園圃之樂

前言　在園圃中栽植詩意與哲思

孚克．米榭爾斯

對喜愛大自然的人而言，不時能碰見一隻狐狸或一隻布穀鳥，同時有機會稍加端詳，這便足以令他感到驚喜，並視為一次小小的奇遇。這意味著在邂逅的當下，這隻動物對凶殘人類的畏懼感暫時消失了；抑或是這個人返璞歸真，回復自己在洪荒時期質樸無邪的天性。

——赫曼．赫塞的《鳥》（Vogel）

一九五八年七月初，也就是在八十歲生日的翌年，穿著務農衣褲、頭戴草帽、敞開襯衫領口的赫曼．赫塞，登上了新聞雜誌《明鏡週刊》（Der Spiegel）的封面。這張極具特色的肖像照，是二十多年前由他兒子馬丁（Martin）所拍攝的，畫面上的主人翁以親切而狐疑的眼神，透過圓形鎳框眼鏡盯著讀者，彷彿要試探人們是否覺察到肖像的警醒表情，與該刊編輯為照片所下的註腳——「在園亭中（In der Gartenlaube）」——存在著矛盾。在那一期的雜誌裡，《明鏡週刊》以一篇題為「菜畦間的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im Gemuesebeet）」的專題報導，附會了他的傳奇。這篇報導一方面既未下過功夫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又以訛傳訛；內容與其說是事實，毋寧說是那位匿名作者一廂情願的想法。登出這樣的文章，不僅有違該雜誌一向標榜的自我期許，而且把主人翁矮化為一介滑稽園農，更唐突了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重鎮地位。此文讀來固不免陳腐難耐之感，對每一位認真而有心與言其事的讀者，也是一種褻瀆。

而這樣一幅描繪他在所謂「堤契諾山丘間的園丁生活」的失實漫畫，也就在往後數十年間，為赫塞在德國人心目中定下了學術界不感興趣，新聞界卻過度渲染的基調。這意味著有人處心積慮要貶抑這位作家，將他那與世無爭的「卑微老農的園圃樂趣」，「排除在世界文學的國際舞台之外」（引自《明鏡週刊》）。赫塞去世之後，他的作品在短短幾年內開始風行於全球各地，其大受歡迎的程度，不但二十世紀德語詩人幾乎無人能出其右，並且出人意表地在世界文學觀念上成就了一家之言。這時，這批學究又吃不消了。他們或率爾操觚地挺身抗辯，或收歛便給的口舌，以一貫應付突發狀況的伎倆，刻意保持緘默。

令人扼腕的是，我們不得不看著這麼一則信手拈來、凡是稍微嚴謹的研究報告都不屑一顧的傳奇，取代了詩人較為忠實的形象。尤有甚者，或許人們的確受到《明鏡週刊》這幅「理想寫照」的蠱惑，因而赫塞過去在六十家報章雜誌上所發表、他自己也不曾蒐集完整的大量時事評論，至今仍無法結集出書。事實上，這批多達十卷的政治、藝術評論和書簡，適足以教一切批評他為遁世老農的讕言不攻自破。

作家一旦醉心於大自然，或竟致力於畎畝而符合狹隘保守的典型，很自然就被人們視為因思想落伍而百無一用的書生，或是逃避現實生活挑戰的懦夫——從此以後，他們的一切作品只要和這個成見的框框相牴觸，就會遭到人們排斥。因此，儘管這些年來赫曼．赫塞的作品在德語世界裡已較為流行，同時在我們的學院和傳播媒體等文史著作賣場上，他確實也比那些公認討人喜歡的作家擁有更多的讀者，但從公開做學術討論的價值與影響來看，他在自己母語領域內的代表性，還是遠低於世界其他地方。一般而言，文化事業如果健全，藝術家的真正價值（正如反映在他們超越地域的廣大影響上），應該要和他在本國受重視的程度一致。準此而觀，像赫曼．赫塞，甚或史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都應列入當代文學領域裡被研究得最透徹或最常被人討論的作家才對。

