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憶與書寫之間
「武士」,不見得是階級或職業;它可以是一種執著,一種自尊,一種面對人生的態度。它可能存在每個人的心底,但是在我的家族中,它得到彰顯。
生下女兒之後,我才懂得感激母親。隨著女兒的成長,我才承認我與母親實在是一脈相承。
如果說,母親是我最初的導師,女兒就是我繼起的諍友。
由於女兒的緣故,我愈來愈發現,我是以母親為標竿,修正或看齊。由於女兒的緣故,我努力避免母親犯過的錯誤,但是也開始理解並且同情母親的軟弱與無明。
我敬佩母親的勇氣與正直。養育女兒,讓我看出作為一個母親,「勇氣與正直」是何等的必要,又是何等的難為。我在幼小的女兒身上看到同樣的「勇氣與正直」的品質,心中同時湧現訝異、驕傲與謙卑的情緒。
在母親晚年失智開始嚴重的時候,長途電話已經難以溝通。我寫了一封信給她,用電腦大字列印出來,從紐西蘭寄到台北,告訴她,這份勇氣與正直,是她給我的最珍貴資產。
我知道她每天看這封信,都會像是初次看到。我希望她每次都感到安慰。
對於父親,我卻要等到兒子成年以後,才學會欣賞。
在我的家族中,巾幗從來不讓鬚眉。從小,我不知道有「男女有別」這回事。中年以後,也許在兒子身上認出了什麼,也許多年的婚姻生活讓我有所體悟,也或許單純地只是添了點歲數、長了點智慧。遲鈍而頑固的我,到底明白了男人在很多方面與女人是「有別」的。
我看出了父親過人的堅定與毅力。他就像那首英文歌裡描寫的,是一座「惡水上的橋」(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他會毫不猶豫以肉身護衛生命中關切的所有人。在價值觀混淆錯亂的時代,他堅持理想,拒絕同流合污;在流亡遷徙的歲月裡,他努力做到「不辱先人、不愧後代」。他沒有升官,沒有發財,但是也沒有對不起任何人。他是個男子漢。
在理解父親的同時,我也理解了我的丈夫。我明白相對弱勢的女人,相對無大志的女人,其實主宰了家中男性的終極幸福。我告訴女兒:「一個男人,不管他成就高低,所能得到的最大報償,就是某個特定女人的贊賞、理解與接納。」
我學會不要濫用這無形的權力。我領悟這權力也是兩面刃,拿來傷人,我必自傷。
我父、我夫、我子,與他們的眾多同類一樣,是高飛的鷹、遠走的虎,當他們狩獵歸來,身心俱疲,卻仍然側耳傾聽遠方的戰鼓。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顯得無助,甚至茫然。他們需要一個舔傷避雨的巢穴,安頓靈魂的臂彎。
書寫自家故事,是個兩難。文字是很奇怪的東西,它不是實體,但是一旦印成白紙黑字,甚至只是在網路上流傳,它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會竄到哪裡,會如何變化,會觸發什麼意想不到的反應,都不在作者掌握之內。
自家的事情,不寫出來,就是私密的;寫出來,變成公眾的。不寫,沒人能置喙;寫了,好像人人都應邀成為我的族中長老。
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非寫不可。人生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將滿六十歲的我發現自己的思緒常常歸結到這個問題去。我的父母、我的子女,中間夾著一個我。承上啟下,這彷彿變成我的定義。
我想要把這些因果關係拆解開來,看看我為什麼是這樣,我承受了什麼,移轉了什麼。在承受的基因裡面,我拋棄了哪些、發揚了哪些。在移轉的過程中,我極力強調些什麼,不知不覺間遺漏了什麼,或根本沒想到包裹中夾帶了什麼。
我想描述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想說出我的想法。在眾說紛紜中,我覺得有必要添加一個版本。就算我是瞎子摸象,我也得說清楚我摸到的是柱子似的象腿還是扇子似的象耳,好幫助拼湊出象的全貌。
有意見不講出來,等於沒意見。有故事不寫出來,等於沒發生。
我母親寫了回憶錄交給我,這成為我半輩子的負擔。從我大學畢業,在《綜合月刊》當編輯起,她就開始寄稿件給我,隨便我怎麼處置。一九九四年我移民出國時,這些稿件已經累積成一整個紙箱。我也知道,這是她對我最大的信賴,最深的付託。
父親看出我不知如何是好,告訴母親說:「你的故事沒有人要看啦。」母親氣得不跟他講話。可是過些時,父親卻把他的自述也交給了我。
是的,因為我有一支筆,我有責任寫。因為我有一支筆,我必須整理並且敘述我的父母所經歷的曲折途徑,我和子女所共度的希望旅程。
我寫作,故我存在。
我無法也不該顧慮讀者的解析或演繹。誰知道?如果這世界像一個大拼圖,說不定我提供的這小小一片能讓圖像更清楚而完整?如果我夠幸運,也許讀者聽了我的心絃之歌,印證她或他自己的人生歷練,會產生共鳴?
單為著這份可能,便足夠我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