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臣無力可回天

序　我所認識的以正先生

錢復

我國卓越的駐外大使陸以正先生的回憶錄，自民國九十年七月在《傳記文學》第七十九卷第一期開始逐章刊載，我就成為最忠實的讀者。每個月《傳記文學》寄到，我都迫不及待地翻閱這篇非常有價值的著作。

以正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同事，也是我的長輩。他的堂姐，我們常稱為「狀元家的小姐」以瑞女士是先母的三嫂，民國四十年代初，我的三舅全家在我們家中曾住過一段時間，時常聽三舅母提到她的這位天資聰穎的堂弟。我在民國四十七年接受預備軍官訓練結束時，曾為究竟應在國內就業或赴國外進修而深思，當時第一位向我提出就業機會的，就是時任行政院新聞局第二處處長的以正先生。雖然後來我去美國讀書，沒有在他麾下工作，不過這份盛情我是難以忘懷的。

再次有機會與以正先生聚晤，就是他在本書第十章所述，我們在民國六十年出席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常會代表團中同任顧問的工作。一個半月的共事是十分寶貴的經驗，雖然我們沒有能順利地捍衛代表權，可是代表團每位成員都是竭盡心力。

第二年，我出乎意外地被派往行政院新聞局任職。當時外界都認為以正先生是擔任這項工作的不二人選，而我卻接任這項工作，作為晚輩的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但是以正先生卻毫無芥蒂，仍在紐新處全力投入為國宣勤的工作。當年十一月，以正先生費心費力所經營的紐新處與中華文化中心，在紐約勒辛頓大道落成，他特別叫我去主持揭幕典禮。這是一座美侖美奐的大廈，內部陳設非常精緻，而且圖書室或教室都是令人流連忘返的地方，本書第十三章有詳細的敘述。這間房子內一桌一椅，任何一項陳設品或懸掛的字畫，都是以正先生心血的結晶。

書中第十五章詳述以正先生在擔任紐新處長十六年後被卡特政府請回台北，我正好在外交部內擔任次長，奉蔣總統經國先生的指示為以正先生先後安排擔任駐奧地利代表和駐瓜地馬拉大使，他在這兩項工作崗位上做得非常成功。更難得的是，他到新任所一定積極地學習當地語文，深入了解當地的文化。他在奧地利的任期不如瓜地馬拉長，但是他的德語造詣一如西班牙語，都是隨時可以用來做即席演說。內子在以正先生任駐奧地利代表時曾去維也納觀光，她返國後告訴我，她們去了幾個博物院，以正先生不要專業導引員解說，親自說明，其深入易解，是她們同行者一致讚揚的。

民國七十九年我回到外交部，接任當日就得到沙烏地阿拉伯邦交生變，因此積極設法維護其他兩個重要邦交國的關係。先請政務次長金樹基兄出使韓國，再請以正先生出使南非。最初以正先生表示在瓜地馬拉工作順利，無意異動；我一再地懇請，他才勉為其難地同意了。果然，他履任不久我去南非訪問時，就發現他不僅與執政的白人政府建立極佳的工作關係，就是極端親共的非洲民族議會黨，他也有極暢通的交往管道。他也在學習斐語（Afrikan），以便與斐方人士溝通。

我特別想一提的是，自己在外交部五樓工作了前後十四年，每天總要看二百件左右的電報，週末假日也不例外。在每天閱讀電報時最企盼的，就是看到以正先生的電報。當時電腦擬稿還方萌芽，以正先生的電報都是親手撰寫的，幾頁長的電文，一字不苟、端端正正，一路寫來沒有錯字或漏字。我時常想，如果今日仍有科舉制度，以正先生的文才和一手「館閣體」的楷書，他一定可以和曾祖星農先生同樣高中狀元。看以正先生的電報，對我而言是一種高度的享受，不但字體剛勁有力，全文一氣呵成，使閱讀者很容易掌握全局。

以正先生的回憶錄，提供讀者對於我國近半世紀的歷史很多非常有價值的資料，更將他多姿多采的公職生涯忠實地呈現在讀者眼前。我知道以正先生謙沖為懷，將好多他對國家的重大貢獻都一筆帶過。他也考量一本書為便於讀者閱讀，不宜太厚太長，所以本書的頁數不多。我相信每位讀者和我一樣，期盼以正先生能將這次沒有寫到的部分早日整理出來，滿足大家的企望。

陸以正 

民國八十四年六月，高希均兄從台北電傳駐南非大使館說，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希望將來為我出回憶錄。當時一面有點受寵若驚，另一面又覺得時間還早，不加思索地承諾了。八十七年元月自南非回國，他馬上設宴為我洗塵，然後送來合約，我也就糊里糊塗地簽了字。等開始執筆，才忽然警覺，原來寫回憶錄不如想像那麼容易，寫了幼年到讀書那幾章後，就被迫擱筆了。