如今，隨著赫曼．赫塞的田園作品首度輯成專書，他那些隨手摘記下但絕非膚淺貧乏的日常生活觀感能夠重新呈現在讀者面前，我們更應該牢記他一直受到漠視的這一層背景。

對科技抱持保留態度

一九○三年，二十五歲的赫曼．赫塞發表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彼得．卡門欽特》（Peter Camenzind）。這本書使他名利雙收，不僅得以擺脫做了八年之久的麵包業，轉而經營書店和古董行，後來甚至可以成為專業作家。然而早在工業化發軔的那個年代，他便藉由這部小說，與當時被視為進步與主流價值的機械文明唱反調。這本書所歌頌的，是在城鎮化的趨勢下備受威脅的大自然，以及順應自然律法與準則的生活方式；凡是在這種天人合一氛圍中俯仰成長的人，對大自然之不能倖免於文明的威脅，自是無法坐視。他的這部小說痛陳社會進步所造成的偏差，控訴日益機械化的外在環境對人心的壓迫，以及反抗受馬錶和打卡鐘管制而變得急促、呆板、形同被奴役的生活步調。甚至對於工業化最受稱道的便利，亦即經由生產流程規畫而得以減輕勞力負擔和節省時間的種種好處，赫塞本人也感到相當不安。

他在一九○七年寫給同儕作家雅各．夏夫納（Jacob Schaffner）的信上說：「機器也和所有工具一樣：它們能夠對某些善良和自主的人們提供幫助，同樣也可以替千千萬萬的行屍走肉減輕工作負擔。」他這種對於容格（Friedrich Georg Juenger）所謂的「科技的完美」及早抱著保留態度的先見之明，不久之後就應驗了——當時的掌權者乘工業化之利，在軍事和政治宣傳上大肆濫用，操控民眾的思想行為，並製造史無前例的巨大戰禍。只此一端，便足以證明赫塞並非杞人憂天，而後來高速動力化的濫墾盜伐行為對生態環境的貽害，則更是不在話下了。

與現實世界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彼得．卡門欽特》的天地。赫塞以絲毫不帶感傷的筆觸和生動逼真的白描，摹寫受到所謂日常要務之排擠而鮮少被人眷顧的大自然，使人們再度想起自身源出的地方。在這本書裡，大自然又活躍於字裡行間，使讀者能夠直接與它交流，並透過那位週日漫遊者對它的強烈熱愛，襯顯它那引人入勝的魅力：「許多人說，」《彼得．卡門欽特》一書中這麼寫道：「他們『喜愛大自然』——這意味著他們並不討厭時而投入周遭美景的懷抱。他們走出戶外悅賞大地之美，行過青翠的草坡，摘一把鮮花和幾許枝椏，也許隨手就扔了，要不就帶回家，看著它們凋萎。這就是他們喜愛大自然的方式。每逢週日，只要天氣不錯，他們就重溫這份自然之愛，而且打心底裡由衷地感動。」

不論關心的對象是植物、動物，或殘障的鄰居伯琵（Boppi），他這種替弱勢者仗義執言的行徑，使得他這部處女作及後來的幾部作品，都成為年輕人和警覺到「成長極限」的有識之士的研討讀物。的確，連工業界的代表人物，如通用電力公司（AEG）總裁亦即後來的國家外交部長華特．拉騰瑙（Walther Rathenau），也曾經為文肯定這位年輕作家。這篇於一九○四年刊登在《未來》（Die Zukunft）雜誌的評論說：「最可貴的，是作者對天地所孕育的萬物懷著博愛的情操。當他描寫太陽和雲彩，山巒與湖泊，樹木、花草以及一切的生物，並由衷發出讚歎時，詞句中流瀉的充滿情感與思想的誠摯心聲，是那樣熟悉親切，那樣流暢、清新與高雅。」

