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的故事
熱納
本書記載著我到法國各中學演講的內容。
這些中學遍及法國本土及海外屬地,最遠包括馬丁尼克島。
我一直深覺有必要和中學生談一談,但卻一直無法如願。因為很不巧地,我是「巴黎理化研究院」的院長,而該研究院在法國屬於「高等學院」之一,聽來挺神氣的。假如我向中學校長提議到他們學校做一場演講,這些校長可能會找一些說詞拒絕,好像我是懷著為研究院宣傳的目的而來,這可不是好主意。
然而,彷彿是命運安排好的,諾貝爾委員會投票決定頒獎給我。結果自1991年底起,我不斷受邀到各中學演講。其中大部分是學生主動邀請我,有些則是學生會或科學社團的邀請,另一些則是積極的教師所促成。
所以,手臂下挾著一套幻燈片,我出發了。我所講述的是科學研究者的生涯:科學家都問自己什麼問題?他們工作時的生活型態?分享他們的成功失敗、他們的歧見和錯誤。談談科學的演變:這不是一條筆直的道路,遍布著迷宮及陷阱,但是也有意料之外的捷徑。我要傳達一項訊息:做研究的科學家,既非先知也不如愛因斯坦博學,倒是比較像個猶疑、體力又透支的探險家。
從到訪的第一所學校開始,我經歷了難以言喻的喜悅。儘管有些安排上的混亂,例如禮堂裡沒有足夠的擴音設備、有的幻燈機會卡機、還有比郵票大不了多少的投影幕……,但當一個人面對著遙遠城郊學校裡一兩千名興奮的青少年時,這些都變得不重要了。
我高興的是,不管什麼狀況,只要我一開始演講,會場就會立刻安靜下來,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那股力量!演講後,由學生開始提問題,接著貨真價實的辯論就上場了;無可避免地,我總是難以脫身,尤其是教師也在場的時候。所謂「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一個小問題可能引起大辯論,最後我總會發現自己置身砲火之中,面對著一兩個鐘頭不停歇的問題。
學生首先提出的問題,都是比較典型的技術性問題,如有關橡膠或接著劑的種種特性;然後問題的範圍會逐漸擴大:
.如果想從事研究,該走什麼路?
.科學研究者都是同一類型的人嗎?
.學科學的人,是不是要有很強的數學能力?
.我對法國中學教育的現況作何評價?
慢慢地,問題會開始觸及到一般常見的議題:
.為何走科學的路?
.有什麼潛在的風險?
.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世界和環境,值得嗎?
最後的問題是:
.我們的世界是什麼?
.我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宇宙中還有其他的生命型態嗎?
.有來生嗎?
面對這類問題是很可怕的挑戰,因為這種難題時常有人問起,卻又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我這麼說,似乎為哲學的領域下了定義,雖然我對哲學相當陌生。)不過,能激發聽眾提出問題,又可以一起探索真理,的確讓人快樂無比。
另外一方面,可以預測的是,這些討論也與「教育」這個主題息息相關。每回我一演講,通常會先嚴辭攻擊法國的教育體系;回應是立即的,並採取三角關係進行:學生(這場競賽中,人數最多的一方)、教師(位在邊線、跟著回應的一方)和我(盡可能將球拋回場中)。
我的造訪也常以下列的方式進行:例如,有一個班級很特別地準備了一場精彩的實驗;有的則是辦科展或是研習會。這樣使我有機會和一小群人坐在實驗室裡或是在草坪上進行演講,甚至是一邊喝點小酒。
有數不清的回憶——從傳統、大型的中學,到小型職業學校(通常令人印象最深刻)。有一回,我受邀到洛歇福一所教年輕人製造塑膠的學校演講,該校沒有夠大的禮堂,所以演講得在廠房裡進行:學生們圍聚在一起,穿著藍色實驗外套的技師也在一邊。這種氣氛讓我想起凡爾納(Jules Verne, 1829-1905,《環遊世界八十天》作者)作品中的場景。
我也不會忘記安伊爾的一所中學,它最適合演講的場地是一座劇院,這場演講是由該校熱心的校長促成。我演講時的動作一向較大,而會場擁擠的程度,使我要在舞台上遍布的人群中跨來跨去。
這類故事在各式各樣的「劇場」上演——在南錫或貝桑松的正式而迷人的大演講廳、整修過的電影院,甚至是一些有名的運動場,如奧塔斯或是馬丁尼克島上的拉門廷運動場。我也忘不了安地列斯的孩子們大膽尖銳的問題;以及在實驗室中,由十六歲學生主持的歡迎會上令人動容的獻詞。
我的行囊滿載回憶,但終究我得停下來,因為我已經超載、累壞了。在一年內,我被迫拒絕所有邀約,對一百五十多個積極、熱誠、有創造力的中學(組織),只能忍痛說不。
這是我人生中相當快樂的一頁,我不可能不去捕捉所有回憶。一股衝動讓我想寫成書,這個願望雖然有點天真,但終於實現了。材料俯拾皆是:錄音帶、照片、錄影帶(通常都是以演講者為主,我期待的互動畫面較少)。幸運地,我的朋友、也是我們理化研究院裡的老師巴竇(Jacques Badoz,本書共同作者),對於這趟旅行,尤其是學生所引發的討論,十分有興趣。他重新彙整所有素材,剔除明顯的缺失和雜亂無章的部分,將整體融合為一;他的觀點和我的非常接近,所以我們合作無間且相當愉快。到此,就像凡爾納在那本感性之旅的巨著中所做過的一樣,我必須停下來提醒讀者:有些資訊在本書中是無法找到的。
因為有時手邊的資料有限,或是囿於我個人的專擅項目,對於學生提出的問題,雖然我有心想回答,卻無法盡如人意;不過,我們都盡力維持答案的原貌。例如,當問到特定的環保問題時,我只能表達觀點,而無法仔細分析這個問題,因為那可能需要一整本書。如果有人想得到進一步的學術論點,應該去查其他的書。總之,不要期望在這本書中找到圖表、最新的數字或統計資料,這只是一本單純的「回憶錄」。
記憶本身是很脆弱的。由於大多數時候沒有錄音,我們沒有辦法完全重現每一個問題。我們必須重新描述問題,甚至重塑某些特定主題的答案,儘管聽眾並不相同。但我們希望盡可能捕捉住其間好奇的火花,及校園內洋溢的熱情。
——於法國巴黎