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怕SARS

SARS防疫大作戰──維護民主與自由的花朵

黃富源　台大醫學院小兒科兼任教授、
台北市馬偕紀念醫院副院長暨中華民國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

李秉穎醫師打電話問我，願不願意為他所寫有關SARS的新書寫序。嗯，這「傢伙」又要寫書了。那當然可以，已經被SARS弄得焦頭爛額的我，很樂於見到有關SARS的書籍問世。說起這位才華橫溢的李醫師，那可不簡單了。在他擔任台大醫院住院醫師的時代，跟他在網球場上常常碰面。

後來李醫師升任主治醫師，與他有些共同研究的經驗，就覺得這是一位醫學研究的人才。後來看到李醫師常在報紙發表自己的觀點，又寫書出版，覺得這真是一位熱心的醫師。

大醫院的醫師，只管寫研究論文，寫其他文章可算是浪費時間。但熱心的李醫師，願意花些時間在一般民眾的健康教育上，並偶而對於時政提出寶貴的建言，算是一位願意「不務正業」而付出的優秀人才。

背著前任衛生署副署長頭銜的我，當然不能自外於這次SARS疫情之外。天天到衛生署開會，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這次疫情所帶給社會各界的巨大衝擊。看著衛生署官員每天不辭辛苦地在做事，個人只能盡力參與各種討論，希望對疫情的控制有些幫助。

但是在面對這種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奇怪傳染病，我們沒有治療的經驗，也沒有防疫的經驗，所有我們能夠做的，是從各種資訊中、從各種經驗中，去找出最可能有效的防治方法。李醫師所寫的這本書，代表了醫界人士努力維護國人健康的一種努力。

在這疫情發展的過程中，自己可以感受到衛生機構所面臨的龐大壓力。面對這樣突如其來的重大疫情，再怎麼做都可能引發怨言。當媒體誇大報導負面消息時、當毫無根據的批評出現時、當民眾抗議事件發生時，心裡總在想，台灣人民能不能團結？防疫就像作戰，每位台灣人民都是戰士，沒有一位戰士可以脫離於任務之外。

在政府設立SARS治療機構時，鄰近的民眾應盡力支援，因為這不是維護個人權益的問題，而是台灣民眾能否戰勝SARS的關鍵。在政府限制民眾居家隔離時，受到隔離的民眾應全力配合，因為這不是限制個人自由，而是攸關全台灣千萬老百姓持續民主自由的防護作為。

台灣不應該是一個民主而冷漠的社會，台灣應該是一個民主而溫馨的社會。個人的權益自由，並不是民主的無限上綱；維護全台灣百姓的生命自由，才是民主的無限上綱。

這本書中，從SARS病毒的源頭，說到SARS的各種防治之道，在在都是李醫師臨床經驗與邏輯推理所產生的精華。在眾說紛紜的時刻，書中所寫的很多事情，可以澄清很多疑慮，也可以讓我們有信心用更正面的態度來看待SARS。

SARS不是絕症！防治SARS的責任不只在於政府衛生機關，全台灣每一位人民都應該是SARS防疫大作戰的戰士！李醫師所寫的書或許只是防疫大作戰過程中的一朵小花，但我們都應該在胸襟別上一朵防疫的花朵。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終將擊退SARS，讓台灣民主自由的花朵繼續綻放。

預見世紀風暴

李秉穎　台大醫院小兒部主治醫師、
台大醫學院小兒科副教授

2003年3月14日我由捷克與匈牙利開會返國，正想躺在床上補個時差，突然接到《聯合報》民意論壇主編來電，邀我為最近的非典型肺炎寫文章。腦子仍然昏昏沈沈的我不知發生何事，只好出去買份晚報，才知道台大醫院收治了兩位嚴重的非典型肺炎成人病例，已經住入隔離病房，並且被懷疑與大陸、香港最近所傳出的致命性非典型肺炎有關。當時我心中一凜，馬上跑到電腦前面開始寫作，這篇文章隨即刊登在隔日的《聯合報》上。

從2002年年底開始，我就相當注意大陸南部所傳出的非典型肺炎致死病例。平日常作各種非典型肺炎研究的我，知道這些非典型肺炎很少致命，更很少在健康成人引起感染，傳來的訊息顯示有新的東西在作怪。

一開始我猜測可能是大突變的流感病毒，因為流感大突變本就是醫界一直擔心什麼時候會突然爆發的重大傳染病，而稍後香港又傳出過年回福建的香港居民，罹患疑似禽流感引起的肺炎，並導致死亡。