在他這篇唯一公開發表的書評裡，拉騰瑙最早窺見洋溢於赫塞往後所有作品（尤其是存在於詩作中）的特殊氣質：赫塞的詩作之所以感人，不在於形式或內容的創新，而在於真誠寫出他獨特的經歷與感受；他對看似習以為常的事物詳加觀照，發掘深入而真實的新意。

這種寫作與生活體驗的深相契合，也與赫曼．赫塞所過的另類生活型態十分一致。《彼得．卡門欽特》問世後不久，他不只繼續維持這樣的生活方式，甚至只要寫作收入尚能餬口，他還刻意經營它。就像書中主人翁——出身於巴塞爾市（Basel）的彼得．卡門欽特——之卜居於尼米孔村（Dorf Nimikon）〔一稱西西孔（Sisikon），也就是位於費瓦德斯塔特湖（Vierwaldstaetter See）畔的費茨瑙（Vitznau）〕，赫塞在一九○四年與巴塞爾市執業律師的女兒瑪莉亞．貝諾里（Maria Bernoulli）結婚之後，便從城裡搬到位於波登湖（Bodensee）畔的一個小村落蓋恩霍芬（Gaienhofen），當時那裡算是相當與世隔絕，人口還不到三百。

他在一間小小的農舍裡定居下來，打算在那裡依照托爾斯泰（Tolstoi）、梭羅（Thoreau）和英國社會改革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理念，「過一種遠離城市，與大自然結合，簡單而質樸的生活」。他的這個行動，也是想擺脫文明世界的諸多枷鎖，棄絕它所提供的滿足物慾的種種代用品，希望能夠自食其力，做到自給自足。除此之外，當時的他，內心已對生活環境的原始質樸產生了強烈的嚮往：「我從來不懂如何輕鬆安逸地過日子，卻始終有一套藝術，也就是講究住得美好的藝術任我發揮。打從我有能力為自己選擇住所的時候起，我總能居住得格外美好。有時房子實在簡陃，一點兒也談不上舒適，但是在我窗前總是擁有一大片寬廣開闊、極具特色的風景……對我來說，感官所及的周遭之內如果沒有起碼的自然素材，或看不到真實的景致，我是住不下去的。我完全無法生活在現代化的都市裡，置身於冷漠無情的實用建築之中；那裡四處是紙糊的板壁和貼皮的仿木料，替代品與假象充斥。如果在那裡面生活，我想我很快就會死去。」

赫塞當時尚未擁有自己的庭園，因為這棟位於教堂所在地的小農舍，只夠他沿著屋子邊緣擺放一條狹長的花壇，簡單種些花草和醋栗灌叢。可是在一九○五年他的長子誕生之後，這棟隔間原就有限的屋子（沒有電力和自來水，用水得自村裡的井泉處汲取）就開始顯得更窄小了；於是他在村莊外面買了一塊地，並且在一九○七年建了屬於自己的屋子。這塊地的面積夠大，還能容他闢建一片庭園。

打造自己的園藝樂園

這是赫塞生平擁有的第一座農園。它不僅足夠提供這個小家庭日常所需的大部分蔬果，更實現了他長久以來所渴慕的一個願望。這個願望根植於童年——當時在卡爾維主教街（Calwer Bischofstrasse）老家後面的坡地上，他母親曾經把一小塊園畦撥給才九歲大的赫曼．赫塞，交由他自己去栽種照顧。對於這座童年農園的懷念，對於在那裡以嬉戲的童心所體驗的生物世界法則、生命的消長、個體的成熟與蛻變，所邂逅的花、鳥、蜥蜴和蝴蝶……這一切的一切，他的記憶必然十分深刻，因為它們始終影響著他的創作，直到最後寫成的若干詩篇〔其中之一為〈千年之前〉（Einst vor tausend Jahren），見本書第＠＠頁〕。

