的子、媳思成先生和徽音女士也未嘗謀面，都是讀了他們的一些文章，心儀其人。倒是兩年前與友人到北京謁梁啟超先生墓時，得識梁家的第三代從誡教授。

從誡先生家學淵源，溫文儒雅，除在大學任教，更組「自然之友」的組織，從事環保運動。維護自然生態，固為世界潮流之趨向，在中國則尤為迫切需要。從誡先生多年來的努力，漸獲國際重視，極負聲譽的菲律賓「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二○○○年頒給了梁先生，這是對他公益志業的肯定；而梁先生一介未取，把獎金全部捐給了「自然之友」。

梁啟超先生試圖以政治和學術挽救中國的命運，思成先生夫婦以維護和研究中國古建築以光大中國的文化，他的弟妹思永、思莊等也在不同的領域各有不同的建樹，而從誡先生則從自然物種處保衛中國的生態環境。百年來這一家族成員，從各別的途徑都對國家做了貢獻，也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寫下了重要的篇章。

今天的中國，包括海峽兩岸，無論在政治上、文化上、社會上或環保上，都有待後來者努力促進和充實。從誡先生編此書，名曰《薪火四代》，實深具意義—它不僅是梁氏家族的「薪火相傳」，更是中國社會的「薪火相傳」。

二○○一年十二月十日於台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