這個案例有家族聚集現象，暗示這種「新的東西」可以有效地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心中在想，萬一是流感大突變，那影響將及於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世界。想來想去，腳底不禁有點發冷。看著台北的天空，心想一場風暴或許即將來臨。2月20日給一位朋友的e-mail中，我寫著：

聽說香港有人得到禽流感死亡，且家人有四人發病，此事與幾年前不一樣，顯得有點不尋常，買幾盒Tamiflu放著(註：Tamiflu為抗流感用藥)。

後來在3月6日出國前夕，看到一則不起眼的新聞報導說，香港有些照顧病患的醫護人員都病倒了，甚至讓醫院無法正常營運。被擺在報紙一角的這則新聞，在我心中產生莫大震撼，我認為事情愈來愈大條了，不知道在出國期間會不會出事。

很多醫護人員得病的事實，一方面表示大家都沒有免疫力，那可能真的是新型病毒，一方面顯示這病毒可以藉由飛沫傳染，這是一種連醫護人員都很難預防的傳染方式。新型病毒再加上飛沫傳染，已經使這種傳染病有能力影響全球。但是當時大陸方面一直宣稱沒有疫情，讓我感到有些疑惑。

回國以後知道香港已經逐漸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自己認為台灣出現的這兩例大概只是初期的警訊，之後一定會陸續出現其他病例。於是在《聯合報》的文章中，我做出兩種猜測：「如果(這次疫情)不是常見的非典型肺炎，那就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出現了我們以前都不知道的全新細菌或病毒，其二則是流感病毒出現重大突變而變成一種新型病毒。」

原先我認為流感大突變的可能性最大，但後來卻證明是第一個可能性，而且是醫界以前都不太注意的冠狀病毒。有人問我為什麼一開始大多不講細菌，而猜是病毒。這是因為細菌的基因構造很複雜，不像簡單的病毒基因容易出現大突變。

我在《聯合報》的文章又寫道：「這段期間，民眾應該避免到中國大陸、越南、香港等傳出疫情的地區。如果台灣也出現確定病例，則不論非典型肺炎的病原為何，其傳染途徑一定是飛沫傳染，所以預防的方法與一般感冒一樣。……….為因應這次疫情，國內衛生機關必須馬上動員起來，最好是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應變的重點除了加強監視國內外疫情以外，還必須擬定萬一出現疫情的對策。」

在疫情不明的初期這樣寫，覺得有點聳動，而我一向不喜過份聳動的言辭。但在個人的直覺中，認為這些是必要的警示。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這些呼籲一一成真，也變成衛生單位的具體作法。

SARS衝擊了我們社會的各個層面，實質層面上，很多人的生活受到限制、人人很奇怪地戴上口罩、人們有點畏懼握手；心理層面上，很多民眾感到無所適從、第一線醫護人員感受到無比的壓力。有記者問我，自己會不會怕得到感染，甚至有記者朋友建議不要去照顧SARS病患。

我的回答是，我認為自己當然有得到感染的機會，即使做好所有防護工作，一位醫師不可能在天天接觸病患的情形下，可以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說不會得到感染，但身為醫護人員，我不能退縮。

疫情擴散以後，新聞媒體的邀約不斷。如果有空，我都不會拒絕接受採訪或上節目，這算是盡己心力讓大家能獲得我所知最接近真實的訊息。自己有個個人網站(http://www.tmn.com.tw/pinging/index.htm)，在稍微可以空下來的時刻，整理了一些SARS相關資訊放在網站上。

4月28日接到天下文化鄭主編來電，邀我以網站上的資料為基礎，寫一本有關SARS的書。我認為這是很有正面意義的工作，馬上就答應了。後來在鄭主編「殘酷」地規定在5月1日前完成初稿的壓力下，我匆促地在4月的最後一天晚上拚命寫完初稿。

雖然過程倉促，難免有些未臻完善之處，也有些是沒有被認同的個人意見，但這些是在我個人經驗與推理過程中，所能夠為疫情控制與國人健康所做的一些建議。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持續勉勵造就我的父親、一直在過往思念中的慈祥母親、親愛的大哥、二哥、妹妹，與持續出現在腦海中的朋友們。

2003年4月30日夜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畢，現為台灣大學醫學院小兒部專任副教授及臺大醫院小兒部專任主治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