因此我們不難領會赫塞的為父心情，不論是最早在這波登湖畔新闢的第一座農園，或是後來在伯恩（Bern）的住家，他都迫不及待要在自己的孩子們開始能夠感受印象的小小年紀，便讓他們儘量和大自然直接接觸。我們從他太太米亞（Mia）用相機拍下來的許多照片裡，可以看到他四歲大的長子布魯諾（Bruno）拿著玩具圓鍬，煞有介事地模倣爸爸掘土的動作。她還在日記裡寫道：「布魯諾的爺爺送給他一套小農具，所以現在他滿心歡喜，可以好好幫他爸爸在園子裡幹活了。他把他爸爸的一舉一動都學得像極了，照樣拿腳在圓鍬上一踩，一下子就把土塊鏟碎了——簡直熟練得不得了！有一回，他一大早起來就去找爸爸說：『爸比！來嘛！布奇拜要挖土，你快來幫忙！』」

他爸比還常常在園子裡生火，焚燒枯枝落葉。有一回赫塞手邊正好沒有火柴，只見布魯諾跑去摘來一朵金蓮花（Kapuzinerblume）說：「爸比，你看！我有火呢！」

曾經到過蓋恩霍芬這座農園的訪客，對赫塞心血灌溉的成果，對那裡的多產與豐美的田園氣息，對那爭奇鬥妍的花壇、多達三十餘株的果樹和兩側向日葵扶疏的小徑，無不津津樂道。其中有一位在格拉里榭（Glarisegg）農村寄宿學校（就設在鄰近的湖畔）任教的年輕老師，還在幾十年之後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洛桑日報》（Gazette de Lausanne）上。他說當赫塞領著他走進園子，踩在那條以細砂鋪就的主要走道上時，還鄭重提醒他：「請你特別注意這條走道舖得多麼堅實。在這片細砂下面，我打了很棒的地基。不過我埋的可不是石頭，而是一層又一層的當代所有德語文學作品呢！」他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寫給他最小兒子的一封信裡，也證實了這段插曲：「我們在蓋恩霍芬有很多細砂，但是卻沒有石頭。所以我拿許多無用的書籍和大量的雜誌來鋪墊那條走道。」他的這個點子可說是既實用，又驚世駭俗。由於他的書評一向有廣大的讀者，當時有許多出版商主動寄書請他評論，這類的書籍每年大約有五百本之多，所以他只好出此下策，出清一些圖書來「墊底」。

卜居於蓋恩霍芬這段時期，赫塞所寫的書信大都洋溢著一種掙脫舊俗的興致，經常迸發略帶新奇和放任的強烈靈感。他就是喜歡以刻意簡約的生活方式，橫眉冷對德國威廉二世時代奢華的上流社會階級意識，同時又愛以簡潔實用的文字風格，質疑同輩知識分子的高蹈與做作。大約就在他唾棄一切華麗浮誇習氣的這個時期，他的第一篇農園體驗報告——《園圃春望》（Im Garten）也問世了。這篇文章廣泛地談到了一位文學作家因園藝工作而興發的感觸：「從事園藝的樂趣大抵與創作欲和創作快感相似。人們可以在一小塊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願去耕耘，種出自己夏天愛吃的水果、愛看的顏色、愛聞的香味。人們可以在一小畦花壇或幾平方公尺的裸地上，創造出繽紛燦爛的層層色彩。」

與他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奧地利詩人雨果．馮．霍夫曼斯塔（Hugo von Hofmannsthal）也寫下了他對花園的觀感：「世上再沒有任何一種作為能夠如此貼切於詩人的創作，那就是把生意盎然的一小塊大自然依照自己的想像去構建。」他進一步寫道：「因為園丁所做的事，就像詩人運用詞彙一樣：他把那些素材整合起來，使它們變得新穎而獨特，同時首次產生了自己的意義和內涵。」