初進行政院新聞局服務時，我對國際事務仍在學習與摸索階段。直等到民國五十二年奉派赴美，真像新兵被送上火線，一頭鑽進外交與宣傳領域裡，整個人不由自主地在漩渦裡打轉，從此就不曾脫出來過。朋友們每每笑我是工作狂，其實在當時國家環境下，即使生性比我更懶的人，也不敢絲毫取巧偷閒。

因為每天從早到晚緊張地工作，台北與紐約前後二十三年裡，我一生最忙碌，自己也覺得精力最旺盛，對國家社會略有貢獻的時候，竟然未曾留下片紙隻字。甚至如第十三章裡提到的蔣夫人親筆簽署，要我代表她在美國打官司的授權書，當時也沒想到留下一張影本，作為紀念。

唯一補救之法，只有去找原始資料。於是我先到新聞局查舊檔，發現只有民國七十年以後的檔案，保存狀況還算良好；在此之前的許多檔案，則因年代久遠，已經大都散失，無從覆稽，這條路不通了。
從駐南非大使任上退休後，我一直定居台北，只有聖誕新年假期，才赴美與兒孫團聚。利用這種機會，我曾兩次到駐紐約中華新聞文化中心去翻查舊卷。一方面紐新處改名後，已成為新聞局與文建會共管的附屬機構；另一方面也因為從勒辛頓大道舊址搬回洛克斐勒中心時，部分舊卷已奉准銷毀，所以只找到部分資料，仍有許多重要經辦事項，相關文件都已散失。

無可奈何之餘，我只能秉持寧缺勿濫的原則，僅就能查清事實、毫無疑問的部分著筆。正因為那些三十餘年前的舊事，純需靠記憶撰寫，以致進度異常遲緩。本書交稿時間，比我當初承諾晚了兩年多，這是最大的原因。

離美以後，我才醒悟應該為自己留點紀錄了。從民國六十八年起，每天臨睡前必寫日記，慢慢也就成了習慣。但這又造成另一個問題，資料太多了，取捨之間反而有困難。尤其是在瓜地馬拉與南非兩任大使的十六年裡，每天與駐在國政要和外交團各國使節交際酬應，有許多引人入勝的小故事，如果不忍痛割捨大部分，勢必會使後面幾章的篇幅膨脹過甚，不成比例。

寫回憶錄的危險，是如何在忠實記載歷史與保護國家機密之間，求取適當平衡。外交官每日工作接觸到的人與事，嚴格說來，難免都牽涉到點機密。如果任何機密都不能提，這本書根本就不該寫了。美國雖有二十五年後解密的規定，但上至總統或國務卿，下至大小官員甚至白宮女管家，一旦離職，就迫不及待地出版回憶錄，蔚為風氣。因此有人模仿「即溶咖啡」（instant coffee）一詞，稱那些泛濫坊間的書籍為「即刻的歷史」（instant history）。台灣近年出版事業蓬勃異常，政治性的即刻歷史也在所難免，我只希望本書不致被歸入同一類裡。

在撰寫回憶錄這幾年中，我特意避免向外交部各單位，不論地域司或政務司，查問任何事項，以免貽洩密之嫌。至於資料的取捨，我替自己訂下一個標準，就是不論事隔多久，總以國家利益為首要衡量。這本書內容裡有許多人所不知的往事，但也還有不少我曾經手的大事，必須再等到適當時機才能重見天日。到那時我是否仍能執筆為文，就要看老天爺的慈悲了。

動筆之前，天下文化的主編向我說過，回憶錄以十二萬字左右為最理想；我雖儘量刪簡，字數仍然超出一半以上，實在有愧。本書前幾章在《傳記文學》連載時，許多識與不識的朋友來信或電話，指出日期或事實上的錯誤，令我衷心感激。我在新聞局與外交部的老長官、監察院錢院長君復從頭到底看完了原稿，改正了許多地方，並且親筆為序，溢美之詞，令我備感汗顏。

我更要感謝小珍和我們的三個兒女。這幾十年裡，因為有他們的愛與支持，我才能奮不顧身地為國家盡了點書生的本分。尤其在卡特把我「請」回台灣後那幾年裡，家庭分散，女兒孝澤那時還小，向小珍說：「我要爸爸回來」，聞之心酸。如問曾否盡到一個丈夫與父親的職責，我恐怕難以及格，就讓這篇序文當作我對家人的懺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