然而就在多年夢想差堪實現之際，赫塞那永遠在定居與雲遊之間擺盪的天性，早已先一步透露了後來多次搬遷的徵兆。一九○八年他寄往巴塞爾的信件上就已經有了下面這番話了：「此刻我正為自己這片農園首次收成的水果和蔬菜而興奮，心裡對遠方的嚮往卻也並未消失。」而當畫家富蘭茲．費特（Franz Vetter）問他在新家園子裡可也養蜂的時候，他表明了不願受到羈絆的想法：「我沒養蜜蜂。除了貓以外，我也不養其他寵物。我對任何動物都很喜愛，卻不曾親自飼養，因為那對我而言是一項不堪負荷的重任。你要不就得放棄旅行等等的活動，天天守著牠們，照顧牠們；要不就得將牠們託給朋友，一路上牽腸掛肚，深感歉疚。」

而從這個時候起，赫塞旅行的次數更為頻繁。首先是因為出任一份文化雜誌的共同發行人而前往慕尼黑，繼而轉往義大利，隨後又在德國境內四處舉行作品朗誦會，甚至還曾遠赴維也納和布拉格。最後又在錫蘭和印尼停留了三個月之久，回來之後，他便決定告別波登湖畔這棟已住了五年的第一個自建住家（同時也「為了逃避漫長寂寥的冬季」），再度搬到瑞士去。

在當年生日的這一天，赫塞寫道：「為了好好歡渡最後這個夏天，我特別在這園子裡種了幾百株大麗菊、錦葵和石竹。」另外，搬家之前不久，他在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寫信向伯恩的作家朋友亨利．沃夫岡．齋德（Heinrich Wolfgang Seidel）做一番概述時，語氣中也不免流露感傷：「你將會十分滿意郵差將你的包裹送達的這個地方。我這兒有大片的草地，窗前延展著幾十公里的湖景，房子四周有我的農園。我在裡面種了許多大麗菊、向日葵、錦葵和石竹，還有我的三個小毛頭所偏愛的能結黑莓的覆盆子。我在這兒生活的外在條件是如此賞心悅目而令人留戀，但不知到了伯恩，我還能不能擁有這兒的一半運氣？固然我在遠離伯恩市的郊外租了一間稍欠維修的小小鄉下老房子，有一片農園和不少老樹；但是目前我對舊宅的不捨之情，當然還是比嚮往新居來得強烈。」

與時代共渡苦難

即將搬入的這棟房子，原為赫塞甫過世的畫家朋友阿勃特．維爾提（Albert Welti）所擁有。它也有一座壯觀的農園，足以和蓋恩霍芬故居的園子相媲美；園內有一口古井，到處長著茂盛的灌叢；沿著階梯，可通往一片橢圓形的草坪。赫塞固然也在信函和作品中描述過新居的農園，但是比起經常提及的波登湖畔那座園子，他對新園確實著墨甚少。

一方面這可能是因為新居已應有盡有，不像一塊才剛開墾的可耕地，因而沒有太多餘地供他滿足個人的營造欲；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考慮到，他搬進維爾提這棟有點破舊的別墅兩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在戰爭期間，赫塞率先提出許多時事評論和新聞方面的議案，雜務之多為平生所僅見；另外他還成立了戰俘收容所伯恩總部——這些活動讓他忙得幾乎沒有任何私生活的閒暇。也正是這個緣故，他在戰前已經著手寫作的短篇小說《夢中的家》（Das Haus der Traeume）（篇名採用了前屋主阿勃特．維爾提的一幅石版畫）一直未能完成。這篇作品用文藝的手法描寫他的伯恩農園，自然要比同一時期（一九一四年五月六日）寫給住在柯恩塔（Korntal）的父親和姊姊的信更富詩意。

他在信上說道：「很可惜你們不能到我的陽台來看上一眼，要不你們就會望見一片橢圓形的草坪，房子南方牆角盛開著雪白的玉蘭花，繞生了半圈屋舍的紫藤掛滿了花串，旁邊還長了一大叢紫丁香和其他灌木；下方的農園裡，鈴蘭和鬱金香綻放。接下來我打算把儲藏在地下室的大麗菊移植到園子裡。那些都是從蓋恩霍芬帶來的種苗，我在那兒還有更多這類花草，這回挖來了將近一百棵根株。這座園子不像蓋恩霍芬那樣雜草叢生，使得農事倍增辛苦，土質也好得太多；不過這裡的鳥類和蝸牛相當猖獗，能把作物一下子吃得精光，我昨天傍晚種下的生菜萵苣頭，今天一早就全都不見了。」

四天之後，在寫給曾邀他前訪義大利的歐特瑪．薛克（Othmar Schoeck）的一張明信片上，他又提到了伯恩農園。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對該園所記的最後一筆：「你叫一個園丁在五月天裡如何將息？到處雜草怒生，還要栽植大麗菊、扦插菜豆和小黃瓜、播種胡蘿蔔！我根本無能為力。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主宰了我們的生活！」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園圃農事再也不復成為赫塞寫作的主題。那「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不只剝奪了歐洲人民的自由，也摧毀了赫塞的家庭。其實這番遭遇早已從他的長篇小說《洛斯哈德》（Rosshalde）、未完成的短篇小說《夢中的家》的片紙隻字，以及稍後幾年所寫的童話《鳶尾花》（Iris）裡初現端倪，結局則是赫塞和他太太米亞先後都接受了長程的心理分析治療。

「他知道在那冰雪覆蓋的絕壁後面，」早在一九一四年寫作《夢中的家》時，他便在裡面表達了遠眺伯恩附近的阿爾卑斯山脈的嚮往之情：「是一片美輪美奐的仙境，在上蒼恩賜的豐美純真裡，人們的日子過得悠閒而美好。完美之神在那裡栽種茂盛的鮮花，使那裡洋溢著童真的天然氣息；相反的，北方人的美卻是從企望的痛苦與困思的執著裡誕生。……他始終站在北方人這邊，贊同割捨和永不歇止的企望。」然而一直要到五年之後的一九一九年，他才得以從「冰雪覆蓋的絕壁」裡脫困出來，離開了家庭，重新以一個「穿著一條綻裂褲子的落魄文人」，展開他另一階段的新生活。「在這期間發生了世界大戰，我的自由、健康和家庭也全都完了。我學著用全新的觀點來審視整個世界，特別是藉著與時代共渡苦難，以及透過心理分析治療，我的心理狀態有了全新的調整。」他在一九二○年一月六日寫給路易．芬克（Ludwig Finckh）的信上這麼說。

這時的赫曼．赫塞已經不再奢望能夠像以前一樣過著一般國民水準的生活，擁有自己的房子和庭園。他在一棟巴洛克式大宅院「高貴的廢墟」裡分租而居，一住就是十二年。

這座大宅院坐落於盧加諾湖（Luganer See）畔的山上，四周是一片地勢陡峭的荒廢公園，小說《克林索最後的夏季》（Klingsors letzter Sommer）曾經對這座廢園做過描述。他在這裡勤習繪畫，有意成為一名畫家，同時也努力筆耕——繼小說《徬徨少年時》（Demian）讓他東山再起，成為年輕一代的知名作家之後，他在這裡又陸續完成了《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荒野之狼》（Der Steppenwolf）和《知識與愛情》（Narziss und Goldmund）等三部長篇小說，開啟了他寫作生命的第三度復甦。
直到一九三一年，五十四歲的赫塞得到蘇黎世一位富裕朋友的資助，才又建蓋了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並且和妮儂．都爾賓（Ninon Dolbin）結婚。妮儂很能勝任赫塞不可或

缺的伴侶角色，因為她明白，對他這樣的人而言，幸福的意義無非就是讓他能夠為工作而活。人生至此，赫塞才敢重新營求在蓋恩霍芬及後來在伯恩的那種耕讀生活，而新居也有足夠的地方讓他開闢農園，只不過對赫塞而言，早年的農園是追求自給自足與擺脫物質文明的生活哲學的一部分，而此時的農園則有另外一種略為不同於以往的功能。

那幾年裡，赫塞的眼疾（他在一九○一年動過一次失敗的手術。當時他因受了風寒，轉變成淚腺炎）受到關節炎合併肌腱萎縮的影響而日益嚴重，長時間演講或伏案寫作，經常導致眼球括約肌的痙攣和顏面上半部的劇烈神經痛，所以亟需一套能夠恢復眼力的作息方式。過去這段時日，以繪畫做為調劑的確對他的健康頗有幫助；然而畫畫終究還是需要眼球的緊張與視力的集中，長年下來仍是比戶外勞動更容易令人疲勞。於是，此時農園裡的活兒對他就別有一種「保健與經濟」的雙重意義了。一九五四年他在《復活節手記》（Notizblaettern um Ostern）裡回顧道：「每當眼睛和腦部裡的劇痛纏擾我的時候，我便需要換個方式，做做體力活兒。這些年來為了這個目的，我在園子裡從事農藝和燒炭的假勞動，不只讓身體活動有所變化，還能幫助冥想，發展思緒，以及專注於心神的調適。」

他在一九三○年七月獲贈的這塊土地，面積廣達一萬一千平方公尺，雄踞於蒙塔娜拉（Montagnola）村莊上方的南向山坡，可以飽覽義大利境內群山環抱的湖谷；但若想闢建為農園，這片陡峭而多岩礫的葡萄山丘卻十分不宜。不過赫塞還是竭盡心力，運用一切園圃技巧達成了他的心願。

不與流俗妥協的從容

正如赫塞的座右銘所言，「投注些許餘閒，使大自然之力為我所用。」他的這塊土地無需大幅整治，也就是說，大致保留它原有的結構，只是利用腐植質施肥，構築擋土牆，闢建梯級植床和步道以利栽種，圍起井垣……到後來居然改頭換面，好像一家正式營業的種苗園。他栽種了不少樹木，還在林地邊緣的二十幾株櫟樹下，設置了一座木球球道。他把這座農園的中央區仍舊保留為栽植葡萄的山坡，並且希望最好能將它租佃出去；後來由於乏人問津，他只好僱了一名臨時工來照顧。即便這樣將就，到了收成季節，這座園子還是採收了七百公斤的葡萄，而且往後年年都有相當數量的產能。他把栽種鮮花、草莓、蔬菜、生菜和香草的植床設在低處的梯級上，高處狹窄的地方則種植葡萄。

此時赫塞已經是一位「垂暮的老者」。他把和寫作有關的事務優先放在下午和晚上來處理，所以他的「園圃時刻」（Stunde im Garten）照例排在大清早。他在這個時段裡究竟如何從事農務，我們可以在同名的一篇敘事詩裡找到答案。這首由數百句六音步詩行（Hexametern）組成的詩篇，是一九三五年夏季七月，他為了祝賀姊姊阿德勒（Adele）的六十歲生日而花了四天寫就的。這種詩體可上溯至古典時期的希臘詩人荷馬和古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弗爾基（Vergil）等人；而在德國文學領域內，則有克洛卜斯托克（Klopstock）、所羅門．葛斯納（Salomon Gessner）和歌德（Goethe）〔見諸《赫曼與多洛提亞》（Herman und Dorothea）、《列那狐》（Reineke Fuchs）〕，此外湯瑪斯．曼（Thomas Mann）也曾在《孩提之歌》（Gesang vom Kindchen）裡運用過。

在所有詩體當中，這種六音步格律的節奏感，最適合赫塞語言的音樂性和豐富的表情，用來描寫安詳愜意的田園風情；但是當他那不合時宜的樸實田園生活和擾攘的時代精神發生扞格時，他也長於運用自己略為莊重的筆調，時時插入幽默反諷的詞章。卡爾．寇恩（Karl Korn）對這一點想必也有同感。他在某次《園圃時刻》發行新版時做了這樣的回顧：「處在當時的德國社會，你得略施巧計，才能避免盲從群眾的吶喊和行動。這時費雪（G. B. Fischer）推出了一本裝幀精美的書……名叫《園圃時刻》。它堪稱為現今文人所不屑一顧的某個文學旁支的末代作品，而其創始者是古羅馬詩人弗爾基．喬治卡（Vergil Georgica）。赫塞在這本雅致的書裡所寫的，全都是他在盧加諾湖畔山上的蒙塔娜拉農園裡所經驗的樂趣。那裡還見不到附庸風雅的高級士紳，有的只是葡萄工人、園丁、農夫……還有他戴著那頂凹陷的寬邊草帽往來其間，它就像出入於大自然的法國風景大畫家雷諾瓦的畫中和塞尚所戴的那種……然而喬治卡風格在當今是如此受到輕蔑，所以沒有任何一位作家敢在強大的社會政治壓力下，公然提倡這種逃避主義。」

可是赫塞從未與這種壓力妥協。他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二之間完成了長篇小說《玻璃珠遊戲》（Glasperlenspiel），提出自己的另類世界觀來對抗時潮。這個富有教育意義的模式，以毫不說教的科際整合方法，將政治上的極端化消弭於無形。他還打開自己家門，收留受到「政治意識型態」迫害的難民；對數以百計的移民和無數前來求助的訪客，他也都劍及履及地給與有力的支持——或提供庇護處所，或仗義輸財，或充當顧問，或實際幫他們解決困難（諸如提供擔保、鑒證、斡旋簽證等等）——這還不包括他為答覆寄自各個難民營和其他國家的求助書函而寫的數千封查詢與救濟的回信呢！以匹夫之力對抗超級強權所製造的集體災難，他的義舉稱得上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就在這樣顛沛造次的逆境裡，赫塞寄情於農圃的田園詩歌問世了。他在作品中一貫流露的那種不與流俗妥協的悠閒與從容，正是有意遏阻貽害不淺的積極主義，同時也提醒人們，在現今世界的亂象之外，大自然仍有值得信賴的秩序，「一如花朵年年如期盛開於草原，歷數千年而不曾爽約；而世界強權、朝代與國家則終將敗亡，明朝便煙消雲散。」

這種於遽變中知常守恆的認識，為我們這些汲汲營營，或耽溺於聲色犬馬，或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世人提示了一個要點，使我們敢於質疑那「按照理念創造歷史的野心。因為現今的世界既不是這樣形成的……而這種強求……終將導致流血、暴力和戰爭……因此即便在最苦悶的年代，我們仍要儘可能以平和的心靈面對世事，始終與人為善，切勿只以世風日下為念。如此將會得到福報。」

這種態度之發人深省，幾乎與但問耕耘的路得（Luther）的一句格言全然一致：「縱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今天我仍將栽下蘋果樹苗。」

謹識於美因河的法蘭克福
一九九一年八月

德國詩人、小說家（1877~1962）。在德國的卡爾夫市出生，一九一九年遷居瑞士，一九二三年入籍瑞士。他於一九四六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多以小市民生活為題材，表現對過去時代的留戀，也反映了同時期人們的一些絕望心情。赫塞的作品不以情節曲折取勝，而是以展現內心衝突撼人。他受佛洛德精神分析影響頗深，自己親受治療，爐火純青的以剖白、夢境、幻想、隱喻、象徵、意識流各種技巧來凸顯人的內心世界，令人擊節歎賞。赫塞一生勤奮，重要作品有《車輪下》、《流浪者之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